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期做了一个有关建筑设计的专题，之所以突然对这一块我们以往很少涉猎的东西投以关注，王澍获得建筑界最高的普兹立克奖当然是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止如此，而另外的原因似乎应该从“为什么我们以前不关注它”这个角度去说明。
　　我们与王澍所纠结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建筑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但与王澍完全不同的是，他觉得商业化过于强大，所以干扰了一个建筑师的独立；而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是建筑太缺少商业化了。
　　我们在创刊之初曾经做过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报道，写一个大建筑是如何在商业的组织下诞生的—建筑的确是凝结了大量的商业元素并且是以商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产品，或者说是艺术品也可以，但我们在感慨建筑成就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同时，也会对它的大所带来的不便而心生厌倦。商业本来应该提供更好的产品，优化我们的生活，而当它在建筑这个领域里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商业当然起了很多作用，但如果细究起来，实际上在背后推动的力量，并非仅仅是商业。
　　回过头来看王澍对商业化的担忧，他对地标性建筑、大建筑的反感，他所担忧的来源也并非是商业，而是意识形态。而这些建筑本身，大多也并非是商业建筑，而是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共建筑。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矛盾。王澍在反对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地标性建筑的同时，同样以轻型的、小的公共建筑来赢得足够的尊敬。这是他自身努力寻找空间的结果—他说服了意识形态的庙堂式建筑可以有更多的人性化。当然，这改变不了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对于大的公共建筑而言，这其中的从业者相比王澍有更多的市场空间，商业对这些建筑或者设计师来说，更是容易获得或左右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这里发生更多的改变：遏制政府过于强大的规划冲动，少一点政府背景的业主，少一点树碑立业的政绩思维，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也只有如此，才有更多的商业的空间，让商业主导可能更会发生正向的变化。当然，它的结果未必是产生好建筑。
　　而我还有一个个人化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在于，不管建筑师是自由主义或人本主义，或者是有其它别的什么标签，最后呈现的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集权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论奥托·瓦格纳还是柯布西耶、库哈斯，可能也包括王澍，他们可能都会在某个时候更耽溺于政府部门的规划—他们哪怕是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作品，但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依托，远的如巴黎改造者豪斯曼男爵，近的如库哈斯。这还是会让我们踌躇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市场，这种“商业”。
　　但不管怎么说，王澍的获奖对他自己或者建筑界都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即使我们不关心建筑、不关心意识形态、也不关心规划，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获奖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他说到当年那个清华国学院那些神奇的教授，“他们会记得图书馆某个架子上某一行第几本书第几页，他们这样回答问题，叫学生自己去找。这是做得到的，熟能生巧，你对你所做的事情花巨大心力的时候你会非常熟悉，熟悉到每一个毛细血管你都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就有智慧，才能使巧劲儿。这就是时间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