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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中村 流动人口 社会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
作者简介：王洁，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4.07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导致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的农村聚落被城建用地所包围或被纳入城建用地范围，因而成为“城中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中村”的发展和扩张，使得在城市发展与扩建的同时，城中村也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根据前人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入型和隔阂型。隔阂型是指外来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仍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对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造成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所发起的城中村外来人口状况调查数据，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为根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其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后续研究，深入讨论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融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1.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2. 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等级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3.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为了探究教育、职业、收入因素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共设计了四组回归模型。表1列出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各类影响因素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且依次加入相关变量后的模型拟合度逐渐提高。
由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模型一中，加入基本变量“性别”和“年龄”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社会关系之间的回归关系时，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变量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无显著影响。
在模型二中，除了模型一中的基本变量“性别”和“年龄”外，自变量中增加了“教育”来探究其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教育”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且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中专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即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中专的外来流动人口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更易于与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职业因素作为自变量。由数据分析可见，自变量“职业”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从事职业为工人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且从事职业为个体户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即从事职业外个体户的外来流动人口相对于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更易于与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而从事职业为管理者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更高，也就是说从事职业等级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此外，在增加职业这项自变量之后，模型三的模型拟合度相对于模型二来说有了显著提高，模型拟合度从0.058增长到0.107，这反映了增加职业因素后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有着较好的解释力。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收入因素作为自变量。首先，在新模型中，模型四的拟合度增加至0.167，对比模型三的模型拟合度来看又有了一定的增长，这就说明反映城中村外来人口经济地位的收入特征对其社会关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次，自变量“收入”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月收入为1501-2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月收入为3501-4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也显示出高显著性水平的特征，而月收入为4501-5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3501-4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更高，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本文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将二元变量“本地交往”作为因变量，自变量设为性别、年龄，且增加教育、职业、收入作为自变量，分析代表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经济社会地位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对其社会关系的影响。分析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性别和年龄对其社会关系无显著影响，而代表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经济社会地位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成为影响其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且依次加入教育、职业、收入变量后的模型拟合度逐渐提高。
利用数据分析结果，具体观察教育、职业、收入这三个变量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出教育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正的，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职业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正的，表现为从事职业等级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收入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正的，表现为收入水平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會关系更好；这三个结论充分验证了分析前提出的三个假设。而且，教育、职业、收入这三个变量客观的反映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可以总结出，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关系具有正影响，即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提高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消除隔阂型社会关系、促进我国外来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2010（1）.
[2]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2）.
[3]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3）.
[4]余运江、高向东、郭庆.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2012（1）.
作者简介：王洁，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4.070
一、绪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导致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的农村聚落被城建用地所包围或被纳入城建用地范围，因而成为“城中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中村”的发展和扩张，使得在城市发展与扩建的同时，城中村也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根据前人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入型和隔阂型。隔阂型是指外来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仍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对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造成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所发起的城中村外来人口状况调查数据，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为根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其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后续研究，深入讨论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融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1.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2. 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等级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3.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
二、各种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分析
为了探究教育、职业、收入因素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共设计了四组回归模型。表1列出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各类影响因素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且依次加入相关变量后的模型拟合度逐渐提高。
由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模型一中，加入基本变量“性别”和“年龄”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社会关系之间的回归关系时，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变量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无显著影响。
在模型二中，除了模型一中的基本变量“性别”和“年龄”外，自变量中增加了“教育”来探究其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教育”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且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中专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即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中专的外来流动人口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更易于与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职业因素作为自变量。由数据分析可见，自变量“职业”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从事职业为工人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且从事职业为个体户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即从事职业外个体户的外来流动人口相对于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更易于与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而从事职业为管理者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从事职业为工人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更高，也就是说从事职业等级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此外，在增加职业这项自变量之后，模型三的模型拟合度相对于模型二来说有了显著提高，模型拟合度从0.058增长到0.107，这反映了增加职业因素后对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有着较好的解释力。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收入因素作为自变量。首先，在新模型中，模型四的拟合度增加至0.167，对比模型三的模型拟合度来看又有了一定的增长，这就说明反映城中村外来人口经济地位的收入特征对其社会关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次，自变量“收入”对因变量“本地交往”的影响显著，将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设为参照组后，可以看出其影响是正的，月收入为1501-2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高，月收入为3501-4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1500元及以下的外来流动人口也显示出高显著性水平的特征，而月收入为4501-5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对比月收入为3501-4500元的外来流动人口显著性水平更高，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要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三、结论与反思
本文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将二元变量“本地交往”作为因变量，自变量设为性别、年龄，且增加教育、职业、收入作为自变量，分析代表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经济社会地位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对其社会关系的影响。分析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性别和年龄对其社会关系无显著影响，而代表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经济社会地位的教育、职业、收入因素成为影响其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且依次加入教育、职业、收入变量后的模型拟合度逐渐提高。
利用数据分析结果，具体观察教育、职业、收入这三个变量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出教育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正的，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职业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正的，表现为从事职业等级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收入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正的，表现为收入水平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會关系更好；这三个结论充分验证了分析前提出的三个假设。而且，教育、职业、收入这三个变量客观的反映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可以总结出，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关系具有正影响，即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更好，也就更容易进行社会融合。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提高城中村流动人口所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消除隔阂型社会关系、促进我国外来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2010（1）.
[2]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2）.
[3]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3）.
[4]余运江、高向东、郭庆.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