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37年8月15日14架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昌后,江西这片美丽的河山,从此遭受了长达8年的蹂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日军侵赣以来,大肆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江西人民遗留下了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耻辱、血泪和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飞机轰炸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对江西实施狂轰滥炸。1937年8月15日,14架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昌,投弹10多枚,炸死6人。由此至1939年3月,日军飞机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49次轰炸,投弹1559枚,中弹地点达431处。仅1938年3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就出动飞机142架次轰炸南昌,炸死市民1225人,炸毁大片房屋。
日军在沿长江西犯的过程中,在九江未沦陷之前,即于1938年6月15日派飞机7批35架次,对九江城区实施骚扰和轰炸,致使10余平民死亡,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1938年6月20日至1940年,日军飞机先后大规模轰炸彭泽县马垱、黄岭、老湾汪村、太平关等处共16次,炸毁房屋2000余栋,炸死百姓800余人。1938年6月23日至29日,日军飞机两批11架次,轰炸德安县城,挤在火车站防空洞口的平民全被炸死,全城房屋851栋被炸毁821栋。
1939年年底至1942年7月,日军飞机先后对景德镇进行了16次21批轰炸,其中轰炸城区7次12批,轰炸乐平县城和鸣山煤矿5次,轰炸浮梁旧城和三龙圩4次。1939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日军飞机2架首次轰炸景德镇城区,炸毁圆器坯坊一座。同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日军飞机9架将城区戴家上弄吉安会馆炸为废墟,炸死难民100多人,浚泗井、千佛楼等处亦被轰炸。1940年农历一月十六、十七日,4架日军飞机连续两天对城区进行轰炸,董家岭一处防空洞内60余人全被炸死,并炸毁了观音岭窑、土地岭窑和项家窑。1940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27架日军飞机又对城区狂轰滥炸,160余平民被炸死,陶王庙、落马桥、烟园口、花园上弄一带数百间坯坊和民房被夷为平地,戴家弄中段被炸成焦土,金家弄口的王长兴国药店被炸起火,烧得片瓦无存。1942年7月,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景德镇,一天6批,10多处地方被炸毁,造成空前灾难,引起人们极大恐慌,纷纷外逃避难。
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前后出动飞机2140余架次,轰炸上饶12个县市,炸死平民数千人,伤近万人,炸毁民房9000余栋。
鹰潭市今辖月湖区、贵溪市(县级)、余江县。自1937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第一次空袭鹰潭镇(今月湖区)始,至1943年7月最后一次空袭止,前后共空袭72批次,出动飞机450架次,共投弹1243枚,炸死炸伤平民589人,炸毁房屋748栋,铁路、桥梁、车辆等均被炸毁。其中,贵溪县193架次,鹰潭镇211架次,余江县46架次。
自1939年3月28日日军占领南昌后,就开始派飞机对抚州实施狂轰滥炸。至1941年,日军飞机共对临川、南城、东乡、崇仁、宜黄、南丰、广昌等县轰炸37次,其中对东乡县城的轰炸多达20余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县被炸死炸伤平民就多达1700余人,被炸毁房屋1242栋。
赣南曾经是江西和华南抗日战场的大后方,后期又是抗日前线战场之一。自1938年5月29日至1945年,日军飞机多次对赣南地区狂轰滥炸,造成赣南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亡和损失。据抗战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江西各地受敌机轰炸及损失总报告》记载,日军飞机在赣南先后共投弹500余枚,炸死350余人,炸伤620余人,炸毁房屋1500余栋。
吉安市位于赣中西部,抗战时期曾作为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是东南抗战的大后方,是江西战时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区和军粮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沦陷区人民南下逃亡的主要寄居地。从1937年冬起,日军开始有计划地对吉安进行轰炸。1939年至1940年8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6架次,对泰和县空袭10余次,投弹70余枚(其中燃烧弹64枚),炸死炸伤80余人。遂川机场建成后,从1942年9月至1944年12月,遭日军飞机袭击103次,日军共出动飞机455架次,投弹1500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173人,毁坏房屋35栋。吉水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2次,共伤亡70余人,炸毁房屋30余栋。新干县城被空袭3次,伤亡40余人,炸毁房屋80余栋。吉安城区被日军空袭59次,投弹1729枚,炸死488人,伤741人,炸毁房屋1851栋、汽车16辆、民船6艘。
1944年春夏期间,日军三次窜犯萍乡,两次深入腹地,先后盘踞47天,当时全区41个乡镇,有38个遭受到日军骚扰和蹂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944年端午节前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高坑。原本平静的山林,一时天翻地覆,弹片横飞。大星村杨麒纲、杨紫纲兄弟俩抱病躲避在一个岩洞里,由于奔波和惊吓,兄弟俩全部断气。同年7月26日,3架日军飞机在芦溪上空盘旋低飞后,突然在打石坑发射机关炮,3名农民当场中弹身亡。紧接着,敌机又沿铁路线投放炸弹,一列军用列车的两节车厢被炸起火,引起连环爆炸,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27日上午,9架日军飞机呈“品”字型飞行,再次袭击芦溪。芦溪麦园街谢木匠的弟弟和颜维汉的母亲等3人当场被炸死,另有9人被炸伤。
南昌沦陷后,地处南昌外围的丰城、樟树、上高、高安、奉新、靖安等县市,是当时较大规模的南昌会战和上高会战的火线区域。而地处湘鄂赣边的袁州、万载、宜丰、铜鼓等县区,又是先后遭受4次长沙会战及日军为打通浙赣、粤汉交通线而发动的大规模进犯的战火波及区域。1938年,日军飞机首次对丰城城区进行轰炸。从1939年3月22日至4月2日,奉新、靖安、高安相继沦陷。在这期间,上高、万载、宜丰、铜鼓、袁州、樟树等县市区,都先后遭到日军飞机轰炸。1939年9月24日,日军飞机又对高安岗上村进行轰炸,炸死平民310人,炸毁房屋70余栋。
从1939年3月至1941年8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二三十架,对新余地区进行了8次轰炸。其中仅1939年3月23日至1940年11月,日军就出动飞机11架次轰炸新余县城,炸死炸伤平民105人,炸毁房屋23栋。
淫虐妇女
日军在妄图灭我民族、毁我河山的同时,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强暴妇女、伤害女性的滔天罪行。一位对侵略者仇深似海的江西受害者曾指控他们:纵将这群禽兽不如的恶鬼割肉浸皮,千刀万剐,亦不足以抵偿其凶残、邪恶、无耻的罪孽之万一!
凡被日军所掳妇女,不论老少,皆被奸淫,甚至有的被轮奸多次,奸后被杀,幸免者几无。1939年10月5日,日军在高安将600多村民围困在团山寺,大肆抢劫一番之后,将7名青年妇女剥光衣裤,拖出庙外,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沦陷期间,高安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多达15300余人。
1941年3月,上高会战期间,日军在当地一见到女性,不论老幼都强行奸污,然后杀害。1942年7月,日军在临川抓到一批妇女,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赤身露体地押到坤贞观,集体轮奸后将她们全部杀死。
日军抓到妇女,往往先是强暴轮奸,再强迫她们裸体挑柴、担水、做苦工。南城沦陷时,日军把抓获的大批妇女集中关押在尧家大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集体轮奸。王玉英等5人被当场奸淫致死。南城收复后,在街头巷尾、塘边田旁,到处都见裸体女尸,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6月,日军在崇仁烧杀之后,又疯狂地四处抢掳妇女,不分时间地点发泄兽欲。从十一二岁的幼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妇,凡落入日军之手的多被奸淫致死,不死亦受重伤。仅县城受害妇女就多达50余人,其中不少是少女,这些人被奸后皆被杀死。流亡逃难到南城的南昌葆灵女中300多名师生,在许坊小学与日军相遇,倍受凌辱,痛不欲生。30多名女学生在校内被集体奸淫,余者四处逃散。
日军曾两度严重骚扰破坏泰和,沿途见女人就追,不论老妇、少妇、少女、幼女、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灶间,抓获即奸,抗拒就杀。
1942年7月7日,20多名日军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当街强暴奸淫。同月15日,又有20多名日军在县城搜寻妇女。侵华日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他们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肆行奸淫,露天旷野也好,大庭广众也好,他们在哪里抓获就在哪里奸淫”,强奸之后,还不准她们穿衣服,逼迫她们赤身裸体供日军猥亵,对这些妇女百般羞辱凌虐,其无耻之状难以尽述。
日军奸淫妇女手段残忍至极,就是出了家的尼姑他们也不放过。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2年10月6日赣州电讯:“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60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全观14名尼姑痛愤清门受玷,遂举火自焚。
屠杀平民
日军在江西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等地,以及在主要交通道路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上百起集体大屠杀事件,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其暴行骇人听闻。
1938年6月26日,日军攻陷马垱后,随即在彭泽境内进行了两次集体大屠杀,马垱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庄死亡千余人。同年7月20日,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8月23日,日军将鸟林鸾村的50多个农民集体杀害,并烧毁民房76户。在日军的残害下,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9月20日,一股日军窜至瑞昌县北亭,把郝家、叶家、王家几个村子的百姓集中到南山叶村的禾场上,用机枪扫射,107名村民倒在血泊中,少数中弹未死者被日军活埋。
1938年冬,驻扎在德安永安堡岑家(今八一行政岑家)的一连日军调防。行前头日下午,日军将抓获的50多名村民押至村后龙山边站成一排,全部用刺刀捅死。次年1月5日、6日,驻扎在永修县燕坊附近的日军出动一个中队100多人窜至德安县墨溪乡吴家庄,打死打伤群众46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9年3月22日,安义县五房村97个村民遭日军杀害。同月24日,蔡村72个村民惨遭杀害。仅5月份,在南昌县,就有荷埠周村1100余村民遭到日军惨杀;在南昌市瓜村,有2700多村民被集体杀害。
1939年9月18日,日军把高安县芦桐村群众100多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烧毁房屋210间。24日,日军在肖家村投放了数十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村民520余人,炸毁房屋300多间。同日,日军在大族村把群众逼至一口水塘,当场枪杀400多人,烧毁房屋1600多间。9月29日,日军在大屋场纵火烧村,烧死群众280人,烧毁房屋700余间,全村顿时成为废墟。
1942年6月,日军进入临川县城。他们将抓到的居民50多人一个个反绑成串,押至行易桥上,首先推一人下河,后面的人也随之坠入河中淹死。当月19日,日军120人乘夜包围了唱凯岭上的徐家村,136名村民躲在附近禾田内,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扫射,村民全被杀害。
凶残的日军连儿童也不放过。1944年7、8月间萍乡被日军侵占时,新塘黎少林的10岁儿子在放学途中被日军撞见。日军对他当头一刀,劈死在水塘边。他的同学,9岁女孩黎小莉,被日军拦腰斩断。
日军在江西残杀百姓的罪行不胜枚举,赣鄱大地上,处处尸横遍野、血水横流,日军在江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村”乃至“无人乡”。以赣东为例,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崇仁、宜黄、贵溪、上饶、玉山等各县,其中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亟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
残害劳工
日军在江西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设立据点。他们四处抓掳民工,为其搬运物资、建筑碉堡工事。日军对待江西劳工极其残忍,其恶行罪不可赦。
1940年间,日军在交通枢纽鹰潭设立物资转运站,盗运抢夺来的铁轨、钢材等物资,并在各地抓来2000多民众充作苦力,关进劳工营。入营劳工都被剃了头发,当做标记,每天食不果腹,累死累活。钢材、铁轨等物资运完后,日军就开始大规模残害劳工。日军将60个劳工为一组,用棕绳串联捆手,押到项家岭峭壁上,开枪打倒第一个人,使他坠入崖下的信江,并将其他人也拖带下峭壁。日军还在信江中部署了几只汽艇,用机枪对落水劳工扫射。2000多名劳工或被机枪打死,或因绳索的串联捆绑而被溺毙。
1942年6月,日军侵占广丰县后,烧杀抢掠,大筑工事。被掳民工当牛做马,苦不堪言。工事筑好之后,日军将民工押到虎头背山边,逐一处决。日军在几十丈深的悬崖绝壁边搁置一块木板,一头用山石压住,一头悬空伸出崖外,将民工们蒙上眼睛,捆住双手,赶到木板上。民工们不知深浅,一踏上木板就滚落山谷,摔得粉身碎骨。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到虎头背掩埋尸首,共装了18担大箩筐白骨。从此,这条无名山谷被称作“杀人沟”。
1942年7月18日,驻扎在南昌的日军骚扰市郊的塘南地区,大肆抢劫,掠夺甚多,并在当地抓获了数十名农民充当苦力,逼迫他们搬运抢来的物资。在协成乡樊家村停歇时,日军用刺刀威逼民工们向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伸手捞起食物,把他们一个个烫得肉烂骨现,围观的日军取笑作乐。在快到达日军据点时,日军又把民工们和沿途抓获的80多人赶到一处叫做野猫洞的地方,强令两人一排,列成4队,拿这些人当做练习刺杀的活靶子,逐个用刺刀捅死。遇难者的喊叫声惊天动地,惨不忍闻。被抓民工陈凤水是第5个被刺杀的,日军先对他腰上猛刺一刀,拔出刀后,趁他未倒,又从他背部捅刺一刀,穿透了胸腔,他当即昏死过去。直至半夜,混在尸体堆中的陈凤水苏醒过来,爬行4个多钟头,皮肤磨烂,指甲脱落,终离险境,成为这场残杀民工血案幸存在世的唯一目击者。
施毒散疫
日军侵占江西期间,在各地使用化学毒弹和细菌武器,在水井水源里投放毒药,严重破坏了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给江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6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垱要塞时,大量使用化学毒弹和毒剂,使中国守军伤亡70%。日军还在南垄阳村一带施放了大量毒瓦斯,当地军民伤亡惨重。
同年8月下旬,日军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丸山支队联合进攻瑞昌。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下毒气弹和细菌弹多枚,使瑞武公路东侧一带的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群众大量出现手脚溃烂的特异病症,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
1938年9月,在德安战役中,日军第一○六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带了100多发“特种筒”毒气弹,在战场上使用。
次年1月3日,日军进犯永修张公渡,大量使用毒气弹和化学武器,给中国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38年9月至1939年2月,日军在德安投放、发射了多枚有毒炮弹和窒息性毒剂,致使许多当地百姓和抗日将士遭到严重伤害,其中有的突然暴毙,有的全身溃烂,烂脚生疮,慢慢受尽折磨而死。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
1939年3月20日,日军攻打南昌外围时,在修水河南岸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射了20000多只烟雾喷射器毒气弹。26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进攻南昌,作战时大量使用毒气弹,才得以由牛行车站及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攻入南昌。日军沿途施放的毒弹,严重伤害了中国军民的生命。
同年8月27日清晨,6架日军飞机在高安县吴珠岭一带投下大批细菌弹,给这一带群众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当地民众及外来难民7000多人受到细菌和毒气的严重感染,全身溃烂,2100多人很快断送了生命。吴珠长一家18口全部被毒害而死。吴珠岭下尸骨成堆,阴风惨惨。
9月19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从北面,第一○一师团第一五七联队从东面合攻高安,在战场施放大量毒剂。中国军队第一三九师多数官兵中毒,阵地被日军攻占。
1942年6月上旬,占领鹰潭的日军窜到江山艾家,一面抓人当苦力,一面在水井里投毒,当时即造成55人中毒死亡,水井亦被废弃。
由于日军在江西各地肆意杀人,整村整镇地灭绝人口,抛尸四野,往往造成大量尸体无人掩埋,腐尸臭气熏天,致使细菌繁衍、疾病流行。日军将米缸、水缸、水井当作粪窑、便池和垃圾箱,使得许多水源被严重污染。日军每到一地,都疯狂抢劫家畜、家禽,并将不食用部分随处抛掷,对来不及食用的畜禽也都加以宰杀,任其腐烂,毒害地方。这样,鼠疫、伤寒等各类瘟疫就进一步在各地蔓延,其中受瘟疫祸害最严重的有南城、萍乡、南丰、玉山、靖安和九江等地,许多人未死于战时却死于流行病。194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载讯:“赣东于战争中遭敌寇烧杀洗劫者有10余县之多,灾民在300万以上。灾情以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鄱阳、清江等县最为严重。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目前灾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而死者极多。”
日军对江西地区的毒气和细菌攻击,不但在当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而且留下了长期隐患。许多地方数十年后还发现感染病例,有些地方至今还留有因污染严重而封禁的山林。近年,上高县泗溪乡官桥村扩建圩集时,挖出200余枚侵华日军毒剂罐。这批毒剂罐埋匿在官桥祠堂的一个房间内,全部排列盛放在一个单砖砌成的长2.2米、宽1.5米、深1.3米的长方体大坑里。毒剂罐为圆柱体,直径约0.11米,高约0.22米,罐壳为铁皮夹纸结构,一端为拉火装置。罐体因年久腐蚀糜烂,露出白色药物,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怪味,使在场人员出现打喷嚔、肋紧胸闷、干咳等症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测,鉴定为氰化物毒剂。据调查考证,这批毒剂罐是1941年上高会战时日军留下的,当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正驻扎在这一地区。
劫掠财产
日军在江西普遍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对江西人民的财产进行大肆劫掠和破坏,给江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轰炸焚烧,是日军战时的一贯伎俩,使得江西全省较大城镇的房屋被毁在50%以上,其中有18个城镇被毁房屋超过90%。高安、奉新等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有些农村甚至片瓦无存。以致“战后复归之难民唯有以树叶搭棚,暂时容身”。省会南昌,“昔日繁华街衢,率多成为废墟。战后义民复归,什九栖身无所,房荒问题严重达于极点”。根据1946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资料,全省战前原有房屋2170847栋,抗战期间日军放火烧毁房屋多达391874栋,占战前原有房屋的18.1%。其中南昌战时遭受损失35205栋,占原有房屋45214栋的77.9%。
此外日军还到处窜扰,使得江西土地抛荒十分严重,全省至少有300万亩土地荒芜,造成粮食生产严重萎缩,产量急剧下降。江西在战时还承担了本省和东南部分地区粮食的供应,以致本省没有粮食储备应付战后缺粮之急,造成战后江西人民果腹无粮,饿殍遍地。
日军为彻底征服中国,迫使我抗日军民放弃抵抗,极尽所能地摧毁江西一切工矿设施,致使战后全省几无近代工业可言。赣南、赣西南地区的一些县市,原来被视为战时“江西安全区”。战时的省会泰和,以及吉安、遂川、赣州、大余、赣县等县市境内,集中了南迁和适应战争建立起来的一批工矿企业,例如江西炼铁厂、江西机器厂、江西硫酸厂、江西车船厂、水电厂、电厂等工矿企业,关系到江西乃至西南大后方抗战军需民用的供应问题,极为重要。但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与南方军联系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使得战火蔓延过来。在日军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悉被摧毁殆尽,“受创均极惨重”。战后调查资料表明,仅21个地方官营企业的损失,就高达10.1亿元(法币)。
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日军对江西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车船矿产、机器设备、工商业产品、粮棉油杂、畜禽桑麻,到老百姓的饰品衣被,无一不成为日军掠夺的对象。除公开掠夺外,日军还在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物资交换所”,开办诸如“洪都公司”“昭和通商”“吉田洋行”和“富士洋行”等名目繁多的商贸机构,强买强卖,垄断市场。与此同时,日军还用如同废纸的“军用票”,勒收稻谷等物资,解决驻赣日军的粮食供应,并将大批谷米由“洪都公司”转运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军对江西的财产劫掠,造成江西全省抗战时期财产损失总计为10072.023亿元(法币),合战前11.5亿元。其中:直接财产损失(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6719.886亿元,合战前7.7亿元;间接财产损失3352.137亿元,合战前3.8亿元。每户平均损失约357160元,合战前410元。
文化侵略
日军侵入江西后,蛮横控制舆论传播媒介,在沦陷区查禁了以往所有报纸和期刊,大肆贩卖日伪报刊,歪曲报道侵华战争事实,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为其侵略行径张目。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强制实行日语教育,进行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
在占领南昌之初,日军就出版发行了四开版的《贯冲日报》,后来又改称《江西南昌日报》。侵略者还在江西出版了四开版的日文《赣报》,在省城发行南昌市、县公报和新建县等月刊。到1940年间,日伪又新出刊了《南昌青年》月刊。日伪政权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粉饰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认贼作父的“良民”行为,贩卖自甘堕落的亡国奴思想,攻击国、共两党的抗日军队,诽谤抗日救亡英雄,污蔑不屈的中国人民。
日军侵赣后,还先后在九江、南昌等地开设以奴化教育为目的的所谓实验学校,并在其占领地的所有中小学强制实施日语教育。各校日语教员大都由日本人亲自担当,向学生直接灌输侵略者的思想。日本侵略者还在南昌设立了一所日本人小学,学生都是日本儿童,约有50多人,专门为侵略者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后备力量。
日本侵略者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创钜痛深,亘古未有。江西这片物华天宝的膏腴之地,人杰地灵的锦绣山河,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满目萧条。这一切将永远刻印在江西人民的记忆之中。○
责任编辑 张荣辉
飞机轰炸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对江西实施狂轰滥炸。1937年8月15日,14架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昌,投弹10多枚,炸死6人。由此至1939年3月,日军飞机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49次轰炸,投弹1559枚,中弹地点达431处。仅1938年3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就出动飞机142架次轰炸南昌,炸死市民1225人,炸毁大片房屋。
日军在沿长江西犯的过程中,在九江未沦陷之前,即于1938年6月15日派飞机7批35架次,对九江城区实施骚扰和轰炸,致使10余平民死亡,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1938年6月20日至1940年,日军飞机先后大规模轰炸彭泽县马垱、黄岭、老湾汪村、太平关等处共16次,炸毁房屋2000余栋,炸死百姓800余人。1938年6月23日至29日,日军飞机两批11架次,轰炸德安县城,挤在火车站防空洞口的平民全被炸死,全城房屋851栋被炸毁821栋。
1939年年底至1942年7月,日军飞机先后对景德镇进行了16次21批轰炸,其中轰炸城区7次12批,轰炸乐平县城和鸣山煤矿5次,轰炸浮梁旧城和三龙圩4次。1939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日军飞机2架首次轰炸景德镇城区,炸毁圆器坯坊一座。同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日军飞机9架将城区戴家上弄吉安会馆炸为废墟,炸死难民100多人,浚泗井、千佛楼等处亦被轰炸。1940年农历一月十六、十七日,4架日军飞机连续两天对城区进行轰炸,董家岭一处防空洞内60余人全被炸死,并炸毁了观音岭窑、土地岭窑和项家窑。1940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27架日军飞机又对城区狂轰滥炸,160余平民被炸死,陶王庙、落马桥、烟园口、花园上弄一带数百间坯坊和民房被夷为平地,戴家弄中段被炸成焦土,金家弄口的王长兴国药店被炸起火,烧得片瓦无存。1942年7月,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景德镇,一天6批,10多处地方被炸毁,造成空前灾难,引起人们极大恐慌,纷纷外逃避难。
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前后出动飞机2140余架次,轰炸上饶12个县市,炸死平民数千人,伤近万人,炸毁民房9000余栋。
鹰潭市今辖月湖区、贵溪市(县级)、余江县。自1937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第一次空袭鹰潭镇(今月湖区)始,至1943年7月最后一次空袭止,前后共空袭72批次,出动飞机450架次,共投弹1243枚,炸死炸伤平民589人,炸毁房屋748栋,铁路、桥梁、车辆等均被炸毁。其中,贵溪县193架次,鹰潭镇211架次,余江县46架次。
自1939年3月28日日军占领南昌后,就开始派飞机对抚州实施狂轰滥炸。至1941年,日军飞机共对临川、南城、东乡、崇仁、宜黄、南丰、广昌等县轰炸37次,其中对东乡县城的轰炸多达20余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县被炸死炸伤平民就多达1700余人,被炸毁房屋1242栋。
赣南曾经是江西和华南抗日战场的大后方,后期又是抗日前线战场之一。自1938年5月29日至1945年,日军飞机多次对赣南地区狂轰滥炸,造成赣南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亡和损失。据抗战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江西各地受敌机轰炸及损失总报告》记载,日军飞机在赣南先后共投弹500余枚,炸死350余人,炸伤620余人,炸毁房屋1500余栋。
吉安市位于赣中西部,抗战时期曾作为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是东南抗战的大后方,是江西战时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区和军粮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沦陷区人民南下逃亡的主要寄居地。从1937年冬起,日军开始有计划地对吉安进行轰炸。1939年至1940年8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6架次,对泰和县空袭10余次,投弹70余枚(其中燃烧弹64枚),炸死炸伤80余人。遂川机场建成后,从1942年9月至1944年12月,遭日军飞机袭击103次,日军共出动飞机455架次,投弹1500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173人,毁坏房屋35栋。吉水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2次,共伤亡70余人,炸毁房屋30余栋。新干县城被空袭3次,伤亡40余人,炸毁房屋80余栋。吉安城区被日军空袭59次,投弹1729枚,炸死488人,伤741人,炸毁房屋1851栋、汽车16辆、民船6艘。
1944年春夏期间,日军三次窜犯萍乡,两次深入腹地,先后盘踞47天,当时全区41个乡镇,有38个遭受到日军骚扰和蹂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944年端午节前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高坑。原本平静的山林,一时天翻地覆,弹片横飞。大星村杨麒纲、杨紫纲兄弟俩抱病躲避在一个岩洞里,由于奔波和惊吓,兄弟俩全部断气。同年7月26日,3架日军飞机在芦溪上空盘旋低飞后,突然在打石坑发射机关炮,3名农民当场中弹身亡。紧接着,敌机又沿铁路线投放炸弹,一列军用列车的两节车厢被炸起火,引起连环爆炸,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27日上午,9架日军飞机呈“品”字型飞行,再次袭击芦溪。芦溪麦园街谢木匠的弟弟和颜维汉的母亲等3人当场被炸死,另有9人被炸伤。
南昌沦陷后,地处南昌外围的丰城、樟树、上高、高安、奉新、靖安等县市,是当时较大规模的南昌会战和上高会战的火线区域。而地处湘鄂赣边的袁州、万载、宜丰、铜鼓等县区,又是先后遭受4次长沙会战及日军为打通浙赣、粤汉交通线而发动的大规模进犯的战火波及区域。1938年,日军飞机首次对丰城城区进行轰炸。从1939年3月22日至4月2日,奉新、靖安、高安相继沦陷。在这期间,上高、万载、宜丰、铜鼓、袁州、樟树等县市区,都先后遭到日军飞机轰炸。1939年9月24日,日军飞机又对高安岗上村进行轰炸,炸死平民310人,炸毁房屋70余栋。
从1939年3月至1941年8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二三十架,对新余地区进行了8次轰炸。其中仅1939年3月23日至1940年11月,日军就出动飞机11架次轰炸新余县城,炸死炸伤平民105人,炸毁房屋23栋。
淫虐妇女
日军在妄图灭我民族、毁我河山的同时,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强暴妇女、伤害女性的滔天罪行。一位对侵略者仇深似海的江西受害者曾指控他们:纵将这群禽兽不如的恶鬼割肉浸皮,千刀万剐,亦不足以抵偿其凶残、邪恶、无耻的罪孽之万一!
凡被日军所掳妇女,不论老少,皆被奸淫,甚至有的被轮奸多次,奸后被杀,幸免者几无。1939年10月5日,日军在高安将600多村民围困在团山寺,大肆抢劫一番之后,将7名青年妇女剥光衣裤,拖出庙外,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沦陷期间,高安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多达15300余人。
1941年3月,上高会战期间,日军在当地一见到女性,不论老幼都强行奸污,然后杀害。1942年7月,日军在临川抓到一批妇女,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赤身露体地押到坤贞观,集体轮奸后将她们全部杀死。
日军抓到妇女,往往先是强暴轮奸,再强迫她们裸体挑柴、担水、做苦工。南城沦陷时,日军把抓获的大批妇女集中关押在尧家大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集体轮奸。王玉英等5人被当场奸淫致死。南城收复后,在街头巷尾、塘边田旁,到处都见裸体女尸,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6月,日军在崇仁烧杀之后,又疯狂地四处抢掳妇女,不分时间地点发泄兽欲。从十一二岁的幼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妇,凡落入日军之手的多被奸淫致死,不死亦受重伤。仅县城受害妇女就多达50余人,其中不少是少女,这些人被奸后皆被杀死。流亡逃难到南城的南昌葆灵女中300多名师生,在许坊小学与日军相遇,倍受凌辱,痛不欲生。30多名女学生在校内被集体奸淫,余者四处逃散。
日军曾两度严重骚扰破坏泰和,沿途见女人就追,不论老妇、少妇、少女、幼女、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灶间,抓获即奸,抗拒就杀。
1942年7月7日,20多名日军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当街强暴奸淫。同月15日,又有20多名日军在县城搜寻妇女。侵华日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他们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肆行奸淫,露天旷野也好,大庭广众也好,他们在哪里抓获就在哪里奸淫”,强奸之后,还不准她们穿衣服,逼迫她们赤身裸体供日军猥亵,对这些妇女百般羞辱凌虐,其无耻之状难以尽述。
日军奸淫妇女手段残忍至极,就是出了家的尼姑他们也不放过。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2年10月6日赣州电讯:“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60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全观14名尼姑痛愤清门受玷,遂举火自焚。
屠杀平民
日军在江西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等地,以及在主要交通道路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上百起集体大屠杀事件,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其暴行骇人听闻。
1938年6月26日,日军攻陷马垱后,随即在彭泽境内进行了两次集体大屠杀,马垱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庄死亡千余人。同年7月20日,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8月23日,日军将鸟林鸾村的50多个农民集体杀害,并烧毁民房76户。在日军的残害下,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9月20日,一股日军窜至瑞昌县北亭,把郝家、叶家、王家几个村子的百姓集中到南山叶村的禾场上,用机枪扫射,107名村民倒在血泊中,少数中弹未死者被日军活埋。
1938年冬,驻扎在德安永安堡岑家(今八一行政岑家)的一连日军调防。行前头日下午,日军将抓获的50多名村民押至村后龙山边站成一排,全部用刺刀捅死。次年1月5日、6日,驻扎在永修县燕坊附近的日军出动一个中队100多人窜至德安县墨溪乡吴家庄,打死打伤群众46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9年3月22日,安义县五房村97个村民遭日军杀害。同月24日,蔡村72个村民惨遭杀害。仅5月份,在南昌县,就有荷埠周村1100余村民遭到日军惨杀;在南昌市瓜村,有2700多村民被集体杀害。
1939年9月18日,日军把高安县芦桐村群众100多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烧毁房屋210间。24日,日军在肖家村投放了数十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村民520余人,炸毁房屋300多间。同日,日军在大族村把群众逼至一口水塘,当场枪杀400多人,烧毁房屋1600多间。9月29日,日军在大屋场纵火烧村,烧死群众280人,烧毁房屋700余间,全村顿时成为废墟。
1942年6月,日军进入临川县城。他们将抓到的居民50多人一个个反绑成串,押至行易桥上,首先推一人下河,后面的人也随之坠入河中淹死。当月19日,日军120人乘夜包围了唱凯岭上的徐家村,136名村民躲在附近禾田内,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扫射,村民全被杀害。
凶残的日军连儿童也不放过。1944年7、8月间萍乡被日军侵占时,新塘黎少林的10岁儿子在放学途中被日军撞见。日军对他当头一刀,劈死在水塘边。他的同学,9岁女孩黎小莉,被日军拦腰斩断。
日军在江西残杀百姓的罪行不胜枚举,赣鄱大地上,处处尸横遍野、血水横流,日军在江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村”乃至“无人乡”。以赣东为例,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崇仁、宜黄、贵溪、上饶、玉山等各县,其中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亟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
残害劳工
日军在江西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设立据点。他们四处抓掳民工,为其搬运物资、建筑碉堡工事。日军对待江西劳工极其残忍,其恶行罪不可赦。
1940年间,日军在交通枢纽鹰潭设立物资转运站,盗运抢夺来的铁轨、钢材等物资,并在各地抓来2000多民众充作苦力,关进劳工营。入营劳工都被剃了头发,当做标记,每天食不果腹,累死累活。钢材、铁轨等物资运完后,日军就开始大规模残害劳工。日军将60个劳工为一组,用棕绳串联捆手,押到项家岭峭壁上,开枪打倒第一个人,使他坠入崖下的信江,并将其他人也拖带下峭壁。日军还在信江中部署了几只汽艇,用机枪对落水劳工扫射。2000多名劳工或被机枪打死,或因绳索的串联捆绑而被溺毙。
1942年6月,日军侵占广丰县后,烧杀抢掠,大筑工事。被掳民工当牛做马,苦不堪言。工事筑好之后,日军将民工押到虎头背山边,逐一处决。日军在几十丈深的悬崖绝壁边搁置一块木板,一头用山石压住,一头悬空伸出崖外,将民工们蒙上眼睛,捆住双手,赶到木板上。民工们不知深浅,一踏上木板就滚落山谷,摔得粉身碎骨。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到虎头背掩埋尸首,共装了18担大箩筐白骨。从此,这条无名山谷被称作“杀人沟”。
1942年7月18日,驻扎在南昌的日军骚扰市郊的塘南地区,大肆抢劫,掠夺甚多,并在当地抓获了数十名农民充当苦力,逼迫他们搬运抢来的物资。在协成乡樊家村停歇时,日军用刺刀威逼民工们向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伸手捞起食物,把他们一个个烫得肉烂骨现,围观的日军取笑作乐。在快到达日军据点时,日军又把民工们和沿途抓获的80多人赶到一处叫做野猫洞的地方,强令两人一排,列成4队,拿这些人当做练习刺杀的活靶子,逐个用刺刀捅死。遇难者的喊叫声惊天动地,惨不忍闻。被抓民工陈凤水是第5个被刺杀的,日军先对他腰上猛刺一刀,拔出刀后,趁他未倒,又从他背部捅刺一刀,穿透了胸腔,他当即昏死过去。直至半夜,混在尸体堆中的陈凤水苏醒过来,爬行4个多钟头,皮肤磨烂,指甲脱落,终离险境,成为这场残杀民工血案幸存在世的唯一目击者。
施毒散疫
日军侵占江西期间,在各地使用化学毒弹和细菌武器,在水井水源里投放毒药,严重破坏了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给江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6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垱要塞时,大量使用化学毒弹和毒剂,使中国守军伤亡70%。日军还在南垄阳村一带施放了大量毒瓦斯,当地军民伤亡惨重。
同年8月下旬,日军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丸山支队联合进攻瑞昌。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下毒气弹和细菌弹多枚,使瑞武公路东侧一带的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群众大量出现手脚溃烂的特异病症,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
1938年9月,在德安战役中,日军第一○六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带了100多发“特种筒”毒气弹,在战场上使用。
次年1月3日,日军进犯永修张公渡,大量使用毒气弹和化学武器,给中国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38年9月至1939年2月,日军在德安投放、发射了多枚有毒炮弹和窒息性毒剂,致使许多当地百姓和抗日将士遭到严重伤害,其中有的突然暴毙,有的全身溃烂,烂脚生疮,慢慢受尽折磨而死。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
1939年3月20日,日军攻打南昌外围时,在修水河南岸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射了20000多只烟雾喷射器毒气弹。26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进攻南昌,作战时大量使用毒气弹,才得以由牛行车站及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攻入南昌。日军沿途施放的毒弹,严重伤害了中国军民的生命。
同年8月27日清晨,6架日军飞机在高安县吴珠岭一带投下大批细菌弹,给这一带群众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当地民众及外来难民7000多人受到细菌和毒气的严重感染,全身溃烂,2100多人很快断送了生命。吴珠长一家18口全部被毒害而死。吴珠岭下尸骨成堆,阴风惨惨。
9月19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从北面,第一○一师团第一五七联队从东面合攻高安,在战场施放大量毒剂。中国军队第一三九师多数官兵中毒,阵地被日军攻占。
1942年6月上旬,占领鹰潭的日军窜到江山艾家,一面抓人当苦力,一面在水井里投毒,当时即造成55人中毒死亡,水井亦被废弃。
由于日军在江西各地肆意杀人,整村整镇地灭绝人口,抛尸四野,往往造成大量尸体无人掩埋,腐尸臭气熏天,致使细菌繁衍、疾病流行。日军将米缸、水缸、水井当作粪窑、便池和垃圾箱,使得许多水源被严重污染。日军每到一地,都疯狂抢劫家畜、家禽,并将不食用部分随处抛掷,对来不及食用的畜禽也都加以宰杀,任其腐烂,毒害地方。这样,鼠疫、伤寒等各类瘟疫就进一步在各地蔓延,其中受瘟疫祸害最严重的有南城、萍乡、南丰、玉山、靖安和九江等地,许多人未死于战时却死于流行病。194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载讯:“赣东于战争中遭敌寇烧杀洗劫者有10余县之多,灾民在300万以上。灾情以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鄱阳、清江等县最为严重。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目前灾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而死者极多。”
日军对江西地区的毒气和细菌攻击,不但在当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而且留下了长期隐患。许多地方数十年后还发现感染病例,有些地方至今还留有因污染严重而封禁的山林。近年,上高县泗溪乡官桥村扩建圩集时,挖出200余枚侵华日军毒剂罐。这批毒剂罐埋匿在官桥祠堂的一个房间内,全部排列盛放在一个单砖砌成的长2.2米、宽1.5米、深1.3米的长方体大坑里。毒剂罐为圆柱体,直径约0.11米,高约0.22米,罐壳为铁皮夹纸结构,一端为拉火装置。罐体因年久腐蚀糜烂,露出白色药物,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怪味,使在场人员出现打喷嚔、肋紧胸闷、干咳等症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测,鉴定为氰化物毒剂。据调查考证,这批毒剂罐是1941年上高会战时日军留下的,当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正驻扎在这一地区。
劫掠财产
日军在江西普遍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对江西人民的财产进行大肆劫掠和破坏,给江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轰炸焚烧,是日军战时的一贯伎俩,使得江西全省较大城镇的房屋被毁在50%以上,其中有18个城镇被毁房屋超过90%。高安、奉新等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有些农村甚至片瓦无存。以致“战后复归之难民唯有以树叶搭棚,暂时容身”。省会南昌,“昔日繁华街衢,率多成为废墟。战后义民复归,什九栖身无所,房荒问题严重达于极点”。根据1946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资料,全省战前原有房屋2170847栋,抗战期间日军放火烧毁房屋多达391874栋,占战前原有房屋的18.1%。其中南昌战时遭受损失35205栋,占原有房屋45214栋的77.9%。
此外日军还到处窜扰,使得江西土地抛荒十分严重,全省至少有300万亩土地荒芜,造成粮食生产严重萎缩,产量急剧下降。江西在战时还承担了本省和东南部分地区粮食的供应,以致本省没有粮食储备应付战后缺粮之急,造成战后江西人民果腹无粮,饿殍遍地。
日军为彻底征服中国,迫使我抗日军民放弃抵抗,极尽所能地摧毁江西一切工矿设施,致使战后全省几无近代工业可言。赣南、赣西南地区的一些县市,原来被视为战时“江西安全区”。战时的省会泰和,以及吉安、遂川、赣州、大余、赣县等县市境内,集中了南迁和适应战争建立起来的一批工矿企业,例如江西炼铁厂、江西机器厂、江西硫酸厂、江西车船厂、水电厂、电厂等工矿企业,关系到江西乃至西南大后方抗战军需民用的供应问题,极为重要。但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与南方军联系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使得战火蔓延过来。在日军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悉被摧毁殆尽,“受创均极惨重”。战后调查资料表明,仅21个地方官营企业的损失,就高达10.1亿元(法币)。
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日军对江西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车船矿产、机器设备、工商业产品、粮棉油杂、畜禽桑麻,到老百姓的饰品衣被,无一不成为日军掠夺的对象。除公开掠夺外,日军还在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物资交换所”,开办诸如“洪都公司”“昭和通商”“吉田洋行”和“富士洋行”等名目繁多的商贸机构,强买强卖,垄断市场。与此同时,日军还用如同废纸的“军用票”,勒收稻谷等物资,解决驻赣日军的粮食供应,并将大批谷米由“洪都公司”转运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军对江西的财产劫掠,造成江西全省抗战时期财产损失总计为10072.023亿元(法币),合战前11.5亿元。其中:直接财产损失(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6719.886亿元,合战前7.7亿元;间接财产损失3352.137亿元,合战前3.8亿元。每户平均损失约357160元,合战前410元。
文化侵略
日军侵入江西后,蛮横控制舆论传播媒介,在沦陷区查禁了以往所有报纸和期刊,大肆贩卖日伪报刊,歪曲报道侵华战争事实,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为其侵略行径张目。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强制实行日语教育,进行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
在占领南昌之初,日军就出版发行了四开版的《贯冲日报》,后来又改称《江西南昌日报》。侵略者还在江西出版了四开版的日文《赣报》,在省城发行南昌市、县公报和新建县等月刊。到1940年间,日伪又新出刊了《南昌青年》月刊。日伪政权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粉饰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认贼作父的“良民”行为,贩卖自甘堕落的亡国奴思想,攻击国、共两党的抗日军队,诽谤抗日救亡英雄,污蔑不屈的中国人民。
日军侵赣后,还先后在九江、南昌等地开设以奴化教育为目的的所谓实验学校,并在其占领地的所有中小学强制实施日语教育。各校日语教员大都由日本人亲自担当,向学生直接灌输侵略者的思想。日本侵略者还在南昌设立了一所日本人小学,学生都是日本儿童,约有50多人,专门为侵略者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后备力量。
日本侵略者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创钜痛深,亘古未有。江西这片物华天宝的膏腴之地,人杰地灵的锦绣山河,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满目萧条。这一切将永远刻印在江西人民的记忆之中。○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