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纸醉金迷

　　每个人的童年回忆里都有《一千零一夜》，而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却不满足于此，他更进一步，以“一千零二夜”命名自己于1911年举办的主题派对，其奇幻诡谲可想而知。在Poiret富丽堂皇的高定时装屋和庄园般的家里，极尽奢华的派对接连上演。300名宾客皆身穿波斯风格的服装，树林中甚至还穿梭着猴子和鹦鹉。地上铺着波斯毯，宾客们倚在手工靠垫上，耳畔传来现场波斯乐队演奏的悠扬乐声。这些仿佛时空穿越般的派对被巴黎的报纸大肆报道，将异域风情十足的派对风潮传向了全世界。
　　如果说无忧无虑的“一千零二夜”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繁荣平静的“Belle Epoque（美好年代）”，那么战争的艰苦岁月没有浇灭派对的热情，反而给7A.们更加用力狂欢的理由。菲兹杰拉德的小说无疑将彼时派对的盛况描写到极致。曾将他的小说做了精彩改编的导演Baz Luhrmann这样解读道：“盖茨比想要让在纽约的每个人都陶醉在他举办的盛大派对之中。Nick Carraway（书中角色）穿着体面的白色法兰绒套装出现，却醉得不省人事地离开。他的行为仿佛在说：‘跟随我一起进入这个疯狂的世界吧。’”战争的浩劫让及时行乐成为了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共同追求，他们穿着精致刺绣镶边的绫罗绸缎，举着酒杯在派对间流连忘返，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忘情舞动，渴望将担忧与恐惧与酒精一同挥发于热烈的气氛当中。
　　伍尔夫发表于1925年的《达洛维夫人》以更加含蓄的手法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一场派对成为整本书所有笔墨的落点。达洛维夫人清晨便亲自去邦德街的花店选购花束，因为她深知，派对上的每个细节不仅在昭告着一家的社会地位，更证明着她作为女主人的能力，这也是对于彼时的女性来说为数不多能自己主导的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应接不暇的食物、取之不尽的美酒、晶莹剔透的器具、繁复奢靡的华服、济济一堂的名流……在无懈可击的盛宴背后，是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贫瘠的精神世界间巨大的鸿沟，是渴望用热闹喧嚣掩盖的暗潮涌动。

战后的优雅年代

　　此前的派对是入场券一票难求的狂欢，是有钱有闲的贵族特权，而30年代Cafe Society的出现，则有意将狂欢的范围扩大蔓延。相比寸土寸金的上东区，一个名叫Barney Josephson的爵士乐狂热爱好者将格林威治村一栋老楼的地下室变成了纽约最负盛名的俱乐部，不仅社会名流蜂拥而至，人潮中也有了不一样的身影。“我想打造一个黑人和白人能够一起在舞台追光灯前表演，一起在卡座上畅饮畅聊享受音乐的地方。据我所知，纽约，乃至整个国家都没有这样一个地方。”Josephson这样描述创办Cafe Society的初衷。
　　而相比之前的穷奢极侈，此时的派对不仅风格变得更加松弛，穿着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在伍迪·艾伦执导的以此为背景的同名电影中，戏服设计师Suzy Benzinger在给女主角Blake Lively扮演的曼哈顿名流设计造型时说道：“这个任务十分简单，只要给她准备一袭优雅简约的长裙，再搭配合适的胸针或者耳环就好了——立刻魅力尽显！”正如电影中呈现的，羽毛头饰、珍珠项链、流苏裙摆承接了20年代的摇曳生姿，没有多余装饰的纯色礼服又为40年代的雅致高贵进行了铺垫。
　　通常情况下，派对作为对日常生活的短暂逃离，其着装也尽可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乔装成焕然一新的模样;而40年代的派对着装却和彼时的时装风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二战阴霾的笼罩之下，衣服上的华丽点缀成了不合时宜的元素，逐渐退出主流舞台。出于实用性考虑，厚实的面料、中性的色彩、利落的廓形和提升至脚踝上的裙摆成为了常态。战后，渴望重拾美丽的女性将优雅两字视为魂牵梦萦的追求，Christian Dior的“New Look（新风貌）”应运而生，沙漏形的裙身将腰肢勾勒得无比婀娜，简约中不乏沉稳和大气。而这样的新风貌也席卷了大大小小的派对，在一张摄影师Nick De Morgoli捕捉的法国舞会的照片上，画面中四位公爵和伯爵夫人皆穿着裙摆从腰间绽开的印花裙，搭配短珍珠项链、缎面披肩、白色手套和系带高跟鞋，几乎一致的穿着透露着对于极致优雅的向往。
　　进入50年代，优雅仍然是主旋律。彼时风头正劲的几位设计师：Cristobal Balenciaga、Pierre Balmain、Jaques Fath等，皆熱衷于在服装廓形和剪裁上做文章，以最大程度地凸显女性优雅的躯体。好莱坞制片人Dominick Dunne回忆自己1955年第一次参加奥斯卡派对时，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当年凭借The Country Girl一片拿下最佳女主角的Grace Kelly。她身穿一袭冰蓝色的缎面曳地长裙，白色的手套、肘间的挎包和发髻旁的玫瑰头饰等细节尽显优雅。一个月后，Grace Kelly在戛纳电影节上遇见摩纳哥王子，没过多久她便永远地离开了好莱坞，成为世人心中永远的格蕾丝王妃。而在奥斯卡派对上的那一幕，成为了Dunne乃至很多人心中关于她最为经典鲜活的画面之一。

紧随其后的暗夜狂欢

　　迈入70年代，优雅得一丝不苟的形象突然变得苍白无趣：文化变革的浪潮席卷而来，前卫、反叛、标新立异成为派对所烘托的意义。在震耳欲聋的摇滚轰鸣声中，有着相同诉求的人聚集在一起，浓重的眼线、硕大的耳环和超短的裙摆是她们发现彼此的标志。如果说世纪初的派对是人们为了庆祝快乐而相聚，战时为了伪装快乐、逃避面对痛苦而相聚，那么此刻，相聚的人彻底撕下了伪装，她们承认愤怒，承认无助，承认不想与世界和解，只渴望在派对上找到共鸣。
　　提到70年代，有一个地方无法掠过——1977年开业的纽约传奇俱乐部Studio 54。联合创始人Ian Schrager这么评价这个他和伙伴Steve Rubell一手打造的地方：“这里开启了明星效应时代，任何踏足纽约的名人，都不会错过Studio 54。”而这并不是自吹自擂，波普艺术家Andy Warhol、时装设计师Yves Saint Laurent、好莱坞影星Elizabeth Taylor、摇滚歌手David Bowie等文化艺术行业最为闪耀的名字，彼时都是这里的座上宾。而之所以获得这么热烈的反响，是因为Studio 54彻底打破了阶级、肤色、性别等限制，任何与众不同皆在热烈的氛围中被接纳和包容。
　　Bianca Jagger身穿一袭红色落肩裙骑着白马，Diana Ross穿着背心和牛仔裤忘情舞动，卡波提戴着标志性礼帽和Jerry Hall、Debbie Harry等把酒言欢……70年代的派对越发没有统一的着装风格，唯一的穿衣法则就是表达自己。热衷于异装的传奇乐队New York Dolls成员David Johansen在回顾当年一场演出时这样说道：“现场的观众太棒了，聚集了所有我最喜欢的人，所以我们也一定要一鸣惊人。有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变装皇后，在模仿女性，但‘变装’的只是我的衣服，我没有在模仿任何人，我对自己完完全全满意。”
　　摄影师Patrick McMullan曾推出了一本名为SO80s的书，里面收录了他于80年代穿梭于纽约大大小小的派对所记录的Lou Reed、Courtney Love、Halston等名人名流肆意狂欢的场景。虽然画面在今天看起来略显不修边幅，却洋溢着质朴的、趣味横生的、难以掩饰的感染力。这是McMullan的镜头语言，更是80年代无可替代的魅力。作家Susan Morrison在为这本书写评论时这样说道：“今天人们举办派对，往往不在于享受派对本身，而是要推广一款产品或者一个事件。”如她所说，这个时期的派对或许从衣着到陈设都随性简单，但就是有着一种漫无目的的尽兴和纯粹。

自由至上的千禧年代

　　傳奇超模、好莱坞女演员Lauren Hutton曾这样回忆她参加过的一场派对：“Ashley Olsen（The Row联合创始人）给我戴了一个硕大且美丽无比的戒指，之后又给我穿上了网球鞋和她们自己的白色礼服衬衣，我整晚都感觉很自在。”就像她所描述的，派对着装的条条框框已经越发模糊，华丽、优雅、前卫这些曾经历历在目的风格，都已经随着历史的洗礼，成为老照片中引人遐思的高光时刻。
　　90年代，以Kate Moss、Naom Campbell、Christy Turlington等为代表的超模成为了派对上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褪T台上的高级时装，私下她们皆以吊带裙、短打上衣、牛仔裤等极简单品示人，甚至首饰都很少佩戴。但脸上永远洋溢着的生动表情和随时展露的真实情绪赋予了她们比华服加身更打动人的魅力。从此时起，人们的关注点似乎从衣服逐渐转移到人身上，就算是再盛大的派对，人也是永恒的主角和唯一值得庆祝的对象，衣服正如鲜花、香槟和音乐一样，是烘托气氛的美好点缀。
　　时尚圈永远不缺高朋满座的宴席，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明星的服装、首饰甚至妆容等“广告位”，都成了各大品牌争相攻下的城池。每当精心修饰的照片全网释出，观者如数家珍，品牌乘兴而归，但真正身处其间的嘉宾，是否真的能陶醉于欢聚的时刻7似乎正如Morrison所预言的，现在的派对都是带有目的的推广那种纯粹的狂欢越来越难得。我们被Paul Poiret的“一千零二夜”所震撼，渴望穿越到盖茨比式的盛宴一探究竟，Cafe Society传来的悠扬爵士乐不绝于耳，更想在拥挤的Studio 54和Andy Warhol来一场早有预谋的偶遇。尽管这一切现在已不可能发生，但所幸我们拥有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派对为人而生，为庆祝而存在，想要拥有快乐，一切都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