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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su was China’s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gion， and Suzhou was the province’s economic，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center. Especially after the imperial court of Qing Dynasty eliminated Taiping Move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ongzhi， Shanghai gradually replaced Suzhou and became the new financial center. There were four business groups pioneering in financial sector in Shanghai： Zhenyang Faction， Ningshao Faction， Tongting Faction， and Suzhou Faction.
清末到民国，江苏一向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而苏州又是该省的经济、金融、工业中心。1843年上海开埠，尤其在同治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廷绞杀以后，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新的金融中心。当时在上海创业、经营、管理金融业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商帮集团：镇扬帮、宁绍帮、洞庭帮和苏州帮，后二者都来自苏州，但苏州本地的金融业却愈加不见发达，而且没有实现现代化转型。苏州缺乏金融业人才和金融业基础吗？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很有必要做一下个案分析，从人才、行业作解剖，以求获得具有现场感的了解和研究。
1949年以前，苏州由本地人在本地创立的民营商业银行只有四家，分别是苏州储蓄银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江苏典业银行、吴县田业银行，后二者和苏州潘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田业银行简直就是潘氏的家族银行。因此在了解清末民国苏州现代金融业之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潘家的具体情况。
潘氏家族：本地银行业的灵魂
要说明的是，苏州潘姓豪门有好几家，今天举出的只是其中以潘世恩为代表的那一支，苏州俗称他们为“贵潘”，之所以称“贵”，主要是因为潘世恩和潘祖荫二人。其次，即使是潘世恩一脉，也是开枝散叶，“族繁不及备载”，本文涉及的只是他们和苏州金融业有关的那一部分。潘世恩之前，其宗族直系图示如下：
潘仲兰 → 潘景文 → 潘敷九 → 潘闲斋 →潘贡湖 → 潘奕基 → 潘世恩
作为徽州歙县盐商，潘仲兰将浙东生产的食盐贩卖至苏南，因为生意的原因，长期侨居在苏州阊门外南濠街。其子潘景文于康熙初年在黄鹂坊桥西购得曾属于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的大宅一座，正式落户苏州，为潘氏的迁吴始祖。
潘氏以经营盐业为生，却不忘读书科考。这个愿望终于被潘贡湖的长子，也就是潘奕基的长兄潘奕隽实现，1769年高中进士，从此潘家有如神助，几乎代代都科场成功，其中状元一人，探花二人，其余进士18人，举人36名，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其中经历最为荣华者，即是潘世恩。
冯桂芬曾经统计过，清朝历代享有最高荣誉的官员里面，活着加到“太傅”荣衔的有五人；重宴琼林（即参加成进士60周年庆典）的有九人；殿试第一又做到大学士（即宰相）的有八人，这三项只有潘世恩全部兼有。潘世恩25岁就状元及第，后来做过上书房总师傅17年，是所谓的“天子门生，门生天子”，又是一项难得的殊荣。潘世恩享年86岁，是乾、嘉、道、咸四朝元老，“富贵寿考，道德文章”，所以后人评定，满清300年官场，潘世恩为“福气第一”。
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的经历虽然没有如此传奇，但也值得隆重介绍。潘祖荫23岁即探花及第，历任各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加太子太保荣衔。太平军起，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因倨傲暴躁而得罪了权贵，被弹劾至朝廷。当时高层一片喊杀之声，唯有身为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竭力反对，他为左宗棠据理力争的奏折被后人简化成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至今仍脍炙人口。这么大的恩情，左宗棠自然会回报。潘祖荫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珍藏的西周文物大盂鼎，就是左任陕甘总督时以重金购得，送给他的礼物。
以上是潘家的宗族世系图。史学家认为，从潘世恩的高中进士到潘祖荫去世，整整120年是潘家的全盛时期。如果这评语指的是潘家的“贵”，那是事实，但指的是“富”，却很片面。因为清末以来，潘家虽然再也不科场贵盛，却在盐业、典当业、银钱业、银行业创出了一条新路。
潘家自迁吴第一代潘景文开始，即获得官方特许，掌握了浙北苏南的食盐专营权，此特权绵延300年，直到抗战时期食盐经营收归国有，才宣告取消。这项专营既为潘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使得他们更加便利于经营酱园业。民国时期苏州有句俗语：“苏城两家潘，占城一大半”，简称“半潘”，人们说，指的是潘家的房产占苏州一半，这未免夸张。据潘家后人说，这“一大半”其实指的是酱园业的市场份额，倒是符合实情的。
自潘祖谦以来，潘家开始转向于典当业和银行业。潘祖谦在苏州很有政治影响力，据说辛亥革命时江苏巡抚程德全是听了他的劝说才和平起义的。但是他终究无意于官场，反而把精力更多地经营典当业。潘家的典当业实力雄厚，资本额20多万两白银。须知，到1931年，苏州城区所有钱庄共30家，资本总额也不过白银50万两。正因为如此，潘祖谦曾担任江苏典业公会会长，他儿子潘子起长期担任苏州典当业同业公会会长。
潘子起有一位同宗不同族的平辈宗兄叫潘侣虞，两人的八世祖都是潘景文。他们曾携手成立吴县田业银行，而实际主持银行业务的，是潘景桓和潘承厚。田业银行另一位董事长丁春芝世居大儒巷，曾任山西定襄知县，也是苏州望族，和潘氏为姻亲。丁春芝的女儿即是潘祖荫的孙儿媳丁达于（后从夫改姓为“潘达于”）。1951年将潘氏的传家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的，正是潘达于。 钱业三少：苏州金融业的另一幅面相
清末的苏州银钱业，有“三少”一说，即尊奉卢少棠、庞少如、洪少圃为行业中的翘楚。他们三人就是当时苏州金融界的代表人物，其命运也象征着苏州金融业的转折和顿挫。
清代的苏州为江苏首府，驻在苏州的江苏巡抚决定着全省州县官员的任命。分发在江苏的候补官不得不聚居于苏州城南，每天在巡抚衙门和布政司、按察司衙门上下运动，以求早日得到实缺。这些候补官很多都因为长期等待而坐吃山空，逐渐贫困。此时苏州的银钱业出现了一种沟通钱庄和候补官的中介机构——“官账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庄认为，这些候补官一旦有机会上任，都可快速致富，因此愿意放款给他们，不致使他们因滞留苏州而生活发生困难。而刚得到实缺的候补官也需要“官账房”为他们暂借生活费用，乃至雇佣必须的师爷幕僚和亲信长随。
卢少棠，苏州人，钱庄学徒出身，早年通过夤缘苏州织造衙门而致富，成为银钱业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善于结交官府，正是这种“官账房”的创始人。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中，他的钱庄业一蹶不振，于是索性去了上海从事房地产业。
1933年，中国通商银行决定在苏州开设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决定请出卢少棠任分行经理。事后证明，傅这个决策非常错误。中国通商银行本就是衙门习气严重，将金融业当成了攀附官场的晋身阶梯，管理体制很不严谨。而且卢少棠本人也不适应现代银行业的运行模式，账目不清，经常挪用行款。更重要的是，卢本人赌性很重，喜欢投机，又恰逢1935年的上海“白银风潮”，导致亏空。据1936年初的统计，他亏空的“宕帐”和无法收回的呆账总额共计60余万元，正好是通商银行苏州分行的存款总额。
“钱业三少”中的第二位庞少如也是钱庄学徒出身的苏州人，被洞庭商帮万氏家族的万梅峰聘为钱庄经理。以前钱庄的薪水非常微薄，因此东主允许经理和职员（学徒除外）能够预支一笔钱，到年底分红时才结账，不计利息。这笔钱一般职员就用来对外放款谋取高利回报。更有甚者，钱庄允许这些钱一直挂在账上无需结算，有的数额甚至达到十几万两，这就称之为“宕帐”。这些账目一旦经手人发生投资或投机错误，就会化为乌有，职员和钱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
上述卢少棠利用银行的钱出去投机，正是遵循了这一规矩，庞少如也是如此，挪用钱庄资金五万两到吴江开设丝行。东主万梅峰发现以后，大为惊恐。但是他也无法置喙这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宕帐制度，于是索性就将钱庄低价盘给了庞少如。当时钱庄的平均资本额也不过白银一二万两，万梅峰这样做倒是壮士断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庞少如得到钱庄以后放弃了丝行生意，一心一意经营银钱业，于是成为巨富，也成为业界的头面人物。他的钱庄后来在“橡皮股票风潮”中也受到冲击，于是他隐居上海，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第三位叫洪少圃，祖籍徽州歙县，同样是钱庄伙计出身。当时苏州的徽州籍富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雇佣职业经理人（掌柜、账房、伙计）的时候，尽量先考虑徽州籍的人员。前文提及的“贵潘”家族就是如此，虽然他们从徽州来苏州已经七八代之久，但所经营的酱园掌柜还都是由徽州人担任。苏州商帮的核心成员程氏家族也是如此。东主程觐岳已经是迁吴第13世，但还是非常乐于聘用徽州人经营他的钱庄。程氏钱庄的重心在上海，但苏州的顺康钱庄毕竟是发家之地，根基所在。程觐岳聘请洪少圃担任顺康的经理，可见对他的信任之深。
洪少圃非常在意官场，得到政府交通部门的帮助，成立运输公司，专门在津浦线、沪宁线上为各地银行、钱庄、票号转运银元和银两，以安全、快捷和稳妥著称，深得客户信任，业务甚至延伸到了广州，自己也获取了厚利。他还特意开办顺康钱庄上海分号，专营债券业务。当时民众对于北洋政府债信任不够，纷纷愿意对折出售债券以兑现，顺康上海分号遂大量吃进。后此类公债竟十足还本，顺康遂获得极好的利润。
1920年，满怀信心的洪少圃脱离传统银钱业，开设了苏州本地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苏州储蓄银行。但不到七年，这家银行就以破产告终，洪少圃本人也被法院裁定为破产。这其中究竟发生什么了呢？
苏州储蓄银行的悲剧收场
苏州储蓄银行是苏州本地人于本地开设的第一家商业银行，创办人洪少圃是程氏家族在苏州设立的顺康钱庄的经理，也是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官商两界都有卓越的名望，是苏州传统金融业的头面人物。他思想非常进步，曾在1908年就建议本地银钱业合资成立新式银行，以迎合必然而来的金融革新。但是这个意见当时并没有得到同业的响应。
12年以后，也就是1920年4月，洪少圃终于心想事成，由其创立的苏州储蓄银行在古市巷他家里开业，半年多以后搬到观前街的新建行屋。该银行还在上海南京路设分行，南市设办事处，人称“上海南北分行”，一时声名显赫。
苏州储蓄银行的经营方式主要是有奖储蓄——发行所谓的“五年期还本有奖储蓄券”，每一期发行25000张，每张五元分十条（即每条五角），一条为一个开奖单位，每两个月开奖一次；储蓄券无论中奖与否，均于五年后还本结清。这种方式当时就遭到苏州籍省议员的反对，认为这具有赌博性质，无论其投机的方式还是对群众造成的影响，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第二期开奖就由苏州转到了上海。
苏州储蓄银行顺利地开了七年。1927年3月21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苏州，成立国民党政权。半个月以后，储蓄银行突然宣告停业。存户闻讯非常惶恐，组成债务团，一边延请律师提起诉讼，一边要求当局封存银行及其董事长洪少圃的所有资产以备抵偿。后经吴县财政局、总商会、银行公会、国民党市党部联合派员清查，发现银行被非法提取34万元，出现巨额亏空。
原来当时占据苏浙的孙传芳为了对付日渐逼近的北伐军，向辖区各地富商逼捐强借，这34万元就是他强行从洪少圃手中“借”走的。孙传芳兵败北撤，洪自然知道北洋政府大势已去，这些被“借”走的钱不可能再回到账上，于是只能宣布银行倒闭。 经各方研究、会商和核算，苏州储蓄银行尚有房产和对外放款17.5万元，加上洪少圃自家房屋抵押值四万元，再拿出现金5000元，一共账面上还有26万。对于这尚缺的8万元，债主们坚持要洪氏赔偿。但洪认为这账面巨亏源于“不可抗力”，并非自己的经营失误造成，而且自己已经支付了房产加现金4.5万元，于是坚决不同意破产清偿。两造相争，只能对簿公堂。这场官司打了整整7年，到1934年3月才告一段落。
苏州四大本地商业银行的主事者中，洪少圃是唯一的一位具有丰富钱庄业经验的传统型金融家，他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向失败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苏州金融业本就对官府依赖很大，才会在1912年省会迁离苏州后受到重创。但本地金融家依旧没像当时的镇扬帮、宁绍帮金融家那样警惕起来，对官府、权力和官方赋予的地位念念不忘，于是和当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苏州钱庄业中另一个严重问题——主事者长期账目不清，缺乏对现代银行业严格规定的应有自律，也被洪少圃继承了下来，因此不走规定程序便可进出巨额现金，一旦倒账，必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最后银行倒闭，自己破产。
苏州乃至江苏典当业的没落
苏州典当业向来发达，因此由典当业进行金融业的升级换代，以进入现代银行业，其行为必定出现在苏州，这就是江苏典业银行。这家银行设立于1921年9月，总行设在西中市，上海、镇江设有分行。这家银行的发起人和经营者都是当时江苏典当业最著名者，主要是苏州“贵潘”家族中的潘子起和高邮典当业巨头马隽卿。后者是典业银行董事长，曾是前清举人，内阁中书，自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就在扬州、高邮、阜宁等苏中各地设立当铺、钱庄。江北马家，江南潘家，于民国初年并称为江苏典当业的“双璧”。马家在高邮的“同兴典”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今人考察传统金融业的一个活化石。
典业银行没存在多久，就于1928年宣告结业，股本和存款都如数发还，波澜不惊。这也证明，典当业无法独立地转型进入现代银行业。从账面上来看，该银行收歇的原因是存款额太低，连放款额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能达到存贷平衡。在旧有的金融格局中，钱庄业和典当业一向相互依存，一般而言，典当业是钱庄业放款牟利的渠道，钱庄业是典当业强有力的资金蓄水池。典业银行如果以典当业为基础，又无法拓宽其他的融资渠道，必然会放款有余而存款不足，导致最终因经营不善而结业。
但似乎问题不止于此。上世纪20年代末期之后，马隽卿的运气越来越差。先是这家江苏典业银行收歇，然后马家在江北所有的典当业都遇到了资金困难。到1931年，扬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得不核销的马家各典庄的呆坏账，竟然达到25万元之巨。究其原因，有人说马隽卿能力欠佳，有人说他人品太差。但如果真是如此，他又何能在之前作出如此大的事业？何况马氏私德极好，在抗战时期拒绝日寇的多次威逼利诱，绝不肯落水担任伪职，并非那种因利害名的小人。
其实当时不仅是扬州地区，苏州地区的典当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统计，当时整个江苏典当业的亏损额，已经达到了总资本额的四分之一，难怪很多业者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原本传统典当行和农业（农民）之间的金融互动相当融洽。现在房产业有两句术语，“清水六月”和“金九银十”，其实最早都来自传统金融界。前一句的意思是六月时节百业平淡，钱庄业当然也是如此，资金多有余裕。但此时农民正是春忙插秧的时节，需要现金购买种子和雇佣短工，于是向典当行借款，钱庄的余资即通过典业流向了农村。
“金九银十”正是一种反向。此时工商业者需要大量现金收购上市的农副产品进行贸易和深加工，钱庄业现金紧缺。而农民因为稻麦棉的收割而手中资金充裕，正好还上春末在典行的押款，所谓“春当秋赎”，典业自然也就有了归还钱庄的余钱。这样又形成了从银钱业到农业之间的活的循环。从中可见，典当业是传统银钱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一旦农业衰落，典业将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乃至没落。
清末到民国，江苏一向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而苏州又是该省的经济、金融、工业中心。1843年上海开埠，尤其在同治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廷绞杀以后，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新的金融中心。当时在上海创业、经营、管理金融业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商帮集团：镇扬帮、宁绍帮、洞庭帮和苏州帮，后二者都来自苏州，但苏州本地的金融业却愈加不见发达，而且没有实现现代化转型。苏州缺乏金融业人才和金融业基础吗？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很有必要做一下个案分析，从人才、行业作解剖，以求获得具有现场感的了解和研究。
1949年以前，苏州由本地人在本地创立的民营商业银行只有四家，分别是苏州储蓄银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江苏典业银行、吴县田业银行，后二者和苏州潘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田业银行简直就是潘氏的家族银行。因此在了解清末民国苏州现代金融业之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潘家的具体情况。
潘氏家族：本地银行业的灵魂
要说明的是，苏州潘姓豪门有好几家，今天举出的只是其中以潘世恩为代表的那一支，苏州俗称他们为“贵潘”，之所以称“贵”，主要是因为潘世恩和潘祖荫二人。其次，即使是潘世恩一脉，也是开枝散叶，“族繁不及备载”，本文涉及的只是他们和苏州金融业有关的那一部分。潘世恩之前，其宗族直系图示如下：
潘仲兰 → 潘景文 → 潘敷九 → 潘闲斋 →潘贡湖 → 潘奕基 → 潘世恩
作为徽州歙县盐商，潘仲兰将浙东生产的食盐贩卖至苏南，因为生意的原因，长期侨居在苏州阊门外南濠街。其子潘景文于康熙初年在黄鹂坊桥西购得曾属于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的大宅一座，正式落户苏州，为潘氏的迁吴始祖。
潘氏以经营盐业为生，却不忘读书科考。这个愿望终于被潘贡湖的长子，也就是潘奕基的长兄潘奕隽实现，1769年高中进士，从此潘家有如神助，几乎代代都科场成功，其中状元一人，探花二人，其余进士18人，举人36名，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其中经历最为荣华者，即是潘世恩。
冯桂芬曾经统计过，清朝历代享有最高荣誉的官员里面，活着加到“太傅”荣衔的有五人；重宴琼林（即参加成进士60周年庆典）的有九人；殿试第一又做到大学士（即宰相）的有八人，这三项只有潘世恩全部兼有。潘世恩25岁就状元及第，后来做过上书房总师傅17年，是所谓的“天子门生，门生天子”，又是一项难得的殊荣。潘世恩享年86岁，是乾、嘉、道、咸四朝元老，“富贵寿考，道德文章”，所以后人评定，满清300年官场，潘世恩为“福气第一”。
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的经历虽然没有如此传奇，但也值得隆重介绍。潘祖荫23岁即探花及第，历任各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加太子太保荣衔。太平军起，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因倨傲暴躁而得罪了权贵，被弹劾至朝廷。当时高层一片喊杀之声，唯有身为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竭力反对，他为左宗棠据理力争的奏折被后人简化成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至今仍脍炙人口。这么大的恩情，左宗棠自然会回报。潘祖荫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珍藏的西周文物大盂鼎，就是左任陕甘总督时以重金购得，送给他的礼物。
以上是潘家的宗族世系图。史学家认为，从潘世恩的高中进士到潘祖荫去世，整整120年是潘家的全盛时期。如果这评语指的是潘家的“贵”，那是事实，但指的是“富”，却很片面。因为清末以来，潘家虽然再也不科场贵盛，却在盐业、典当业、银钱业、银行业创出了一条新路。
潘家自迁吴第一代潘景文开始，即获得官方特许，掌握了浙北苏南的食盐专营权，此特权绵延300年，直到抗战时期食盐经营收归国有，才宣告取消。这项专营既为潘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使得他们更加便利于经营酱园业。民国时期苏州有句俗语：“苏城两家潘，占城一大半”，简称“半潘”，人们说，指的是潘家的房产占苏州一半，这未免夸张。据潘家后人说，这“一大半”其实指的是酱园业的市场份额，倒是符合实情的。
自潘祖谦以来，潘家开始转向于典当业和银行业。潘祖谦在苏州很有政治影响力，据说辛亥革命时江苏巡抚程德全是听了他的劝说才和平起义的。但是他终究无意于官场，反而把精力更多地经营典当业。潘家的典当业实力雄厚，资本额20多万两白银。须知，到1931年，苏州城区所有钱庄共30家，资本总额也不过白银50万两。正因为如此，潘祖谦曾担任江苏典业公会会长，他儿子潘子起长期担任苏州典当业同业公会会长。
潘子起有一位同宗不同族的平辈宗兄叫潘侣虞，两人的八世祖都是潘景文。他们曾携手成立吴县田业银行，而实际主持银行业务的，是潘景桓和潘承厚。田业银行另一位董事长丁春芝世居大儒巷，曾任山西定襄知县，也是苏州望族，和潘氏为姻亲。丁春芝的女儿即是潘祖荫的孙儿媳丁达于（后从夫改姓为“潘达于”）。1951年将潘氏的传家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的，正是潘达于。 钱业三少：苏州金融业的另一幅面相
清末的苏州银钱业，有“三少”一说，即尊奉卢少棠、庞少如、洪少圃为行业中的翘楚。他们三人就是当时苏州金融界的代表人物，其命运也象征着苏州金融业的转折和顿挫。
清代的苏州为江苏首府，驻在苏州的江苏巡抚决定着全省州县官员的任命。分发在江苏的候补官不得不聚居于苏州城南，每天在巡抚衙门和布政司、按察司衙门上下运动，以求早日得到实缺。这些候补官很多都因为长期等待而坐吃山空，逐渐贫困。此时苏州的银钱业出现了一种沟通钱庄和候补官的中介机构——“官账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庄认为，这些候补官一旦有机会上任，都可快速致富，因此愿意放款给他们，不致使他们因滞留苏州而生活发生困难。而刚得到实缺的候补官也需要“官账房”为他们暂借生活费用，乃至雇佣必须的师爷幕僚和亲信长随。
卢少棠，苏州人，钱庄学徒出身，早年通过夤缘苏州织造衙门而致富，成为银钱业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善于结交官府，正是这种“官账房”的创始人。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中，他的钱庄业一蹶不振，于是索性去了上海从事房地产业。
1933年，中国通商银行决定在苏州开设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决定请出卢少棠任分行经理。事后证明，傅这个决策非常错误。中国通商银行本就是衙门习气严重，将金融业当成了攀附官场的晋身阶梯，管理体制很不严谨。而且卢少棠本人也不适应现代银行业的运行模式，账目不清，经常挪用行款。更重要的是，卢本人赌性很重，喜欢投机，又恰逢1935年的上海“白银风潮”，导致亏空。据1936年初的统计，他亏空的“宕帐”和无法收回的呆账总额共计60余万元，正好是通商银行苏州分行的存款总额。
“钱业三少”中的第二位庞少如也是钱庄学徒出身的苏州人，被洞庭商帮万氏家族的万梅峰聘为钱庄经理。以前钱庄的薪水非常微薄，因此东主允许经理和职员（学徒除外）能够预支一笔钱，到年底分红时才结账，不计利息。这笔钱一般职员就用来对外放款谋取高利回报。更有甚者，钱庄允许这些钱一直挂在账上无需结算，有的数额甚至达到十几万两，这就称之为“宕帐”。这些账目一旦经手人发生投资或投机错误，就会化为乌有，职员和钱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
上述卢少棠利用银行的钱出去投机，正是遵循了这一规矩，庞少如也是如此，挪用钱庄资金五万两到吴江开设丝行。东主万梅峰发现以后，大为惊恐。但是他也无法置喙这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宕帐制度，于是索性就将钱庄低价盘给了庞少如。当时钱庄的平均资本额也不过白银一二万两，万梅峰这样做倒是壮士断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庞少如得到钱庄以后放弃了丝行生意，一心一意经营银钱业，于是成为巨富，也成为业界的头面人物。他的钱庄后来在“橡皮股票风潮”中也受到冲击，于是他隐居上海，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第三位叫洪少圃，祖籍徽州歙县，同样是钱庄伙计出身。当时苏州的徽州籍富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雇佣职业经理人（掌柜、账房、伙计）的时候，尽量先考虑徽州籍的人员。前文提及的“贵潘”家族就是如此，虽然他们从徽州来苏州已经七八代之久，但所经营的酱园掌柜还都是由徽州人担任。苏州商帮的核心成员程氏家族也是如此。东主程觐岳已经是迁吴第13世，但还是非常乐于聘用徽州人经营他的钱庄。程氏钱庄的重心在上海，但苏州的顺康钱庄毕竟是发家之地，根基所在。程觐岳聘请洪少圃担任顺康的经理，可见对他的信任之深。
洪少圃非常在意官场，得到政府交通部门的帮助，成立运输公司，专门在津浦线、沪宁线上为各地银行、钱庄、票号转运银元和银两，以安全、快捷和稳妥著称，深得客户信任，业务甚至延伸到了广州，自己也获取了厚利。他还特意开办顺康钱庄上海分号，专营债券业务。当时民众对于北洋政府债信任不够，纷纷愿意对折出售债券以兑现，顺康上海分号遂大量吃进。后此类公债竟十足还本，顺康遂获得极好的利润。
1920年，满怀信心的洪少圃脱离传统银钱业，开设了苏州本地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苏州储蓄银行。但不到七年，这家银行就以破产告终，洪少圃本人也被法院裁定为破产。这其中究竟发生什么了呢？
苏州储蓄银行的悲剧收场
苏州储蓄银行是苏州本地人于本地开设的第一家商业银行，创办人洪少圃是程氏家族在苏州设立的顺康钱庄的经理，也是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官商两界都有卓越的名望，是苏州传统金融业的头面人物。他思想非常进步，曾在1908年就建议本地银钱业合资成立新式银行，以迎合必然而来的金融革新。但是这个意见当时并没有得到同业的响应。
12年以后，也就是1920年4月，洪少圃终于心想事成，由其创立的苏州储蓄银行在古市巷他家里开业，半年多以后搬到观前街的新建行屋。该银行还在上海南京路设分行，南市设办事处，人称“上海南北分行”，一时声名显赫。
苏州储蓄银行的经营方式主要是有奖储蓄——发行所谓的“五年期还本有奖储蓄券”，每一期发行25000张，每张五元分十条（即每条五角），一条为一个开奖单位，每两个月开奖一次；储蓄券无论中奖与否，均于五年后还本结清。这种方式当时就遭到苏州籍省议员的反对，认为这具有赌博性质，无论其投机的方式还是对群众造成的影响，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第二期开奖就由苏州转到了上海。
苏州储蓄银行顺利地开了七年。1927年3月21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苏州，成立国民党政权。半个月以后，储蓄银行突然宣告停业。存户闻讯非常惶恐，组成债务团，一边延请律师提起诉讼，一边要求当局封存银行及其董事长洪少圃的所有资产以备抵偿。后经吴县财政局、总商会、银行公会、国民党市党部联合派员清查，发现银行被非法提取34万元，出现巨额亏空。
原来当时占据苏浙的孙传芳为了对付日渐逼近的北伐军，向辖区各地富商逼捐强借，这34万元就是他强行从洪少圃手中“借”走的。孙传芳兵败北撤，洪自然知道北洋政府大势已去，这些被“借”走的钱不可能再回到账上，于是只能宣布银行倒闭。 经各方研究、会商和核算，苏州储蓄银行尚有房产和对外放款17.5万元，加上洪少圃自家房屋抵押值四万元，再拿出现金5000元，一共账面上还有26万。对于这尚缺的8万元，债主们坚持要洪氏赔偿。但洪认为这账面巨亏源于“不可抗力”，并非自己的经营失误造成，而且自己已经支付了房产加现金4.5万元，于是坚决不同意破产清偿。两造相争，只能对簿公堂。这场官司打了整整7年，到1934年3月才告一段落。
苏州四大本地商业银行的主事者中，洪少圃是唯一的一位具有丰富钱庄业经验的传统型金融家，他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向失败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苏州金融业本就对官府依赖很大，才会在1912年省会迁离苏州后受到重创。但本地金融家依旧没像当时的镇扬帮、宁绍帮金融家那样警惕起来，对官府、权力和官方赋予的地位念念不忘，于是和当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苏州钱庄业中另一个严重问题——主事者长期账目不清，缺乏对现代银行业严格规定的应有自律，也被洪少圃继承了下来，因此不走规定程序便可进出巨额现金，一旦倒账，必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最后银行倒闭，自己破产。
苏州乃至江苏典当业的没落
苏州典当业向来发达，因此由典当业进行金融业的升级换代，以进入现代银行业，其行为必定出现在苏州，这就是江苏典业银行。这家银行设立于1921年9月，总行设在西中市，上海、镇江设有分行。这家银行的发起人和经营者都是当时江苏典当业最著名者，主要是苏州“贵潘”家族中的潘子起和高邮典当业巨头马隽卿。后者是典业银行董事长，曾是前清举人，内阁中书，自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就在扬州、高邮、阜宁等苏中各地设立当铺、钱庄。江北马家，江南潘家，于民国初年并称为江苏典当业的“双璧”。马家在高邮的“同兴典”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今人考察传统金融业的一个活化石。
典业银行没存在多久，就于1928年宣告结业，股本和存款都如数发还，波澜不惊。这也证明，典当业无法独立地转型进入现代银行业。从账面上来看，该银行收歇的原因是存款额太低，连放款额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能达到存贷平衡。在旧有的金融格局中，钱庄业和典当业一向相互依存，一般而言，典当业是钱庄业放款牟利的渠道，钱庄业是典当业强有力的资金蓄水池。典业银行如果以典当业为基础，又无法拓宽其他的融资渠道，必然会放款有余而存款不足，导致最终因经营不善而结业。
但似乎问题不止于此。上世纪20年代末期之后，马隽卿的运气越来越差。先是这家江苏典业银行收歇，然后马家在江北所有的典当业都遇到了资金困难。到1931年，扬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得不核销的马家各典庄的呆坏账，竟然达到25万元之巨。究其原因，有人说马隽卿能力欠佳，有人说他人品太差。但如果真是如此，他又何能在之前作出如此大的事业？何况马氏私德极好，在抗战时期拒绝日寇的多次威逼利诱，绝不肯落水担任伪职，并非那种因利害名的小人。
其实当时不仅是扬州地区，苏州地区的典当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统计，当时整个江苏典当业的亏损额，已经达到了总资本额的四分之一，难怪很多业者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原本传统典当行和农业（农民）之间的金融互动相当融洽。现在房产业有两句术语，“清水六月”和“金九银十”，其实最早都来自传统金融界。前一句的意思是六月时节百业平淡，钱庄业当然也是如此，资金多有余裕。但此时农民正是春忙插秧的时节，需要现金购买种子和雇佣短工，于是向典当行借款，钱庄的余资即通过典业流向了农村。
“金九银十”正是一种反向。此时工商业者需要大量现金收购上市的农副产品进行贸易和深加工，钱庄业现金紧缺。而农民因为稻麦棉的收割而手中资金充裕，正好还上春末在典行的押款，所谓“春当秋赎”，典业自然也就有了归还钱庄的余钱。这样又形成了从银钱业到农业之间的活的循环。从中可见，典当业是传统银钱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一旦农业衰落，典业将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乃至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