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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以其独特的建筑和传统民俗吸引着大量游客。随着游客日益增加，为了保护寨内传统建筑，2005年以来，理县政府又在寨子北边的田地里规划出一片“旅游新区”，为游客提供食宿。这批新建筑大概用了3年时间建成，村民们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目的是减少游客活动对寨内古建筑的影响和破坏。其中少数新房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严重垮塌。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大地震中，寨内那些历经了几百年风雨和1933年叠溪大地震考验的“老房子”，依然屹立在人们的视野里面，特别是高耸的碉楼，仅仅因过度振荡损坏了顶部的“照楼”，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墙体裂缝，但主体结构完整，没有垮塌。
这绝不仅是幸运，桃坪羌寨“老房子”经受住了8级地震的考验，除了因为它们不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些房屋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早在建设初期就已经考虑到当地频繁的地震灾害。
桃坪乡一共有5个村，包括15个自然村寨。主要的建筑形式有木结构的寺庙、石砌的碉楼、碉房、水磨房，古代的城墙和烽火台等。碉楼是公用建筑，大部分学者和当地人认为它与战争有关；碉房是居住建筑，是羌族人生活的主要场所。
碉楼
桃坪乡可史查的碉楼一共有10座左右。其中古城寨4座，桃坪寨3座，佳山寨2座，桃坪寨通往大西山寨的路上1座。当地人口口相传：碉楼是以前当地人经常与外界发生战事的时候修建的，是寨子里面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从一个寨子碉楼的数量就能看出其军事地位的高低。一个寨子里面碉楼越多，说明这个寨子在附近羌寨中的地位越高。只要附近山顶上的“烟墩”(烽火台)开始冒烟，全寨的男子都要躲避到碉楼里面，而妇女们不能进去，只能往山沟里面跑以逃避敌人。
桃坪寨现存的3座石砌四角碉楼，呈一字排列，与寨前的杂谷脑河和成(都)阿(坝)公路呈垂直分布。其中靠河的碉楼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被震裂而拆掉了上半截，只剩下15米高。2004年左右，为发展旅游，管理碉楼的杨树萍一家在碉楼的基础上重建了上半部。4年以后的5·12汶川大地震中，重建部分的顶部照楼倒塌，垮塌的石块将其北侧杨志林家老房子内木结构楼板砸毁。临近的一座碉楼高约22米，由陈智一家管理，此次地震中顶部略有损坏。
桃坪寨最高的碉楼现属余兴富一家管理，高约23米，是下大上小、横截面呈正方形的石砌四角碉。在1933年，碉楼内部的木结构楼层毁于战火之前，一共有十层木板楼用独木梯相连接。碉楼四面墙体的基础深度不一，靠山的墙体直接倚建在山体岩石上，其余三面墙的基础据说深有“3丈4”(约10米，未做过钻探)。从深10米左右的地下用石块和取自佳山寨“黄泥巴坪”的黄土作为黏结剂，筑成约12米见方的实心基础(现仍可见地面以上2米均为石砌的实心正方体基础)。所以当地有民谚说“碉楼有多高，地基有多深”。
碉楼的墙体下厚上薄，底层墙体厚约80厘米～90厘米，顶层墙体厚约25厘米。靠山一面墙体最厚，外墙中部有一条突出的脊，当地称之为“鱼脊背”。当地人说，“鱼脊背”是碉楼的“筋”，如果把“筋”抽了，碉楼就要倒。此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现在还不得而知。碉楼墙体内不均匀地分布着一条条长约1米～1.5米的木枋，当地人称之为“木筋”。
建碉楼的时候一年只能建一层，佘兴富家管理的这座碉楼建了10多年。作为黏结剂的黄泥，据说只能在佳山寨的“黄泥巴坪”取得，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冲刷，如今变得比水泥还要坚硬。我们曾经感到非常困惑，后来调查得知，当地用于建筑的石块内，含化学物质“硝”，当地称为“硝石”。类似制作动物皮的时候，将“生皮”用石块“硝皮”，使之变得柔软、轻薄，制成“熟皮”；传统的狩猎工具火药枪也必须用从“硝石”里面提取的“硝”作为主要原材料之一。实地观察，当地碉房底层阴暗潮湿的角落经常会出现“白色绒毛”，当地人说是“房子年岁大了，就要长白毛”，实际是石块内产生的硝酸盐结晶。所以，在重力和石块内“硝”的化学作用下，作为黏合剂的黄泥变得比水泥还要坚硬。可能类似现在的“硝基类”建筑装饰材料的原理。
亲历了5·12大地震的当地人龙小琼告诉笔者，小时候总是听奶奶(仍健在，96岁)说起1933年叠溪大地震的时候，碉楼就像被狂风吹打的树一样左右摇摆，自己很难想象和相信。但是在5·12大地震中，她亲眼看见碉楼在巨大的地鸣声中摇晃的角度几乎是直角，但是并没有倒下，才真正相信奶奶的话。
古城寨现存1座石砌的四角碉楼，高约20米，结构与桃坪寨四角碉相似。以前古城有4座碉楼，与杂谷脑河垂直呈一字排列。1950年代以来因为修建新房拆除了3座，如今只剩下最靠近山的1座了。
另外，佳山寨有个地名叫“两根碉”，1920年代就只剩下半截，是石砌的四角碉楼。1949年以后逐渐被拆除，其中一座于1960年代“大集体”开荒时期拆除时，在碉楼的底部发现了厚约1人高的草木灰，草木灰下面有几只麻绳编织的鞋底，鞋面上还能看见麻布的痕迹。草木灰下还出土了一个圆形的陶罐，罐内盛满了用白石头(石英石)磨制的直径约5厘米的小石球。
桃坪寨通往大西山寨的山路上有一个叫“六角碉”的地方，现存一座石砌六角碉楼。碉楼建在一片平坦的山坡上，向下俯视着杂谷脑河谷上下约5公里左右的地区。墙体用小石片以黄土为黏结剂砌成，现存高度10米左右，5层，每层高2米左右，每边长约1.7米，总边长约10.5米。这座碉楼原来有6层，最上面的一层在1933年地震中垮塌。底层有门框，高约1.2米，宽0.8米。门框上有长方形浅龛，龛内用细黄泥铺底。据说以前龛内有字，现在已经风化了。从这座碉楼的形制来看，与桃坪乡其他碉楼差别较大，也许其功能有所区别。
关于这些碉楼的始建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不会早于明清时期。也有学者认为“碉楼”这种建筑形式在川西高原地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还无法定论。我们曾经采集了部分碉楼墙体内的“木筋”，准备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希望能做碳14或者其他方法的年代测定。但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样的“木筋”大概每3代人(大约100年?)就要更新一次，用它们做年代测定差点成了笑话。又如，我们在丹巴地区的一座经堂碉内，发现了一些属于明代中晚期的宗教壁画，这为这座碉楼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依据。但是要准确地知道桃坪乡碉楼的年代，恐怕只有进行考古发掘之后才能断定。
碉房
“饱佳山，饿桃坪，胀死胀活增头寨”，这是在桃坪乡流传的一 句民谚。这三个寨子几乎分布在一条垂直于杂谷脑河的直线上，代表着川西羌族地区典型的河坝寨子、半山寨子和高山寨子的组合。
桃坪寨位于杂谷脑河谷，海拔1450米左右，土地贫瘠而狭小，田地里散落着大量的碎石，在20世纪初期成阿公路修建以前一直是当地最贫穷的寨子。
佳山寨位于高半山的缓坡上，海拔2200米左右，自古以来就被选择为最佳的栖息地，考古遗迹众多。寨子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量汉代的石棺葬，稍晚一些的城墙遗迹等。这里的黄土堆积较厚，一个小地名叫“黄泥巴坪”的地方一直是附近村寨修建房屋取土做黏合剂的主要来源地。这里自然条件虽然优越，但是人口较多，所以也只能“吃饱”而已。
增头寨是高山寨子，狭长地分布在海拔2400米至2800米左右的陡峭山坡上。这里地广人稀，粮食产量高，所以才有“胀死胀活”的说法。二十世纪初期以前，桃坪寨的人家都非常希望能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增头寨，或者实在没办法就让儿子到增头寨做上门女婿，改女方姓，但至少能够吃饱，偶尔还能给家里人送点粮食。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初成阿公路开始建设，河谷地区的交通日益发达，桃坪寨的人们到成都附近为茂县、理县的茶叶商号背茶，经济状况日渐好转。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桃坪寨的人们也开始体验“胀死胀活”的感受了。一百年过去了，桃坪寨、佳山寨和增头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增头寨和佳山寨的女子们都以嫁到桃坪为荣，桃坪寨的人口在这一百年也经历了急剧膨胀。举个例子，桃坪寨杨树萍一家，杨树萍的母亲是独女，1930年代从佳山寨“娶回”上门女婿，夫妇二人未生育，又从附近的西山寨抱养一女，即杨树萍。杨树萍又从附近的裕丰崖“娶回”上门女婿，生育4个孩子。此4个孩子均已婚，现共生育5个小孩。除杨树萍养父早年去世外，其余16口人均生活在桃坪。
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房屋建设加快。在这一百年，增头寨房屋建设速度缓慢，人口甚至有减少的趋势。佳山寨则为了更加接近公路，放弃了原来的老寨子，到更靠近公路的地方修建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这些年龄50岁以下的新房在5·12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被人们废弃多年的老房子，从外观上来看并无倒塌的迹象。桃坪寨由于地势狭小，新房建设受限，出现了大量搭建的“偏楼”，将整个村子原有的独立的碉房连接起来，“房连房”“户连户”，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群。
如果将其中的一组建筑群解剖开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修建的时代早晚和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桃坪寨村民王会芝说，“老房子”羌语称为“几”，它的结构好像一个人，最底层的牲口圈最高，像人的腿，看管着成群的牛羊；二层“火笼”(火塘所在楼层)、三层(储藏室)是人的身体，其中火塘就像人的心脏，火笼两侧的窗户是人的耳朵(“几呢格”)；顶层的照楼是人的头，照楼上的白石头就是人们头顶的天神。王会芝所形容的，就是当地羌族传统的一座独立碉房建筑，如今已经很难从外观上将其识别。
以杨树萍一家所居住的“老房子”及其周围部分建筑为例，最初只有平面几乎成正方形的一座独立碉房(建筑A)。碉房平面面积小，边长不超过“一丈”，几乎相当于碉楼的平面面积。底层是牲口圈，仅有一个小门进入，牲口圈正中有一个石砌的方柱，这是二楼火塘所在位置。牲口圈内放置一个高独木梯，通往二楼火笼。火塘是古代羌族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保存着不灭的火种，是一家人炊煮、取暖的唯一地点。火塘所在的火笼也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地点。
然后，以建筑A的北墙和西墙为依托，分别再建了二楼的灶房(建筑B)，“灶”是从汉族地区传入的新型炊煮方式，它的出现肯定晚于火塘。“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汉族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之后又在东侧搭建了扩大的牲口圈(建筑C)，使二楼的平面也得到了扩展，居住面从单纯火笼扩大到了建筑C，作为户主的夫妇在建筑C内有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建筑D是相对较新的“老房子”，从底层的平面上看，它已经没有了“火塘”这一代表羌族传统建筑的要素，单层平面面积增大，灶房在修建初期就成为了建筑D的唯一用火地点。这种情况同样见于建筑E。建筑E以建筑A、B的西墙为依托，建成了以灶房墙基和牲口圈为底层的新型建筑。
其后，依托建筑E南墙、建筑A的西墙和建筑D的北墙，又有一户人家建成了建筑F。与建筑G相似，这两户人家主要依靠其他建筑的墙体，且面积狭小。更奇怪的是其底层没有灶房所用的实心基础。实际上，这两户人家已经因地制宜地把灶房从二楼搬迁到了底层。这是出现最晚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主要以木结构搭建而成，所以当地人称为“偏楼”。
这个建筑群仅仅是桃坪羌寨居住建筑发展的一个局部。随着桃坪羌寨旅游业的发展，又有各种新的叠压、打破关系出现在建筑群内。在居住建筑的不断变化中，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外来经济形式和文化对于当地的影响。所幸的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搭建新建筑的现象已经在最近十年以来被陆续禁止了。也有学者认为，叠压和搭建增强了碉房的抗震性能。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先进指出：“从聚落形态来看，老羌寨总体比较集中，建筑密度大，个体建筑间的依靠和相互关联性更好，这比单个独立建筑更加抗震。”
防震设计
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而成，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需要、自然、材料、环境”构成了建筑形成最重要的因素。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桃坪乡的“老房子”在设计和建设初期就已经考虑到地震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从该地区地震记录里面得到启发。根据葛剑雄先生的统计，四川地区从西汉以来就有关于地震的记载；唐宋时期有史可考的强烈地震有9次；随着时代推近，明代记载四川西部强烈地震8次；清代21次；民国至今不到100年就有7级以上的地震5次。强烈地震如此频繁，没有被记载在册的小规模地震就更难以估算了。如果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存的碉楼和碉房等“老房子”的始建年代在明清时期的话，当地人也许不得不考虑到应对频发的地震灾害的需要。
防灾的考虑还可能体现在当地修建房屋的传统方法中。比如关于地基：“碉楼有多高，房基有多深”，一定要把房基建到地下的岩层上，并且用大石头和小石头填满，塞紧；关于墙体：基础墙体厚“3尺5”、墙体中嵌入木筋、修建速度慢；关于平面面积“一丈宽”等等。
在当地建房的传说中，也有相 关的内容。在建房的过程中“逢九不动土”，传说在地下有一位九龙王鳌鳖(鱼)，每逢数“九”就要出来巡视。如果修房子的人碰到了九龙王，九龙王发怒了就在地下乱拱，新修的房子会被拱塌，其他房子也要受损。当地人认为1933年发生的叠溪地震，就是地下的九龙王鳌鳖(鱼)在眨眼翻身。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观察，还有一些建筑方法可能已经失传，不被当地现代石匠重视。如贾学友介绍在修建房屋的时候，砌墙石块一层横放，一层竖放，可以增强抓力；而我们的观察是墙体内石片呈“品”字形排列，上下层交叉。现代石匠将墙体修建得非常平整，转角为直角，但是“老房子”的墙体实际上呈内收弧线形，转角也接近圆弧形。这些传统工艺也许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消失了。
有理由相信，古代的人们可能比现代人更具备如何在自然灾害中生存和自我保护意识。所以我们推测，防震设计是造就了羌族碉楼和碉房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虽然桃坪乡碉房的结构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顶部的照楼、墙体和屋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成为危房而不能居住。由于杂谷脑河谷已经进入雨季，如果不及时修缮，雨水进入碉房内部会破坏用木结构搭建的楼板，造成房屋再次倒塌，将给当地人带来更大的损失。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碉楼恢复重建计划日前已经在桃坪寨启动，希望能在震后的修缮中，重新对桃坪羌寨的“老房子”建筑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把传统的羌族村落建筑模式完整地保存下来!
后记
1994年起，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卢丁教授开始关注理县羌族传统文化的调查与保护。经过多方努力，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工藤元男教授等多方的帮助和支持下，1997年开始，卢丁教授带着一群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在理县桃坪乡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这些来自考古、社会学、哲学、建筑学、舞蹈艺术、绘画等专业的学生，在桃坪乡还没有开始发展旅游的宁静中，度过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调查的成果最终汇集成《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一书，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正式出版。本文的部分内容摘自此书，线图、照片也得益于此书。本文的写成还得到桃坪寨龙小琼的大力帮助，她在地震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积极地为羌族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奔波，令人动容。这也是促成笔者写成这篇小文的主要动力。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大地震中，寨内那些历经了几百年风雨和1933年叠溪大地震考验的“老房子”，依然屹立在人们的视野里面，特别是高耸的碉楼，仅仅因过度振荡损坏了顶部的“照楼”，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墙体裂缝，但主体结构完整，没有垮塌。
这绝不仅是幸运，桃坪羌寨“老房子”经受住了8级地震的考验，除了因为它们不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些房屋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早在建设初期就已经考虑到当地频繁的地震灾害。
桃坪乡一共有5个村，包括15个自然村寨。主要的建筑形式有木结构的寺庙、石砌的碉楼、碉房、水磨房，古代的城墙和烽火台等。碉楼是公用建筑，大部分学者和当地人认为它与战争有关；碉房是居住建筑，是羌族人生活的主要场所。
碉楼
桃坪乡可史查的碉楼一共有10座左右。其中古城寨4座，桃坪寨3座，佳山寨2座，桃坪寨通往大西山寨的路上1座。当地人口口相传：碉楼是以前当地人经常与外界发生战事的时候修建的，是寨子里面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从一个寨子碉楼的数量就能看出其军事地位的高低。一个寨子里面碉楼越多，说明这个寨子在附近羌寨中的地位越高。只要附近山顶上的“烟墩”(烽火台)开始冒烟，全寨的男子都要躲避到碉楼里面，而妇女们不能进去，只能往山沟里面跑以逃避敌人。
桃坪寨现存的3座石砌四角碉楼，呈一字排列，与寨前的杂谷脑河和成(都)阿(坝)公路呈垂直分布。其中靠河的碉楼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被震裂而拆掉了上半截，只剩下15米高。2004年左右，为发展旅游，管理碉楼的杨树萍一家在碉楼的基础上重建了上半部。4年以后的5·12汶川大地震中，重建部分的顶部照楼倒塌，垮塌的石块将其北侧杨志林家老房子内木结构楼板砸毁。临近的一座碉楼高约22米，由陈智一家管理，此次地震中顶部略有损坏。
桃坪寨最高的碉楼现属余兴富一家管理，高约23米，是下大上小、横截面呈正方形的石砌四角碉。在1933年，碉楼内部的木结构楼层毁于战火之前，一共有十层木板楼用独木梯相连接。碉楼四面墙体的基础深度不一，靠山的墙体直接倚建在山体岩石上，其余三面墙的基础据说深有“3丈4”(约10米，未做过钻探)。从深10米左右的地下用石块和取自佳山寨“黄泥巴坪”的黄土作为黏结剂，筑成约12米见方的实心基础(现仍可见地面以上2米均为石砌的实心正方体基础)。所以当地有民谚说“碉楼有多高，地基有多深”。
碉楼的墙体下厚上薄，底层墙体厚约80厘米～90厘米，顶层墙体厚约25厘米。靠山一面墙体最厚，外墙中部有一条突出的脊，当地称之为“鱼脊背”。当地人说，“鱼脊背”是碉楼的“筋”，如果把“筋”抽了，碉楼就要倒。此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现在还不得而知。碉楼墙体内不均匀地分布着一条条长约1米～1.5米的木枋，当地人称之为“木筋”。
建碉楼的时候一年只能建一层，佘兴富家管理的这座碉楼建了10多年。作为黏结剂的黄泥，据说只能在佳山寨的“黄泥巴坪”取得，经历了百年的风雨冲刷，如今变得比水泥还要坚硬。我们曾经感到非常困惑，后来调查得知，当地用于建筑的石块内，含化学物质“硝”，当地称为“硝石”。类似制作动物皮的时候，将“生皮”用石块“硝皮”，使之变得柔软、轻薄，制成“熟皮”；传统的狩猎工具火药枪也必须用从“硝石”里面提取的“硝”作为主要原材料之一。实地观察，当地碉房底层阴暗潮湿的角落经常会出现“白色绒毛”，当地人说是“房子年岁大了，就要长白毛”，实际是石块内产生的硝酸盐结晶。所以，在重力和石块内“硝”的化学作用下，作为黏合剂的黄泥变得比水泥还要坚硬。可能类似现在的“硝基类”建筑装饰材料的原理。
亲历了5·12大地震的当地人龙小琼告诉笔者，小时候总是听奶奶(仍健在，96岁)说起1933年叠溪大地震的时候，碉楼就像被狂风吹打的树一样左右摇摆，自己很难想象和相信。但是在5·12大地震中，她亲眼看见碉楼在巨大的地鸣声中摇晃的角度几乎是直角，但是并没有倒下，才真正相信奶奶的话。
古城寨现存1座石砌的四角碉楼，高约20米，结构与桃坪寨四角碉相似。以前古城有4座碉楼，与杂谷脑河垂直呈一字排列。1950年代以来因为修建新房拆除了3座，如今只剩下最靠近山的1座了。
另外，佳山寨有个地名叫“两根碉”，1920年代就只剩下半截，是石砌的四角碉楼。1949年以后逐渐被拆除，其中一座于1960年代“大集体”开荒时期拆除时，在碉楼的底部发现了厚约1人高的草木灰，草木灰下面有几只麻绳编织的鞋底，鞋面上还能看见麻布的痕迹。草木灰下还出土了一个圆形的陶罐，罐内盛满了用白石头(石英石)磨制的直径约5厘米的小石球。
桃坪寨通往大西山寨的山路上有一个叫“六角碉”的地方，现存一座石砌六角碉楼。碉楼建在一片平坦的山坡上，向下俯视着杂谷脑河谷上下约5公里左右的地区。墙体用小石片以黄土为黏结剂砌成，现存高度10米左右，5层，每层高2米左右，每边长约1.7米，总边长约10.5米。这座碉楼原来有6层，最上面的一层在1933年地震中垮塌。底层有门框，高约1.2米，宽0.8米。门框上有长方形浅龛，龛内用细黄泥铺底。据说以前龛内有字，现在已经风化了。从这座碉楼的形制来看，与桃坪乡其他碉楼差别较大，也许其功能有所区别。
关于这些碉楼的始建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不会早于明清时期。也有学者认为“碉楼”这种建筑形式在川西高原地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还无法定论。我们曾经采集了部分碉楼墙体内的“木筋”，准备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希望能做碳14或者其他方法的年代测定。但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样的“木筋”大概每3代人(大约100年?)就要更新一次，用它们做年代测定差点成了笑话。又如，我们在丹巴地区的一座经堂碉内，发现了一些属于明代中晚期的宗教壁画，这为这座碉楼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依据。但是要准确地知道桃坪乡碉楼的年代，恐怕只有进行考古发掘之后才能断定。
碉房
“饱佳山，饿桃坪，胀死胀活增头寨”，这是在桃坪乡流传的一 句民谚。这三个寨子几乎分布在一条垂直于杂谷脑河的直线上，代表着川西羌族地区典型的河坝寨子、半山寨子和高山寨子的组合。
桃坪寨位于杂谷脑河谷，海拔1450米左右，土地贫瘠而狭小，田地里散落着大量的碎石，在20世纪初期成阿公路修建以前一直是当地最贫穷的寨子。
佳山寨位于高半山的缓坡上，海拔2200米左右，自古以来就被选择为最佳的栖息地，考古遗迹众多。寨子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量汉代的石棺葬，稍晚一些的城墙遗迹等。这里的黄土堆积较厚，一个小地名叫“黄泥巴坪”的地方一直是附近村寨修建房屋取土做黏合剂的主要来源地。这里自然条件虽然优越，但是人口较多，所以也只能“吃饱”而已。
增头寨是高山寨子，狭长地分布在海拔2400米至2800米左右的陡峭山坡上。这里地广人稀，粮食产量高，所以才有“胀死胀活”的说法。二十世纪初期以前，桃坪寨的人家都非常希望能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增头寨，或者实在没办法就让儿子到增头寨做上门女婿，改女方姓，但至少能够吃饱，偶尔还能给家里人送点粮食。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初成阿公路开始建设，河谷地区的交通日益发达，桃坪寨的人们到成都附近为茂县、理县的茶叶商号背茶，经济状况日渐好转。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桃坪寨的人们也开始体验“胀死胀活”的感受了。一百年过去了，桃坪寨、佳山寨和增头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增头寨和佳山寨的女子们都以嫁到桃坪为荣，桃坪寨的人口在这一百年也经历了急剧膨胀。举个例子，桃坪寨杨树萍一家，杨树萍的母亲是独女，1930年代从佳山寨“娶回”上门女婿，夫妇二人未生育，又从附近的西山寨抱养一女，即杨树萍。杨树萍又从附近的裕丰崖“娶回”上门女婿，生育4个孩子。此4个孩子均已婚，现共生育5个小孩。除杨树萍养父早年去世外，其余16口人均生活在桃坪。
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房屋建设加快。在这一百年，增头寨房屋建设速度缓慢，人口甚至有减少的趋势。佳山寨则为了更加接近公路，放弃了原来的老寨子，到更靠近公路的地方修建了宽敞明亮的新房。这些年龄50岁以下的新房在5·12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被人们废弃多年的老房子，从外观上来看并无倒塌的迹象。桃坪寨由于地势狭小，新房建设受限，出现了大量搭建的“偏楼”，将整个村子原有的独立的碉房连接起来，“房连房”“户连户”，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群。
如果将其中的一组建筑群解剖开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修建的时代早晚和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桃坪寨村民王会芝说，“老房子”羌语称为“几”，它的结构好像一个人，最底层的牲口圈最高，像人的腿，看管着成群的牛羊；二层“火笼”(火塘所在楼层)、三层(储藏室)是人的身体，其中火塘就像人的心脏，火笼两侧的窗户是人的耳朵(“几呢格”)；顶层的照楼是人的头，照楼上的白石头就是人们头顶的天神。王会芝所形容的，就是当地羌族传统的一座独立碉房建筑，如今已经很难从外观上将其识别。
以杨树萍一家所居住的“老房子”及其周围部分建筑为例，最初只有平面几乎成正方形的一座独立碉房(建筑A)。碉房平面面积小，边长不超过“一丈”，几乎相当于碉楼的平面面积。底层是牲口圈，仅有一个小门进入，牲口圈正中有一个石砌的方柱，这是二楼火塘所在位置。牲口圈内放置一个高独木梯，通往二楼火笼。火塘是古代羌族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保存着不灭的火种，是一家人炊煮、取暖的唯一地点。火塘所在的火笼也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地点。
然后，以建筑A的北墙和西墙为依托，分别再建了二楼的灶房(建筑B)，“灶”是从汉族地区传入的新型炊煮方式，它的出现肯定晚于火塘。“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汉族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之后又在东侧搭建了扩大的牲口圈(建筑C)，使二楼的平面也得到了扩展，居住面从单纯火笼扩大到了建筑C，作为户主的夫妇在建筑C内有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建筑D是相对较新的“老房子”，从底层的平面上看，它已经没有了“火塘”这一代表羌族传统建筑的要素，单层平面面积增大，灶房在修建初期就成为了建筑D的唯一用火地点。这种情况同样见于建筑E。建筑E以建筑A、B的西墙为依托，建成了以灶房墙基和牲口圈为底层的新型建筑。
其后，依托建筑E南墙、建筑A的西墙和建筑D的北墙，又有一户人家建成了建筑F。与建筑G相似，这两户人家主要依靠其他建筑的墙体，且面积狭小。更奇怪的是其底层没有灶房所用的实心基础。实际上，这两户人家已经因地制宜地把灶房从二楼搬迁到了底层。这是出现最晚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主要以木结构搭建而成，所以当地人称为“偏楼”。
这个建筑群仅仅是桃坪羌寨居住建筑发展的一个局部。随着桃坪羌寨旅游业的发展，又有各种新的叠压、打破关系出现在建筑群内。在居住建筑的不断变化中，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外来经济形式和文化对于当地的影响。所幸的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搭建新建筑的现象已经在最近十年以来被陆续禁止了。也有学者认为，叠压和搭建增强了碉房的抗震性能。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先进指出：“从聚落形态来看，老羌寨总体比较集中，建筑密度大，个体建筑间的依靠和相互关联性更好，这比单个独立建筑更加抗震。”
防震设计
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而成，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需要、自然、材料、环境”构成了建筑形成最重要的因素。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桃坪乡的“老房子”在设计和建设初期就已经考虑到地震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从该地区地震记录里面得到启发。根据葛剑雄先生的统计，四川地区从西汉以来就有关于地震的记载；唐宋时期有史可考的强烈地震有9次；随着时代推近，明代记载四川西部强烈地震8次；清代21次；民国至今不到100年就有7级以上的地震5次。强烈地震如此频繁，没有被记载在册的小规模地震就更难以估算了。如果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存的碉楼和碉房等“老房子”的始建年代在明清时期的话，当地人也许不得不考虑到应对频发的地震灾害的需要。
防灾的考虑还可能体现在当地修建房屋的传统方法中。比如关于地基：“碉楼有多高，房基有多深”，一定要把房基建到地下的岩层上，并且用大石头和小石头填满，塞紧；关于墙体：基础墙体厚“3尺5”、墙体中嵌入木筋、修建速度慢；关于平面面积“一丈宽”等等。
在当地建房的传说中，也有相 关的内容。在建房的过程中“逢九不动土”，传说在地下有一位九龙王鳌鳖(鱼)，每逢数“九”就要出来巡视。如果修房子的人碰到了九龙王，九龙王发怒了就在地下乱拱，新修的房子会被拱塌，其他房子也要受损。当地人认为1933年发生的叠溪地震，就是地下的九龙王鳌鳖(鱼)在眨眼翻身。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观察，还有一些建筑方法可能已经失传，不被当地现代石匠重视。如贾学友介绍在修建房屋的时候，砌墙石块一层横放，一层竖放，可以增强抓力；而我们的观察是墙体内石片呈“品”字形排列，上下层交叉。现代石匠将墙体修建得非常平整，转角为直角，但是“老房子”的墙体实际上呈内收弧线形，转角也接近圆弧形。这些传统工艺也许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消失了。
有理由相信，古代的人们可能比现代人更具备如何在自然灾害中生存和自我保护意识。所以我们推测，防震设计是造就了羌族碉楼和碉房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虽然桃坪乡碉房的结构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顶部的照楼、墙体和屋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成为危房而不能居住。由于杂谷脑河谷已经进入雨季，如果不及时修缮，雨水进入碉房内部会破坏用木结构搭建的楼板，造成房屋再次倒塌，将给当地人带来更大的损失。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碉楼恢复重建计划日前已经在桃坪寨启动，希望能在震后的修缮中，重新对桃坪羌寨的“老房子”建筑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把传统的羌族村落建筑模式完整地保存下来!
后记
1994年起，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卢丁教授开始关注理县羌族传统文化的调查与保护。经过多方努力，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工藤元男教授等多方的帮助和支持下，1997年开始，卢丁教授带着一群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在理县桃坪乡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这些来自考古、社会学、哲学、建筑学、舞蹈艺术、绘画等专业的学生，在桃坪乡还没有开始发展旅游的宁静中，度过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调查的成果最终汇集成《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一书，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正式出版。本文的部分内容摘自此书，线图、照片也得益于此书。本文的写成还得到桃坪寨龙小琼的大力帮助，她在地震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积极地为羌族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奔波，令人动容。这也是促成笔者写成这篇小文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