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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ia Hesse-Honegger在苏黎世大学自然历史物馆的科学部门工作了25年。自1986年以来，她已经收集、研究并绘制了大量的形态学上不对称的昆虫。这篇文章来自她的—篇自述，讲述她通过绘制昆虫图鉴来研究遗传学的40多年的经历。译者（Hulk）在本科时期曾学习过古生物学的课程，常被教授要求绘制各种生物化石的素描图。译者当时对此很是不解，既然可以姻照，为什么还要绘制素描、水彩图鉴？而这篇自述文章绘出了完美的回答。
当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我的计划了。
我从1969年起，就开始为动物学家绘制昆虫图鉴。1986年，我以“科学插图家”的身份进入苏黎世大学的动物科工作，因此有机会临摹了发生突变的畸形苍蝇。动物学家为了研究遗传变异的特点，会给双翅目果蝇喂食能够引发遗传变异的药物，果蝇的后代产生了一些极其不对称的生理特征，比如大小不一的眼睛、翅膀。这些突变的苍蝇着实令人印象深刻，我于是开始在空闲时用画笔描绘它们的形态。
果蝇
基因突变一般只在下一代表现出来。而果蝇生活史短，在室温下平均寿命不到两周，因此，果蝇作为一种常见的模式生物，大量使用在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上。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泄露，释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质，致命的浓烟扩散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空。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15年间有十几万人遭受着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的折磨。我为受难的人们感到心疼，同时也产生了观察辐射变异昆虫的想法。苏黎世大学的果蝇变异实验是对自然规律的小型模拟，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则是这些小实验的不断重复。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自主觀察和工作的机会——不需要向动物学家们索要特定的昆虫，我可以亲自去找它们。
切尔诺贝利事件
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起发生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图鉴师是个磨炼心智的工作。作画之前，我需要通过显微镜非常仔细地观察昆虫，甚至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企图搞清楚它的一切特征：纹理、颜色、眼睛、翅膀。正是因为细致入微，绘制插图的过程很慢，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月。我用目镜的毫米刻度丈量昆虫每个器官的大小，包括刷毛和爪子。一稿一般是用铅笔在显微镜下完成的。然后，我使用复写纸多次复制绘图，每次都会修正前几次稿件的缺陷。经过反复修改，当我认为草图已经无可挑剔后，就会用石墨纸将草图复制到水彩纸上，最后给昆虫上色。
数码摄影的出现和普及，让科学家逐渐舍弃了插图和绘画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这一转变也使得对科学研究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讨论更为广泛——科学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论文是客观的，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我的图鉴）是主观的。
我在从事科学制图工作后，却抛弃了以上观念——它并不正确。我经常接触到老教授的论文照片，发现即使是摄影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而绘画则有揭示事物真相的独特方法。长久的制图经历让我意识到，插图能使科学家发现他们思维中的错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所创造的世界给了我一个独特的科学视角，我知道了人人都有“偏见”，科学家也不例外，而“偏见”会影响实验数据和与之相关的解释。
绘画也可以比摄影更复杂、更精确、更现代化。摄影所使用的概念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它定义了一个空间，远处是宽广的，逐渐缩小到观察者这里的一个点，同时也定义了一个光源和阴影。但这种近大远小的空间观念并不完美。伴随着现代艺术的出现，一个更现代的空间和照明概念于20世纪初出现了，它消除了光线、阴影和透视的影响，着重描绘事物的色彩。换句话来说，拍照所呈现的色彩会因光线而改变，尺寸也会因透视（近大远小）而改变，而绘画则能规避这些影响，展现事物的本征（即物质本身的特征）。
不同的摄影视角可能导致科学家或外行人对图像的理解产生分歧。例如，一只飞虫的翅膀由于色素沉积，一边比另一边略深。画师能以真实且准确的颜色向人们展示这种差异，而同样一张照片则可能会让科学家怀疑这种差异是由阴影或环境光引起的。另外，在数码摄影出现之前，照片只有在某一焦距处是最清晰的，景深不同的区域则比较模糊。但绘画能同时清晰地呈现出整个昆虫，无论景深如何。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前往瑞典寻找变异的昆虫。尽管瑞典距离事故中心还很远，但也受到放射性羽流的影响。这里的生物变化就够我研究好一阵子了。
虫群不发生大面积的迁移是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条件。还在生长期的幼虫至少要蜕皮5次，不能飞行。而成年的虫子很少飞行，即使飞了，覆盖的区域也很小，通常是几米。因此，它们的后代也大都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这为研究长期辐射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对象。许多昆虫有用来吸食树叶汁水的针管式口器，如果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受到辐射，昆虫在采食过程中，就会把放射性物质带入它们的体内并逐渐聚集。聚集的放射性物质最终会诱导这些昆虫发生基因突变。
我在辐射水平很低的区域发现了畸变严重的昆虫。据此我推测，即使是低水平的电离辐射，如果时间够长，也会对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暴露于高浓度辐射的瑞士南部，我收集了3对黑腹呆蝇，在厨房里用同样的食物培育它们。我发现，从第1代开始，这些果蝇就变异了。
1988年，我在Tages-Anzeiger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然而，该推论与当时主流的科学观念相反。这一结果又有谁想得到呢？欧洲的科学家认为，如此剧烈的变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果蝇受到的辐射水平太低，并指责我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他们被我的论文激怒了，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没有权利进入我毫不了解的科学领域。是的，许多自然学科我都不曾涉猎，也不知道核电厂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从1969年起就开始研究和绘制昆虫图鉴了。我只是在报告我所见到的大自然。尽管如此，文章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所大学愿意聘用我了。
1992年，我决定对核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于是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各个核电站，以观察周围的昆虫。到2012年年底，我已经拜访了25个地点区，从切尔诺贝利到三里岛，再到海牙角，并收集了近16500只昆虫，绘制了至少250张昆虫或昆虫器官的图鉴。我发现，风向和风向改变的频率也是影响区域内变异率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时这比与核电站的距离因素更重要。如今，人们在修建核电站之前，风向、风频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指标。
我的工作让我通过绘画来探索神奇的大自然。我不擅长其他方法，也很少通过文献阅读或拍摄照片来学习和发现，我只能在画画的时候发现新东西。艺术有自己的探索之路，有它特别的方式，能够让未知暴露于人们的视野之下，而我要做的，只是每次都画好一幅画。
当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我的计划了。
我从1969年起，就开始为动物学家绘制昆虫图鉴。1986年，我以“科学插图家”的身份进入苏黎世大学的动物科工作，因此有机会临摹了发生突变的畸形苍蝇。动物学家为了研究遗传变异的特点，会给双翅目果蝇喂食能够引发遗传变异的药物，果蝇的后代产生了一些极其不对称的生理特征，比如大小不一的眼睛、翅膀。这些突变的苍蝇着实令人印象深刻，我于是开始在空闲时用画笔描绘它们的形态。
果蝇
基因突变一般只在下一代表现出来。而果蝇生活史短，在室温下平均寿命不到两周，因此，果蝇作为一种常见的模式生物，大量使用在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上。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泄露，释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质，致命的浓烟扩散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空。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15年间有十几万人遭受着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的折磨。我为受难的人们感到心疼，同时也产生了观察辐射变异昆虫的想法。苏黎世大学的果蝇变异实验是对自然规律的小型模拟，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则是这些小实验的不断重复。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自主觀察和工作的机会——不需要向动物学家们索要特定的昆虫，我可以亲自去找它们。
切尔诺贝利事件
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起发生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图鉴师是个磨炼心智的工作。作画之前，我需要通过显微镜非常仔细地观察昆虫，甚至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企图搞清楚它的一切特征：纹理、颜色、眼睛、翅膀。正是因为细致入微，绘制插图的过程很慢，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月。我用目镜的毫米刻度丈量昆虫每个器官的大小，包括刷毛和爪子。一稿一般是用铅笔在显微镜下完成的。然后，我使用复写纸多次复制绘图，每次都会修正前几次稿件的缺陷。经过反复修改，当我认为草图已经无可挑剔后，就会用石墨纸将草图复制到水彩纸上，最后给昆虫上色。
数码摄影的出现和普及，让科学家逐渐舍弃了插图和绘画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这一转变也使得对科学研究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讨论更为广泛——科学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论文是客观的，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我的图鉴）是主观的。
我在从事科学制图工作后，却抛弃了以上观念——它并不正确。我经常接触到老教授的论文照片，发现即使是摄影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而绘画则有揭示事物真相的独特方法。长久的制图经历让我意识到，插图能使科学家发现他们思维中的错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所创造的世界给了我一个独特的科学视角，我知道了人人都有“偏见”，科学家也不例外，而“偏见”会影响实验数据和与之相关的解释。
绘画也可以比摄影更复杂、更精确、更现代化。摄影所使用的概念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它定义了一个空间，远处是宽广的，逐渐缩小到观察者这里的一个点，同时也定义了一个光源和阴影。但这种近大远小的空间观念并不完美。伴随着现代艺术的出现，一个更现代的空间和照明概念于20世纪初出现了，它消除了光线、阴影和透视的影响，着重描绘事物的色彩。换句话来说，拍照所呈现的色彩会因光线而改变，尺寸也会因透视（近大远小）而改变，而绘画则能规避这些影响，展现事物的本征（即物质本身的特征）。
不同的摄影视角可能导致科学家或外行人对图像的理解产生分歧。例如，一只飞虫的翅膀由于色素沉积，一边比另一边略深。画师能以真实且准确的颜色向人们展示这种差异，而同样一张照片则可能会让科学家怀疑这种差异是由阴影或环境光引起的。另外，在数码摄影出现之前，照片只有在某一焦距处是最清晰的，景深不同的区域则比较模糊。但绘画能同时清晰地呈现出整个昆虫，无论景深如何。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前往瑞典寻找变异的昆虫。尽管瑞典距离事故中心还很远，但也受到放射性羽流的影响。这里的生物变化就够我研究好一阵子了。
虫群不发生大面积的迁移是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条件。还在生长期的幼虫至少要蜕皮5次，不能飞行。而成年的虫子很少飞行，即使飞了，覆盖的区域也很小，通常是几米。因此，它们的后代也大都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这为研究长期辐射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优秀的研究对象。许多昆虫有用来吸食树叶汁水的针管式口器，如果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受到辐射，昆虫在采食过程中，就会把放射性物质带入它们的体内并逐渐聚集。聚集的放射性物质最终会诱导这些昆虫发生基因突变。
我在辐射水平很低的区域发现了畸变严重的昆虫。据此我推测，即使是低水平的电离辐射，如果时间够长，也会对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暴露于高浓度辐射的瑞士南部，我收集了3对黑腹呆蝇，在厨房里用同样的食物培育它们。我发现，从第1代开始，这些果蝇就变异了。
1988年，我在Tages-Anzeiger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然而，该推论与当时主流的科学观念相反。这一结果又有谁想得到呢？欧洲的科学家认为，如此剧烈的变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果蝇受到的辐射水平太低，并指责我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他们被我的论文激怒了，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没有权利进入我毫不了解的科学领域。是的，许多自然学科我都不曾涉猎，也不知道核电厂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从1969年起就开始研究和绘制昆虫图鉴了。我只是在报告我所见到的大自然。尽管如此，文章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所大学愿意聘用我了。
1992年，我决定对核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于是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各个核电站，以观察周围的昆虫。到2012年年底，我已经拜访了25个地点区，从切尔诺贝利到三里岛，再到海牙角，并收集了近16500只昆虫，绘制了至少250张昆虫或昆虫器官的图鉴。我发现，风向和风向改变的频率也是影响区域内变异率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时这比与核电站的距离因素更重要。如今，人们在修建核电站之前，风向、风频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指标。
我的工作让我通过绘画来探索神奇的大自然。我不擅长其他方法，也很少通过文献阅读或拍摄照片来学习和发现，我只能在画画的时候发现新东西。艺术有自己的探索之路，有它特别的方式，能够让未知暴露于人们的视野之下，而我要做的，只是每次都画好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