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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对部队中的官兵进行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为了克服官兵的不良嗜好，缓解官兵身心、辅助教育，中共在部队中依托俱乐部等组织，开展多项文化娱乐工作，争取让每个官兵都参加进来。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既改变了部分官兵的不良嗜好，又在部队中营造了活泼的气氛，改变了部队中枯燥的环境，提升了官兵对部队的归属感，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八路军;课外工作;俱乐部
我们在描述战争年代八路军部队的情况时，最常说的还是“小米加步枪”。陕北人爱吃的小米和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同奠定了部队的生活基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部队生活的艰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从上到下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对于部队生活来说，不仅艰苦，而且多枯燥，部队过着“简直近乎一种禁欲主义”[1]的生活。抗战初期，由于暂时的军事失利，部队中的负面情绪较多，这对于日后的作战极为不利。因此，中共除了加大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外，并且在课外积极组织各种娱乐工作，调节士兵的情绪。广泛开展的课外娱乐工作，对于加强部队建设，提升部队战斗力有极大的作用。
检索目前关于军队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于中共动员农民参军原因的研究也有研究。[2]但对八路军中基层士兵的课外工作如何开展则少有涉及，而课外工作在文化建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八路军连队的俱乐部切入，一方面探讨中共如何通过俱乐部开展娱乐工作来调节士兵的生活与训练，另一方面则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在基层进行文化建设的特点。
一、俱乐部建设
中共在日常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外，非常重视部队课外工作的建设。“课外工作是指正式操课时间以外的自习游戏娱乐等等活动而言的。”[3]课内工作集中进行，正规、严肃，课外工作分散进行，活跃;课内工作较为单纯，课外工作形式多样;课内工作是教育战士的基本手段，课外工作是辅助教育的工作，“由此可知，课外工作是为的辅助教育，调节生活，养成战士之自觉自动精神，造成部队之紧张活跃作风而设立的。没有课外工作，要想使教育深入，生活愉快是不容易的。没有课外工作，要想使战士不感军队生活之枯燥，克服酗酒，赌博，嫖娼等的不正当行为，也是不容易的。”[4]中共认为，课外的娱乐工作也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文化教育作用：“有政治意义的歌曲、戏剧、电影、故事。。。。。。是比较上政治课、听报告还容易深入，还容易使战士们受感动。”[5]当时负责部队课外娱乐工作的组织是俱乐部（抗战时有的被称为救亡室）。
（一）俱乐部的组织建设
俱乐部兴起于中央苏区时期。当时的俱乐部主要在部队中建立，“《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以利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6]后来俱乐部发展迅速，向部队外扩展，一些大的企业和工会、各乡村都设置了俱乐部。苏区时期的俱乐部主要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组织群众娱乐活动，“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知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7]，“实际上成了瑞金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8]
沿至抗战时期，八路军中俱乐部仍然存在，负责士兵的课外娱乐工作，“八路军中的俱乐部，是专门组织与领导体育娱乐工作的。”[9]“连队俱乐部是全体指战员课外学习的组织，是群众的团体生活的组织。”[10]当时俱乐部（或救亡室）的建立在部队中非常普遍，“各个中队都建立救亡室。救亡室即是群众性政治文化生活的组织者，又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11]
俱乐部直接受连队首长（即连长和指导员）指示开展工作，没有上下级的独立系统。由全体士兵大会推选产生管理委员会，选出七人具体分工，各专其责。俱乐部具体的分工有：
主任：接受连队首长的领导，负责俱乐部的全部工作。
军事学习委员：主要负责计划军事辅助方法，协助军事指挥员。
政治委员：负责计划及准备部队党政教育的辅助材料。
文化娱乐委员：负责领导课外的文化工作。
体育委员：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等。
卫生委员：负责领导连队的个人卫生。
墙报委员会：负责出版墙报。
经济协助委员会：负责协助部队给养人员，帮助连队改善伙食。
（二）课外娱乐工作的展开
课外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因此对于如何开展娱乐工作不得不加以探讨。
以读报为例。俱乐部下设有墙报委员会，是专门出版墙报，组织士兵读报的组织。中共认为这不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工作，同时还可以改进部队中的不良作风：“这不但是使全体战士在墙报上有写作的机会，去提高与发展战士们的文化水准，而且这种墙报也是尽着领导连队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思想意识锻炼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很大的政治水平上的教育意义。连队中生活上的改进，工作上、思想上优良的作风，模范的行为，以及缺点的纠正，各种不健康病态现象的揭发与克服，许多都可经过这种墙报来推动的。”[12]
在当时战争环境来看，组织士兵读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读什么报的问题。战争年代，交通困难，特别是对于前线部队来说，后方出版的报纸很难到前方战士的手里。因此各部队不得不自己出版报纸，“每一部队按照其战略任务之单位（如师，单独行动之旅及团或支队），自己出版一种油印的报纸，供给本部队阅读，是非常必要的”[13]，每七天出版一次，要求战士要普遍投稿。其次，是读什么内容的问题。战士和干部对于读报的要求不同，对于战士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了解当时国内外的重要时事，“如战况之及时分析，政府之重要法令，统一战线之发展状况，敌军的困难与损失，帝国的反战情形，以及国际援华运动的现状，国际上之重要事件等等。”[14]因此，對于每一期墙报的出版，都规定了每一期的主题，以当前的重要内容为中心，“比如这一次以群众工作为内容的中心，下一次则以整顿记录表为中心，再一次则以提高军事技术为中心等等。”[15]每一期墙报出版后，均组织士兵认真阅读，讨论，“墙报内容丰富，联系实际，版面活泼，大家都爱看。”[16]墙报在士兵中颇受欢迎。 其次是文化娱乐委员和体育委员负责的文艺和体育功课。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没有多少可供战士娱乐的机会，但中共还是采取措施，尽量提高官兵的精神生活。例如唱歌就是部队非常重视的娱乐活动，“我们利用一切间隙教唱革命歌曲，当时团直机关和连队，学习唱歌非常普遍，每人都会唱十来支歌子，有的会唱二三十首”[17]，主要学习的革命歌曲有《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当时部队官兵对于唱歌十分热情，集合开会之前都要求唱歌，连队之间也在唱歌上开展竞赛，“每天早晚集合，上课前都组织唱歌，特别是每当全大队或全团集合开大会前，都要互相拉歌，部队很有生气”，[18]演唱革命歌曲对于调动士兵的情绪有巨大的作用。
另外，俱乐部还举办各种比赛，召开运动会等，“每个中队都有球队，经常进行球赛，还同地方群众、学校进行比赛。抗三还召开运动会，进行篮球、排球、拔河、投弹等项目的比赛。”[19]
二、部队基层的文化建设与士兵教育
对于军队文化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0]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与中央文委联合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强调“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21]在基层连队，俱乐部成为了士兵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俱乐部的文化活动有着显著的特点。
（一）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时代旋律为主导开展工作。抗战时期，八路军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军民进行教育。这一时期俱乐部的课外活动多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展开，“我们作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2]，在党的领导下，俱乐部开展了大量的以号召抗日为主题的课外活动，借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例如俱乐部下的文化组就经常组织故事会，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苏武牧羊》，讲历代的英雄人物，以此激发指战员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斗志。”[23]
（二）注重军民关系的建设。中共十分重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在举行活动时经常与地方进行互动，军民联谊，“每逢重要节日（如春节），团政治处组织联欢会，把有各种专长的人组织起来，自编自演，形式多种多样（有大鼓书、秧歌、“秧汉推车子”、小话剧。。。。。。）”;“一九四二年春節期间，二团正在束北县张古庄一带与当地群众联欢之际，敌人出动了，离部队只有几里远，联欢即停下来，演员连画的脸都没来得及洗掉，马上出发迎击敌人。结果打了一个漂亮仗，很快编成歌子演唱”。[24]通过这些活动，密切了部队同群众的联系，对于巩固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注重娱乐活动开展的普遍性，尽量让每名战士都参与进来。当时部队中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工作十分普遍，人人参加，“每个人都得懂得文艺，会出一二个节目，否则碰球（一种游戏），碰到你头上就下不了台。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先后派田申、秦忠发、王德厚同志来抗中担任音乐教员，指挥我们开展文化娱乐活动。”[25]
（四）俱乐部不只是单纯的娱乐活动组织，还兼有政治工作的特点。中共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政治建设，常在文化教育之中并行政治教育。赵超构在随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期间，对于八路军的连队教育认识颇深：“每连的军人俱乐部，也不只是一个文化娱乐的机关，许多工作，如争取逃兵、防奸和其他群众性的工作，都通过俱乐部来做。”[26]
余论
抗战时期，部队物质匮乏，可供于官兵进行娱乐工作的条件过于稀少。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共军队的各种负面宣传，更是加深了群众对于部队的误解，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后，面对国内部分人士对中共军队的误解，感慨道：“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的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27]但实际上中共通过俱乐部竭尽所能举行各种娱乐工作，提升官兵的精神生活，官兵对军营生活充满了热情，部队之中气氛高涨，“我们学习虽然紧张，心情都十分痛快，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唱歌、演戏开展体育活动，打篮球、排球、跳高、跳远、赛跑等，整天都生活在活跃的气氛之中。”[28]通过各项娱乐工作，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这一变化，罗瑞卿曾谈到：“只要你一到八路军中，你总可以听到洋溢的雄壮的歌声，你总可以看到有兴趣、有意义的戏剧，你总可以听到使人感到的革命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各色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晚会在八路军总是经常举行的，不会唱歌的战士，那时绝无仅有的现象，就是大规模的运动大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看到的。”[29]
对于战争年代的军旅生活，我们以往会认为很枯燥，很苦闷，尤其是对于各项条件都十分落后的八路军更是难以想象。但是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知道，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八路军的生活是十分出彩活跃的，而这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毅：《永不忘，学习他，我们的死者！》，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小组办公室编：《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2]齐小林：《华北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
[4]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
[5]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39页。
[6]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7]《俱乐部纲要》，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8]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9]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39页。
[10]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
[11]《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12]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39页
[13]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
[14]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
[15]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39页
[16]《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17]阎朝科：《冀中军区六分区（警备旅）第二团史料》，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杭红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183页。
[18]《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19]《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
[21]胡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23]孙晓波、郑彦：《冀中军区九分区第三十四地区队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223页。
[24]阎朝科：《冀中军区六分区（警备旅）第二团史料》，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杭红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183页。
[25]魏士显、刘万钧：《忆抗中的文化教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2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21页。
[26]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229页。
[27]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92页。
[28]魏士显、刘万钧：《忆抗中的文化教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2卷，第421页。
[29]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40页
关键词：抗战时期;八路军;课外工作;俱乐部
我们在描述战争年代八路军部队的情况时，最常说的还是“小米加步枪”。陕北人爱吃的小米和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同奠定了部队的生活基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部队生活的艰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从上到下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对于部队生活来说，不仅艰苦，而且多枯燥，部队过着“简直近乎一种禁欲主义”[1]的生活。抗战初期，由于暂时的军事失利，部队中的负面情绪较多，这对于日后的作战极为不利。因此，中共除了加大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外，并且在课外积极组织各种娱乐工作，调节士兵的情绪。广泛开展的课外娱乐工作，对于加强部队建设，提升部队战斗力有极大的作用。
检索目前关于军队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于中共动员农民参军原因的研究也有研究。[2]但对八路军中基层士兵的课外工作如何开展则少有涉及，而课外工作在文化建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八路军连队的俱乐部切入，一方面探讨中共如何通过俱乐部开展娱乐工作来调节士兵的生活与训练，另一方面则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在基层进行文化建设的特点。
一、俱乐部建设
中共在日常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外，非常重视部队课外工作的建设。“课外工作是指正式操课时间以外的自习游戏娱乐等等活动而言的。”[3]课内工作集中进行，正规、严肃，课外工作分散进行，活跃;课内工作较为单纯，课外工作形式多样;课内工作是教育战士的基本手段，课外工作是辅助教育的工作，“由此可知，课外工作是为的辅助教育，调节生活，养成战士之自觉自动精神，造成部队之紧张活跃作风而设立的。没有课外工作，要想使教育深入，生活愉快是不容易的。没有课外工作，要想使战士不感军队生活之枯燥，克服酗酒，赌博，嫖娼等的不正当行为，也是不容易的。”[4]中共认为，课外的娱乐工作也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文化教育作用：“有政治意义的歌曲、戏剧、电影、故事。。。。。。是比较上政治课、听报告还容易深入，还容易使战士们受感动。”[5]当时负责部队课外娱乐工作的组织是俱乐部（抗战时有的被称为救亡室）。
（一）俱乐部的组织建设
俱乐部兴起于中央苏区时期。当时的俱乐部主要在部队中建立，“《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以利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6]后来俱乐部发展迅速，向部队外扩展，一些大的企业和工会、各乡村都设置了俱乐部。苏区时期的俱乐部主要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社会教育，组织群众娱乐活动，“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知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7]，“实际上成了瑞金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8]
沿至抗战时期，八路军中俱乐部仍然存在，负责士兵的课外娱乐工作，“八路军中的俱乐部，是专门组织与领导体育娱乐工作的。”[9]“连队俱乐部是全体指战员课外学习的组织，是群众的团体生活的组织。”[10]当时俱乐部（或救亡室）的建立在部队中非常普遍，“各个中队都建立救亡室。救亡室即是群众性政治文化生活的组织者，又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11]
俱乐部直接受连队首长（即连长和指导员）指示开展工作，没有上下级的独立系统。由全体士兵大会推选产生管理委员会，选出七人具体分工，各专其责。俱乐部具体的分工有：
主任：接受连队首长的领导，负责俱乐部的全部工作。
军事学习委员：主要负责计划军事辅助方法，协助军事指挥员。
政治委员：负责计划及准备部队党政教育的辅助材料。
文化娱乐委员：负责领导课外的文化工作。
体育委员：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等。
卫生委员：负责领导连队的个人卫生。
墙报委员会：负责出版墙报。
经济协助委员会：负责协助部队给养人员，帮助连队改善伙食。
（二）课外娱乐工作的展开
课外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因此对于如何开展娱乐工作不得不加以探讨。
以读报为例。俱乐部下设有墙报委员会，是专门出版墙报，组织士兵读报的组织。中共认为这不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工作，同时还可以改进部队中的不良作风：“这不但是使全体战士在墙报上有写作的机会，去提高与发展战士们的文化水准，而且这种墙报也是尽着领导连队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思想意识锻炼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很大的政治水平上的教育意义。连队中生活上的改进，工作上、思想上优良的作风，模范的行为，以及缺点的纠正，各种不健康病态现象的揭发与克服，许多都可经过这种墙报来推动的。”[12]
在当时战争环境来看，组织士兵读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读什么报的问题。战争年代，交通困难，特别是对于前线部队来说，后方出版的报纸很难到前方战士的手里。因此各部队不得不自己出版报纸，“每一部队按照其战略任务之单位（如师，单独行动之旅及团或支队），自己出版一种油印的报纸，供给本部队阅读，是非常必要的”[13]，每七天出版一次，要求战士要普遍投稿。其次，是读什么内容的问题。战士和干部对于读报的要求不同，对于战士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了解当时国内外的重要时事，“如战况之及时分析，政府之重要法令，统一战线之发展状况，敌军的困难与损失，帝国的反战情形，以及国际援华运动的现状，国际上之重要事件等等。”[14]因此，對于每一期墙报的出版，都规定了每一期的主题，以当前的重要内容为中心，“比如这一次以群众工作为内容的中心，下一次则以整顿记录表为中心，再一次则以提高军事技术为中心等等。”[15]每一期墙报出版后，均组织士兵认真阅读，讨论，“墙报内容丰富，联系实际，版面活泼，大家都爱看。”[16]墙报在士兵中颇受欢迎。 其次是文化娱乐委员和体育委员负责的文艺和体育功课。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没有多少可供战士娱乐的机会，但中共还是采取措施，尽量提高官兵的精神生活。例如唱歌就是部队非常重视的娱乐活动，“我们利用一切间隙教唱革命歌曲，当时团直机关和连队，学习唱歌非常普遍，每人都会唱十来支歌子，有的会唱二三十首”[17]，主要学习的革命歌曲有《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当时部队官兵对于唱歌十分热情，集合开会之前都要求唱歌，连队之间也在唱歌上开展竞赛，“每天早晚集合，上课前都组织唱歌，特别是每当全大队或全团集合开大会前，都要互相拉歌，部队很有生气”，[18]演唱革命歌曲对于调动士兵的情绪有巨大的作用。
另外，俱乐部还举办各种比赛，召开运动会等，“每个中队都有球队，经常进行球赛，还同地方群众、学校进行比赛。抗三还召开运动会，进行篮球、排球、拔河、投弹等项目的比赛。”[19]
二、部队基层的文化建设与士兵教育
对于军队文化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0]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与中央文委联合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强调“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21]在基层连队，俱乐部成为了士兵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俱乐部的文化活动有着显著的特点。
（一）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时代旋律为主导开展工作。抗战时期，八路军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军民进行教育。这一时期俱乐部的课外活动多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展开，“我们作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2]，在党的领导下，俱乐部开展了大量的以号召抗日为主题的课外活动，借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例如俱乐部下的文化组就经常组织故事会，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苏武牧羊》，讲历代的英雄人物，以此激发指战员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斗志。”[23]
（二）注重军民关系的建设。中共十分重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在举行活动时经常与地方进行互动，军民联谊，“每逢重要节日（如春节），团政治处组织联欢会，把有各种专长的人组织起来，自编自演，形式多种多样（有大鼓书、秧歌、“秧汉推车子”、小话剧。。。。。。）”;“一九四二年春節期间，二团正在束北县张古庄一带与当地群众联欢之际，敌人出动了，离部队只有几里远，联欢即停下来，演员连画的脸都没来得及洗掉，马上出发迎击敌人。结果打了一个漂亮仗，很快编成歌子演唱”。[24]通过这些活动，密切了部队同群众的联系，对于巩固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注重娱乐活动开展的普遍性，尽量让每名战士都参与进来。当时部队中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工作十分普遍，人人参加，“每个人都得懂得文艺，会出一二个节目，否则碰球（一种游戏），碰到你头上就下不了台。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先后派田申、秦忠发、王德厚同志来抗中担任音乐教员，指挥我们开展文化娱乐活动。”[25]
（四）俱乐部不只是单纯的娱乐活动组织，还兼有政治工作的特点。中共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政治建设，常在文化教育之中并行政治教育。赵超构在随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期间，对于八路军的连队教育认识颇深：“每连的军人俱乐部，也不只是一个文化娱乐的机关，许多工作，如争取逃兵、防奸和其他群众性的工作，都通过俱乐部来做。”[26]
余论
抗战时期，部队物质匮乏，可供于官兵进行娱乐工作的条件过于稀少。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共军队的各种负面宣传，更是加深了群众对于部队的误解，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后，面对国内部分人士对中共军队的误解，感慨道：“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的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27]但实际上中共通过俱乐部竭尽所能举行各种娱乐工作，提升官兵的精神生活，官兵对军营生活充满了热情，部队之中气氛高涨，“我们学习虽然紧张，心情都十分痛快，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唱歌、演戏开展体育活动，打篮球、排球、跳高、跳远、赛跑等，整天都生活在活跃的气氛之中。”[28]通过各项娱乐工作，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这一变化，罗瑞卿曾谈到：“只要你一到八路军中，你总可以听到洋溢的雄壮的歌声，你总可以看到有兴趣、有意义的戏剧，你总可以听到使人感到的革命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各色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晚会在八路军总是经常举行的，不会唱歌的战士，那时绝无仅有的现象，就是大规模的运动大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看到的。”[29]
对于战争年代的军旅生活，我们以往会认为很枯燥，很苦闷，尤其是对于各项条件都十分落后的八路军更是难以想象。但是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知道，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八路军的生活是十分出彩活跃的，而这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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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39页
[16]《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17]阎朝科：《冀中军区六分区（警备旅）第二团史料》，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杭红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183页。
[18]《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19]《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团团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8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3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页。
[21]胡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23]孙晓波、郑彦：《冀中军区九分区第三十四地区队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223页。
[24]阎朝科：《冀中军区六分区（警备旅）第二团史料》，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7卷，北京：杭红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183页。
[25]魏士显、刘万钧：《忆抗中的文化教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2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21页。
[26]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229页。
[27]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92页。
[28]魏士显、刘万钧：《忆抗中的文化教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2卷，第421页。
[29]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出版社，1939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