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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它将间接参考标准置换成了直接标准。
澳大利亚一个地方遇鼠患,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居民灭鼠,政府按上交的鼠尾予以奖励。政策颁布后,居民踊跃,政府有时一天就收到近万鼠尾。但令政府痛苦的是,鼠患不仅没减,老鼠还越来越多。原来居民偷偷养起老鼠,只割尾,导致老鼠更加泛滥成灾。这是传统法理学上都要讲到的“恶法”案例。
不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尤如澳大利亚当地“按尾奖赏”制一样,是学术“恶法”,不仅促进不了学术创新和发展,反而催生大量“假”、“大”、“空”,贻害国民。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学术评价机制,顾名思义就是评估学术科研实绩并评价学术能力的一系列制度。它具有功利性,评价的结果,有可能与被评价者的经济收入及职称或个人荣誉等有直接的关系。它还具有考核功能,评价结果是对被评价人的学术能力的量化和分档,并因此形成科研学术人才中梯形或金字塔形人才结构。它还有筛选功能,通过评价机制,发现需要的人才。最后就是它的引导功能,学术评价机制会对未来学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是天然生成的,目前还没有办法出台一个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功利性,适当和理性的功利主义,并不妨碍学术的秩序,反而会促进学术的繁荣。
但是,学术评价功利性,也注定了评价机制会触发多头利益人的博弈,如果未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那么利益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和刺激,有可能会操持或修改评价规则,使其本人或与其有利益关联的人或单位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规则的功利性,注定了评价者必须要遵守利益回避规则。而其考核性和筛选性,也要求评价机构要具备中立、权威、公正及专业性。
当前,学术机关或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评价权,基本上都由单位行政机关所持有,缺少有效的监督,由于规则制定者和评价者都是一个人,这难免让评价机制变味。
学术评价机制的信息对称推定
学术评价的有效性推定的基础,在于信息的对称性。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学术参考体系中,实现双方的信息对称。
例如,评价规则规定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得分比发表在一般期刊上的文章高,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要比发表在一般核心上的高,那么,评价者就必须先保证其所认定的核心期刊就是按照核心期刊所应具有的行为先行对学术质量作了独立的评价。假如核心期刊没有严格按应遵守的操行办事,那么另一方就陷入信息不对称而误判了学术质量和学术创新。
另一方面,所有的评价都只是间接性评价。有关学者认为,在间接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发送信号,评价者接受信号是间接评价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只有选择了合适的信号,才能确保间接评价实现正向选择的目标,学术评价机制才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当前中国通行的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的“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也是把间接参考的标准,置换为直接标准,导致以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来论英雄的局面。受利益刺激,期刊会以“版面费”为借口,出售发表机会牟利。当“版面费”与印刷质量、印制成本脱钩、“审稿费”与正常审稿成本脱钩之时,也就是学术腐败已经到了惨不忍睹之时。
以“量”为本位评价机制的弊端
按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是个易操作、易控制的评价体系。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减少了评价中有可能产生的个人恩怨和争议。以数量和级别说话,能最大程度达到一种形式上的公正。
不过,我们剖析学术评价机制的终极目的,它显然不是以繁荣和促进科研活动为终极目标,而是在于通过科研学术活动,鼓励创新,最终在社会获得效益,提升一国之竞争力。
所以,以“量”为本位的评价机制,过度地照顾了被评价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学术评价的终极目标,以量为纲,错误地给科研工作者发出一个不良信息,可以以一篇发表的文章,分成两篇来发,可以以发一次就可以达到效果的,稍作处理后,重复发表相似结论的文章。在“量”的指引下,居于学术权威链上端的学者,会过度利用职务或权威的机会,多发表自己或自己关系人的论文。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毁掉了一个国家的学术良心
所以,以量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把学术量化指标和管理犹如学术“GDP”一样管理,以牺牲环境、健康和可持续性为代价繁荣GDP ,我们宁可不要。
“代表作制度”的操作性
按学术成果的质量,不论其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论其发表与否,来评价其学术水平,这种机制也叫做“代表作制度”。
推行代表作制度,必须要有配套的软环境。其一,学术队伍群体基本“健康”,构成基本合理,任何一个人的成果评价,总可以组合出一个多元意见的专家组来审定。其二,评价功利性要有适度的节制,每一次学术评价,都没有太多的利益跟随,其三,评价过程必须严守程序,分权细致,相互制衡,民主评议。
软环境是我们推行以质为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最大障碍。在不求发表级别,也不求发表数量就能获得相对应的巨大利益之时,监管跟不上,处罚不到位,腐败就更可能滋长,更容易打击学术队伍的科研热情。
所以,鉴于当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反腐环境,也考虑到中国国民自律程度低等因素,笔者虽看好以质为本位的评价体系,但不赞成全面推行。
为了达到一种现实的平衡,可以推行一种“混合制”,在不放弃“量”时,也考虑“质”,用“代表作”制度来补正量化评价的不足。
学术评价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
学术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所以就有了人生理规律一样的特性。任何人都有个学术创新高潮期,也有个学术活动低潮期,也有一个相当长的积淀期和酝酿期。
同样,学术成果发表后,对其质量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有的可能很快就把握好其质量,有的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被人们慢慢接受为重大的学术贡献。
所以,学术评价也要适度照顾被评价者的学术历史,而分别调整评价年限。如对曾作出过公认的贡献的人,其评价时间可以合理地回溯相当长的时间,使其有充分时间为下一波科研创新的到来作准备。而对于研究新手和无重大创意潜力的科研人员,则缩短评价期限,使评价机制能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
关注学术腐败的学者关增建在其《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一文中,曾举了个很好的例子:1982年国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获奖之前曾面临被校方解聘的危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威尔逊在该校任教期间,选择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以至于连续四年未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鉴于这种情况,在校董事会上,校方提议将他解雇。对此,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就在这时,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贝蒂教授发表了不同意见。贝蒂认为,威尔逊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他之所以几年没出成果,是因为他选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需要长时间的钻研。而该课题一旦突破,就是震惊世界的成果。在贝蒂的反对下,校方只好将威尔逊留任。事实证明,贝蒂的提议很有见地,第二年,威尔逊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优秀论文。
但这样的机制,在操作上有可能陷入“双重标准”的新不公平。如何让“双重标准”有合理性呢?就是要保证评议中的程序的公开性、评议的民主性。在大环境的限制下,笔者虽然觉得这样的制度利大于弊,但也不敢贸然鼓励学术单位执行,因为笔者的一个担忧是,这样的双重标准,更有利于“学霸”或“科研老板”的形成。
教育部有关人员早在2005年就承认:“目前的评价分配制度与学术成果的数量关系过于紧密,学术成果的数量往往直接与个人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直接挂钩,与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挂钩,与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挂钩。”看来,学术评价如何回到科学性并为其终目标服务,我们还得不断摸索。■
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它将间接参考标准置换成了直接标准。
澳大利亚一个地方遇鼠患,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居民灭鼠,政府按上交的鼠尾予以奖励。政策颁布后,居民踊跃,政府有时一天就收到近万鼠尾。但令政府痛苦的是,鼠患不仅没减,老鼠还越来越多。原来居民偷偷养起老鼠,只割尾,导致老鼠更加泛滥成灾。这是传统法理学上都要讲到的“恶法”案例。
不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尤如澳大利亚当地“按尾奖赏”制一样,是学术“恶法”,不仅促进不了学术创新和发展,反而催生大量“假”、“大”、“空”,贻害国民。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学术评价机制的功能。
学术评价机制,顾名思义就是评估学术科研实绩并评价学术能力的一系列制度。它具有功利性,评价的结果,有可能与被评价者的经济收入及职称或个人荣誉等有直接的关系。它还具有考核功能,评价结果是对被评价人的学术能力的量化和分档,并因此形成科研学术人才中梯形或金字塔形人才结构。它还有筛选功能,通过评价机制,发现需要的人才。最后就是它的引导功能,学术评价机制会对未来学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是天然生成的,目前还没有办法出台一个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机制的功利性,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功利性,适当和理性的功利主义,并不妨碍学术的秩序,反而会促进学术的繁荣。
但是,学术评价功利性,也注定了评价机制会触发多头利益人的博弈,如果未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那么利益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和刺激,有可能会操持或修改评价规则,使其本人或与其有利益关联的人或单位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规则的功利性,注定了评价者必须要遵守利益回避规则。而其考核性和筛选性,也要求评价机构要具备中立、权威、公正及专业性。
当前,学术机关或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评价权,基本上都由单位行政机关所持有,缺少有效的监督,由于规则制定者和评价者都是一个人,这难免让评价机制变味。
学术评价机制的信息对称推定
学术评价的有效性推定的基础,在于信息的对称性。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学术参考体系中,实现双方的信息对称。
例如,评价规则规定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得分比发表在一般期刊上的文章高,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要比发表在一般核心上的高,那么,评价者就必须先保证其所认定的核心期刊就是按照核心期刊所应具有的行为先行对学术质量作了独立的评价。假如核心期刊没有严格按应遵守的操行办事,那么另一方就陷入信息不对称而误判了学术质量和学术创新。
另一方面,所有的评价都只是间接性评价。有关学者认为,在间接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发送信号,评价者接受信号是间接评价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只有选择了合适的信号,才能确保间接评价实现正向选择的目标,学术评价机制才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当前中国通行的按学术成果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来量化评价,是严重地依赖了学术期刊的“完美性”的表现。是对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的反映,也是把间接参考的标准,置换为直接标准,导致以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来论英雄的局面。受利益刺激,期刊会以“版面费”为借口,出售发表机会牟利。当“版面费”与印刷质量、印制成本脱钩、“审稿费”与正常审稿成本脱钩之时,也就是学术腐败已经到了惨不忍睹之时。
以“量”为本位评价机制的弊端
按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是个易操作、易控制的评价体系。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减少了评价中有可能产生的个人恩怨和争议。以数量和级别说话,能最大程度达到一种形式上的公正。
不过,我们剖析学术评价机制的终极目的,它显然不是以繁荣和促进科研活动为终极目标,而是在于通过科研学术活动,鼓励创新,最终在社会获得效益,提升一国之竞争力。
所以,以“量”为本位的评价机制,过度地照顾了被评价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学术评价的终极目标,以量为纲,错误地给科研工作者发出一个不良信息,可以以一篇发表的文章,分成两篇来发,可以以发一次就可以达到效果的,稍作处理后,重复发表相似结论的文章。在“量”的指引下,居于学术权威链上端的学者,会过度利用职务或权威的机会,多发表自己或自己关系人的论文。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毁掉了一个国家的学术良心
所以,以量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把学术量化指标和管理犹如学术“GDP”一样管理,以牺牲环境、健康和可持续性为代价繁荣GDP ,我们宁可不要。
“代表作制度”的操作性
按学术成果的质量,不论其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论其发表与否,来评价其学术水平,这种机制也叫做“代表作制度”。
推行代表作制度,必须要有配套的软环境。其一,学术队伍群体基本“健康”,构成基本合理,任何一个人的成果评价,总可以组合出一个多元意见的专家组来审定。其二,评价功利性要有适度的节制,每一次学术评价,都没有太多的利益跟随,其三,评价过程必须严守程序,分权细致,相互制衡,民主评议。
软环境是我们推行以质为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最大障碍。在不求发表级别,也不求发表数量就能获得相对应的巨大利益之时,监管跟不上,处罚不到位,腐败就更可能滋长,更容易打击学术队伍的科研热情。
所以,鉴于当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反腐环境,也考虑到中国国民自律程度低等因素,笔者虽看好以质为本位的评价体系,但不赞成全面推行。
为了达到一种现实的平衡,可以推行一种“混合制”,在不放弃“量”时,也考虑“质”,用“代表作”制度来补正量化评价的不足。
学术评价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
学术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所以就有了人生理规律一样的特性。任何人都有个学术创新高潮期,也有个学术活动低潮期,也有一个相当长的积淀期和酝酿期。
同样,学术成果发表后,对其质量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有的可能很快就把握好其质量,有的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被人们慢慢接受为重大的学术贡献。
所以,学术评价也要适度照顾被评价者的学术历史,而分别调整评价年限。如对曾作出过公认的贡献的人,其评价时间可以合理地回溯相当长的时间,使其有充分时间为下一波科研创新的到来作准备。而对于研究新手和无重大创意潜力的科研人员,则缩短评价期限,使评价机制能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
关注学术腐败的学者关增建在其《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一文中,曾举了个很好的例子:1982年国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获奖之前曾面临被校方解聘的危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威尔逊在该校任教期间,选择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以至于连续四年未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鉴于这种情况,在校董事会上,校方提议将他解雇。对此,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就在这时,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贝蒂教授发表了不同意见。贝蒂认为,威尔逊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他之所以几年没出成果,是因为他选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需要长时间的钻研。而该课题一旦突破,就是震惊世界的成果。在贝蒂的反对下,校方只好将威尔逊留任。事实证明,贝蒂的提议很有见地,第二年,威尔逊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优秀论文。
但这样的机制,在操作上有可能陷入“双重标准”的新不公平。如何让“双重标准”有合理性呢?就是要保证评议中的程序的公开性、评议的民主性。在大环境的限制下,笔者虽然觉得这样的制度利大于弊,但也不敢贸然鼓励学术单位执行,因为笔者的一个担忧是,这样的双重标准,更有利于“学霸”或“科研老板”的形成。
教育部有关人员早在2005年就承认:“目前的评价分配制度与学术成果的数量关系过于紧密,学术成果的数量往往直接与个人职务晋升、岗位聘任、工资奖金直接挂钩,与单位的绩效考核、领导政绩挂钩,与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分配挂钩。”看来,学术评价如何回到科学性并为其终目标服务,我们还得不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