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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文化沙漠,这是不少人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其实也难怪,在东方文化的羽翼之下浸淫了上千年的南海小岛,因为国家败落,一下子被推向了两种文明冲突的最前线,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种悲情和彷徨是难以想象的。
但没有时间舔舐伤口,若想在这个弹丸之地生存下去,香港人必须每天面对各种腔调的语言、各种颜色的人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和价值观,那该需要怎样的本领呵,更何况还要承受着文化撕裂的阵痛。百年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都成了香港人的必修课,成了吃饭的本领。
一方面是应付自如、如鱼得水后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却是阅人无数后的幻灭感。在一个人人都要面对“我是谁”的地方,不做文化沙漠也难。
从空中俯瞰这个弹丸小城,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现代文明在这里密集体现。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蚁,车如甲虫,商业广告铺天盖地。红尘滚滚,攘攘名利,整个城市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大机器。人只是其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往,没有宏伟的理想,也没有切肤的苦难,只有简洁明了的目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向前看,明天会更美好。
但值得香港骄傲和我们民族庆幸的是,香港还有着一批旧式的文人。说他们旧,是因为他们从思想到行为,还保有着传统中国的斑斑点点,没有在现代化的洪流前迷失自己。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剧变中,他们多舟车南下,来到这个香江之畔的小城。物欲横流并没有撼动他们骨子里那种传统的倔强,文化的优越感让他们犹如没落的贵族,矜持地坚守着往昔的荣华。
董桥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多年前,有一篇文章和一本文集,叫着同一个名字:《你一定要看董桥》。如果在没读董桥之前,我看到这篇文章或者这本文集,我会远离董桥,因为不喜欢这种霸道的语气。
不过感谢上帝,在我读了董桥之后,才发现柳苏、陈子善这两位铁杆“粉丝”,才没有因为他们而赌气把董桥和他的文字格杀。
但知道董桥,也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一位偶然认识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从前》,读完掩卷,朋友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期待地问询:“怎么样?还不错吧?”我只是告诉她一句:“想不到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在香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她顿时笑靥盈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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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不是不再年轻,又怎么写出如此文字?如果不在香港,又能在哪儿写出如此文字!
环顾彼时的大中华,内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他们曾是“破四旧”的主力军,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长大,怎会对传统有些许珍惜!而海峡的对岸,如今的年轻人在政客的“去中国化”下离传统已是渐行渐远。
以遗民自居,董桥却颇感自豪,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旧式的文人,是一个前朝的文化遗民,这个前朝或许可以上溯至激昂慷慨的先秦岁月,上溯至古朴厚重的两汉、轻灵飘逸的魏晋南北朝、严肃刻板的宋明、惆怅失落的清民。上个世纪的河山变色依稀在目,在那个全球兴奋的年月,革命浪潮全球荡漾,能够独守千年文脉,在车水马龙之中浅吟低唱,伤春悲秋,也只能是在香港了。
董桥自己说,文化遗民讲品位,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
遗民的心态总是保守的,在他们眼里,秦时明月汉时关才是诗情,方有画意,而时下的满城新潮只是俗物,无以入诗也无法填词。
董桥的顾影自怜理应是“过高人愈妒,太洁世同嫌”的,但非也,董桥火了。有人说,如果评小资必读作家,董桥必列其中。
犹如唱过革命歌曲激情几十年之后再听邓丽君,会感叹“歌还可以这么唱”一样;看惯了激昂的政治语汇再翻董桥,也会叹一句:中文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
中国的诗讲求的是意境,中国的画讲求的是写意,中国的文字也是如此,空灵是一切中国文化载体的最高追求。恰有人如此评价董桥的文字:不论描景抒情、描摹人物、叙述故事,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水墨画印象,就像从迷蒙的江南烟雨中款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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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都在怀疑,香港曾经离开过中国吗?当然,这个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她依然书写着方块字,而且还是繁体的,她虽然沐浴了欧风美雨,可骨子里还倔强地恪守着汉脉唐血。而在摩天的高楼里,狭窄的住房里,还有着一大批的旧派文人,在努力延续着中华文脉。而那个时候,窗外的世界是滚滚的红尘,深圳河的对岸是革命的激情,海峡的对岸是光复的迷梦。
如果说香港离开过中国,那只能说是我们变了,我们远离了传统的中国。我们曾经打倒过一切,砸烂过一切。人们不得不把油纸伞、乌篷船锁在记忆深处,甚至一度忘却。而当我们决定打开国门的时候,那个小心呵护着传统的小岛,一下子又恢复了我们曾经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香港回归了,而且很早就回来了,带来的是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
与其说董桥火了,不如说是传统的回归,曾经断层的文脉再次延续。吸引小资们的,不止是前朝的那些事儿,更多的是母体文化的召唤,是骨子里的杏花烟雨江南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