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乎是青岛文化人的最高礼遇了，无论是官方的溢美还是民间的推崇——此前不久，92岁高龄的著名画家张朋先生仙逝，青岛市方方面面近千人前往其追悼会，用盛大而隆重的葬礼为这位淡泊一生的岛城书画界老前辈送行。
一直以来，张朋的艺术影响与商业价值相得益彰，代表了青岛画坛的罕见高度。而其封笔经年、远离画坛，极其素朴平实、神秘低调的隐士状态，又诠释了一种特立独行、闲云野鹤的大家姿态。一方面是艺术的高度令人瞩目，遭藏家“力捧”：另一方面是个人的极度超脱红尘，尽可能避开世俗。两种截然不同的世态主张，在当下的浮躁与喧嚣中，显得尤为突兀，当然也让很多人心生敬意。其作为大家的符号意义，也是最令公众信服与认可的自然称谓了。
张朋，字锡百，山东高密县人，1918年生，少年时读私塾，家学渊源，家族对艺术与绘画情有独钟，他自小跟母亲与叔叔学画。1935年移居青岛，1940年后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不求闻达，默默耕作，直至晚年声誉鹊起时，才被识者推介当上山东纺织工学院的教授。张朋曾有两次调往北京的机会，一次是1979年，但考虑到家中还有老母亲，张朋拒绝了。1985年，李苦禅去世后，中央姜院邀请张朋去执教，但也是由于当时家里负担较重，他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有人很替他惋惜：“北京的文化土壤更为丰沃，应该会助张朋的艺术成就更加绚烂。”
张朋禀异的天赋和经年的执著，令其精于花鸟、山水、人物，并达到一个高峰。其早年学清代画家高南阜和近代任伯年、吴昌硕，并受岭南画派和西画的影响，兼工带写，中年后移情别恋于齐白石，专攻大写意一路，卓然自成一家，并坚守着一生的“埋头作画不作声”。张朋尽传白石笔墨之真髓，且超凡脱俗，满纸生气，又无不烙上自己的艺术印记。除了绘画，张朋又精通书法、篆刻，他的书法自由洒脱，信笔天成，既有书家的法度，又有画家的恣肆，独成一体。他喜好自己操刀篆刻，自刻自用，自娱自乐。他的传世之作多为花鸟，擅画植物与动物的品种更是多达百余种，许多民间藏家尤喜其“猴”作。不过，在一些专业人士的眼中，张朋的山水画作精到而异质，很少见别人的影子。许多山水意境靠简淡之笔画出，自我挥洒自主张，超越了传统画法模式，其独创性比花鸟画作走得更远。
张朋的出名带有某种梦幻般的传奇色彩。1978年夏天，祝大年、袁运甫等画界名家来青避暑写生时，偶然看到张朋独树一帜、灵动野逸的画作，惊为天人、大加赞赏。从而让当时仅是一名小学美术老师的张朋名声大噪，从此走进公众视线并形成持久不衰的上升状态。可以说，张朋的出名既是一种机缘，又是其实力使然。
张朋的画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许多画展引起轰动和关注，在民间广为流传。人民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都出版过他的个人画册。他的作品传到北京，受到李可染、张仃、吴作人等名家的褒扬，李先生曾曰：张朋先生太不平凡了；吴先生曰：历史不会埋没张朋的绘画艺术。
南京的陈传席教授是当今有名望的一位美术评论家，撰文说话直言不讳，以“十载狂名惊俗世”闻名于艺坛。他在编著《现代中国画史》时，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列为“在野派”四大家。
近30年来，张朋始终被人推崇有加，雅俗共赏。很多画廊把其画作作为一种档次的标志，很多拍卖会也因为有了“张朋”的招牌而引人注目。有评者谓其画：“得白石形神似与不似者，张朋是一人。”美术界则评价张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继承传统并有所独创的艺术大家之一。
张朋杏坛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性情极其豁达与大智。这两种状态的结合，让其画作在民间流传甚广。在青岛，许多当年曾与之接触的人都有他的画作。据坊间传说，当年他在当教师的时候，每逢课前，都要画好一幅完整的画作携带到课堂悬挂示范，然后在授课过程中再一笔一划地教授学生画出同样的另一幅画作。课后，他的画作多被学生“讨”走收藏。日常生活中，他很是平和，索画者众，他几乎从不拒绝。甚至成名以后，很多人拿着他无款无章的课徒画稿再来找他补题，他也都是有求必应。
张朋的个性在许多人眼里可谓是超凡脱俗。他出名后，商业价值一路攀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常年患病，他还要经常周济家乡的亲属，按理说是很需要钱的，但他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声望日隆创作状态正佳的时候封笔。据悉，他的陋室极其简朴，在房间写字台的上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非常醒目：本人头晕，已搁笔多年，望同志们谅解为幸。此后，他所称的一生只有的四大爱好“作画、喝酒、下棋、吸烟”，只剩下了吸烟。笔者在很多藏家与张朋的合影中看到，他多是手夹一支烟卷。
张朋生前一直住在黄台路的一处老房，简朴得近乎寒酸。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市文化局与青岛大学曾经两次要给他换房，他却没与家人商量就婉拒了。他这种在常人看来不能理解，甚至感觉有些“怪癖”的做法，于他那里只是一句极简单而家常的应对：“我这辈子搬了几次家，已经搬够了。”对于他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很多人给他提升到“高风亮节”和“大彻大悟”的忘我高度。据传他自己更愿意用“怕麻烦”这样的世俗俚语来做解释。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与他多有接触的人士私下的猜度。不过，他曾写道：“多少烦纡事，磨在水墨中”似乎是有力的佐证。
张朋晚年很少参加书画界的活动。一位媒体人士回忆张朋为数不多的一次去参加的一场画展：那是一次高密籍书画界人士在市博物馆举办的大型画展，他有头晕病，最怕的就是坐车，他从家(黄台路)走了三个半小时到博物馆，画展也没看，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就走回家了。别人问他，那为什么非要去这个画展呢?他的回答很简单：“都是高密人，能不去吗?”事实上，张朋的乡土情结远非参加一次画展那样寻常，无论是否熟识，只要高密老家的农家子弟来找他学画，他无不倾其全力给予指点与关切。
搁笔后，张朋远离“市场”、“墨场”和“名利场”，常常写诗自娱，他的小诗常常写出一番超乎俗尘的淡然。他完全按自己宁静的方式生活，不为外界的波澜所动。在他的诗里有这样一句：“我爱丹青唯自适／非缘名利作庸庸”，或许是对他人生状态的最好写照。
张朋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与为人处世之风已是有目共睹，身后的热闹恐怕也非先生所愿。我们只是希望能用一种像先生生前那样平实自然的状态，来追思这位从平常生活中走来的真我大家。
一直以来，张朋的艺术影响与商业价值相得益彰，代表了青岛画坛的罕见高度。而其封笔经年、远离画坛，极其素朴平实、神秘低调的隐士状态，又诠释了一种特立独行、闲云野鹤的大家姿态。一方面是艺术的高度令人瞩目，遭藏家“力捧”：另一方面是个人的极度超脱红尘，尽可能避开世俗。两种截然不同的世态主张，在当下的浮躁与喧嚣中，显得尤为突兀，当然也让很多人心生敬意。其作为大家的符号意义，也是最令公众信服与认可的自然称谓了。
张朋，字锡百，山东高密县人，1918年生，少年时读私塾，家学渊源，家族对艺术与绘画情有独钟，他自小跟母亲与叔叔学画。1935年移居青岛，1940年后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不求闻达，默默耕作，直至晚年声誉鹊起时，才被识者推介当上山东纺织工学院的教授。张朋曾有两次调往北京的机会，一次是1979年，但考虑到家中还有老母亲，张朋拒绝了。1985年，李苦禅去世后，中央姜院邀请张朋去执教，但也是由于当时家里负担较重，他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有人很替他惋惜：“北京的文化土壤更为丰沃，应该会助张朋的艺术成就更加绚烂。”
张朋禀异的天赋和经年的执著，令其精于花鸟、山水、人物，并达到一个高峰。其早年学清代画家高南阜和近代任伯年、吴昌硕，并受岭南画派和西画的影响，兼工带写，中年后移情别恋于齐白石，专攻大写意一路，卓然自成一家，并坚守着一生的“埋头作画不作声”。张朋尽传白石笔墨之真髓，且超凡脱俗，满纸生气，又无不烙上自己的艺术印记。除了绘画，张朋又精通书法、篆刻，他的书法自由洒脱，信笔天成，既有书家的法度，又有画家的恣肆，独成一体。他喜好自己操刀篆刻，自刻自用，自娱自乐。他的传世之作多为花鸟，擅画植物与动物的品种更是多达百余种，许多民间藏家尤喜其“猴”作。不过，在一些专业人士的眼中，张朋的山水画作精到而异质，很少见别人的影子。许多山水意境靠简淡之笔画出，自我挥洒自主张，超越了传统画法模式，其独创性比花鸟画作走得更远。
张朋的出名带有某种梦幻般的传奇色彩。1978年夏天，祝大年、袁运甫等画界名家来青避暑写生时，偶然看到张朋独树一帜、灵动野逸的画作，惊为天人、大加赞赏。从而让当时仅是一名小学美术老师的张朋名声大噪，从此走进公众视线并形成持久不衰的上升状态。可以说，张朋的出名既是一种机缘，又是其实力使然。
张朋的画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许多画展引起轰动和关注，在民间广为流传。人民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都出版过他的个人画册。他的作品传到北京，受到李可染、张仃、吴作人等名家的褒扬，李先生曾曰：张朋先生太不平凡了；吴先生曰：历史不会埋没张朋的绘画艺术。
南京的陈传席教授是当今有名望的一位美术评论家，撰文说话直言不讳，以“十载狂名惊俗世”闻名于艺坛。他在编著《现代中国画史》时，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列为“在野派”四大家。
近30年来，张朋始终被人推崇有加，雅俗共赏。很多画廊把其画作作为一种档次的标志，很多拍卖会也因为有了“张朋”的招牌而引人注目。有评者谓其画：“得白石形神似与不似者，张朋是一人。”美术界则评价张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继承传统并有所独创的艺术大家之一。
张朋杏坛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性情极其豁达与大智。这两种状态的结合，让其画作在民间流传甚广。在青岛，许多当年曾与之接触的人都有他的画作。据坊间传说，当年他在当教师的时候，每逢课前，都要画好一幅完整的画作携带到课堂悬挂示范，然后在授课过程中再一笔一划地教授学生画出同样的另一幅画作。课后，他的画作多被学生“讨”走收藏。日常生活中，他很是平和，索画者众，他几乎从不拒绝。甚至成名以后，很多人拿着他无款无章的课徒画稿再来找他补题，他也都是有求必应。
张朋的个性在许多人眼里可谓是超凡脱俗。他出名后，商业价值一路攀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常年患病，他还要经常周济家乡的亲属，按理说是很需要钱的，但他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声望日隆创作状态正佳的时候封笔。据悉，他的陋室极其简朴，在房间写字台的上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非常醒目：本人头晕，已搁笔多年，望同志们谅解为幸。此后，他所称的一生只有的四大爱好“作画、喝酒、下棋、吸烟”，只剩下了吸烟。笔者在很多藏家与张朋的合影中看到，他多是手夹一支烟卷。
张朋生前一直住在黄台路的一处老房，简朴得近乎寒酸。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市文化局与青岛大学曾经两次要给他换房，他却没与家人商量就婉拒了。他这种在常人看来不能理解，甚至感觉有些“怪癖”的做法，于他那里只是一句极简单而家常的应对：“我这辈子搬了几次家，已经搬够了。”对于他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很多人给他提升到“高风亮节”和“大彻大悟”的忘我高度。据传他自己更愿意用“怕麻烦”这样的世俗俚语来做解释。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与他多有接触的人士私下的猜度。不过，他曾写道：“多少烦纡事，磨在水墨中”似乎是有力的佐证。
张朋晚年很少参加书画界的活动。一位媒体人士回忆张朋为数不多的一次去参加的一场画展：那是一次高密籍书画界人士在市博物馆举办的大型画展，他有头晕病，最怕的就是坐车，他从家(黄台路)走了三个半小时到博物馆，画展也没看，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就走回家了。别人问他，那为什么非要去这个画展呢?他的回答很简单：“都是高密人，能不去吗?”事实上，张朋的乡土情结远非参加一次画展那样寻常，无论是否熟识，只要高密老家的农家子弟来找他学画，他无不倾其全力给予指点与关切。
搁笔后，张朋远离“市场”、“墨场”和“名利场”，常常写诗自娱，他的小诗常常写出一番超乎俗尘的淡然。他完全按自己宁静的方式生活，不为外界的波澜所动。在他的诗里有这样一句：“我爱丹青唯自适／非缘名利作庸庸”，或许是对他人生状态的最好写照。
张朋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与为人处世之风已是有目共睹，身后的热闹恐怕也非先生所愿。我们只是希望能用一种像先生生前那样平实自然的状态，来追思这位从平常生活中走来的真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