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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徐本禹,一个感动了无数国人的名字,一个在贵州贫困山区支教2年的志愿者。如今,“徐本禹”这三个字,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成了奉献与爱心的象征符号。据悉,徐本禹已经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他的行为带动了众多的志愿者,贵州支教接力将在华中农业大学一棒一棒传递下去。
我叫徐本禹,今年22岁,中共党员。我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18岁开始教学。我爹教了一辈子书,工资先是由原来的十几元钱涨到了270元钱,去年转为正式教师,基本工资是800元,这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我娘身体不好,头疼病经常犯,但我母亲很勤劳、很善良,母亲是我们家主要的劳动力,母亲经常拿出家中的东西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家庭。和我们在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快60岁的舅舅,舅舅终身未婚(我娘、我舅是我来这里之后心里最牵挂的)。虽然我们家在山东,在东部,但我家现在还是住在土房子里面,走进我们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最矮的房子就是我们家。
1999年,我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1999年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胡源时,叔叔阿姨看见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天气冷了,别冻着。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或许是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刚开学不久,我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学校安排我打扫5栋2楼的一层楼道,打扫一个月。学校勤工部发给我50元钱,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俭学的钱——自己的劳动所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从中取出7元钱,买了2斤瓜子。钱发下来不久,我们学校经贸学院组织了一个向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我把我勤工俭学所剩的43元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小妹妹。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大学第一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1400元的奖学金,并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强奖。
大学第二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的头上。通过竞选我成为了一名班长,同时在计算机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为了一名经贸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想当管理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学电脑。渐渐地我迷上了电脑,经常是下了课饭也不吃就跑到机房,当然不是去玩游戏,而是学习。就这样,我在班级的时间就少了许多,班级慢慢地失去了凝聚力。有不少同学对我有意见,我也听取了同学的意见,或许是一心不可二用吧。
2001年12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当阳光洒进山洞里……》这篇文章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当地有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震惊。回来后我向辅导员陈曙老师反映了情况,陈老师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第二天,陈老师就向分团委的学生干部介绍了具体情况,同学们纷纷要求去岩洞小学进行义务支教。由于要实习,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较分散,大约在2002年6月初,我利用复习功课以外的时间,制定了一份活动方案,在人员选择上考虑到以后开展同样活动的连续性,最后定下了四名同学:我(当时大三)、陈兴杰(当时大二)、向华(当时大二)、刘圣鹏(当时大一)。按照活动方案的安排,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资捐物。捐资是在学校内进行的,由陈兴杰、向华来负责,最后效果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总共捐了500多元钱。捐书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2002年7月15日我们四人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了去岩洞小学的火车。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周围村庄的村民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心里格外高兴,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达兴合村的当天晚上,行李还没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岩洞小学。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由于岩洞的上方没有隔开,在一边上课,在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我不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是怎么想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的差。7月20日,我们开始上课(只有三、四、六年级),刘圣鹏、向华负责三年级,陈兴杰负责四年级,我负责六年级。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小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六年级的学生才勉强听得懂,但要说得很慢。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贫穷状况,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农户家去做调查。由于各户之间很分散,而且又在山头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长的山路。农户家里面都很穷,有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左右,吃的是玉米面,有的家庭自己种的只能够吃半年的。为了能够增加一定的收入,几乎每户都养了猪,所以家里的孩子要每天打猪草,背着背篓,上山、下山很辛苦。有一次,我去吴斌老师家里做客,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晚上回不来,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晚。我刚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乱爬,赶走了一只又来一只,浑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没有睡好。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人开始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们回校的当天,假期补课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他们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场,全体同学手拿老师自做的小红旗,欢送他们回校,在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发现所有学生的眼里含着泪水。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许多学生把我送到了猫场镇,当天我给他们买了一些吃的,他们送给我鸡蛋、面包,说是路上吃的,还有感谢信……返回学校后,我们组织了对“为民小学”——就是岩洞小学100名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有的在校大学生把每个月省吃俭用的10元钱给他们寄去,有的寄去了学习用品和衣服等,学生和家长纷纷写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虽然去为民小学进行支教耽搁了考研复习,但是山区孩子对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自己努力学习,终于我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在我得知考研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兴奋得失了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2003年4月16日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我得知今年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时,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晚上,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复试了没有。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怎样把这一事实告诉父亲,最后我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在这儿读了……”(其实我是多么想在这儿读下去呀!)我对父亲说:“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我想两年以后再考一个好的学校……”在电话的那一边,虽然父亲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稀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孤儿星星小妹妹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在这里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但吴道江怕我们这些大学生吃不消,就特地买了两担米。他们七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享受的是土豆、茄子、西红柿汤和火腿肠做成的饭菜,这已经是最高级的待遇了。但是,他们七人最后还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条件艰苦都病倒了,其中有两名病得很厉害。他们于8月1日返校了。他们在返校的长途汽车上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团长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这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挺过两年?
他们七个人的病倒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我怕自己的身体会和他们的一样不听使唤。还好,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么好,吃的东西不怎么消化,记得有几次疼得睡不着觉。幸亏我带了两年用的药物,是武汉的三位好心人捐给我的。
现在我是和吴村长家人吃住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原来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我感觉很难受。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里面。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后来心想: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又能够怎样呢?我就对自己说,就当没有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平时都是吃两碗。虽然不好吃,但饥不择食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字“吃”!只有吃饱了,能吃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支教下去。
我是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由于背阳,很阴暗,很少见到阳光。就这么小的地方成了我学习的乐园,在一张比较大的桌子上摆满了我的书籍,有专业书、文学书、英语书、数学书等。桌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地上摆放着我的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给我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得更加狭小。
现在,这里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的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我自己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学生写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时,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就气得把书一丢,走出了教室,可最后还是要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12月8日的前夜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5名学生没有来上课,我问同学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上课。有的说天气太冷,路不好走,来到半路又回去了;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认识到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后会有更多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天上午,我没有上课。我带上了两名学生,他们给我带路。来到了黄绍超家,在他家的外面我们听到了电视的声音,我猜想他正在家里看电视。走到他家门口,两条凶狠的狗不停地狂吠,不让我们走进去。听到狗叫声,他乐呵呵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当看到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劝他上学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批评他。但怎么说他就是不去,后来他的叔叔想把他拖到学校去,结果他把书和本子全部丢到了泥水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他说就是不去。我和学生劝了他一个多小时,结果无动于衷。在家玩的还有他的弟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学了,我劝他去读书,他说他还没有玩够,他哥哥不去他也不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深深地自责: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学生。后来我得知他的爸妈都去打工了,家中只有他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像这样的家庭在这里还有很多。这样一来督促学生学习的任务全部落在了老师的身上,无形中给自己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这些学生的积极性?以前是不是自己管得太严厉了?还是教育不得方法?我思考着……
第二天,我认为他不会来上课,谁知在我来到教室之前,他已经早早地坐在了教室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批评他,也没有提昨天的事儿,我不想给他更大的压力。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送给他两个本子,让他好好学习。我一改以前严厉的做法,而是很平和地对他说:“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迟到、旷课了!”从此以后,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再也没有旷过课。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他们也有自尊心,他们也需要老师的关心和呵护,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老师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还有,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我来到他们家,当时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当我问他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时,“没有鞋穿!”何伟说,“我妈妈帮我们到镇上买鞋去了”。说完他们两个都哭了,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我穿着皮鞋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没有鞋没法上学了,我给他俩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在家里学习。在回来的路上,心里越想越痛……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50元钱给他家送了过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几双鞋穿。
现在上课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别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走的话,我可能会动摇。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的学生,学生也离不开我。学生都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多呆几年,把他们教上初中。现在,即使我病倒在讲台上,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因为我舍不得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纯真无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顾忌。和学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
在这里,我正在练习写作。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好更好地教学生;二是想投稿,如果能发表的话,还可以得到稿费,可以用来补贴生活。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有限,文学功底可以说无,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
(摘自《天涯》)
我叫徐本禹,今年22岁,中共党员。我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18岁开始教学。我爹教了一辈子书,工资先是由原来的十几元钱涨到了270元钱,去年转为正式教师,基本工资是800元,这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我娘身体不好,头疼病经常犯,但我母亲很勤劳、很善良,母亲是我们家主要的劳动力,母亲经常拿出家中的东西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家庭。和我们在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快60岁的舅舅,舅舅终身未婚(我娘、我舅是我来这里之后心里最牵挂的)。虽然我们家在山东,在东部,但我家现在还是住在土房子里面,走进我们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最矮的房子就是我们家。
1999年,我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1999年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胡源时,叔叔阿姨看见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天气冷了,别冻着。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或许是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刚开学不久,我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学校安排我打扫5栋2楼的一层楼道,打扫一个月。学校勤工部发给我50元钱,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俭学的钱——自己的劳动所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从中取出7元钱,买了2斤瓜子。钱发下来不久,我们学校经贸学院组织了一个向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我把我勤工俭学所剩的43元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小妹妹。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大学第一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1400元的奖学金,并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强奖。
大学第二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的头上。通过竞选我成为了一名班长,同时在计算机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为了一名经贸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想当管理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学电脑。渐渐地我迷上了电脑,经常是下了课饭也不吃就跑到机房,当然不是去玩游戏,而是学习。就这样,我在班级的时间就少了许多,班级慢慢地失去了凝聚力。有不少同学对我有意见,我也听取了同学的意见,或许是一心不可二用吧。
2001年12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当阳光洒进山洞里……》这篇文章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当地有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震惊。回来后我向辅导员陈曙老师反映了情况,陈老师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第二天,陈老师就向分团委的学生干部介绍了具体情况,同学们纷纷要求去岩洞小学进行义务支教。由于要实习,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较分散,大约在2002年6月初,我利用复习功课以外的时间,制定了一份活动方案,在人员选择上考虑到以后开展同样活动的连续性,最后定下了四名同学:我(当时大三)、陈兴杰(当时大二)、向华(当时大二)、刘圣鹏(当时大一)。按照活动方案的安排,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资捐物。捐资是在学校内进行的,由陈兴杰、向华来负责,最后效果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总共捐了500多元钱。捐书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2002年7月15日我们四人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了去岩洞小学的火车。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周围村庄的村民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心里格外高兴,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到达兴合村的当天晚上,行李还没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岩洞小学。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由于岩洞的上方没有隔开,在一边上课,在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我不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是怎么想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的差。7月20日,我们开始上课(只有三、四、六年级),刘圣鹏、向华负责三年级,陈兴杰负责四年级,我负责六年级。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小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六年级的学生才勉强听得懂,但要说得很慢。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贫穷状况,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农户家去做调查。由于各户之间很分散,而且又在山头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长的山路。农户家里面都很穷,有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左右,吃的是玉米面,有的家庭自己种的只能够吃半年的。为了能够增加一定的收入,几乎每户都养了猪,所以家里的孩子要每天打猪草,背着背篓,上山、下山很辛苦。有一次,我去吴斌老师家里做客,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晚上回不来,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晚。我刚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乱爬,赶走了一只又来一只,浑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没有睡好。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人开始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们回校的当天,假期补课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他们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场,全体同学手拿老师自做的小红旗,欢送他们回校,在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发现所有学生的眼里含着泪水。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许多学生把我送到了猫场镇,当天我给他们买了一些吃的,他们送给我鸡蛋、面包,说是路上吃的,还有感谢信……返回学校后,我们组织了对“为民小学”——就是岩洞小学100名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有的在校大学生把每个月省吃俭用的10元钱给他们寄去,有的寄去了学习用品和衣服等,学生和家长纷纷写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虽然去为民小学进行支教耽搁了考研复习,但是山区孩子对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自己努力学习,终于我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在我得知考研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兴奋得失了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2003年4月16日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我得知今年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时,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晚上,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复试了没有。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怎样把这一事实告诉父亲,最后我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在这儿读了……”(其实我是多么想在这儿读下去呀!)我对父亲说:“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我想两年以后再考一个好的学校……”在电话的那一边,虽然父亲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稀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孤儿星星小妹妹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在这里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但吴道江怕我们这些大学生吃不消,就特地买了两担米。他们七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享受的是土豆、茄子、西红柿汤和火腿肠做成的饭菜,这已经是最高级的待遇了。但是,他们七人最后还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条件艰苦都病倒了,其中有两名病得很厉害。他们于8月1日返校了。他们在返校的长途汽车上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团长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这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挺过两年?
他们七个人的病倒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我怕自己的身体会和他们的一样不听使唤。还好,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么好,吃的东西不怎么消化,记得有几次疼得睡不着觉。幸亏我带了两年用的药物,是武汉的三位好心人捐给我的。
现在我是和吴村长家人吃住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原来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我感觉很难受。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里面。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后来心想: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又能够怎样呢?我就对自己说,就当没有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平时都是吃两碗。虽然不好吃,但饥不择食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字“吃”!只有吃饱了,能吃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支教下去。
我是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由于背阳,很阴暗,很少见到阳光。就这么小的地方成了我学习的乐园,在一张比较大的桌子上摆满了我的书籍,有专业书、文学书、英语书、数学书等。桌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地上摆放着我的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给我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得更加狭小。
现在,这里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的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我自己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学生写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时,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就气得把书一丢,走出了教室,可最后还是要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12月8日的前夜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5名学生没有来上课,我问同学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上课。有的说天气太冷,路不好走,来到半路又回去了;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认识到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后会有更多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天上午,我没有上课。我带上了两名学生,他们给我带路。来到了黄绍超家,在他家的外面我们听到了电视的声音,我猜想他正在家里看电视。走到他家门口,两条凶狠的狗不停地狂吠,不让我们走进去。听到狗叫声,他乐呵呵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当看到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劝他上学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批评他。但怎么说他就是不去,后来他的叔叔想把他拖到学校去,结果他把书和本子全部丢到了泥水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他说就是不去。我和学生劝了他一个多小时,结果无动于衷。在家玩的还有他的弟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学了,我劝他去读书,他说他还没有玩够,他哥哥不去他也不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深深地自责: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学生。后来我得知他的爸妈都去打工了,家中只有他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像这样的家庭在这里还有很多。这样一来督促学生学习的任务全部落在了老师的身上,无形中给自己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这些学生的积极性?以前是不是自己管得太严厉了?还是教育不得方法?我思考着……
第二天,我认为他不会来上课,谁知在我来到教室之前,他已经早早地坐在了教室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批评他,也没有提昨天的事儿,我不想给他更大的压力。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送给他两个本子,让他好好学习。我一改以前严厉的做法,而是很平和地对他说:“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迟到、旷课了!”从此以后,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再也没有旷过课。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他们也有自尊心,他们也需要老师的关心和呵护,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老师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还有,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我来到他们家,当时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当我问他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时,“没有鞋穿!”何伟说,“我妈妈帮我们到镇上买鞋去了”。说完他们两个都哭了,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我穿着皮鞋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没有鞋没法上学了,我给他俩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在家里学习。在回来的路上,心里越想越痛……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50元钱给他家送了过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几双鞋穿。
现在上课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别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走的话,我可能会动摇。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的学生,学生也离不开我。学生都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多呆几年,把他们教上初中。现在,即使我病倒在讲台上,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因为我舍不得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纯真无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顾忌。和学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
在这里,我正在练习写作。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好更好地教学生;二是想投稿,如果能发表的话,还可以得到稿费,可以用来补贴生活。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有限,文学功底可以说无,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
(摘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