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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末民初，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82—04
为加强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史研究及教学工作的需要，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合作从黑龙江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中编辑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发行)(以下简称《选编》)。这部《选编》在民族的排列上主要以材料多寡为序，材料的收集范围主要是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的档案史料，起止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个别资料延至伪满康德五年(1938年)。《选编》所收录的档案史料可分为综合、鄂伦春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锡伯族、赫哲族等专题。本文通过对《选编》中有关黑龙江少数民族在清末民初教育问题的资料进行分析，试对清末新政前后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述评。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暇顾及东北边疆，黑龙江地区出现了“边务废弛，政府失于绥抚，有协领、佐领管辖之虚名，而无人数增减、生计景况切实之调查、详细之报告。致此项人民游猎山中，漫无统属，居近俄疆，受其笼络，入籍信教，听其自由”的现象。东北地方官吏更是将黑龙江各族民众“置之度外，视此民如异族，视边局如弃壤，泄沓相安，无人过问”。清末民初之际，沙俄不断蚕食、肢解中国北方领土，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为亡羊补牢，中国政府曾先后尝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兴办学校，以便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使“数千年之野蛮，可渐进于文化，人人具有国家思想，则边境可无患矣”。从而达到巩固国防、共御外侮的目的。
一、清末新政前
于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生产和生活经验没有书纸传承的原始状态。显然，这种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对于开发边疆和巩固国防是极为不利的。清政府以黑龙江地方系“发祥重地”，因此，较为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命选索伦、达呼尔人民披甲，驻防齐齐哈尔，遣满洲兵二百人教练之”。所谓“教练之”是强调军事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尚不具备教育性质。追溯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史，当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设立旗学，清政府同意“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祜里及上纳貂皮达祜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后又相继在齐齐哈尔、黑龙汪城、呼伦贝尔、布特哈等驻防地开办旗学，“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旗学教育意在培养娴熟“国语骑射”的文武兼通之才，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可以说接受旗学教育成为少数民族出仕为宫的基础。包括有：1、八旗官学；这些学校俗称满官学，其特点是规模较小，多设在驻防地旗营内，学生数额少，每佐仅限一人。所学课程程度不高，教员多由驻防笔帖式兼任，各种规章制度不严格。清末变通旗属改良旗学时，将八旗官学均按新学制改办为初等小学堂。2、八旗义学；由于八旗官学名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书的要求。为解决其矛盾，清政府又创设八旗义学，以供未入官学的子弟就读。规定八旗各佐领应各设义学一所，八旗义学基本可以保证适龄儿童就读。此外，还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等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少数民族进行骑射教育，实质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旗学教育具有如
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族的文化水平极为原始、落后，长期处下特点：首先，从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上看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其次，从教育内容上看学习内容十分注重学以致用；再次，从教育目的上看特别重视“国语骑射”的内容。
旗学教育的历史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首先，培养了一批满族化的封建官僚，为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实施管理提供了合格人才；其次，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最后，维护了以骑射为特征的传统习俗，保持了少数民族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但重视国语骑射、维系旧传统的特性，使之对先进的汉文化产生排斥作用，直至清末民初，少数民族仍通用满文不谙汉文。清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漠视及少数民族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致使传统旗学教育也未能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局大坏之际，也未曾唤醒统治者的危机感和现代教育意识，改变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上的落后状态。这无疑为虎视眈眈、觊觎黑龙江地区已久的沙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侵略、扩张时机。
二、清末新政后
沙俄利用清政府东北边务废弛之机，对黑龙江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控制，进而达到占领黑龙江地区的目的。世居黑龙江北岸的汉、满、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而属役焉。其甚者，或剪发归附”，“无生计者，在沿边则剪去发辫，渐归俄人”，而大部涌向黑龙江南岸逃生。“江北土地概属俄人，江南荒地逐渐放尽。现在仅余内兴安岭一带，岭上树木年年斫伐，林中野兽益形减少，不数年，山穷兽尽，该族衣食日用何由给焉?”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冲击。沙俄侵略者在武力征服之余，还借机对黑龙江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妄图达到永久吞噬中国神圣领土之目的。此时的黑龙江少数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以北的占领区对尚未南迁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大力扶植、操纵控制。对游猎的鄂伦春人“俄人发给执照，仍在精奇里河打牲糊口，不须(许)任意出境”。对部分上层人物则“委派首领，发给戮记、执照等事”以羁縻之，使其为沙俄侵略服务。对黑龙江以南未控制区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在政治上竭力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蛊惑其进行分裂活动。在经济上操纵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命脉，使其在与俄商物物互贸中形成了“所以倾俄人，实以俄商供给需要，得之则日用攸赖，不得则生活无资”的依附关系。在文化上则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的渗透，以致清朝末年鄂伦春、鄂温克人使用俄语已很普遍，“间有通达俄语、文字者，染习俄风，均由俄耶稣教堂命名。其婚嫁丧葬之礼，亦染俄俗”。“甚有入俄籍，被俄服，从俄俗，充俄兵者”的反常现象。有些鄂伦春人竟然剪去发辫，归于俄人，时人称之为“剪发部落”，其文化渗透可谓至危至深!沙俄施行的这一文化侵略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祖国概念日益淡漠，“逼近俄境，多通俄语，不通汉语，日与俄人交通，所得皮张悉售之俄人，换其枪械子弹，以致与俄人亲，与国人日疏。俄人亦利用其愚蠢，多方诱惑，致令我国之边氓，甘作邻邦之侦谍，殊为可惜”。在“近时国防日急”的情况下，“今欲慎重国防，维持边局，则收拢鄂伦春人，万不可视为缓图。边氓外向之患小，强邻内侵之患大。一旦中俄有事，则操俄语持俄械，乌知有祖国。远取库 藏，近鉴胪滨。亟当未雨绸缪，补牢蓄艾”。这种由沙俄入侵所引发的边疆危机早在清末就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认识到：“综观现状，时局险危，边事日棘，设再听其流离散漫无收，难免不无沦亡之虞。际此事机危迫，万不可缓之理。”所以，到了清末，随着边疆民族危机的普遍深化，黑龙江地方当局开始尝试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并将其上升到国防意识的高度去认识。通过派员考察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现状，从而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通过推行新式教育，才能挽救边疆危机、巩固国防。辛亥革命前后，时局动荡、边难迭兴。沙俄更乘机煽动和支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势力搞所谓的“独立”运动，给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政治震荡。
民国初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十分重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蒙藏司，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教育事宜。开始在边疆地区兴办教育，尤其提倡在黑龙江地区大力兴办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用以开启民智、固守边疆。
对于黑龙江少数民族来说，清末民初兴起的新式教育有别于传统的旗学教育，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新式教育尝试。经过社会各方面的不懈努力，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各少数民族中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并最终取代了落后的旗学教育。然而旧势力、旧习俗对于经济、文化、观念相对落后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来说仍有相当顽固的影响；加之当时内外交困的政局，无不掣肘着新式教育的发展。
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具有某些特殊性。首先，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残存着旗学教育的影响，新式学校中仍以满语为教学用语，兼以满汉双语教学。旗学教育规定所有官学一律学习满语文，采用满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为教材，满语文成为各民族间交流的通用工具。推行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被迫采取了满、汉语文并授的特殊教学形式，即在使各族学生粗通满文的基础上，再教授学生识习汉字，阅读汉语教材。由于学生“仅识满洲文字，不识汉文”，创办者在教师的选聘上颇费周折，不得已在学校中附设满文一科，恳请黑龙江教育厅“添派熟悉汉、满文字副教习一员”，以完成由满语教学向汉语教学的过渡。这种教学形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但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耗时费力、事倍功半，不可避免地使新式教育难以彻底摆脱传统旗学的影响，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文化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1907年墨尔根城视学员刘振声视察学堂时痛斥其教习“实无文凭，汉文寡明，科学不通，何堪教授?”“学务腐败不堪，废弛已极”。此语道出了新式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欠。
其次，黑龙江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在黑龙江少数民族中达斡尔族的文化比较先进。由于八旗官学、义学学堂的建立，学校教育的兴起，使达斡尔族民族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脱颖而出，使主张脱俗革新、努力汲取先进文化成为一种风尚，他们深晓兴本族必须积极发展民族教育，走民族自强之路。在这些热爱本民族教育的知识分子带动下，达斡尔族教育迅速发展，将其民族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层次。从1906年起，政府陆续创办了4所达斡尔族小学和1所达斡尔族初级师范、初等师范预备科以及小学堂。民国初年，达斡尔族小学教育日渐普及，民族教育已颇具规模。其中一些小学毕业生曾先后被保送或考入黑龙江省蒙旗中学、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等国内中高等学校，有的还出国留学。达斡尔族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中的成绩令人瞩目。
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鄂温克族开明绅士福龄创建了布特哈初等小学堂，即蒙养学堂，后又相继设立占育、拉哈、喀木尼喀及石屋学堂。从此，兴办新学蔚然成风。民国时期，又接连创办了吉木伦屯阿伦等八所初等小学堂。1926年6月，建立了鄂温克第三初级小学校，该校优秀毕业生先后升入齐齐哈尔八旗满蒙师范学堂、东布特哈初级师范学堂，使鄂温克族新式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清代旗学教育对鄂伦春人收效甚微。直到清末，“非唯通悉汉文者，百不得一，即稍识之无能道汉语者亦十无二三”，文化比较落后。清末民初，为防止俄国对鄂伦春族的利诱及苏联的“赤化”，统治者提出“坚心内向”“以固边陲”的措施，将振兴鄂伦春民族教育与国防大计联系在一起。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推行“弃猎归农”政策。1912年，决定在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普库尔路每路都创立一所省立鄂伦春小学，共三所。1920年1月在原省立第三鄂伦春学校基础上改建高、初级完全小学，即省立第一鄂伦春高等小学。1921年将省立第一、二校毕业生合组，组建第二鄂伦春高等小学。1920年又成立4所公立国民小学。每个学校只招收30名，四校共计有学生120人。后又增设几所学校。至1921年省公立鄂伦春学校已有8所，学生共230余名。通过办学使几百名儿童受到教育，在客观上起到推动鄂伦春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
赫哲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教育起始于学满文，光绪年间始学汉文。1907年，创办了赫哲族第一所新式小学。民国时期，在赫哲族聚居的苏苏屯、街津口等地设立学校，但赫哲族子弟因生活贫困，无力念书，生源有限。与其他各族相比，赫哲族新式教育发展程度不高，相对较为落后。尽管新式教育规模不断发展，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
再次，当时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新式教育仍处于层次低、规模小、数量少的草创阶段，尚不完善，与社会对新式教育的需求尚不相称。为了适应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把创办完全小学定为发展方向。新学兴起之后，人们就认识到“语言不通，文化各异，兴学之难”的问题。在兴办新学过程中，“国书清语省识无多，西学汉文肄习尤寡”，“既无昔时尚武之风，更昧今日兴学之义”的状况，使黑龙江各级官员们慨叹道：“江省兴学既难于成功，尤难于创始”。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当务之急必然是推广基础教育。因此，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向清政府奏请：“江省筹办学堂，拟先办小学，俟教育稍有可观，再将高等中学堂推广增设”。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制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清末新学初创之时，正逢满清王朝气数将尽之时，故而新式教育的建构与管理基本上处于因陋就简的状态。对学校设置没有做更系统、更合理的筹划，多设置于水陆交通线附近，仅着眼于学生就近上学。因资金短缺，校舍多是通过借用、租赁等办法加以解决。时至民国初年情况才渐有好转。但与内地相比，新式教育的投入力度仍然十分有限。
三、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评价
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虽然起步颇晚，因社会历史条件等局限，问题很多且不完善，但意义仍很重大。
首先，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宣告了黑龙江最后一块教育空白区已不复存在了。通过新学的洗礼，为少数民族走出原始、封闭的落后社会状态提供了文化准备。当时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痛感黑龙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落后，殷切期望此地能够“人文日盛”，期望“以敷文教而固 边圉”。少数民族子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被保送和考入国内中高等学校的很多，有很多成绩优异者还留学国外，培养出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才。新式教育在普及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方面的功能也不容忽视。受过新式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又转而投身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中去，其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倘若没有这些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参与民族地区的建设，黑龙江地区各少数民族恐怕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将会更大。
其次，打破了以往视为禁区的旗民界限，学校的管理体制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轨道。真正体现了现代社会在教育面前平等的民主内涵，也意味着清代旗民分治文化政策的破产。新式教育毕竟是新生事物，体现了“实业救国”等新思想、新观念，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使黑龙江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再次，新式教育处处渗透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所谓“时局艰难，亟当广教育以多造普通人才，量国程以徐图文明进步”。新式教育将守土之责、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自觉地贯彻到教育实践中，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在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几乎所有官员对设学兴教，尤其对推行少数民族新式教育都表现出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因为他们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更有切肤之痛，对黑龙江各少数民族原始、落后的现状更有切身体会，认识到必须“内外一心，上下一气，官民一力，急起直追”。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清末民初，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边疆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也不应将其取得的成绩估计得过高。
新学教育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办学经费有限，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此时正是政权更迭、战乱迭起之际，也是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之时，加之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常使国家“内帑枯窘”。当权者自顾尚且不暇，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又从何谈起?而地处边塞的黑龙江“无一事不待急筹，亦无一事不需巨款。而穷荒坐困，无米为炊，庶政纷繁，从何措手?”可想而知。能够投向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肯定是杯水车薪。很难抽出更多经费进行学校建设，办学条件极差，校舍多是租赁破旧民房，学习生活条件都十分简陋。第二，学生不习惯集体生活，生病、逃学现象十分普遍。长期的游猎使其习惯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散漫生活，很难适应定居封闭式的集体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免疫力不强，对定居区的病毒缺乏抵抗力，染病死亡的学生很多。加之教师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难以体谅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所有这些，使学生和家长视学校为畏途，逃学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的家长带领学生游猎远逃。第三，师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一是学业有成、有志于献身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极少，二是难以寻找兼顾满、汉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因此，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无论从规模和水平上看都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仍应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毕竟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殆时刻一种正确的历史抉择。这种试图通过开启民智、振兴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来固守边疆的做法，在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之际，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因当时危机深重，国事多艰，致使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在落实中难以尽如人意。然而，那种渗透着忧患兴邦思想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政策、“实业教育”思想对后世仍有启迪借鉴意义，也需要我们给予认真研究。我们应对这一时期的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定位，以填补上黑龙江近代教育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笔。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82—04
为加强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史研究及教学工作的需要，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合作从黑龙江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中编辑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发行)(以下简称《选编》)。这部《选编》在民族的排列上主要以材料多寡为序，材料的收集范围主要是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的档案史料，起止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个别资料延至伪满康德五年(1938年)。《选编》所收录的档案史料可分为综合、鄂伦春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锡伯族、赫哲族等专题。本文通过对《选编》中有关黑龙江少数民族在清末民初教育问题的资料进行分析，试对清末新政前后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述评。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暇顾及东北边疆，黑龙江地区出现了“边务废弛，政府失于绥抚，有协领、佐领管辖之虚名，而无人数增减、生计景况切实之调查、详细之报告。致此项人民游猎山中，漫无统属，居近俄疆，受其笼络，入籍信教，听其自由”的现象。东北地方官吏更是将黑龙江各族民众“置之度外，视此民如异族，视边局如弃壤，泄沓相安，无人过问”。清末民初之际，沙俄不断蚕食、肢解中国北方领土，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为亡羊补牢，中国政府曾先后尝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兴办学校，以便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使“数千年之野蛮，可渐进于文化，人人具有国家思想，则边境可无患矣”。从而达到巩固国防、共御外侮的目的。
一、清末新政前
于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生产和生活经验没有书纸传承的原始状态。显然，这种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对于开发边疆和巩固国防是极为不利的。清政府以黑龙江地方系“发祥重地”，因此，较为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命选索伦、达呼尔人民披甲，驻防齐齐哈尔，遣满洲兵二百人教练之”。所谓“教练之”是强调军事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尚不具备教育性质。追溯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史，当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设立旗学，清政府同意“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祜里及上纳貂皮达祜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后又相继在齐齐哈尔、黑龙汪城、呼伦贝尔、布特哈等驻防地开办旗学，“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旗学教育意在培养娴熟“国语骑射”的文武兼通之才，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可以说接受旗学教育成为少数民族出仕为宫的基础。包括有：1、八旗官学；这些学校俗称满官学，其特点是规模较小，多设在驻防地旗营内，学生数额少，每佐仅限一人。所学课程程度不高，教员多由驻防笔帖式兼任，各种规章制度不严格。清末变通旗属改良旗学时，将八旗官学均按新学制改办为初等小学堂。2、八旗义学；由于八旗官学名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书的要求。为解决其矛盾，清政府又创设八旗义学，以供未入官学的子弟就读。规定八旗各佐领应各设义学一所，八旗义学基本可以保证适龄儿童就读。此外，还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等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少数民族进行骑射教育，实质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旗学教育具有如
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族的文化水平极为原始、落后，长期处下特点：首先，从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上看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其次，从教育内容上看学习内容十分注重学以致用；再次，从教育目的上看特别重视“国语骑射”的内容。
旗学教育的历史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首先，培养了一批满族化的封建官僚，为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实施管理提供了合格人才；其次，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最后，维护了以骑射为特征的传统习俗，保持了少数民族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但重视国语骑射、维系旧传统的特性，使之对先进的汉文化产生排斥作用，直至清末民初，少数民族仍通用满文不谙汉文。清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漠视及少数民族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致使传统旗学教育也未能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时局大坏之际，也未曾唤醒统治者的危机感和现代教育意识，改变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上的落后状态。这无疑为虎视眈眈、觊觎黑龙江地区已久的沙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侵略、扩张时机。
二、清末新政后
沙俄利用清政府东北边务废弛之机，对黑龙江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控制，进而达到占领黑龙江地区的目的。世居黑龙江北岸的汉、满、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而属役焉。其甚者，或剪发归附”，“无生计者，在沿边则剪去发辫，渐归俄人”，而大部涌向黑龙江南岸逃生。“江北土地概属俄人，江南荒地逐渐放尽。现在仅余内兴安岭一带，岭上树木年年斫伐，林中野兽益形减少，不数年，山穷兽尽，该族衣食日用何由给焉?”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冲击。沙俄侵略者在武力征服之余，还借机对黑龙江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妄图达到永久吞噬中国神圣领土之目的。此时的黑龙江少数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以北的占领区对尚未南迁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大力扶植、操纵控制。对游猎的鄂伦春人“俄人发给执照，仍在精奇里河打牲糊口，不须(许)任意出境”。对部分上层人物则“委派首领，发给戮记、执照等事”以羁縻之，使其为沙俄侵略服务。对黑龙江以南未控制区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在政治上竭力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蛊惑其进行分裂活动。在经济上操纵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命脉，使其在与俄商物物互贸中形成了“所以倾俄人，实以俄商供给需要，得之则日用攸赖，不得则生活无资”的依附关系。在文化上则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的渗透，以致清朝末年鄂伦春、鄂温克人使用俄语已很普遍，“间有通达俄语、文字者，染习俄风，均由俄耶稣教堂命名。其婚嫁丧葬之礼，亦染俄俗”。“甚有入俄籍，被俄服，从俄俗，充俄兵者”的反常现象。有些鄂伦春人竟然剪去发辫，归于俄人，时人称之为“剪发部落”，其文化渗透可谓至危至深!沙俄施行的这一文化侵略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祖国概念日益淡漠，“逼近俄境，多通俄语，不通汉语，日与俄人交通，所得皮张悉售之俄人，换其枪械子弹，以致与俄人亲，与国人日疏。俄人亦利用其愚蠢，多方诱惑，致令我国之边氓，甘作邻邦之侦谍，殊为可惜”。在“近时国防日急”的情况下，“今欲慎重国防，维持边局，则收拢鄂伦春人，万不可视为缓图。边氓外向之患小，强邻内侵之患大。一旦中俄有事，则操俄语持俄械，乌知有祖国。远取库 藏，近鉴胪滨。亟当未雨绸缪，补牢蓄艾”。这种由沙俄入侵所引发的边疆危机早在清末就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认识到：“综观现状，时局险危，边事日棘，设再听其流离散漫无收，难免不无沦亡之虞。际此事机危迫，万不可缓之理。”所以，到了清末，随着边疆民族危机的普遍深化，黑龙江地方当局开始尝试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并将其上升到国防意识的高度去认识。通过派员考察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现状，从而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通过推行新式教育，才能挽救边疆危机、巩固国防。辛亥革命前后，时局动荡、边难迭兴。沙俄更乘机煽动和支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势力搞所谓的“独立”运动，给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政治震荡。
民国初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十分重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蒙藏司，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教育事宜。开始在边疆地区兴办教育，尤其提倡在黑龙江地区大力兴办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用以开启民智、固守边疆。
对于黑龙江少数民族来说，清末民初兴起的新式教育有别于传统的旗学教育，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新式教育尝试。经过社会各方面的不懈努力，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各少数民族中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并最终取代了落后的旗学教育。然而旧势力、旧习俗对于经济、文化、观念相对落后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来说仍有相当顽固的影响；加之当时内外交困的政局，无不掣肘着新式教育的发展。
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具有某些特殊性。首先，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残存着旗学教育的影响，新式学校中仍以满语为教学用语，兼以满汉双语教学。旗学教育规定所有官学一律学习满语文，采用满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为教材，满语文成为各民族间交流的通用工具。推行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被迫采取了满、汉语文并授的特殊教学形式，即在使各族学生粗通满文的基础上，再教授学生识习汉字，阅读汉语教材。由于学生“仅识满洲文字，不识汉文”，创办者在教师的选聘上颇费周折，不得已在学校中附设满文一科，恳请黑龙江教育厅“添派熟悉汉、满文字副教习一员”，以完成由满语教学向汉语教学的过渡。这种教学形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但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耗时费力、事倍功半，不可避免地使新式教育难以彻底摆脱传统旗学的影响，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文化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1907年墨尔根城视学员刘振声视察学堂时痛斥其教习“实无文凭，汉文寡明，科学不通，何堪教授?”“学务腐败不堪，废弛已极”。此语道出了新式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欠。
其次，黑龙江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在黑龙江少数民族中达斡尔族的文化比较先进。由于八旗官学、义学学堂的建立，学校教育的兴起，使达斡尔族民族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脱颖而出，使主张脱俗革新、努力汲取先进文化成为一种风尚，他们深晓兴本族必须积极发展民族教育，走民族自强之路。在这些热爱本民族教育的知识分子带动下，达斡尔族教育迅速发展，将其民族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层次。从1906年起，政府陆续创办了4所达斡尔族小学和1所达斡尔族初级师范、初等师范预备科以及小学堂。民国初年，达斡尔族小学教育日渐普及，民族教育已颇具规模。其中一些小学毕业生曾先后被保送或考入黑龙江省蒙旗中学、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等国内中高等学校，有的还出国留学。达斡尔族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中的成绩令人瞩目。
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鄂温克族开明绅士福龄创建了布特哈初等小学堂，即蒙养学堂，后又相继设立占育、拉哈、喀木尼喀及石屋学堂。从此，兴办新学蔚然成风。民国时期，又接连创办了吉木伦屯阿伦等八所初等小学堂。1926年6月，建立了鄂温克第三初级小学校，该校优秀毕业生先后升入齐齐哈尔八旗满蒙师范学堂、东布特哈初级师范学堂，使鄂温克族新式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清代旗学教育对鄂伦春人收效甚微。直到清末，“非唯通悉汉文者，百不得一，即稍识之无能道汉语者亦十无二三”，文化比较落后。清末民初，为防止俄国对鄂伦春族的利诱及苏联的“赤化”，统治者提出“坚心内向”“以固边陲”的措施，将振兴鄂伦春民族教育与国防大计联系在一起。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推行“弃猎归农”政策。1912年，决定在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普库尔路每路都创立一所省立鄂伦春小学，共三所。1920年1月在原省立第三鄂伦春学校基础上改建高、初级完全小学，即省立第一鄂伦春高等小学。1921年将省立第一、二校毕业生合组，组建第二鄂伦春高等小学。1920年又成立4所公立国民小学。每个学校只招收30名，四校共计有学生120人。后又增设几所学校。至1921年省公立鄂伦春学校已有8所，学生共230余名。通过办学使几百名儿童受到教育，在客观上起到推动鄂伦春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
赫哲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教育起始于学满文，光绪年间始学汉文。1907年，创办了赫哲族第一所新式小学。民国时期，在赫哲族聚居的苏苏屯、街津口等地设立学校，但赫哲族子弟因生活贫困，无力念书，生源有限。与其他各族相比，赫哲族新式教育发展程度不高，相对较为落后。尽管新式教育规模不断发展，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
再次，当时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新式教育仍处于层次低、规模小、数量少的草创阶段，尚不完善，与社会对新式教育的需求尚不相称。为了适应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把创办完全小学定为发展方向。新学兴起之后，人们就认识到“语言不通，文化各异，兴学之难”的问题。在兴办新学过程中，“国书清语省识无多，西学汉文肄习尤寡”，“既无昔时尚武之风，更昧今日兴学之义”的状况，使黑龙江各级官员们慨叹道：“江省兴学既难于成功，尤难于创始”。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当务之急必然是推广基础教育。因此，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向清政府奏请：“江省筹办学堂，拟先办小学，俟教育稍有可观，再将高等中学堂推广增设”。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制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清末新学初创之时，正逢满清王朝气数将尽之时，故而新式教育的建构与管理基本上处于因陋就简的状态。对学校设置没有做更系统、更合理的筹划，多设置于水陆交通线附近，仅着眼于学生就近上学。因资金短缺，校舍多是通过借用、租赁等办法加以解决。时至民国初年情况才渐有好转。但与内地相比，新式教育的投入力度仍然十分有限。
三、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评价
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虽然起步颇晚，因社会历史条件等局限，问题很多且不完善，但意义仍很重大。
首先，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宣告了黑龙江最后一块教育空白区已不复存在了。通过新学的洗礼，为少数民族走出原始、封闭的落后社会状态提供了文化准备。当时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痛感黑龙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落后，殷切期望此地能够“人文日盛”，期望“以敷文教而固 边圉”。少数民族子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被保送和考入国内中高等学校的很多，有很多成绩优异者还留学国外，培养出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才。新式教育在普及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方面的功能也不容忽视。受过新式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又转而投身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中去，其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倘若没有这些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参与民族地区的建设，黑龙江地区各少数民族恐怕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将会更大。
其次，打破了以往视为禁区的旗民界限，学校的管理体制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轨道。真正体现了现代社会在教育面前平等的民主内涵，也意味着清代旗民分治文化政策的破产。新式教育毕竟是新生事物，体现了“实业救国”等新思想、新观念，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使黑龙江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再次，新式教育处处渗透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所谓“时局艰难，亟当广教育以多造普通人才，量国程以徐图文明进步”。新式教育将守土之责、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自觉地贯彻到教育实践中，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在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几乎所有官员对设学兴教，尤其对推行少数民族新式教育都表现出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因为他们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更有切肤之痛，对黑龙江各少数民族原始、落后的现状更有切身体会，认识到必须“内外一心，上下一气，官民一力，急起直追”。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清末民初，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边疆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也不应将其取得的成绩估计得过高。
新学教育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办学经费有限，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此时正是政权更迭、战乱迭起之际，也是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之时，加之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常使国家“内帑枯窘”。当权者自顾尚且不暇，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又从何谈起?而地处边塞的黑龙江“无一事不待急筹，亦无一事不需巨款。而穷荒坐困，无米为炊，庶政纷繁，从何措手?”可想而知。能够投向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肯定是杯水车薪。很难抽出更多经费进行学校建设，办学条件极差，校舍多是租赁破旧民房，学习生活条件都十分简陋。第二，学生不习惯集体生活，生病、逃学现象十分普遍。长期的游猎使其习惯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散漫生活，很难适应定居封闭式的集体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免疫力不强，对定居区的病毒缺乏抵抗力，染病死亡的学生很多。加之教师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难以体谅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所有这些，使学生和家长视学校为畏途，逃学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的家长带领学生游猎远逃。第三，师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一是学业有成、有志于献身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极少，二是难以寻找兼顾满、汉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因此，黑龙江少数民族教育无论从规模和水平上看都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仍应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毕竟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殆时刻一种正确的历史抉择。这种试图通过开启民智、振兴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来固守边疆的做法，在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之际，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因当时危机深重，国事多艰，致使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在落实中难以尽如人意。然而，那种渗透着忧患兴邦思想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政策、“实业教育”思想对后世仍有启迪借鉴意义，也需要我们给予认真研究。我们应对这一时期的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定位，以填补上黑龙江近代教育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笔。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