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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一幅反动照片
1982年那时照相机不多，我们班三十个同学只有两台，都是上海产的，普通的标准镜头。我上大学前工作四五年，一直没敢买它，买了它要经常买胶卷，经常扩印照片，都要花很多钱。学校要搞大学生摄影展了，我就买了一卷黑白胶卷，借了同学的照相机，直奔火车站对面的广场。
你猜猜看，我在广场上发现了什么，竟让我忽然兴奋？我只向那里看了一眼，就觉得一幅很棒的作品诞生了。
那是树木掩映的一条长椅，坐了七八个人正在休息。我看见九月的太阳从他们斜后方照过来，在头顶和肩部画出了明亮的轮廓，这会拍出光线生动的黑白照片。我还看见那个长椅带着合适的弧度，恰好让每个人脸部与镜头保持同一个距离，拍到胶片上同样地清晰。
让我心动的是长椅上的休息者，都是这个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过客，这一刻与下一刻的人不同，因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对于休息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他们以不同目的来到这个广场，离开后的未来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临时组合，在此时此刻，在特定环境，显出某一种世俗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和谐状态。我在拍摄之前，甚至想好了这幅作品的标题，叫作《和谐》。
剩下的事情是怎样盲拍，不惊动被摄人物，不破坏现场气氛，这有一点点难度。那臺照相机的取景器在它的后面，我要若无其事地走到他们前方五六米远，把照相机悄悄移到胸前，不看取景器拍摄，这让我担心被摄的人物跑出取景框，于是拍了三张底片。
接下来，我去了动物园，那里有很多动物当我的模特。没用多少时间，拍完了余下的九张底片。
拍摄长椅群像的底片冲洗出来，那三张盲拍的底片还都不错，构图挺准，层次挺多。我知道，是先前大量的水粉画写生经验帮助了我，抵上了必需的摄影功底和盲拍训练。可是，当照片放大到十英寸左右，仔细看一看，问题就来了。
——照片上一点儿和谐感也没有。
虽然坐在同一张长椅上，那七个人没有半点交流，谁跟谁都不说话，谁都不看谁一眼。从左边看，一老年男人低了头打瞌睡，一中年男人脱了鞋抠脚丫。从右边看，一中年男人翻看着一张报，一老年男人低了头想心事。还有三个人，两个中青年女人一个四五岁男孩：男孩坐中间，只有他抬着头向上看，一只小手指着天上。两边的女人低着头不看他，看不出谁是他的妈妈或者他的亲人。
还有，每个人之间都有个间隔，不远不近，都是一只脚的长度。照片上一点儿和谐感也没有，只有距离感、封闭感、冷漠感、无所谓感等等，凸现出来，让我吃惊。
预想的和谐主题不见了，曾经想到的标题不能用了，照片还是好照片，甚至是更好的照片，有更深刻的内涵。（如果你看过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那也不是和谐的主题，却是影响世界的名作。）
过了两天，学院主楼前面的一排橱窗里，展出了大学生们拍摄的照片。其中有我那幅长椅上的群像，经过我的一番考虑，标题改为《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我拍摄动物的一组照片也展出了，总共六张，拍水禽的那幅叫《铁饭碗该结束了》，拍马鹿的那幅叫《想起赵高指鹿为马》，拍斑犀鸟的那幅叫《嘴大不再有理了》，拍猫头鹰的那幅叫《有希望才有痛苦》，拍孔雀的那幅叫《浩劫之后失去了屏》，还有一幅叫什么标题、拍的是什么，许多年之后已无法想起，只是偶尔还会骄傲一下：一卷只有十二张底片的胶卷，硬叫我给拍出了七幅作品。
第一次摄影创作，我的成功比例足够高的啦。这算不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摄影展览是上午开始的。午饭后，我就被召唤到一间挺大的屋子，像是个会场，看见面前整齐坐着一排人士，学院副院长、宣传部长、保卫处长，系里的总支书记、主任等等，都是重要人物。
他们如果不是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挺像我那幅照片的，《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我看见其中一人，长得像那幅照片中的一个中年男子，仔细看又不像了。还有，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团体，不像照片上的人神情淡漠互不关联。在这个时候，他们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眼睛都睁得很大。
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对面，没等他们开口，已经猜出那幅长椅人物照片出了政治问题。
主持审查的人开始说话：“我们认为你的照片在政治态度上有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你的照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反对十二大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
我回答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在他的全集第八卷三百二十四页顺数第三行，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请问，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没有？”
结果呢，这次审查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不能怀疑马克思，甚至不能怀疑马克思没有说过。因为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如果是好的，就一定去掉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以及这缝隙里的冷漠、倾轧、敌对、厮杀等等。如果这句话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现在还来得及借我的口说出来。
把那幅照片的标题说成马克思的，有没有风险？
我当时也考虑到了，所以才告诉他们，那句话在哪一卷哪一页哪一行，希望他们去查找。当然，他们会查找不到，再来问我，我再说出其他的某卷某页某行，这样一直查找下去，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没等找到那句话，我已经毕业离校了，远走高飞；二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多读马克思的书，读得多了可能会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第二天，我再走到主楼前，看见那一排橱窗的摄影展览撤掉了，大概是前一天晚间悄悄撤的。这让我有些内疚，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如果没有我的作品，那次为庆祝十二大胜利结束安排的摄影展不会匆忙结束，所有同学的摄影作品不会只展了一天就都被撤掉。
还要怪我的是，我那幅作品当然可以拍摄，但把它送交国内的任何一个摄影展都不合适，送到国外展出它才是合适的，并且还可能成为一幅获奖作品。
中国摄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社会影像，惊心动魄，最为迷人，也最不可思议；但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就有一个摄影伦理的问题，这个伦理就是要求每个摄影师具有表达社会矛盾的基本良知。 虽然我参加的是1982年的摄影展，但它的背景仍然同以前一样。1949年以后的所有摄影展，都被严格纳入到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中，摄影除了用于宣传别无他途。而国家对于观看的全面掌握，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观看的剥夺。
如果把那次审查的时间换成现在，我也许会这样解释：这幅于1982年拍摄的作品有意承载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负重，并且我认为，这种承载与负重，应该作为世界摄影里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发育发展，不应该只是我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偶尔为之，然后放弃，不再参与。
我成了无党派作家
1982年那时，我把《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送交展览时，并没有想到它的风险，这是我的疏忽还是幼稚？你拍摄它，丝毫没有政治用意，却触及了政治界线，那真是危险。在你渐渐长大的那二十多年里，你见到一些政治陷阱隐藏在人们四周，比其他陷阱恐怖多了，你一旦落进去，非死即伤，困在里面，爬不上来。
后来，没有官方组织再找我审查，那幅照片的风波就算过去了。但我猜测，躲过一劫绝不是侥幸和偶然，也不仅仅由于我的解释多么有效。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预先想好了合理的解释，就可以发表让官方不喜欢的作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官方的意识形态如何维持，如何保证其强大的力量？
想來想去，我还是不能确定，在我躲过一劫的时候，此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不是起了更大的作用？
暑假还没结束，我就回到学校，旁听中文系主办的全国现代文学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还有一整天时间无事可做，应该做点什么吧，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做。一天也闲不住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校园是比较封闭的空间，与社会的交际挺少，我那时接触最多的两个人，都是与我同年生的，大龄的大学生。其中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刘凯。在那间住了十二个人的寝室，他和我的床铺紧挨着，都是上铺，哪怕他打一声呼噜，影响最大的都是我。实际上，我听他打呼噜的时候很少，而是每天睡觉之前都讨论普天下的小事和大事，一直到规定的熄灯时间。另一个是文学社的社长刘兴雨。他当《新叶》的主编，我是副社长兼副主编，一起把一份校园里的文学杂志办到在全国都有影响。而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也好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年级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只有五名党员，其中就有他们两个，都是二十四岁开始读大学，因为社会经历丰富，认识能力和做事能力很强，给了我很好的影响。
现在你可能猜到了，我在第四学年的开学前一天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写份加入组织的申请书。
第一部分，写我出生以后的事情，以及我的部分童年。
第二部分，我写了八九岁以后的事情，怎样一件接着一件，打碎了我先前的幻梦。
我去农村老家，知道了有人饿死。在城里有人沦落为政治贱民，被无情打击，坐牢或处死。接下来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残存的平静生活彻底毁了。先前需要我们尊重和服从的、带着神圣光环的一大批高层官员，都被当成丑陋不堪的政治异类，任人践踏，下场很惨。这不仅是那些人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我的认知和情感都破碎了，我曾经敬仰的领袖、曾经感恩的组织、曾经相信的人和事物，都不再神圣，甚至露出了卑劣的一面。
第三部分，写1977年到1982年这五年里的事情。
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停止了，国家回到经济建设的正轨，工厂开始安排民用品的正常生产，农村的大部分人能吃饱饭，大学在停办十多年后开始招生，崩溃的社会秩序一步步恢复。这些，让我对这个国家又有了信心，对带领国家的政治组织又有了希望。我还写到，尤其是在大学里，我看到的党员，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优秀。我如果加入这个组织，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得到为社会服务的更多机会，让国家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让人愉快。
我用的是八开白纸，写了六页或者七页，如果每页六七百字，大约写了三四千字。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语气很诚恳，还举了一些例子。
没过几天，那份写得像散文一样生动的申请书成了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觉悟的政治学习材料。
学院把它复印出来，发给每个系，再由辅导员老师读给大家听。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心里想。它不像一个申请书，它过于散文化，虽然说了这几年光亮的一面，但前些年里阴暗一面占的比重太多。我不想也不能阻止这件事，学院在宣读它的时候，有意隐去了我的名字，这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面子，不至于让我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挺像巧合。那几天有《辽宁日报》记者到我们学院，采访大学生们在某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思想动向，回去后写了篇千字左右的报道。“有一名大学生……”这篇报道写道。接下来是说我如何写了那份申请书，如何在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我那幅照片的政治风波。
一方面，由于学院向记者介绍我的情况，让省里的报纸把我当了拥护那次会议的正面典型；另一方面，学院又觉得我的照片有问题，反对那次会议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这相互矛盾的两件事，细想起来，有些像金融学上的对冲，差不多同时进行的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的交易，其结果大抵是盈亏相抵，化解了风险。
我感谢我的母校，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发展下去。
学院对我的宽容，还表现在几天以后。他们开了一次会，讨论要不要吸收我加入组织。这时，辅导员老师说，董学仁思想复杂，他要是入党我们怎么跟他对话？
说到思想的复杂，这是个中性词语，没有明显的褒义和贬义。它可以指一个人的丰富、深入和敏锐程度，也可以指一个人容易惹事、不可信任。这说的都是我，我就是那样的一个集合体，不应该进入政治组织之内。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那份申请书就成了我唯一的一份申请书，并且在此后几十年不想加入任何政治派别。因为我是真诚的人，如果成了某一政治派别的成员，就要按照它的思想来约束我的思想，还要保持单方向的信念、小角度的价值观，这在我根本做不到，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无党无派的作家。 后来我认为，对于优秀作家来说，个人意志是重要的，它与集体意志并不相容。比如写《局外人》的加缪，读大学时加入了法共。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人类的苦难减少。”但他更关心的词语，是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些方面，他与我有相近之处。后来，他反对法共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毕业不久就被开除出去了。
你不适合在组织内生存，还要加入组织，不怕给组织造成麻烦吗？
苗树渤在历史深处
九月的午后，刘兴雨、林雪和我站在学院旁边的公交车站，等待苗树渤到来。他是我的鞍山同乡，在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编文学期刊，这次是领一些作者在复州湾矿山开笔会，离大连不算远了，就增加了到大连的行程，包括看看大连的风光，也包括到我们学院来，与我们新叶文学社的同学见面。
在这之前，我回鞍山的一个寒假一个暑假，结识了一些年轻的文学朋友，但没有见到苗树渤。他生于1938年，比我大了十七岁，几乎是我的上一代诗人。年龄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内里的原因是他的孤傲，暂时没有人向我介绍他——他写的诗歌比那个钢铁城市的诗人们好多了，就存在于文学主流之外，被文学主流忽略。前些天，我们的第七期《新叶》印出来了，寄给鞍山的一本传到他手里，他就给我们写信，赞同我们在新诗潮中的观念，欣赏我们的写作风格，那份四下里洋溢的激情，显得比我们年轻多了，这让我们感动。
还有，他是从远处到来与我们见面的第一位中年诗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这样一来，在他刚走下公交车时，我们就认出了他。
那个身材不高的诗人。
那个瘦瘦的诗人。
我们与他握手，像握着柔弱的婴儿的手。
他的瞳仁里有一种微蓝的迷茫，他的皮肤白得有些透明，他的衣裳随风荡来又荡去，他走路像飘浮于大地之上。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1982年秋日。
前面说到了文学主流，也是个历史概念，与那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不容易说清楚，需要结合苗树渤的经历加以解释。
他的老家是距离鞍山几十公里的唐马寨大骆驼背村。爷爷不识字，爸爸读了三个月私塾，他小时候读了四年书，1949年因家贫失学。转眼是1956年，十八岁的他来鞍山，到炼钢厂做工。那时鞍山大致上有两批写作的人，一批是内战时期随着军队来到东北的文艺干部，走到辽宁走不动了（前方战斗也很激烈），就纷纷留了下来；另一批是知名写作者，带着热情歌颂新的革命建设的任务，从全国聚拢而来。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把写作当成歌颂革命政治的工具，这形成了鞍山的主流（全国的文学主流又何尝不如此，只是鞍山更甚）。
那时候，苗树渤的诗歌写作还没有起步，正在从中国古代的李白杜甫、外国近代的海涅拜伦以及现代的徐志摩戴望舒那里，开始他的诗歌阅读。那些诗集当时书店和图书馆里没有，要在一些旧书摊上翻来翻去，才能找到。读的时候还要偷偷摸摸，被人发现了可能被批斗，成为政治贱民。他还要再读许多年，那些优美的诗歌，才会化为他的血肉。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国度，读到这些相当优秀的诗歌，几乎是他独享的幸福。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有个中年人才读到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此前他根本不懂诗歌，却成了全国知名的诗歌评论家。
不管你信不信，事情就是这样。
苗树渤读过的那些书，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抄家带走，他也因此受尽折磨。此后，他小心又谨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把他的日记本送回乡下藏在妈妈家里，因为妈妈可以信赖，不会告发他。那样的日记，大概有几百本，抄写了许多好诗，还有他陆续写下的作品。
大学毕业后，我每年要陪着他去乡下老家几次，都见到了那位令人尊敬的老母亲。我喜欢看老人家的眼睛，她的瞳仁微蓝，但要比苗树渤的瞳仁颜色深，也更迷茫。现在想来，也可能是我先注意到老人家的微蓝色瞳仁之后，才发觉苗树渤的瞳仁也是微蓝的。据说老人家能通神灵，曾经有个乡下老汉生了重病，老人家在神灵那里为他多求了几个月的阳寿。
还有，苗树渤出生之日，恰恰是阴历七月十五。那一天在道教为“中元节”，在佛教为“盂兰盆节”，在民间为“鬼节”，整合起来，它与死亡、灾难、拯救、慈悲有关。另有风水先生说，那一天出生的孩子体弱多病，精灵精气，生性敏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这些说法用在他身上挺准确的。苗树渤生下来就软弱，三岁了还坐不起来，因为妈妈的坚持才没有把他扔掉。
许多年里的这一天，我和朋友首先想到的事情是去苗树渤家里喝酒聊天，其樂融融地喝酒聊天，唯一不涉及的话题是人的生死。那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生命，万物一样漫长。
说了这些，现在该读他的诗歌了。
他有一首《歌》，十多个字，耐读，余味长，是个杰作：
那么好的花儿飘落了
那么好的花儿
那么好
与《歌》相隔一年，他写了一首诗叫《旅行者》，视野很阔，气势不小。从前面一部分读过来，很像是他心性的独白，他诗歌的宣言，他的一幅自画像：
那些风都关闭在洪荒年代无人知的山洞里吗
如果我不是一个诗人一个猜谜者一个拯救者
一个幻想狂一个占卜者一个术士一个绿林一个剑客一个壮士一个酒徒一个赌棍一个朝三暮四者一个追日者一个疯子一个儿童一个恋人一个探索者一个冒险家一个万物的主宰者一个上帝一个主宰上帝的幽灵 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永永远远的幽灵 永永远远的风 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做人
如果我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猜谜者——而不是一个英雄一个呼风唤雨者一个创世纪者——我又是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呵 如果我不选择诗不选择荆棘之路不背上滴血的十字架不选择拨动人类心弦的诗不选择代人类说话代神言代民众言代万物言的诗——谁 谁是我的对手呢
众神之树众人之梦从我开始吧 苗树渤究其一生与文字亲近，有笔在手时有如神助，庄重崇高，洋洋洒洒。中国几千年里常有对文字特别亲近的人，中国一千年前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苗树渤生前出过的书只有一本，薄薄的不足百页，名曰《树渤诗稿》，出版于1992年。
他最好的诗歌，是在那之后写的，没有收入其中。我觉得，他最好的诗歌是整整一百首的组诗《平原十四行》
比如在其中的最后一首，他写道：
应该歇憩了你诸神之神
我的葡萄一串串的祈祷
我祈祷你你们如我一般地爱
小城小村庄的风刮进你梦里
哦远方远方你真的一无所有吗
苦难之后的悲哀也是愉快的呀
那些鱼儿鸟儿你的云裳呢
海哦海伦哦我握过你一代代的你的手了
那些天上的花枝神你的小小的手了
我梦过从未梦过的梦黑夜黑甜甜呵
星空星星一颗颗一颗颗地
河从我脚下流过从我头上飘过
走出平原我老了老了我老了吗
我平原之河流入那扩大扩大的海
从世界文学的范畴来看，苗树渤的《平原十四行》组诗也是好作品，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关注。在这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大平原之上，他是一个孤傲的守望者，热情忘我地领会其精神本质，赋予那里一种罕见的美学意义。
在他的诗作里，我们感受着人类从过去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善良和美好的愿望，我们还感受到婴儿一样纯净的目光、少年那向着天空的梦想、青年那热情洋溢的活力，感受到他略带沙哑的温柔的歌唱。
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纯粹的诗人之一，人品和诗品完完全全地融合在一起。
那些年里，他矢志不移地朝着纯洁、纯粹的诗歌方向，为此耗费了个人生命中所有的能量。我曾经用目光搜索过在中国写诗并且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暂时尚未发现有谁像苗树渤那样，以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融合高尚的世界文学精神。
有时候我恨自己没有很大的力量，像陈丹青推广木心那样，把苗树渤推广到公众面前，只能让他长久地沉寂，埋没在历史深处。
猪肉的不能承受之轻
我关心的事情，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比如想起1982年，你会想到很多历史事件，而我则想起那一年，人们有肉吃了。有了肉以后，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人们就能吃饱，不再挨饿。
学院附近有个集市，建了两年，越来越大。渔民从海里捞的鱼虾，村民自家种养的蔬菜和生肉，都运过来卖给城里居民。周末我喜欢去那里，不想买什么，只是转一转，跟摆摊的人聊天。有个戴宽边草帽的人挺爱说话，他说，今年他家里养了两头猪，买糠给它们吃，长得可快了，七八个月就杀了卖；两头猪四百多斤。你问为啥长这么快？别人家的猪，都不买糠啊，都是给吃菜叶、泔水什么的，长得就慢。
他还告诉我，今年养猪跟往年不一样了。前两年家里养一头猪，杀了二百斤肉，其中一百斤上交国家，剩下的猪肉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到集市卖。今年养猪的人多了，也有个体户养猪，养个六七头八九头，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猪肉，都可以自己吃自己卖了。
其余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一些。前十年二十年里，国家一次次取消农贸市场，不允许个人出卖农产品，那都是阶级斗争，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存亡。猪只能由集体经济来养，一概卖给国家，再运到城里的国营商店，摆在柜台上，凭票购买。一户居民一张票，只有几个节日供应猪肉，有的节日一斤，有的两斤，一年里只能吃上几次猪肉。
我知道一个同学的父母为这事离婚了，一家人分成了两家人，领了两份肉票，还在一起生活。对于一家人的健康来说，肉票特别珍贵，但那时的百姓挺要面子，为肉票离婚的不多。还有，我读中学时的韩老师，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两个是双胞胎，两三岁了。我去他家里时，看见他妻子在碗里放了几片萝卜，哄骗孩子说碗里的是肉。那时我就想，等孩子长大了，看见了真的肉，又该叫什么呢？
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容易在计划时出错。比如养猪养得不多，肉类稀缺。但这只是稀缺商品的一种，凡是涉及到民众食物的东西，差不多全部稀缺：买鱼要票，买蛋要票，白糖要票，豆腐要票，粉条要票，白菜萝卜要票，大葱大蒜要票。
我在国营商店柜台前看见一件事，此后很难忘记，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一说到猪肉就会想起来。
那是我考大学前的一个春节，国营商店里的东西好像比往年多了一点。卖猪肉的柜台附近有五六个顾客，其中一个是我，手里拿着肉票在等，等着有人把切肉案板上瘦一些的买走，就可以买到肥一些的了。那时，我愿意买到带肥膘的豬肉，炼出白花花的油来做菜。因为食油定量供应——我们城市是每人每月三两，平均起来每天只有一钱，那太少啦。
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过来，直接走到女售货员前面，声音不大跟她说了什么，售货员就拿起一小块瘦肉，一个鸡蛋那么大，扔在台秤上称了重卖给他。——我们这些等在柜台附近的人都看清楚了，那个人没有交肉票。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惊讶。那个人拿出衣袋里的酒瓶，喝一口酒，咬一口肉，再喝一口酒，再咬一口肉，没有两三分钟，那块生肉被他吃到肚子里了。
我仔细看了那个人的背影，还有他转身走开时的正面形象。他只是个普通人，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衣服不新不旧，个头不高不矮，脸上不脏不净，面部表情也看不出悲欣交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
旁边有人说他是个精神病人，售货员要他的肉票会惹上麻烦。也有人说他是聪明人，就因为他生吃猪肉，在众人面前吃，让人看着新鲜，所以每到商店卖肉那几天，他就能多吃一小块肉了。
后来我读大学，偶然和一个寝室的同学说起这件事，他们都说那一定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定是我的虚构，还说我有想象力可以当个好作家。这让我有口难辩，但我静下来想了想，确实有许多时候，我见过别人见不到的奇怪的事情。如果把我看到的都写下来，可以写成一本书，很厚，很重。
有时候我都羡慕自己，怎么能看见那么多的事物。
1982年里的某个月份，学生食堂的菜里猪肉见多，味道和营养都变好了。大约是同一时期，国营商店里的肉类也多起来，免票供应。这让我想起我七八岁时也有一次，也是春天生猪出栏的时候，国营商店突然来了许多猪肉，卖不出去，政府号召百姓们多买多吃，这叫作吃“爱国肉”。
集市上那个戴宽边草帽的人，正在大声吆喝着：快来买猪肉啊，买一斤白送你一两。
原来是政府收购的猪肉太多了，没有足够的冷库，又不能降价出售减少收入，就作了规定：不许农贸市场私人出售的猪肉降价。那个戴宽边草帽的人，其实很聪明的，想到了买一斤送一两的方法促销。
猪肉多了是好事，钱不够用是坏事。那时猪肉八毛三分钱一斤，看起来不贵，但城市里的居民每个月生活费不到十元钱，让你随便买肉也不能多买；还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要花钱，孩子还要上学和结婚，总得节省一点吧。
时间不长，一两个月，生猪集中出栏的季节就过去了，国营商店里的猪肉跟着减少，又开始定量供应。但在那以后，农村养猪个体户日渐增多，城市居民的猪肉定量跟着多了，每个月都能吃到肉。这样下去，过几年，政府就没有必要再发肉票了。
肉票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是与吃饱饭联系在一起的：吃米饭不饿，吃猪肉也不饿。古代的一个中国皇帝说得好，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呢？他问得很对，当百姓的肚子里有了油水，身体就充满了力量。有了肉以后，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人们就能吃饱，不再挨饿。
（责任编辑：李璐）
1982年那时照相机不多，我们班三十个同学只有两台，都是上海产的，普通的标准镜头。我上大学前工作四五年，一直没敢买它，买了它要经常买胶卷，经常扩印照片，都要花很多钱。学校要搞大学生摄影展了，我就买了一卷黑白胶卷，借了同学的照相机，直奔火车站对面的广场。
你猜猜看，我在广场上发现了什么，竟让我忽然兴奋？我只向那里看了一眼，就觉得一幅很棒的作品诞生了。
那是树木掩映的一条长椅，坐了七八个人正在休息。我看见九月的太阳从他们斜后方照过来，在头顶和肩部画出了明亮的轮廓，这会拍出光线生动的黑白照片。我还看见那个长椅带着合适的弧度，恰好让每个人脸部与镜头保持同一个距离，拍到胶片上同样地清晰。
让我心动的是长椅上的休息者，都是这个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过客，这一刻与下一刻的人不同，因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对于休息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他们以不同目的来到这个广场，离开后的未来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临时组合，在此时此刻，在特定环境，显出某一种世俗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和谐状态。我在拍摄之前，甚至想好了这幅作品的标题，叫作《和谐》。
剩下的事情是怎样盲拍，不惊动被摄人物，不破坏现场气氛，这有一点点难度。那臺照相机的取景器在它的后面，我要若无其事地走到他们前方五六米远，把照相机悄悄移到胸前，不看取景器拍摄，这让我担心被摄的人物跑出取景框，于是拍了三张底片。
接下来，我去了动物园，那里有很多动物当我的模特。没用多少时间，拍完了余下的九张底片。
拍摄长椅群像的底片冲洗出来，那三张盲拍的底片还都不错，构图挺准，层次挺多。我知道，是先前大量的水粉画写生经验帮助了我，抵上了必需的摄影功底和盲拍训练。可是，当照片放大到十英寸左右，仔细看一看，问题就来了。
——照片上一点儿和谐感也没有。
虽然坐在同一张长椅上，那七个人没有半点交流，谁跟谁都不说话，谁都不看谁一眼。从左边看，一老年男人低了头打瞌睡，一中年男人脱了鞋抠脚丫。从右边看，一中年男人翻看着一张报，一老年男人低了头想心事。还有三个人，两个中青年女人一个四五岁男孩：男孩坐中间，只有他抬着头向上看，一只小手指着天上。两边的女人低着头不看他，看不出谁是他的妈妈或者他的亲人。
还有，每个人之间都有个间隔，不远不近，都是一只脚的长度。照片上一点儿和谐感也没有，只有距离感、封闭感、冷漠感、无所谓感等等，凸现出来，让我吃惊。
预想的和谐主题不见了，曾经想到的标题不能用了，照片还是好照片，甚至是更好的照片，有更深刻的内涵。（如果你看过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那也不是和谐的主题，却是影响世界的名作。）
过了两天，学院主楼前面的一排橱窗里，展出了大学生们拍摄的照片。其中有我那幅长椅上的群像，经过我的一番考虑，标题改为《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我拍摄动物的一组照片也展出了，总共六张，拍水禽的那幅叫《铁饭碗该结束了》，拍马鹿的那幅叫《想起赵高指鹿为马》，拍斑犀鸟的那幅叫《嘴大不再有理了》，拍猫头鹰的那幅叫《有希望才有痛苦》，拍孔雀的那幅叫《浩劫之后失去了屏》，还有一幅叫什么标题、拍的是什么，许多年之后已无法想起，只是偶尔还会骄傲一下：一卷只有十二张底片的胶卷，硬叫我给拍出了七幅作品。
第一次摄影创作，我的成功比例足够高的啦。这算不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摄影展览是上午开始的。午饭后，我就被召唤到一间挺大的屋子，像是个会场，看见面前整齐坐着一排人士，学院副院长、宣传部长、保卫处长，系里的总支书记、主任等等，都是重要人物。
他们如果不是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挺像我那幅照片的，《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我看见其中一人，长得像那幅照片中的一个中年男子，仔细看又不像了。还有，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团体，不像照片上的人神情淡漠互不关联。在这个时候，他们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眼睛都睁得很大。
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对面，没等他们开口，已经猜出那幅长椅人物照片出了政治问题。
主持审查的人开始说话：“我们认为你的照片在政治态度上有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你的照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反对十二大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
我回答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在他的全集第八卷三百二十四页顺数第三行，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请问，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没有？”
结果呢，这次审查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不能怀疑马克思，甚至不能怀疑马克思没有说过。因为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如果是好的，就一定去掉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以及这缝隙里的冷漠、倾轧、敌对、厮杀等等。如果这句话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现在还来得及借我的口说出来。
把那幅照片的标题说成马克思的，有没有风险？
我当时也考虑到了，所以才告诉他们，那句话在哪一卷哪一页哪一行，希望他们去查找。当然，他们会查找不到，再来问我，我再说出其他的某卷某页某行，这样一直查找下去，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没等找到那句话，我已经毕业离校了，远走高飞；二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多读马克思的书，读得多了可能会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第二天，我再走到主楼前，看见那一排橱窗的摄影展览撤掉了，大概是前一天晚间悄悄撤的。这让我有些内疚，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如果没有我的作品，那次为庆祝十二大胜利结束安排的摄影展不会匆忙结束，所有同学的摄影作品不会只展了一天就都被撤掉。
还要怪我的是，我那幅作品当然可以拍摄，但把它送交国内的任何一个摄影展都不合适，送到国外展出它才是合适的，并且还可能成为一幅获奖作品。
中国摄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社会影像，惊心动魄，最为迷人，也最不可思议；但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就有一个摄影伦理的问题，这个伦理就是要求每个摄影师具有表达社会矛盾的基本良知。 虽然我参加的是1982年的摄影展，但它的背景仍然同以前一样。1949年以后的所有摄影展，都被严格纳入到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中，摄影除了用于宣传别无他途。而国家对于观看的全面掌握，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观看的剥夺。
如果把那次审查的时间换成现在，我也许会这样解释：这幅于1982年拍摄的作品有意承载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负重，并且我认为，这种承载与负重，应该作为世界摄影里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发育发展，不应该只是我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偶尔为之，然后放弃，不再参与。
我成了无党派作家
1982年那时，我把《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送交展览时，并没有想到它的风险，这是我的疏忽还是幼稚？你拍摄它，丝毫没有政治用意，却触及了政治界线，那真是危险。在你渐渐长大的那二十多年里，你见到一些政治陷阱隐藏在人们四周，比其他陷阱恐怖多了，你一旦落进去，非死即伤，困在里面，爬不上来。
后来，没有官方组织再找我审查，那幅照片的风波就算过去了。但我猜测，躲过一劫绝不是侥幸和偶然，也不仅仅由于我的解释多么有效。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预先想好了合理的解释，就可以发表让官方不喜欢的作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官方的意识形态如何维持，如何保证其强大的力量？
想來想去，我还是不能确定，在我躲过一劫的时候，此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不是起了更大的作用？
暑假还没结束，我就回到学校，旁听中文系主办的全国现代文学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还有一整天时间无事可做，应该做点什么吧，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做。一天也闲不住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校园是比较封闭的空间，与社会的交际挺少，我那时接触最多的两个人，都是与我同年生的，大龄的大学生。其中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刘凯。在那间住了十二个人的寝室，他和我的床铺紧挨着，都是上铺，哪怕他打一声呼噜，影响最大的都是我。实际上，我听他打呼噜的时候很少，而是每天睡觉之前都讨论普天下的小事和大事，一直到规定的熄灯时间。另一个是文学社的社长刘兴雨。他当《新叶》的主编，我是副社长兼副主编，一起把一份校园里的文学杂志办到在全国都有影响。而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也好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年级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只有五名党员，其中就有他们两个，都是二十四岁开始读大学，因为社会经历丰富，认识能力和做事能力很强，给了我很好的影响。
现在你可能猜到了，我在第四学年的开学前一天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写份加入组织的申请书。
第一部分，写我出生以后的事情，以及我的部分童年。
第二部分，我写了八九岁以后的事情，怎样一件接着一件，打碎了我先前的幻梦。
我去农村老家，知道了有人饿死。在城里有人沦落为政治贱民，被无情打击，坐牢或处死。接下来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残存的平静生活彻底毁了。先前需要我们尊重和服从的、带着神圣光环的一大批高层官员，都被当成丑陋不堪的政治异类，任人践踏，下场很惨。这不仅是那些人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我的认知和情感都破碎了，我曾经敬仰的领袖、曾经感恩的组织、曾经相信的人和事物，都不再神圣，甚至露出了卑劣的一面。
第三部分，写1977年到1982年这五年里的事情。
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停止了，国家回到经济建设的正轨，工厂开始安排民用品的正常生产，农村的大部分人能吃饱饭，大学在停办十多年后开始招生，崩溃的社会秩序一步步恢复。这些，让我对这个国家又有了信心，对带领国家的政治组织又有了希望。我还写到，尤其是在大学里，我看到的党员，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优秀。我如果加入这个组织，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得到为社会服务的更多机会，让国家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让人愉快。
我用的是八开白纸，写了六页或者七页，如果每页六七百字，大约写了三四千字。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语气很诚恳，还举了一些例子。
没过几天，那份写得像散文一样生动的申请书成了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觉悟的政治学习材料。
学院把它复印出来，发给每个系，再由辅导员老师读给大家听。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心里想。它不像一个申请书，它过于散文化，虽然说了这几年光亮的一面，但前些年里阴暗一面占的比重太多。我不想也不能阻止这件事，学院在宣读它的时候，有意隐去了我的名字，这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面子，不至于让我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挺像巧合。那几天有《辽宁日报》记者到我们学院，采访大学生们在某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思想动向，回去后写了篇千字左右的报道。“有一名大学生……”这篇报道写道。接下来是说我如何写了那份申请书，如何在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我那幅照片的政治风波。
一方面，由于学院向记者介绍我的情况，让省里的报纸把我当了拥护那次会议的正面典型；另一方面，学院又觉得我的照片有问题，反对那次会议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这相互矛盾的两件事，细想起来，有些像金融学上的对冲，差不多同时进行的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的交易，其结果大抵是盈亏相抵，化解了风险。
我感谢我的母校，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发展下去。
学院对我的宽容，还表现在几天以后。他们开了一次会，讨论要不要吸收我加入组织。这时，辅导员老师说，董学仁思想复杂，他要是入党我们怎么跟他对话？
说到思想的复杂，这是个中性词语，没有明显的褒义和贬义。它可以指一个人的丰富、深入和敏锐程度，也可以指一个人容易惹事、不可信任。这说的都是我，我就是那样的一个集合体，不应该进入政治组织之内。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那份申请书就成了我唯一的一份申请书，并且在此后几十年不想加入任何政治派别。因为我是真诚的人，如果成了某一政治派别的成员，就要按照它的思想来约束我的思想，还要保持单方向的信念、小角度的价值观，这在我根本做不到，于是，我只能成为一个无党无派的作家。 后来我认为，对于优秀作家来说，个人意志是重要的，它与集体意志并不相容。比如写《局外人》的加缪，读大学时加入了法共。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人类的苦难减少。”但他更关心的词语，是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些方面，他与我有相近之处。后来，他反对法共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毕业不久就被开除出去了。
你不适合在组织内生存，还要加入组织，不怕给组织造成麻烦吗？
苗树渤在历史深处
九月的午后，刘兴雨、林雪和我站在学院旁边的公交车站，等待苗树渤到来。他是我的鞍山同乡，在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编文学期刊，这次是领一些作者在复州湾矿山开笔会，离大连不算远了，就增加了到大连的行程，包括看看大连的风光，也包括到我们学院来，与我们新叶文学社的同学见面。
在这之前，我回鞍山的一个寒假一个暑假，结识了一些年轻的文学朋友，但没有见到苗树渤。他生于1938年，比我大了十七岁，几乎是我的上一代诗人。年龄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内里的原因是他的孤傲，暂时没有人向我介绍他——他写的诗歌比那个钢铁城市的诗人们好多了，就存在于文学主流之外，被文学主流忽略。前些天，我们的第七期《新叶》印出来了，寄给鞍山的一本传到他手里，他就给我们写信，赞同我们在新诗潮中的观念，欣赏我们的写作风格，那份四下里洋溢的激情，显得比我们年轻多了，这让我们感动。
还有，他是从远处到来与我们见面的第一位中年诗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这样一来，在他刚走下公交车时，我们就认出了他。
那个身材不高的诗人。
那个瘦瘦的诗人。
我们与他握手，像握着柔弱的婴儿的手。
他的瞳仁里有一种微蓝的迷茫，他的皮肤白得有些透明，他的衣裳随风荡来又荡去，他走路像飘浮于大地之上。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1982年秋日。
前面说到了文学主流，也是个历史概念，与那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不容易说清楚，需要结合苗树渤的经历加以解释。
他的老家是距离鞍山几十公里的唐马寨大骆驼背村。爷爷不识字，爸爸读了三个月私塾，他小时候读了四年书，1949年因家贫失学。转眼是1956年，十八岁的他来鞍山，到炼钢厂做工。那时鞍山大致上有两批写作的人，一批是内战时期随着军队来到东北的文艺干部，走到辽宁走不动了（前方战斗也很激烈），就纷纷留了下来；另一批是知名写作者，带着热情歌颂新的革命建设的任务，从全国聚拢而来。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把写作当成歌颂革命政治的工具，这形成了鞍山的主流（全国的文学主流又何尝不如此，只是鞍山更甚）。
那时候，苗树渤的诗歌写作还没有起步，正在从中国古代的李白杜甫、外国近代的海涅拜伦以及现代的徐志摩戴望舒那里，开始他的诗歌阅读。那些诗集当时书店和图书馆里没有，要在一些旧书摊上翻来翻去，才能找到。读的时候还要偷偷摸摸，被人发现了可能被批斗，成为政治贱民。他还要再读许多年，那些优美的诗歌，才会化为他的血肉。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国度，读到这些相当优秀的诗歌，几乎是他独享的幸福。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有个中年人才读到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此前他根本不懂诗歌，却成了全国知名的诗歌评论家。
不管你信不信，事情就是这样。
苗树渤读过的那些书，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抄家带走，他也因此受尽折磨。此后，他小心又谨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把他的日记本送回乡下藏在妈妈家里，因为妈妈可以信赖，不会告发他。那样的日记，大概有几百本，抄写了许多好诗，还有他陆续写下的作品。
大学毕业后，我每年要陪着他去乡下老家几次，都见到了那位令人尊敬的老母亲。我喜欢看老人家的眼睛，她的瞳仁微蓝，但要比苗树渤的瞳仁颜色深，也更迷茫。现在想来，也可能是我先注意到老人家的微蓝色瞳仁之后，才发觉苗树渤的瞳仁也是微蓝的。据说老人家能通神灵，曾经有个乡下老汉生了重病，老人家在神灵那里为他多求了几个月的阳寿。
还有，苗树渤出生之日，恰恰是阴历七月十五。那一天在道教为“中元节”，在佛教为“盂兰盆节”，在民间为“鬼节”，整合起来，它与死亡、灾难、拯救、慈悲有关。另有风水先生说，那一天出生的孩子体弱多病，精灵精气，生性敏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这些说法用在他身上挺准确的。苗树渤生下来就软弱，三岁了还坐不起来，因为妈妈的坚持才没有把他扔掉。
许多年里的这一天，我和朋友首先想到的事情是去苗树渤家里喝酒聊天，其樂融融地喝酒聊天，唯一不涉及的话题是人的生死。那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生命，万物一样漫长。
说了这些，现在该读他的诗歌了。
他有一首《歌》，十多个字，耐读，余味长，是个杰作：
那么好的花儿飘落了
那么好的花儿
那么好
与《歌》相隔一年，他写了一首诗叫《旅行者》，视野很阔，气势不小。从前面一部分读过来，很像是他心性的独白，他诗歌的宣言，他的一幅自画像：
那些风都关闭在洪荒年代无人知的山洞里吗
如果我不是一个诗人一个猜谜者一个拯救者
一个幻想狂一个占卜者一个术士一个绿林一个剑客一个壮士一个酒徒一个赌棍一个朝三暮四者一个追日者一个疯子一个儿童一个恋人一个探索者一个冒险家一个万物的主宰者一个上帝一个主宰上帝的幽灵 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永永远远的幽灵 永永远远的风 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做人
如果我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猜谜者——而不是一个英雄一个呼风唤雨者一个创世纪者——我又是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呵 如果我不选择诗不选择荆棘之路不背上滴血的十字架不选择拨动人类心弦的诗不选择代人类说话代神言代民众言代万物言的诗——谁 谁是我的对手呢
众神之树众人之梦从我开始吧 苗树渤究其一生与文字亲近，有笔在手时有如神助，庄重崇高，洋洋洒洒。中国几千年里常有对文字特别亲近的人，中国一千年前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苗树渤生前出过的书只有一本，薄薄的不足百页，名曰《树渤诗稿》，出版于1992年。
他最好的诗歌，是在那之后写的，没有收入其中。我觉得，他最好的诗歌是整整一百首的组诗《平原十四行》
比如在其中的最后一首，他写道：
应该歇憩了你诸神之神
我的葡萄一串串的祈祷
我祈祷你你们如我一般地爱
小城小村庄的风刮进你梦里
哦远方远方你真的一无所有吗
苦难之后的悲哀也是愉快的呀
那些鱼儿鸟儿你的云裳呢
海哦海伦哦我握过你一代代的你的手了
那些天上的花枝神你的小小的手了
我梦过从未梦过的梦黑夜黑甜甜呵
星空星星一颗颗一颗颗地
河从我脚下流过从我头上飘过
走出平原我老了老了我老了吗
我平原之河流入那扩大扩大的海
从世界文学的范畴来看，苗树渤的《平原十四行》组诗也是好作品，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关注。在这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大平原之上，他是一个孤傲的守望者，热情忘我地领会其精神本质，赋予那里一种罕见的美学意义。
在他的诗作里，我们感受着人类从过去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善良和美好的愿望，我们还感受到婴儿一样纯净的目光、少年那向着天空的梦想、青年那热情洋溢的活力，感受到他略带沙哑的温柔的歌唱。
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纯粹的诗人之一，人品和诗品完完全全地融合在一起。
那些年里，他矢志不移地朝着纯洁、纯粹的诗歌方向，为此耗费了个人生命中所有的能量。我曾经用目光搜索过在中国写诗并且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暂时尚未发现有谁像苗树渤那样，以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融合高尚的世界文学精神。
有时候我恨自己没有很大的力量，像陈丹青推广木心那样，把苗树渤推广到公众面前，只能让他长久地沉寂，埋没在历史深处。
猪肉的不能承受之轻
我关心的事情，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比如想起1982年，你会想到很多历史事件，而我则想起那一年，人们有肉吃了。有了肉以后，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人们就能吃饱，不再挨饿。
学院附近有个集市，建了两年，越来越大。渔民从海里捞的鱼虾，村民自家种养的蔬菜和生肉，都运过来卖给城里居民。周末我喜欢去那里，不想买什么，只是转一转，跟摆摊的人聊天。有个戴宽边草帽的人挺爱说话，他说，今年他家里养了两头猪，买糠给它们吃，长得可快了，七八个月就杀了卖；两头猪四百多斤。你问为啥长这么快？别人家的猪，都不买糠啊，都是给吃菜叶、泔水什么的，长得就慢。
他还告诉我，今年养猪跟往年不一样了。前两年家里养一头猪，杀了二百斤肉，其中一百斤上交国家，剩下的猪肉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到集市卖。今年养猪的人多了，也有个体户养猪，养个六七头八九头，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猪肉，都可以自己吃自己卖了。
其余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一些。前十年二十年里，国家一次次取消农贸市场，不允许个人出卖农产品，那都是阶级斗争，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存亡。猪只能由集体经济来养，一概卖给国家，再运到城里的国营商店，摆在柜台上，凭票购买。一户居民一张票，只有几个节日供应猪肉，有的节日一斤，有的两斤，一年里只能吃上几次猪肉。
我知道一个同学的父母为这事离婚了，一家人分成了两家人，领了两份肉票，还在一起生活。对于一家人的健康来说，肉票特别珍贵，但那时的百姓挺要面子，为肉票离婚的不多。还有，我读中学时的韩老师，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两个是双胞胎，两三岁了。我去他家里时，看见他妻子在碗里放了几片萝卜，哄骗孩子说碗里的是肉。那时我就想，等孩子长大了，看见了真的肉，又该叫什么呢？
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容易在计划时出错。比如养猪养得不多，肉类稀缺。但这只是稀缺商品的一种，凡是涉及到民众食物的东西，差不多全部稀缺：买鱼要票，买蛋要票，白糖要票，豆腐要票，粉条要票，白菜萝卜要票，大葱大蒜要票。
我在国营商店柜台前看见一件事，此后很难忘记，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一说到猪肉就会想起来。
那是我考大学前的一个春节，国营商店里的东西好像比往年多了一点。卖猪肉的柜台附近有五六个顾客，其中一个是我，手里拿着肉票在等，等着有人把切肉案板上瘦一些的买走，就可以买到肥一些的了。那时，我愿意买到带肥膘的豬肉，炼出白花花的油来做菜。因为食油定量供应——我们城市是每人每月三两，平均起来每天只有一钱，那太少啦。
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过来，直接走到女售货员前面，声音不大跟她说了什么，售货员就拿起一小块瘦肉，一个鸡蛋那么大，扔在台秤上称了重卖给他。——我们这些等在柜台附近的人都看清楚了，那个人没有交肉票。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惊讶。那个人拿出衣袋里的酒瓶，喝一口酒，咬一口肉，再喝一口酒，再咬一口肉，没有两三分钟，那块生肉被他吃到肚子里了。
我仔细看了那个人的背影，还有他转身走开时的正面形象。他只是个普通人，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衣服不新不旧，个头不高不矮，脸上不脏不净，面部表情也看不出悲欣交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
旁边有人说他是个精神病人，售货员要他的肉票会惹上麻烦。也有人说他是聪明人，就因为他生吃猪肉，在众人面前吃，让人看着新鲜，所以每到商店卖肉那几天，他就能多吃一小块肉了。
后来我读大学，偶然和一个寝室的同学说起这件事，他们都说那一定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定是我的虚构，还说我有想象力可以当个好作家。这让我有口难辩，但我静下来想了想，确实有许多时候，我见过别人见不到的奇怪的事情。如果把我看到的都写下来，可以写成一本书，很厚，很重。
有时候我都羡慕自己，怎么能看见那么多的事物。
1982年里的某个月份，学生食堂的菜里猪肉见多，味道和营养都变好了。大约是同一时期，国营商店里的肉类也多起来，免票供应。这让我想起我七八岁时也有一次，也是春天生猪出栏的时候，国营商店突然来了许多猪肉，卖不出去，政府号召百姓们多买多吃，这叫作吃“爱国肉”。
集市上那个戴宽边草帽的人，正在大声吆喝着：快来买猪肉啊，买一斤白送你一两。
原来是政府收购的猪肉太多了，没有足够的冷库，又不能降价出售减少收入，就作了规定：不许农贸市场私人出售的猪肉降价。那个戴宽边草帽的人，其实很聪明的，想到了买一斤送一两的方法促销。
猪肉多了是好事，钱不够用是坏事。那时猪肉八毛三分钱一斤，看起来不贵，但城市里的居民每个月生活费不到十元钱，让你随便买肉也不能多买；还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要花钱，孩子还要上学和结婚，总得节省一点吧。
时间不长，一两个月，生猪集中出栏的季节就过去了，国营商店里的猪肉跟着减少，又开始定量供应。但在那以后，农村养猪个体户日渐增多，城市居民的猪肉定量跟着多了，每个月都能吃到肉。这样下去，过几年，政府就没有必要再发肉票了。
肉票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是与吃饱饭联系在一起的：吃米饭不饿，吃猪肉也不饿。古代的一个中国皇帝说得好，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呢？他问得很对，当百姓的肚子里有了油水，身体就充满了力量。有了肉以后，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人们就能吃饱，不再挨饿。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