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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完《再造魅力故乡》，副标题为“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此书源自日本十七个小镇的保护与重建，真切地述说了十七个故乡再造的小故事，正是村民“自觉”、“自建”与“自治”的实例。著者西村幸夫是城市设计与古迹保护的学者，然而其视野并非仅止于此，更过人之处是他的学术根植于社区建设。他在“前言”中写道：“……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此言足以弁其端。《再造魅力故乡》的封面也好，近乎笨拙的钢笔速写（小镇街屋）实在凸显了乡土魅力，让我想起了电影《寅次郎的故事》。正是这样一本看似“地方故事”的盈握小册，却深契吾心，并且关乎我多年的痛痒。
十七则故乡再造的小故事，无不感人，尤其是，著者在介绍每一处改造案例之前，都有一段当地市民（乡民）或是某一社团组织的真实感言。在介绍新县津川町的某社区营造前，有一段引自当地一位年轻商店老板的感言：
很不喜欢起早的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持续不断，仿佛消防队的清晨练习活动一样？这是爱护乡土的心情在支持我们。在这条街道出生、成长的我们，更希望今后也一直继续住在这条街上。
“故乡”，不再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
此书最大的魅力是叫我看见了一条不同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路子，乡民们辟建出一条“自觉”的魅力轨途，这恰是先贤梁漱溟先生所谓“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若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之一起来看，那么乡土再造的故事庶几瞄中了梁先生“自下而上”之鹄的，应验了梁先生乡土建设学说的深刻。在我看来，《再造魅力故乡》简直是《乡村建设理论》的“显灵”，但这个“灵”偏显在日本，没显在中国。
我们来看梁漱溟的“灵”是如何显现于日本的乡土建设中。
一、“自下而上”的显灵。“自下而上”建设之基石有二：一是梁先生所说的“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二是不能依赖政府，若并入政权的轨迹，它就不成为“自下而上”。这两点既是梁先生的学说，又是他在邹平县实践的痛楚，即他谓之的“两大难处”，当时他感叹道，“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又“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再造魅力故乡》证实了梁先生的理论，亦化解了他在实践中的无奈。这十七则故事概莫能外，是乡民们“动起来”的故事大汇编，而且，他们的乡土再造无一处是政府所策动的，最多有政府的协助，改造乡土之夙愿还是来自乡民，主角亦为乡民。
二、梁先生所指的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这一点在该书讲述的乡土再造中也“显灵”了。书中有一故事，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桑原猛先生衣锦还乡，孜孜苦苦和当地的工匠们一起，通过对一旧官邸的修复，与匠师、乡民们共同创立了“保存研究会”，以有限的资金高效地再造故乡。经由对一栋旧建筑的修复，推动了整个地区的街屋保护，更重要的是乡民们的参与意识由此被调动起来。他们自觉地认为街屋是关乎整个镇的大事，如若不然，那个“保存研究会”便不能成立。这就是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两者缺一不可。
三、梁先生所谓的“乡约组织”在此也有所显现。首先，梁先生认为“乡约”自古有之，并不新鲜，他最推崇陆桴亨的《治乡三约》：“他（陆桴亨）何以为最好？就是把乡约的消极者已变到一种积极的路上。”梁先生不是“乡约”、“乡学”的复古者，而是将“乡约”安置于他的乡村建设框架下。另外，无论宋、明、清的何种“乡约”皆有一特征，便是独立于政权外的自治。我第一次读黄佐的《泰泉乡礼》没看懂，后来我读懂了，他所说的“润泽制宜，务合人心而官勿督焉”就是一种独立“官督”外的次序，而对于维系这个次序，黄佐自有一套体系：“……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乡社以司乡之祀事，保伍以司乡之戎事，社学以司乡之教事，社仓以司乡之养事。”梁先生正是延续了“官勿督焉”的基本思想，又将传统中被动的“约”，转而进一层为“人生向上”的积极，故他所倡的“乡约”不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关系。此“约”不但具有守护的功能，更有建设的意思。正如梁先生所言，“不让他一个乡下人有小志气……非有大勇气不可”。从这一层面来看，《再造魅力故乡》也具有“显灵”般的意义了。书中有这样一例，爱知县的足助町，社区营造纷繁，更有乡民组织的各类协会，自制条例法规。最为感人的，是居民请愿制定的“景观条例”——因为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和“都市计划法”不能满足当地的居民要求，为了让家乡的各种景观不受破坏，他们自定“景观条例”并认为它更能表达出对故乡的挚爱，它高于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又是一部充满感情的“法规”。这是何等的“自觉”！
四、梁先生在其“乡村建设”学说中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反对西洋抽象的终极理性，即所谓的“普遍真理”，而主张中国的“伦理情谊”之“理”。前者的研究目的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真理，而后者的目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永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客观标准”。唯“情谊之理”才会融入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再造魅力故乡》让我歆羡之一处是，这十七个小镇的营造方法全然不同，没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换言之，若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经验，并没有一个模式是可以直接移植，要有的话，便是“自下而上”的精神。
我不是要将梁先生的理论与日本的乡土再造一一对位，而是服膺于梁先生的睿智在此显现。日本的“乡土再造”非一日之功，如序中所言，蹇步五十载，“如龟行一般”地前进，但毕竟还是做成了。那么是什么成就了他们“自下而上”的建设？难道他们与生俱来就“自觉”？我不了解日本，不敢妄言，但从此书中我窥出一种建设的独立轨迹：较之西洋，日本的乡土建设没有过多地与城镇规划相糅杂，所以其社区营造相对独立发展，免受城市理论繁杂之困；而较之我们（解放后），又没有国家意识形态中“自上而下”的影响。
《再造魅力故乡》倒是提及他们的乡土建设曾经学习西洋。
我们所谓的“乡土/乡村建设”在西洋有个对应的概念“社区建设”，含义虽有别，但皆指向“再造”，“乡土”或“社区”又是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单元，“社会再造”都要从其单元切入。近代意义的“社区”（community）一词，必然要从西洋说起，而社区建设又与其城镇规划理论交叠，最为典型的便是上世纪初发端于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
英国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条是从牛顿引领的自然科学的发端走向工业革命，同时又孕育了资本再走向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另一条便是由十六世纪的莫尔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文—拉斯金和莫里斯，由空想乌托邦走向社会实践的路线。有趣的是两条路线之原点近乎同时。前一条轨迹构造了近代工业城市，愚弊亦随之而来；后一条轨迹，如莫尔所著《乌托邦》（西方学界称之为“反城市”的开端）求城市与乡村之合，废除私有制；继而欧文设想以“公社”（community）为单位的社会组织，赓载莫尔思想，又提出了农业、手工业与工业相结合。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工业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开始倡导“田园城市运动”。首先，霍华德认为工业城市之疾是私有制本身催生的自由竞争，他反对绝对的私有本位社会。其二，霍华德不是“反城市”主义者，也并非要将传统的城市“抽空”而移植到乡村，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化城市”。他著名的两幅图解“三磁铁”与“社会化城市”（在许多城镇规划书中必然提及）便能反映其基本观念。霍华德如此构想：辟建一新的“城—乡”小型城市网络，自给自足，以弥补工业城市的缺失：“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大自然的用意与意图……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明日田园城市》）其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学说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万不可将其中某一设想抽取出来，用以解决局部问题。
众所周知的“大伦敦规划”（一九四四年由阿伯克龙比和弗肖主持），就是对霍华德学说的曲解，其规划核心便是以伦敦为母城，在其郊区建立卫星城，目的则是为了将母城的人口分散至这些卫星城，工业也渐移其中，以此构成“同心圆”状的大伦敦。其理论依据便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他的诸多设想在规划中皆有付诸实践，却有悖于霍华德之核心思想：“社会化城市。”霍华德言及的小型城市组合不是一种母城与卫星城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网络牵连。“大伦敦规划”不逮其要义，只是直径增大了一圈，而霍华德的“社会化城市”始终未果；另一方面，“人”是从城内疏散了，但“魂”没有跟着出去，因为当时撤出内城的都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乡村终不是他们的归宿，更不可能去积极地“再造魅力乡土”，其“魂”还在资本的大本营——内城。后来卫星城以“卧城”（dormitory town）告终。总之，若用实用主义方法来实践霍华德的理论，治理某个城市疾病，会愈治愈严重。
“田园城市”之后各种学说，由于皆缺乏霍华德那样的整体思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这一点很像“工艺美术运动”变成了Art Deco（装饰艺术）。在我看来，同时期肇自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与“工艺美术运动”实为同一种运动，有太多相似的社会诉求，又得到了太多相似的反面结果。
莫尔—欧文—霍华德这一乌托邦轨迹，就其表层来看，共同之处都在追求城市与乡村结合。依我管见，这“结合”不免还有着多层的牵扯：一、他们都反对私有本位的社会，而城市最是凸现鲜活私有制度的大本营，城市对他们而言可谓“礼崩乐坏”，须“礼失而求诸野”。二、这个“求诸野”不是要逃避“都邑”，蛰居山村，而是要匡都邑之窳败,于是找到了一个较为剀切的方法：城市与乡村结合，通过这一新模式来教化“都邑失礼”。三、城乡结合是以“社区”或“公社”（community）为单元，“社区”又涵盖了“公”的意思。欧文与霍华德所指的公有制，就是财产归“公社”或“社区”（非国有）。四、“社区”在欧洲自不陌生，中世纪城市的社区自治屡见不鲜。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是一个“社区”渐毁，个人本位渐强的过程。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被动的“契约关系”。“社区”弥补了启蒙思想的缺失，在“私”与抽象的“公”（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积极意义的“公”。它好似隐埋于自由竞争制度下的缰绳，“礼崩乐坏”时，或许能在社会这一层面悬崖勒马。
近代“社区”一词脱胎于西洋乌托邦学说，它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形成反向牵掣。需要强调的是，西洋“社区”的进程是重叠于城镇发展中，其自身未形成一条独立于城镇规划的路子。换言之，它必须依附于各时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或是相关政府的“眷顾”，离开了便不行，它是“自上而下”理论下的实践。
说罢西洋“自上而下”建设之端倪，又看到当下东洋“自下而上”的成功，那么我们（解放后）的乡村建设呢? 在此，我禁不住要提及“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
这真是个复杂纷繁的问题。首先，就“人民公社”自身说来有如下几层意思：一、“大跃进”是一政治策略，故“人民公社”自然带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人民公社”不是思想，所以它谈不上是实践，而是“运动”。二、偏偏这个“运动”又在其形式上继承了梁漱溟的某些构想，诸如“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知识分子下乡”等等，这些也并非是口号，还真是做到了，这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是有效的。但它不是梁先生所言的“社会改造”，“人民公社”的“动起来”是不惜代价的，是为了巩固意识形态的“配套基础建设”。三、尽管“人民公社”有悖于梁漱溟学说的基本原理，但它仍旧具有积极性：它是在国家意识下(非社会意义)的民族“自觉”（非“文化自觉”）。它拼死也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城镇发展路子。同时，“自力更生”的战略又要求乡村逐步导入“小工业”的轨道，戮力于国家的“大工业”发展。于是“乡”里便出现了“城”的构架，城乡结合之鹄的是“自力更生”，这一点是鼓舞人的。华揽洪先生晚年著书《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在“人民公社”篇章中行文尤其激昂，按理说，对他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建筑家，运动只会留下硬伤，何以歆动于此？我以为，对他们这辈“海归”大师而言，只做些大项目的方案，并不能挑战他们的经验及视野，而“人民公社”这样的新生事物，却能激起他对城镇研究的再思考，这是他在法国未能有过的研究经验。
总体说来，“人民公社”误读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为了辟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洋的“礼治”社会；“人民公社”其本质为了要发展工业，但如何自力更生地走向工业呢？它沿用了梁先生的一些具体构想。这一点，很像“大伦敦规划”误读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虽然误用的目的不同，影响层面不同，但误讹之根源皆来自“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上世纪初，西洋出了个霍华德的“田园运动”，通过图解来规划出一个未来的“社会化城市”，旨在改造社会；我们出了个梁漱溟，沿承了历代“乡约”、“乡学”，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民族自救，其核心也在于社会改造；东西先贤同为匡俗济世，两者却殊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霍华德的某些构想在西方现代城镇建设中，已转化为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例如，“田园城市”中有关绿化带的设想，后来波及城镇规划之潮流，而他的“社会城市”无人问津，沦为“遗产”，仅仅频繁出现于教科书中。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否也会成为仅仅只是“遗产”呢？
梁漱溟的乡村理论虽说源于兵燹之下的民族自救，乡村建设也是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有识之士“自救”的共同途径，但梁先生的思想远非“施教化于下，言民瘼于上”，他的伟大在于，拿我们的“短处”（相对西洋来说）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社会构造，而不是借人家（西洋）的“长处”来“革命”自己。这个相对西洋来说的“短处”便是我们的传统，梁先生希望用“礼治”来进行“民族自救”，而非学习西洋的“宪制”；其次这“礼治”的核心在于延续“乡约”、“乡学”，而不在于“官学”。他看到乡村的“礼”还在，而城市早已“礼失”，所以他也要“礼失而求诸野”。梁先生不是儒学的复辟者，亦非什么新儒，他是要通过“礼治”来完成一个社会改造。他超越了“儒”。
今天各种新礼学、新儒学都有“百家讲坛”式的风骚，但言儒不言“自觉”，反倒是日本人一步步地再造了“魅力乡土”。我认为，礼也好，儒也罢，若放在“官学”的磁场下，它就“吃人”了；反之，置于“乡土”之下，才会导入梁漱溟的“自觉，自建”的途轨。同样，今天最大的民瘼莫过于丧失了“自觉”与创造力。无自觉，就无创造，断不会显出我们自己的魅力。
立夏（时逢汶川地震）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辛夫著，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28.00元）
十七则故乡再造的小故事，无不感人，尤其是，著者在介绍每一处改造案例之前，都有一段当地市民（乡民）或是某一社团组织的真实感言。在介绍新县津川町的某社区营造前，有一段引自当地一位年轻商店老板的感言：
很不喜欢起早的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持续不断，仿佛消防队的清晨练习活动一样？这是爱护乡土的心情在支持我们。在这条街道出生、成长的我们，更希望今后也一直继续住在这条街上。
“故乡”，不再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
此书最大的魅力是叫我看见了一条不同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路子，乡民们辟建出一条“自觉”的魅力轨途，这恰是先贤梁漱溟先生所谓“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若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之一起来看，那么乡土再造的故事庶几瞄中了梁先生“自下而上”之鹄的，应验了梁先生乡土建设学说的深刻。在我看来，《再造魅力故乡》简直是《乡村建设理论》的“显灵”，但这个“灵”偏显在日本，没显在中国。
我们来看梁漱溟的“灵”是如何显现于日本的乡土建设中。
一、“自下而上”的显灵。“自下而上”建设之基石有二：一是梁先生所说的“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二是不能依赖政府，若并入政权的轨迹，它就不成为“自下而上”。这两点既是梁先生的学说，又是他在邹平县实践的痛楚，即他谓之的“两大难处”，当时他感叹道，“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又“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再造魅力故乡》证实了梁先生的理论，亦化解了他在实践中的无奈。这十七则故事概莫能外，是乡民们“动起来”的故事大汇编，而且，他们的乡土再造无一处是政府所策动的，最多有政府的协助，改造乡土之夙愿还是来自乡民，主角亦为乡民。
二、梁先生所指的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这一点在该书讲述的乡土再造中也“显灵”了。书中有一故事，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桑原猛先生衣锦还乡，孜孜苦苦和当地的工匠们一起，通过对一旧官邸的修复，与匠师、乡民们共同创立了“保存研究会”，以有限的资金高效地再造故乡。经由对一栋旧建筑的修复，推动了整个地区的街屋保护，更重要的是乡民们的参与意识由此被调动起来。他们自觉地认为街屋是关乎整个镇的大事，如若不然，那个“保存研究会”便不能成立。这就是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两者缺一不可。
三、梁先生所谓的“乡约组织”在此也有所显现。首先，梁先生认为“乡约”自古有之，并不新鲜，他最推崇陆桴亨的《治乡三约》：“他（陆桴亨）何以为最好？就是把乡约的消极者已变到一种积极的路上。”梁先生不是“乡约”、“乡学”的复古者，而是将“乡约”安置于他的乡村建设框架下。另外，无论宋、明、清的何种“乡约”皆有一特征，便是独立于政权外的自治。我第一次读黄佐的《泰泉乡礼》没看懂，后来我读懂了，他所说的“润泽制宜，务合人心而官勿督焉”就是一种独立“官督”外的次序，而对于维系这个次序，黄佐自有一套体系：“……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乡社以司乡之祀事，保伍以司乡之戎事，社学以司乡之教事，社仓以司乡之养事。”梁先生正是延续了“官勿督焉”的基本思想，又将传统中被动的“约”，转而进一层为“人生向上”的积极，故他所倡的“乡约”不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关系。此“约”不但具有守护的功能，更有建设的意思。正如梁先生所言，“不让他一个乡下人有小志气……非有大勇气不可”。从这一层面来看，《再造魅力故乡》也具有“显灵”般的意义了。书中有这样一例，爱知县的足助町，社区营造纷繁，更有乡民组织的各类协会，自制条例法规。最为感人的，是居民请愿制定的“景观条例”——因为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和“都市计划法”不能满足当地的居民要求，为了让家乡的各种景观不受破坏，他们自定“景观条例”并认为它更能表达出对故乡的挚爱，它高于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又是一部充满感情的“法规”。这是何等的“自觉”！
四、梁先生在其“乡村建设”学说中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反对西洋抽象的终极理性，即所谓的“普遍真理”，而主张中国的“伦理情谊”之“理”。前者的研究目的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真理，而后者的目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永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客观标准”。唯“情谊之理”才会融入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再造魅力故乡》让我歆羡之一处是，这十七个小镇的营造方法全然不同，没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换言之，若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经验，并没有一个模式是可以直接移植，要有的话，便是“自下而上”的精神。
我不是要将梁先生的理论与日本的乡土再造一一对位，而是服膺于梁先生的睿智在此显现。日本的“乡土再造”非一日之功，如序中所言，蹇步五十载，“如龟行一般”地前进，但毕竟还是做成了。那么是什么成就了他们“自下而上”的建设？难道他们与生俱来就“自觉”？我不了解日本，不敢妄言，但从此书中我窥出一种建设的独立轨迹：较之西洋，日本的乡土建设没有过多地与城镇规划相糅杂，所以其社区营造相对独立发展，免受城市理论繁杂之困；而较之我们（解放后），又没有国家意识形态中“自上而下”的影响。
《再造魅力故乡》倒是提及他们的乡土建设曾经学习西洋。
我们所谓的“乡土/乡村建设”在西洋有个对应的概念“社区建设”，含义虽有别，但皆指向“再造”，“乡土”或“社区”又是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单元，“社会再造”都要从其单元切入。近代意义的“社区”（community）一词，必然要从西洋说起，而社区建设又与其城镇规划理论交叠，最为典型的便是上世纪初发端于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
英国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条是从牛顿引领的自然科学的发端走向工业革命，同时又孕育了资本再走向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另一条便是由十六世纪的莫尔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文—拉斯金和莫里斯，由空想乌托邦走向社会实践的路线。有趣的是两条路线之原点近乎同时。前一条轨迹构造了近代工业城市，愚弊亦随之而来；后一条轨迹，如莫尔所著《乌托邦》（西方学界称之为“反城市”的开端）求城市与乡村之合，废除私有制；继而欧文设想以“公社”（community）为单位的社会组织，赓载莫尔思想，又提出了农业、手工业与工业相结合。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工业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开始倡导“田园城市运动”。首先，霍华德认为工业城市之疾是私有制本身催生的自由竞争，他反对绝对的私有本位社会。其二，霍华德不是“反城市”主义者，也并非要将传统的城市“抽空”而移植到乡村，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化城市”。他著名的两幅图解“三磁铁”与“社会化城市”（在许多城镇规划书中必然提及）便能反映其基本观念。霍华德如此构想：辟建一新的“城—乡”小型城市网络，自给自足，以弥补工业城市的缺失：“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大自然的用意与意图……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明日田园城市》）其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学说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万不可将其中某一设想抽取出来，用以解决局部问题。
众所周知的“大伦敦规划”（一九四四年由阿伯克龙比和弗肖主持），就是对霍华德学说的曲解，其规划核心便是以伦敦为母城，在其郊区建立卫星城，目的则是为了将母城的人口分散至这些卫星城，工业也渐移其中，以此构成“同心圆”状的大伦敦。其理论依据便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他的诸多设想在规划中皆有付诸实践，却有悖于霍华德之核心思想：“社会化城市。”霍华德言及的小型城市组合不是一种母城与卫星城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网络牵连。“大伦敦规划”不逮其要义，只是直径增大了一圈，而霍华德的“社会化城市”始终未果；另一方面，“人”是从城内疏散了，但“魂”没有跟着出去，因为当时撤出内城的都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乡村终不是他们的归宿，更不可能去积极地“再造魅力乡土”，其“魂”还在资本的大本营——内城。后来卫星城以“卧城”（dormitory town）告终。总之，若用实用主义方法来实践霍华德的理论，治理某个城市疾病，会愈治愈严重。
“田园城市”之后各种学说，由于皆缺乏霍华德那样的整体思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这一点很像“工艺美术运动”变成了Art Deco（装饰艺术）。在我看来，同时期肇自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与“工艺美术运动”实为同一种运动，有太多相似的社会诉求，又得到了太多相似的反面结果。
莫尔—欧文—霍华德这一乌托邦轨迹，就其表层来看，共同之处都在追求城市与乡村结合。依我管见，这“结合”不免还有着多层的牵扯：一、他们都反对私有本位的社会，而城市最是凸现鲜活私有制度的大本营，城市对他们而言可谓“礼崩乐坏”，须“礼失而求诸野”。二、这个“求诸野”不是要逃避“都邑”，蛰居山村，而是要匡都邑之窳败,于是找到了一个较为剀切的方法：城市与乡村结合，通过这一新模式来教化“都邑失礼”。三、城乡结合是以“社区”或“公社”（community）为单元，“社区”又涵盖了“公”的意思。欧文与霍华德所指的公有制，就是财产归“公社”或“社区”（非国有）。四、“社区”在欧洲自不陌生，中世纪城市的社区自治屡见不鲜。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是一个“社区”渐毁，个人本位渐强的过程。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被动的“契约关系”。“社区”弥补了启蒙思想的缺失，在“私”与抽象的“公”（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积极意义的“公”。它好似隐埋于自由竞争制度下的缰绳，“礼崩乐坏”时，或许能在社会这一层面悬崖勒马。
近代“社区”一词脱胎于西洋乌托邦学说，它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形成反向牵掣。需要强调的是，西洋“社区”的进程是重叠于城镇发展中，其自身未形成一条独立于城镇规划的路子。换言之，它必须依附于各时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或是相关政府的“眷顾”，离开了便不行，它是“自上而下”理论下的实践。
说罢西洋“自上而下”建设之端倪，又看到当下东洋“自下而上”的成功，那么我们（解放后）的乡村建设呢? 在此，我禁不住要提及“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
这真是个复杂纷繁的问题。首先，就“人民公社”自身说来有如下几层意思：一、“大跃进”是一政治策略，故“人民公社”自然带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人民公社”不是思想，所以它谈不上是实践，而是“运动”。二、偏偏这个“运动”又在其形式上继承了梁漱溟的某些构想，诸如“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知识分子下乡”等等，这些也并非是口号，还真是做到了，这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是有效的。但它不是梁先生所言的“社会改造”，“人民公社”的“动起来”是不惜代价的，是为了巩固意识形态的“配套基础建设”。三、尽管“人民公社”有悖于梁漱溟学说的基本原理，但它仍旧具有积极性：它是在国家意识下(非社会意义)的民族“自觉”（非“文化自觉”）。它拼死也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城镇发展路子。同时，“自力更生”的战略又要求乡村逐步导入“小工业”的轨道，戮力于国家的“大工业”发展。于是“乡”里便出现了“城”的构架，城乡结合之鹄的是“自力更生”，这一点是鼓舞人的。华揽洪先生晚年著书《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在“人民公社”篇章中行文尤其激昂，按理说，对他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建筑家，运动只会留下硬伤，何以歆动于此？我以为，对他们这辈“海归”大师而言，只做些大项目的方案，并不能挑战他们的经验及视野，而“人民公社”这样的新生事物，却能激起他对城镇研究的再思考，这是他在法国未能有过的研究经验。
总体说来，“人民公社”误读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为了辟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洋的“礼治”社会；“人民公社”其本质为了要发展工业，但如何自力更生地走向工业呢？它沿用了梁先生的一些具体构想。这一点，很像“大伦敦规划”误读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虽然误用的目的不同，影响层面不同，但误讹之根源皆来自“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上世纪初，西洋出了个霍华德的“田园运动”，通过图解来规划出一个未来的“社会化城市”，旨在改造社会；我们出了个梁漱溟，沿承了历代“乡约”、“乡学”，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民族自救，其核心也在于社会改造；东西先贤同为匡俗济世，两者却殊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霍华德的某些构想在西方现代城镇建设中，已转化为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例如，“田园城市”中有关绿化带的设想，后来波及城镇规划之潮流，而他的“社会城市”无人问津，沦为“遗产”，仅仅频繁出现于教科书中。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否也会成为仅仅只是“遗产”呢？
梁漱溟的乡村理论虽说源于兵燹之下的民族自救，乡村建设也是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有识之士“自救”的共同途径，但梁先生的思想远非“施教化于下，言民瘼于上”，他的伟大在于，拿我们的“短处”（相对西洋来说）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社会构造，而不是借人家（西洋）的“长处”来“革命”自己。这个相对西洋来说的“短处”便是我们的传统，梁先生希望用“礼治”来进行“民族自救”，而非学习西洋的“宪制”；其次这“礼治”的核心在于延续“乡约”、“乡学”，而不在于“官学”。他看到乡村的“礼”还在，而城市早已“礼失”，所以他也要“礼失而求诸野”。梁先生不是儒学的复辟者，亦非什么新儒，他是要通过“礼治”来完成一个社会改造。他超越了“儒”。
今天各种新礼学、新儒学都有“百家讲坛”式的风骚，但言儒不言“自觉”，反倒是日本人一步步地再造了“魅力乡土”。我认为，礼也好，儒也罢，若放在“官学”的磁场下，它就“吃人”了；反之，置于“乡土”之下，才会导入梁漱溟的“自觉，自建”的途轨。同样，今天最大的民瘼莫过于丧失了“自觉”与创造力。无自觉，就无创造，断不会显出我们自己的魅力。
立夏（时逢汶川地震）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辛夫著，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