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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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从“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的战略全局出发,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生动实践。他加强纪律教育,视严明的纪律为“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认为“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重视建章立制,制定“大别山版本”的群众纪律,强调“一切行动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强化纪律执行,要求“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它作为争取群众的关键一环来抓。邓小平对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根基;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根基;必须强化纪律执行,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效力根基。
  〔关键词〕 邓小平;大别山斗争;党的纪律建设;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别山精神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2—003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实践研究”(18BDJ028);信阳师范学院廉政专题研究项目“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研究”(2019—XLZ—024)
  〔作者〕 刘征,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大别山廉政文化研究与教育中心研究员,河南信阳464000
  1947~1948年大别山斗争时期,作为中原局书记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俗称“刘邓大军”)政委的邓小平尤为重视党的群众纪律建设。他在大别山区“讲得最多的、也是最为担忧的问题是群众纪律问题”,强调“在新区工作,尤其应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同时,他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生动实践。
  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或只是在相关研究中部分提及,或只是作故事性讲述,仅唐锡康、唐金培的《刘邓大军重建鄂豫皖解放区时期的正风肃纪》一文对刘邓大军的纪律建设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但未点明或突出群众纪律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大别山斗争时期刘邓大军纪律建设的实质和要害是加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集中表现为邓小平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有益借鉴,而因关注点不同留下的空白点则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较大空间。分析该时期邓小平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弥补相关学术研究不足的同时,可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加强纪律教育:严守纪律“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是党和军队的生命,加强纪律性既是党和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应对困难挑战、实现革命任务的内在和必然要求。邓小平向来重视军队纪律,在艰苦卓绝的大别山斗争时期更重视加强军队的纪律性,强调严明的纪律对确保实现党的战略任务的重要性。他深知“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要站住脚,就要搞好军民关系,充分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为此必须严明军队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因此,“树立良好的作风和风气,坚决而切实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在敌人战略要害地区立足生根取得胜利的根本大事”。基于此,在“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部队进入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以中原局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首份指示,把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军民联合斗争作为实现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明确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纪作为树立我军良好影响和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部队在大别山展开工作后,他进一步强调:“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群众纪律重要性的思想,并加强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
  (一)群众纪律关乎民心向背、革命成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党和军队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邓小平认为纪律“是我们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群众纪律首先关系着民心向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决定着革命成败,因此,邓小平从民心向背、革命成败的高度反复强调群众纪律问题。早在挺进大别山前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就尖锐地指出,如果群众纪律“不执行起来,纪律可有可无,那么就要搞到连打仗也不行的地步了。一定要警惕到,群众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如果国民党军队纪律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可以跟国民党走呢?”挺进大别山后,他继续强调并经常告诫部队:“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只要我军与工作者照顾群众利益,守纪律,群众一定坚决拥护我,共同对敌”。反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部队纪律坏,……群众就非跑不可,甚至拿枪来反对我们。”大别山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更需要部队严守党的群众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实现在大别山立足的坚强后盾。严明的群众纪律是争取民心、获得人民支持和实现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群众纪律关乎党和军队形象、党群和军民关系
  纪律是部队精神面貌最直观的反映。群众纪律在关乎群众利益的同时,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形象,进而影响党群和军民关系。邓小平把严明群众纪律提升至树立我党、我军良好形象,处理好党群和军民关系的高度来看待。涉及部队纪律、維护群众利益的《粮草通知》下发各部队执行时,他强调:“这不是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我军声誉的大问题。”针对部队出现向群众强征强购问题,他严肃指出:“这种不讲政策、违犯纪律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声誉,破坏了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此,他认为“对取自群众的事,右一点比‘左’好”。对遵守群众纪律问题,他谆谆告诫各级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干部:“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象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处处注意自己的行动。”他举例说:“大别山有个地区,二十多年来反对我们,反攻后,我们第一次去,老百姓跑了,但我军纪律很好,东西一概没动,打扫了清洁。第二次我们去,老百姓就不跑了,他们说,知道你们这样好,我们还跑干什么?”严明的群众纪律是党和军队良好形象无声的、最好的诠释,是改善党群和军民关系的重要前提。   (三)群众纪律关乎党的路线、政策
  军队执行纪律,主要就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核心是处理好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制定并一直为人民军队严守的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保持我军纪律的严明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准备向大别山跃进时,邓小平就提前告诫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把遵守纪律与遵守党的政策置于同等地位。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多次从党的路线、政策等高度,向广大指战员阐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严肃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看成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事”。为此,他主张把强制性的纪律变成广大指战员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他认为,军人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和必须做到的。他特别指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算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这就从党的路线、政策高度明确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于人民军队的重要性。
  (四)群众纪律关乎党的战略任务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邓小平从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等角度出发,把严明群众纪律提升至实现我军“在大别山站住脚”的战略任务的高度,反复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时刻重视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在小姜湾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在王大湾会议上,他着重指出,“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问题”,而解决纪律松懈等问题则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在处理某军人违纪问题上,他严肃指出:“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针对大别山斗争初期部队纪律松弛问题,他反思说:“假如纪律好,作风好,……群众就会靠近我们,大别山的情况就会更好,就不仅能站住脚,而且一定能更多地消灭敌人。”这就全面总结并进一步阐明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对我军实现战略任务的重要性。
  总之,邓小平关于群众纪律重要性全面而深刻的讲话和阐述,尤其是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纪律教育工作,给部队敲响了警钟,注入了清醒剂,使各级指战员对纪律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有了全新而明确的认识。“小平同志的话,如千斤重锤一下下敲击着干部战士的心。大家牢记邓政委的指示,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自觉执行群众纪律。”这对部队迅速恢复固有的精神面貌,统一和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认识、增强纪律观念、鼓舞革命斗志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实现“在大别山站住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思想保障。
  二、把纪律挺在前面:建立严厉的纪律约束和惩戒机制
  刘邓大军初进大别山的一段时期里,遇到许多在老解放区难以料想的严重困难,导致部队出现一定程度的违纪问题。由于敌情严重,环境艰苦,远离后方,缺乏后勤保障,全军缺吃少穿,长途奔袭,极度疲惫,遭遇行路难、宿营难,行军作战时找不到向导,伤员无法就地安置,觅粮、抬担架全靠自己,再加上水土不服和疾病困扰等问题,致使一些官兵产生急躁怕苦、思乡怀旧和对现实不满等情绪并日渐滋长。严酷现实引发部队革命斗志衰退、宗旨意识淡化和纪律观念淡薄,造成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邓小平向中央汇报指出,1947年9月的“最初二十天最紊乱,……‘左’倾思想严重,纪律坏”。他痛感部队出现这种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倾向性问题,直接危害着军民关系和军事斗争,若任其蔓延,终将失去群众,使我军难以在大别山立足。在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基础上,为扭转不利局面,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原局采取“发出指示,并召开干部会议,辅以首长负责人晤谈方法”等对策加以纠正。邓小平对“群众纪律抓得很紧,专门向部队发了许多通报、指示、文件”。他还经常同中高级干部谈话,要求他们“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维护和遵守群众纪律”。他以召开整顿纪律为主题的干部会议为契机,严明纪律,整肃军纪,并制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和严厉的惩戒措施,同时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强调“一切行动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消除侵犯群众利益的苗头,保持人民军队本色。
  (一)召开专项会议,整肃部队纪律
  1947年9月进人大别山初期,邓小平放下其他工作,在一个月内连续召开多次整肃纪律的干部会议,着力解决部队纪律问题。9月2日,他在经扶县(今河南新县)宋家畈小姜湾村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中心议题是“严明部队纪律,加强对广大指战员作风纪律的教育和整顿,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形势”。会议向全军发出整顿纪律的紧急命令,规定和宣布了“三不准、三枪毙”的纪律要求。会后,部队迅速、全面开展了整顿纪律的工作。9月27日至29日,邓小平在光山县砖桥街文氏祠主持召开各纵队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进一步解决整饬部队纪律等重大问题。会议深刻剖析了当前部队在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部队必须把解决纪律松弛问题“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强调树立纪律观念、严守纪律对实现中央战略意图的重要性,号召部队要增强信心和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并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后,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对纪律松弛等问题展开了批评和斗争。小姜湾会议和王大湾会议作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召开的仅有的两次全军干部会议,都以解决部队纪律问题为主旨,体现了邓小平对部队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会议对整肃部队纪律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二)规定“三不准、三枪毙”等纪律措施,严禁部队侵犯群众利益
  针对进入大别山初期不少指战员乱放枪、乱拿群众物品和乱没收中小工商业者店铺等不良行为造成群众恐惧、侵犯群众利益等严重问题,为严肃军纪、维护群众利益,邓小平与张际春一起研究、制定出“三不准、三枪毙"的纪律措施。在纪律约束方面,邓小平要求全军首先要做到“三不准”,即“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严令各级指战员无条件执行。在纪律惩戒方面,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他进而为所有进入大别山的部隊规定了极为严厉的“三枪毙”,即“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电令各纵队立即传达到基层。他还要求部队在执行群众纪律时,要根据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补充和完善纪律规定。在其严厉要求下,各纵队都高度重视纪律和教育养成,并结合各自情况规定了更为具体、严格的群众纪律。例如:六纵十六旅严厉要求部队:“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二纵六旅党委就加强部队的群众纪律作出“五不准”的纪律要求,即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并成立各级纪律检查组进行常规检查,“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这些具体规定和严格要求使部队的群众纪律内容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从而更具针对性,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   (三)修改和调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探索制定与大别山实际和人民利益相适应的军纪
  在规定“三不准、三枪毙”等纪律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大别山斗争部队纪律面临的普遍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征求意见的通知,邓小平等适时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调整。基于三大纪律的基本思想不变、八项注意应在内容上有所归并和增加的考量,在三大纪律方面,邓小平将之前规定的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改为“一针一线”,这样的字词变动更体现出他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在八项注意方面,他认为原来内容已不够,故而在具体条文上进行了较多变动,例如:针对北方籍战士发生群众痛恨的抛撒稻草等问题,增加了“捆稻草”的条款;针对不少指战员因不熟悉大别山区环境而放枪恫吓群众做向导,增加了“不拉佚,不乱打枪”的条款,并强调“这两条在目前甚重要”;等等。可看出,新增加和调整的内容注重从实际出发,重视解决具体和细节问题,以照顾群众多方面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把“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纳入部队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三项具体任务中。邓小平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宗旨,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细致修改和调整,使之更符合革命斗争实际,为严明的群众纪律在大别山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前提。我们前,一切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给群众留下良好印象。对此,他指出,“部队比较艰苦朴素,纪律好,尚能受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艰苦朴素和纪律严明相互促进,对部队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面对物质极为匮乏的状况,他和刘伯承多次要求部队“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并将其提升至对党和人民“造福万代”的高度来对待。为此,刘邓首长带领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扬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没有粮食和油盐,他们就拔野草充饥;没有军鞋,就组织战士们打草鞋;没有染料,就用稻草灰和锅底灰替代;等等。特别是部队因远离后方,冬装没有着落,严重影响部队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严峻考验,为了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全军自己动手制作棉衣。在首长的亲手带动下,全体指战员动脑筋想办法,“扛枪的双手又拿起细小的针线”,迅速掀起了一场自制棉衣的运动,从而解决了“比打胜一个大战役的意义还要大的问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在大别山发扬光大,为部队在艰苦环境中保持良好的群众纪律创造了必要条件。
  总之,邓小平把纪律挺在前面,将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刘邓大军的“三不准、三枪毙”等纪律措施相融合,并与倡导艰苦奋斗等作风相结合,构建了接地气的“大别山版本”的系列严格群众纪律,为部队确立了新的斗争形势下的行动准则和行为规范。一系列严格群众纪律的规定和要求,使部队在严酷环境下,很快扭转了纪律松弛和作风松散等问题,大大减少了军队扰民现象,部队纪律整体好转,作风明显改进,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通过建章立制,使部队纪律建设走向正规化,纪律严明成为部队的常态,为实现“在大别山站住脚”提供了重要的纪律制度保障。
  三、强化纪律执行:“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建立严厉的纪律约束和惩戒机制基础上,鄧小平严肃指出:“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他强调,“纪律有了,更重要的是把它执行起来”,“纪律的核心是执行政策、法令,政策和法令要无条件地执行”。他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能否生下根”,要求部队把“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关键一环来抓,执行纪律不能有丝毫松动和丁点变通。他指出在严酷的斗争情况下,“纪律应该是铁、是钢,而不是豆腐渣,不能一碰就碎。不能让人们说我们是虚张声势”,要求“对一切破坏纪律的行为将严惩不贷”,“不管是谁,只要他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就一定要严肃处理”。他坚信,只要部队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军队的力量就是无穷的”。
  (一)建立纪律执行的监督机制,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进行巡查
  邓小平建立了完备的纪律执行的监督机制。他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约法三章”。对严整党风军纪和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他坚决要求“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为推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他主张采取“恢复老章程,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等举措,要有专人负责督促其落实。在此基础上,他还时时对部队执纪情况作具体、细致的巡视检查,并对违纪者进行批评教育和纠正引导。自中原局发出创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后,邓小平等就“率领直属队巡行各地”,“发现有违纪行为就抓紧追究”。即使在强敌集中重兵对大别山作重点“围剿”时,他仍坚持“每到一地都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奉命保卫野司的某营教导员回忆,有一次部队往金寨方向转移,山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部队紧急上了山,就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邓小平还是派来了人,问群众纪律检查没有。每当部队行军前,他都要派人到驻地查巡“门板上好没有,缸里水挑满没有,地铺稻草捆好没有”。在商城五里山驻扎期间,他“亲自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甚至连挖茅坑,送还铺草等小事也不放过”。有一次,天刚亮,邓小平就到处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当发现部队在执行厕所卫生规定方面存在问题后,严肃批评道,“有了规定,就要人人执行,天天执行,不能松懈”,并嘱咐做好监督工作。邓小平等到皖西视察工作时,有群众反映部队在赶跑小保队时把他的一头牛也抢去牵走了,他立即让部下查清此事,将牛送还老乡,并道了歉。邓小平通过建立纪律执行的监督机制,并亲自巡视检查部队纪律,以督促并确保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将维护群众利益落到实处。
  (二)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从具体细微处执行群众纪律
  邓小平重视解决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部队在筹措棉花、布匹过程中出现向群众强征强购等违纪现象,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他明确要求应立即纠正,妥善处理善后事宜。针对某些指战员放水捉鱼这一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他严肃指出,“池塘的水是群众浇地备旱用的,竭泽而渔的作法损害了群众利益”,并亲自起草严禁此类现象发生的通知,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群众利益。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邓小平尤为注重从具体细微处执行群众纪律。   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主张从具体问题抓起。当发现部队向群众征粮过重的问题后,他连夜起草《粮草通知》,要求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他反复强调,执行该通知就是具体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严格执行。执行群众纪律更需从细微处人手,尤其是要熟悉并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俗。为此,他要求部队“调查风俗人情,编成教材向战士讲”。他在调研后指出,大别山群众“最痛恨的就是抛撒粮食,抛撒稻草”,“还有住百姓内房”。“最痛恨”三个字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告诫广大指战员一定不要做群众痛恨的事,再三提醒大家尊重群众生活习俗。在卫生方面,他要求“野司每到一地,都要组织通信员另挖厕所”,“部队一到驻地,不论时间早晚,不管疲劳与否,各部门、各班排一定要挖厕所,并定了规格;四面要围起来,围厕所用的材料要付钱,离开驻地时要平掉厕所”。这种精细而严格的措施改变了群众对部队的印象,塑造了刘邓大军纪律严明的形象。群众利益无小事,邓小平从这些具体细微的问题抓起,对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三)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为部队作出表率
  邓小平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执行群众纪律,起先锋模范作用,要敢于对部队中的违令乱纪、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他“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对中高级干部尤为严格”,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好头”,“凡是出现破坏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与此同时,刘邓首长自身就是执行群众纪律的典范。在行军作战途中,野司首长“处处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不放松点滴小事”。
  邓小平带头执行群众纪律,身体力行,毫不含糊,为部队作出表率。在率部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天亮,也决不让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就与刘伯承一起研究作战行动。隆冬腊月时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他同普通指战员一样,仍穿着自己缝制的单薄棉衣。有一次,警卫员看到首长冻得瑟瑟发抖,就拿了几把稻草给首长御寒。他立即制止说:“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1947年除夕,邓小平一行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地区,在此活动的二纵五旅工作队送来羊肉、鸡、米花糖等物品。当他得知这是当地群众送来的新年慰问品时,立即命令将礼物退还群众,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刘邓首长率先垂范,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动全军自觉养成守纪的良好习惯。
  (四)发挥执纪从严、违纪必究的警示作用,坚决处理违反群众纪律的典型事件
  邓小平严整军纪,对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违犯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刘、邓首长决不姑息迁就。”他指示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他特别注重从身边人员抓起,对他们要求更严格,“部队纪律整顿得怎么样,是不是动真格的,首先就看直属分队,就看首长身边的警卫员”。他狠抓典型,从快、从严处理了警卫连副连长、战斗英雄赵桂良违反群众纪律事件。1947年10月中旬,野战军总部路经黄冈县总路嘴時,邓小平“在街上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时值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后两个月左右,是亟需赢得群众信任、以在此地站住脚的关键时期,更是发生在“约法三章”颁布后不久检验部队是否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风口阶段。邓小平决定从身边人开刀,严查严办,以此教育、警示部队和群众。他立即通知部队召开公判大会,并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军民哭诉求情,请求让其戴罪立功。邓小平严肃指出:“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在当天下午由军民参加的公判大会上,该军人被处决。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大别山区,引起强烈反响。此事不但严肃了党的群众纪律,“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教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而且消除了群众疑虑,“老百姓为之震动,纷纷下山返回家园”。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和影响下,各纵队也从严处理违纪问题。从此,全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也没有发生类似违纪问题。邓小平发挥执纪从严、违纪必究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将违纪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刘邓大军执纪如铁的严明纪律形象在大别山老百姓心中扎下根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总之,邓小平通过强化纪律执行,整肃部队的群众纪律,“对解除群众疑虑,密切军民关系,重建军民鱼水情,起了极为有力的促进作用”。部队纪律的严整在群众中产生良好反响。他们奔走相告,高兴地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由于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并采取爱民助民的实际行动,因此,“广大群众很快心向我军”,积极接近并支援部队,进而涌现众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模范事迹。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开始形成,大别山再现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刘邓大军正是靠军令如山、执纪如铁和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为实现“在大别山站住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结语与启示
  综上所述,邓小平始终从“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的战略全局探索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其重心是深入探索、大力加强党和军队的群众纪律建设,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群众纪律建设,将其作为实现党的战略意图、完成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从多个层面对群众纪律常抓不懈。其举措不仅锻造出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和勇往直前的革命队伍,而且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团结了最广大人民,为实现“在大别山站住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进言之,“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对党的纪律的坚守,治军从严”,卓有成效的群众纪律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透视邓小平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作为新时代党的六大纪律组成部分的群众纪律,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和军队最为重要的纪律之一,在党的事业尤其在处理党群、军民等关系中居于先导性的保障地位,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协同推进,坚决落实。   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对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成为党和军队历史上加强纪律建设的生动缩影,积累了特殊而重大的革命时期党的群众纪律建设宝贵经验,拓展了党的群众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历史样本、鲜活素材和现实启示。
  (一)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根基
  根据部队斗争面临的新形势,邓小平利用各种时机反复强调群众纪律之于实现党的战略任务的重要性,时刻加强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把纪律教育贯穿大别山斗争的全过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意识。在新时代,我们应加强纪律对保证党的战略任务实现重要性的教育,坚持进行经常性的群众纪律教育,启发党员严守纪律的思想自觉。要教育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坚守人民立场,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时刻保持公仆情怀。要扎实搞好党的性质宗旨教育,着力引导党员深刻体悟群众纪律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作风等之间的内在关联,真正理解遵守纪律与践行初心的一致性,始终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上,将严守群众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变纪律为自律。在党的纪律教育过程中,要注意把正面事例与反面教材相结合,注重运用身边典型案例搞好榜样和警示教育。通过不断加强纪律教育,建立全方位、深层次的纪律教育体系,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根基。
  (二)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根基
  正视部队群众纪律面临的突出问题,从革命斗争实际出发,邓小平在关键节点召开整肃纪律的重要会议,制定“大别山版本”的严格的群众纪律,建立严厉的纪律约束和惩戒机制,使严守群众纪律成为部队行动的刚性要求。在新时代,严明群众纪律,只有依据群众纪律出现的新问题,“建好笼子”,将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才能做到有纪可依,从而为加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要重视建章立制,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立严密科学的纪律体系,用铁的纪律规范党员行为,竭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章党纪对群众纪律作出了明确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切实按纪律规矩办事。在反对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同时,更要大力倡导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把纪律挺在前面,建立完善党纪法规体系,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根基。
  (三)必须强化纪律执行,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效力根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邓小平发挥党委首长是纪律建设第一责任人的主体作用,把群众纪律执行放在重要位置来抓,抓早、抓实、抓细、抓具体、抓关键、抓典型,并以上率下、严格执行和从严处理,将群众纪律执行到位,取得实效。在新时代,必须通过强化执行来维护群众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使其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避免形成“破窗效应”。要从群众反映强烈和损害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抓起,“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抓住领导干部这个“關键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要自觉作守纪的表率,影响和带动普通党员严守群众纪律,更要主动担当,勇于作为,坚决同一切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对领导干部违反和破坏群众纪律的行为,必须依纪依规给予相应处分,起到“处理一个、警醒一片”的震慑效果。通过强化纪律执行,建立健全监督执纪问责体系,夯实党的纪律建设的效力根基。
  习近平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仍然需要大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唯如此,才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新划分违纪类型,将“群众纪律”单设为一章,对其作出专门规定,凸显了群众纪律在党的纪律中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地位,表明了我们党持之以恒贯彻群众路线、以铁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决心。我们应继续深入推进党的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增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好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同时,大别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将实现党的战略任务与发动、团结群众有机结合并以纪律为抓手、以铁的纪律建设部队和维护群众利益等探索和实践,是大别山精神之“胸怀全局、团结奋进”等内涵的生动反映和深刻体现,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研究,以使大别山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绽放出耀眼光芒!
  (责任编辑 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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