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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柱兵受贿案呈现了不同于传统受贿犯罪的特点：不是直接拿钱，而是增加了中间环节。上有权力的支持，下有公司各种“业务”的掩护。这种利用“中间人”腐败犯罪使得权钱交易的效率更高，而犯罪的隐蔽性也更强
“从不与请托人见面，更不直接拿钱——陈柱兵案是我们这两年在反贪办案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在陈柱兵受贿窝串案中，检察机关共立案15件20人，其中多数为‘中间人’腐败犯罪，这种新型犯罪模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2013年12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闫彬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柱兵，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2013年3月21日，陈柱兵因涉嫌受贿2454.4万元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同年12月20日，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公开信息显示，多家向陈柱兵行贿的企业负责人均已被判处缓刑，相关企业也被处以20万至100万元的罚金。
“陈柱兵案发并非源于举报线索，而是有关单位在办理另外一起案件中，无意中发现陈柱兵的财产状况有异常，于是，牵出了陈柱兵。” 闫彬透露，全案中，经陈柱兵审批划拨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高达1.2亿，在2001年至2011年长达十年间，陈柱兵伙同“中间人”多次实施犯罪却未被发现，这说明这种利用“中间人”犯罪的新模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专家“中间人”卜凡金
级别虽不高，但用办案人员的话讲，陈柱兵属于“重点行业”里“重要位置”上的“重点人物”。
案件侦查前期，办案人员发现，陈柱兵的社会交往比较活跃，于是从外围划定了12个与陈柱兵关系密切的“中间人”。第一个被检察机关传唤到案的，便是卜凡金。
卜凡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卜的另一个身份，系工信部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组成员。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工信部推出了一个支持物联网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财政扶持政策，在一次研究支持物联网发展的会议上，陈柱兵与卜凡金相识。
物联网属于新兴产业，根据有关规定，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工业部共同管理，工信部负责建立和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库，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给出资金支持等初步意见，而资金的管理和划拨由财政部审定。
本来，两个部门应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保障专项资金落实到真正发展物联网的企业身上。但在认识陈柱兵后，卜凡金从中看到了“机遇”——陈柱兵手中掌握着物联网发展专项的管理划拨权，但却苦于没有企业“资源”；而卜凡金利用担任“专家评委”的身份，有机会接触到了全国各地的物联网企业。
二人合谋之后，决定由卜凡金找几家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经陈柱兵审批“关照”，帮助企业申请资金成功，由卜凡金索要“好处费”，二人平分。
“专家评审”——看上去有很严密的程序，专家随机产生，评审的地点连专家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在确定评审地点后，专家评审组在规定时间内评审完物联网企业申报的项目，并给出资金扶持意见。
但卜凡金把工作做到了“评审”程序的前面。
潜规则：20%的“好处费”
据卜凡金交代，2011年初，他找到了成都某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卜暗示罗的公司符合国家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的政策支持，并表示可以通过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陈柱兵帮其公司获得该笔资金，不过要拿出专项资金的20%作为“好处费”予以回报。
为了使公司获得2011年国家物联网专项资金的扶持，罗某表示同意。2011年6月，罗某以个人名义向公司借款50万元，在北京某酒店将这笔钱交给卜凡金。2011年10月，500万元专项资金到公司账上后，罗某又以个人名义借款50万元，在某酒店将现金交给卜凡金。案发后，罗某因此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罗某公司也因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50万元。
与罗某有“遭遇”相同的，还有山东某电动工具公司的老总房某。2011年初，房某在单位总工程师杨某的介绍下认识了时任国家物联网规划编制组成员卜凡金。5月的一天，卜凡金通过杨某向房某提到国家出台了物联网专项资金项目的政策，房某的公司涉及物联网项目，可申请该专项资金。6月，杨某向房某汇报称，卜凡金让其准备35万元，其中30万元给负责项目审批的领导疏通关系，另外5万元用于在京请客吃饭。随后，房某和杨某二人带着35万元现金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陈柱兵和卜凡金开车去了一家招待所，陈柱兵在车内等，卜凡金出面在招待所房间里收了房某30万元现金。
收到钱后的几个月，陈柱兵利用职权给房某公司审批划拨了300万元专项资金。案发后，房某因单位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房某公司也被判处罚金20万元。
手法如出一辙，由卜凡金出面找企业谈妥20%的“好处费”后，陈柱兵优先审批“目标企业”， 甚至提高划拨给“目标企业”的资金额度，“资金越批得多，‘回扣’就拿回的越多”。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6月至10月间，陈柱兵利用担任财政部综合处处长、管理物联网专项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卜凡金，为成都两家公司、山东两家公司获得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索取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310万元。
“在专项资金审批的过程中，虽然设计了专家评审程序，但专家的意见只起到建议性的参考作用，同等资格条件下，最后资金扶持给谁，还是陈柱兵说了算。”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长达九年的索贿犯罪
根据指控，陈柱兵第一笔贿赂始于2001年9月，以此为起点，陈柱兵伙同情人开启了本案中时间跨度最长的索贿犯罪，其中涉及到一个区级政府和两家知名企业。
2000年前后，陈柱兵认识了湖南籍女孩周燕（化名）。那时的陈柱兵还是财政部企业司工业处一名普通干部，陈有辆私家车，周燕老借去开，次数多了，陈柱兵觉得不是太方便。有一次借车，陈柱兵不太情愿，他建议周燕回老家找个矿山项目，“我想办法批点钱，这样你中间也挣点钱，自己买辆车方便点”。 听了陈柱兵的话后，周燕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当地政府里的朋友，朋友听说“可以获得专项扶持资金”这样的“好事”，当真帮周燕找了一个相关矿山项目。
在周燕政府朋友的帮忙下，当地的相关矿山项目报到财政部后，陈柱兵利用自己主管冶金矿山独立专项资金的便利，给当地批了700万元的扶持资金。事后，周燕政府里的朋友按原先的承诺给了周燕130万元的“中间费”，不过，并未直接付现金，理由是“政府不对个人”。周燕在北京注册一家中介咨询公司，和当地政府里的朋友签了一个“咨询协议”，然后以“咨询费”的名义划走了130万。 这也是陈柱兵第一次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周燕回京后给了陈柱兵5万元现金，剩下的钱在北京买了房。一来二去后，陈柱兵和周燕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
尝到“甜头”后，二人开始寻找更大的“肥肉”。
2003年9月，财政部制定了《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仅在全国财政系统内部印发，外界知之甚少。该《办法》中规定的贴息范围多限于中央级大中型在建项目，例如在水利行业领域，只限于“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枢纽工程”。
陈柱兵和周燕将目光“瞄”向了葛洲坝。周燕不过是社会上一个普通女孩，并不认识葛洲坝的任何高层人士，但她并不胆怯，因为背后“站”着陈柱兵。在没有任何人的引荐下，周燕就带着陈柱兵给她的财政部相关文件复印件，独自一人来到葛洲坝驻京办事处。
葛洲坝驻京办的领导看来了一个小女孩“毛遂自荐”，很是狐疑。但当周燕拿出相关文件复印件，并表示“可以帮忙争取到贴息资金”时，领导大吃一惊，紧接着 “心动”了——“对于葛洲坝集团而言，没有任何风险或损失”。
在周燕的建议下，葛洲坝集团申报了相关材料，财政部后来给葛洲坝集团批了1300万的“中央企业基本建设贴息资金”。葛洲坝驻京办向周燕提供的中介咨询公司支付了20万的“咨询费”。
同样的手法亦被运用到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身上。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9月至2009年11月间，陈柱兵伙同周燕为湖南省某地区获得冶金矿山独立专项资金、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获得基本建设贷款贴息资金提供帮助，索取上述单位好处费155万元。
援藏，开辟权力寻租“新战场”
2005年2月，陈柱兵被财政部派往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挂职”。虽为援藏干部，但陈的人事关系、权脉资源仍在北京。
到西藏数月后，陈柱兵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其中一个为西藏财政厅企业处干部方军，通过方军，陈柱兵又认识了商人李某。在西藏，陈柱兵依然惦记矿山专项资金的诱人“魔力”，他让方军、李某和其他“中间人”朋友帮忙在藏区寻找合适的企业对象。
第一笔“生意”的运作周期颇长，从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陈柱兵伙同“中间人”彭某为了西藏某公司获得冶金独立矿山专项资金，陈柱兵向财政部相关人员提出予以关照，专项资金争取下来后，陈通过彭某索取了“好处费”206.5万元。
为了套取国家扶持资金，2007年至2011年，通过伪造材料、修改工商数据等手段，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某先后帮助西藏三家私营企业成功申报了仅国有企业才有资格申请的国家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共计1500万元，后获得“好处费”777万元。
期间，2008年，陈柱兵援藏回京后，其个人仕途得到晋升，担任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但陈柱兵与藏企的腐败勾结并未因援藏的结束而中断。
起诉书还指控，2010年至2011年间，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某等人为西藏某货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获得“服务业集聚功能区项目资金”，为西藏某农业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家清洁生产示范项目补贴资金”，为西藏某农牧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先后向财政部有关人员提出予以“关照”，共索取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589万元。
陈柱兵与方军、李某三人商定，利用陈柱兵在财政部工作并了解国家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情况的便利条件，由李某出面联系藏企申请国家财政专项补贴，藏企的申报材料上报到自治区财政厅后，方某再将申报材料上报到财政部，经陈柱兵运作“关照”审批后，李某再向相关企业收取30%到40%不等的“好处费”。
据不完全统计，仅向多家藏企索取的“好处费”，陈柱兵伙同“中间人”的受贿金额就超过了1500万。
比例高达70%的“回扣”
援藏期间，因工作关系，陈柱兵还认识了四川籍女商人杨某，杨某在西藏办有公司从事奶牛养殖及相关农副产品的加工。
2008年，中国爆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此波及影响，国内多家乳制品企业库存严重积压，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保护奶农的利益，缓解乳制品生产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危机，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关财政贴息政策，这让陈柱兵和杨某找到了“商机”。
雪宝乳业系四川省绵阳市一家集乳制品生产、销售、存储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受“5.12”地震和“三鹿事件”双重的影响，该企业库存乳粉不断加大，牛奶销售困难，资金异常紧张。经杨某的“牵线搭桥”，在陈柱兵的“关照”下，2009年4月，雪宝乳业获得了中央财政对乳粉临时存储的专项补贴493万元。
当地媒体赞誉，“这次财政部预拨临时存储乳粉贴息资金，体现了中央对我市企业发展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但鲜有人知的是，当时带有“中央关怀”493万专项补贴中的70%——345万元不久便从雪宝乳业流入到杨某的公司，为杨某和陈柱兵“共有”。
后来的司法文书这么描述当初那段过程：在女商人杨某的帮助下，2009年4月间，陈柱兵利用担任财政部综合处处长管理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的职务便利，为雪宝乳业获得该项资金提供帮助，后索取该公司好处费共计345万元，占到当年雪宝乳业获得资金总额493万元的70%。
该笔“好处费”系陈柱兵全案索取中“回扣”比例最高的一笔贿赂。除此之外，据起诉书指控，2008年至2012年3月间，陈柱兵为湖北某公司获得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向财政部工作人员提出予以关照，收受“好处费”16.9万元；2011年6月间，陈柱兵为西藏某公司、四川某公司获得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收受“好处费”5万元。
“潜规则”的盛行与“信息的不对称”
办案检察官比喻，根据身份不同，陈柱兵一案中的“中间人”可划分为“专家型”、“情人型”和“朋友型”等等，“无论哪种类型的‘中间人’，都是在帮助介绍贿赂、索取贿赂，最终成为受贿的共犯。上有权力的支持，下有各种公司‘业务’的掩护，利用‘中间人’腐败犯罪使得权钱交易的效率更高，而犯罪的隐蔽性也更强”。
闫彬则指出，陈柱兵案案情已经表明，“办事收钱”的“潜规则”已经渗透到财政专项资金审批领域，包括知名企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原本可通过正常途径申请专项资金，但最后都接受了“潜规则”，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事实上，除了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外，“中间人”的出现，使得行贿人和受贿人基本上都处于“双赢”状态，而谁也不愿意去打破这种“平衡”。正如一名行贿的企业负责人所说：“能申请到国家专项资金，无论企业最后能拿到多少，也算白挣的钱，因此送上百万也愿意。”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了众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陈柱兵这个‘直接’的通道。” 办案检察官建议，要预防和治理“中间人”腐败犯罪现象，“畅通信息渠道”、“严格审批制度”和“规范权力运行”已显得尤为迫切。
“从不与请托人见面，更不直接拿钱——陈柱兵案是我们这两年在反贪办案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在陈柱兵受贿窝串案中，检察机关共立案15件20人，其中多数为‘中间人’腐败犯罪，这种新型犯罪模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2013年12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闫彬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柱兵，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2013年3月21日，陈柱兵因涉嫌受贿2454.4万元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同年12月20日，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公开信息显示，多家向陈柱兵行贿的企业负责人均已被判处缓刑，相关企业也被处以20万至100万元的罚金。
“陈柱兵案发并非源于举报线索，而是有关单位在办理另外一起案件中，无意中发现陈柱兵的财产状况有异常，于是，牵出了陈柱兵。” 闫彬透露，全案中，经陈柱兵审批划拨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高达1.2亿，在2001年至2011年长达十年间，陈柱兵伙同“中间人”多次实施犯罪却未被发现，这说明这种利用“中间人”犯罪的新模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专家“中间人”卜凡金
级别虽不高，但用办案人员的话讲，陈柱兵属于“重点行业”里“重要位置”上的“重点人物”。
案件侦查前期，办案人员发现，陈柱兵的社会交往比较活跃，于是从外围划定了12个与陈柱兵关系密切的“中间人”。第一个被检察机关传唤到案的，便是卜凡金。
卜凡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卜的另一个身份，系工信部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组成员。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工信部推出了一个支持物联网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财政扶持政策，在一次研究支持物联网发展的会议上，陈柱兵与卜凡金相识。
物联网属于新兴产业，根据有关规定，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工业部共同管理，工信部负责建立和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库，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给出资金支持等初步意见，而资金的管理和划拨由财政部审定。
本来，两个部门应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保障专项资金落实到真正发展物联网的企业身上。但在认识陈柱兵后，卜凡金从中看到了“机遇”——陈柱兵手中掌握着物联网发展专项的管理划拨权，但却苦于没有企业“资源”；而卜凡金利用担任“专家评委”的身份，有机会接触到了全国各地的物联网企业。
二人合谋之后，决定由卜凡金找几家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经陈柱兵审批“关照”，帮助企业申请资金成功，由卜凡金索要“好处费”，二人平分。
“专家评审”——看上去有很严密的程序，专家随机产生，评审的地点连专家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在确定评审地点后，专家评审组在规定时间内评审完物联网企业申报的项目，并给出资金扶持意见。
但卜凡金把工作做到了“评审”程序的前面。
潜规则：20%的“好处费”
据卜凡金交代，2011年初，他找到了成都某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卜暗示罗的公司符合国家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的政策支持，并表示可以通过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陈柱兵帮其公司获得该笔资金，不过要拿出专项资金的20%作为“好处费”予以回报。
为了使公司获得2011年国家物联网专项资金的扶持，罗某表示同意。2011年6月，罗某以个人名义向公司借款50万元，在北京某酒店将这笔钱交给卜凡金。2011年10月，500万元专项资金到公司账上后，罗某又以个人名义借款50万元，在某酒店将现金交给卜凡金。案发后，罗某因此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罗某公司也因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50万元。
与罗某有“遭遇”相同的，还有山东某电动工具公司的老总房某。2011年初，房某在单位总工程师杨某的介绍下认识了时任国家物联网规划编制组成员卜凡金。5月的一天，卜凡金通过杨某向房某提到国家出台了物联网专项资金项目的政策，房某的公司涉及物联网项目，可申请该专项资金。6月，杨某向房某汇报称，卜凡金让其准备35万元，其中30万元给负责项目审批的领导疏通关系，另外5万元用于在京请客吃饭。随后，房某和杨某二人带着35万元现金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陈柱兵和卜凡金开车去了一家招待所，陈柱兵在车内等，卜凡金出面在招待所房间里收了房某30万元现金。
收到钱后的几个月，陈柱兵利用职权给房某公司审批划拨了300万元专项资金。案发后，房某因单位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房某公司也被判处罚金20万元。
手法如出一辙，由卜凡金出面找企业谈妥20%的“好处费”后，陈柱兵优先审批“目标企业”， 甚至提高划拨给“目标企业”的资金额度，“资金越批得多，‘回扣’就拿回的越多”。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6月至10月间，陈柱兵利用担任财政部综合处处长、管理物联网专项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卜凡金，为成都两家公司、山东两家公司获得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索取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310万元。
“在专项资金审批的过程中，虽然设计了专家评审程序，但专家的意见只起到建议性的参考作用，同等资格条件下，最后资金扶持给谁，还是陈柱兵说了算。”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长达九年的索贿犯罪
根据指控，陈柱兵第一笔贿赂始于2001年9月，以此为起点，陈柱兵伙同情人开启了本案中时间跨度最长的索贿犯罪，其中涉及到一个区级政府和两家知名企业。
2000年前后，陈柱兵认识了湖南籍女孩周燕（化名）。那时的陈柱兵还是财政部企业司工业处一名普通干部，陈有辆私家车，周燕老借去开，次数多了，陈柱兵觉得不是太方便。有一次借车，陈柱兵不太情愿，他建议周燕回老家找个矿山项目，“我想办法批点钱，这样你中间也挣点钱，自己买辆车方便点”。 听了陈柱兵的话后，周燕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当地政府里的朋友，朋友听说“可以获得专项扶持资金”这样的“好事”，当真帮周燕找了一个相关矿山项目。
在周燕政府朋友的帮忙下，当地的相关矿山项目报到财政部后，陈柱兵利用自己主管冶金矿山独立专项资金的便利，给当地批了700万元的扶持资金。事后，周燕政府里的朋友按原先的承诺给了周燕130万元的“中间费”，不过，并未直接付现金，理由是“政府不对个人”。周燕在北京注册一家中介咨询公司，和当地政府里的朋友签了一个“咨询协议”，然后以“咨询费”的名义划走了130万。 这也是陈柱兵第一次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周燕回京后给了陈柱兵5万元现金，剩下的钱在北京买了房。一来二去后，陈柱兵和周燕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
尝到“甜头”后，二人开始寻找更大的“肥肉”。
2003年9月，财政部制定了《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仅在全国财政系统内部印发，外界知之甚少。该《办法》中规定的贴息范围多限于中央级大中型在建项目，例如在水利行业领域，只限于“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枢纽工程”。
陈柱兵和周燕将目光“瞄”向了葛洲坝。周燕不过是社会上一个普通女孩，并不认识葛洲坝的任何高层人士，但她并不胆怯，因为背后“站”着陈柱兵。在没有任何人的引荐下，周燕就带着陈柱兵给她的财政部相关文件复印件，独自一人来到葛洲坝驻京办事处。
葛洲坝驻京办的领导看来了一个小女孩“毛遂自荐”，很是狐疑。但当周燕拿出相关文件复印件，并表示“可以帮忙争取到贴息资金”时，领导大吃一惊，紧接着 “心动”了——“对于葛洲坝集团而言，没有任何风险或损失”。
在周燕的建议下，葛洲坝集团申报了相关材料，财政部后来给葛洲坝集团批了1300万的“中央企业基本建设贴息资金”。葛洲坝驻京办向周燕提供的中介咨询公司支付了20万的“咨询费”。
同样的手法亦被运用到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身上。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9月至2009年11月间，陈柱兵伙同周燕为湖南省某地区获得冶金矿山独立专项资金、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获得基本建设贷款贴息资金提供帮助，索取上述单位好处费155万元。
援藏，开辟权力寻租“新战场”
2005年2月，陈柱兵被财政部派往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挂职”。虽为援藏干部，但陈的人事关系、权脉资源仍在北京。
到西藏数月后，陈柱兵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其中一个为西藏财政厅企业处干部方军，通过方军，陈柱兵又认识了商人李某。在西藏，陈柱兵依然惦记矿山专项资金的诱人“魔力”，他让方军、李某和其他“中间人”朋友帮忙在藏区寻找合适的企业对象。
第一笔“生意”的运作周期颇长，从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陈柱兵伙同“中间人”彭某为了西藏某公司获得冶金独立矿山专项资金，陈柱兵向财政部相关人员提出予以关照，专项资金争取下来后，陈通过彭某索取了“好处费”206.5万元。
为了套取国家扶持资金，2007年至2011年，通过伪造材料、修改工商数据等手段，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某先后帮助西藏三家私营企业成功申报了仅国有企业才有资格申请的国家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共计1500万元，后获得“好处费”777万元。
期间，2008年，陈柱兵援藏回京后，其个人仕途得到晋升，担任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但陈柱兵与藏企的腐败勾结并未因援藏的结束而中断。
起诉书还指控，2010年至2011年间，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某等人为西藏某货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获得“服务业集聚功能区项目资金”，为西藏某农业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家清洁生产示范项目补贴资金”，为西藏某农牧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先后向财政部有关人员提出予以“关照”，共索取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589万元。
陈柱兵与方军、李某三人商定，利用陈柱兵在财政部工作并了解国家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情况的便利条件，由李某出面联系藏企申请国家财政专项补贴，藏企的申报材料上报到自治区财政厅后，方某再将申报材料上报到财政部，经陈柱兵运作“关照”审批后，李某再向相关企业收取30%到40%不等的“好处费”。
据不完全统计，仅向多家藏企索取的“好处费”，陈柱兵伙同“中间人”的受贿金额就超过了1500万。
比例高达70%的“回扣”
援藏期间，因工作关系，陈柱兵还认识了四川籍女商人杨某，杨某在西藏办有公司从事奶牛养殖及相关农副产品的加工。
2008年，中国爆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此波及影响，国内多家乳制品企业库存严重积压，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保护奶农的利益，缓解乳制品生产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危机，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关财政贴息政策，这让陈柱兵和杨某找到了“商机”。
雪宝乳业系四川省绵阳市一家集乳制品生产、销售、存储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受“5.12”地震和“三鹿事件”双重的影响，该企业库存乳粉不断加大，牛奶销售困难，资金异常紧张。经杨某的“牵线搭桥”，在陈柱兵的“关照”下，2009年4月，雪宝乳业获得了中央财政对乳粉临时存储的专项补贴493万元。
当地媒体赞誉，“这次财政部预拨临时存储乳粉贴息资金，体现了中央对我市企业发展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但鲜有人知的是，当时带有“中央关怀”493万专项补贴中的70%——345万元不久便从雪宝乳业流入到杨某的公司，为杨某和陈柱兵“共有”。
后来的司法文书这么描述当初那段过程：在女商人杨某的帮助下，2009年4月间，陈柱兵利用担任财政部综合处处长管理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的职务便利，为雪宝乳业获得该项资金提供帮助，后索取该公司好处费共计345万元，占到当年雪宝乳业获得资金总额493万元的70%。
该笔“好处费”系陈柱兵全案索取中“回扣”比例最高的一笔贿赂。除此之外，据起诉书指控，2008年至2012年3月间，陈柱兵为湖北某公司获得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向财政部工作人员提出予以关照，收受“好处费”16.9万元；2011年6月间，陈柱兵为西藏某公司、四川某公司获得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收受“好处费”5万元。
“潜规则”的盛行与“信息的不对称”
办案检察官比喻，根据身份不同，陈柱兵一案中的“中间人”可划分为“专家型”、“情人型”和“朋友型”等等，“无论哪种类型的‘中间人’，都是在帮助介绍贿赂、索取贿赂，最终成为受贿的共犯。上有权力的支持，下有各种公司‘业务’的掩护，利用‘中间人’腐败犯罪使得权钱交易的效率更高，而犯罪的隐蔽性也更强”。
闫彬则指出，陈柱兵案案情已经表明，“办事收钱”的“潜规则”已经渗透到财政专项资金审批领域，包括知名企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原本可通过正常途径申请专项资金，但最后都接受了“潜规则”，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事实上，除了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外，“中间人”的出现，使得行贿人和受贿人基本上都处于“双赢”状态，而谁也不愿意去打破这种“平衡”。正如一名行贿的企业负责人所说：“能申请到国家专项资金，无论企业最后能拿到多少，也算白挣的钱，因此送上百万也愿意。”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了众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陈柱兵这个‘直接’的通道。” 办案检察官建议，要预防和治理“中间人”腐败犯罪现象，“畅通信息渠道”、“严格审批制度”和“规范权力运行”已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