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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在高中历史教材中被定性为“反帝爱国”,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和近代史料中发现不同,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提出了不同观点。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义和团 性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高中不同版本教材里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在现今通用的三个教材版本中,以人民版教材对这段历史叙述得最为详细,岳麓版次之,人教版最为简洁。尽管三个版本叙述内容详细不一,但是都明确指出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将其视为一场“拳匪作乱”。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否如教科书所言是反帝爱国运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用史实说话。
一、义和团的起源
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很多的争论,其中很多人认为义和团是反清秘密教派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这主要是受了清人劳乃宣的影响,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指出义和团“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1]。我比较赞同劳乃宣的观点,首先,劳乃宣是当时的直隶吴桥知县,他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支。其次,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正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在时间上和历史的真相最为接近,能够直接接触到真实可信的史料。所以他对义和团源流问题的看法更容易让人接受,让人相信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教派。
从义和团的起源来看,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它的出现直接危害社会稳定,甚至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在一份上谕中对义和团有这样的描述“山东、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以义和拳和八卦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带剑流氓,他们在集市上搭起帐篷赌博,欺骗本地人”[2]。从这份上谕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由一帮地痞无赖组成的坑蒙拐骗的组织。这就是义和团最初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教派很难让人将它和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但是后来义和团的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穷苦百姓加入,使义和团的人数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洋教教会对当地百姓的欺压,这些洋教会仗着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到处为虎作伥,欺压乡里。传教士们可以随便拆掉当地群众信仰的宗教庙宇,用来修建自己的基督教堂。教会成员犯法后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享有治外法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第二个原因就是自然灾害。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一场大旱接踵而至,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士大夫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外国人宣传异端邪教和禁止崇拜孔子、菩萨与祖先触犯了神灵[3]。正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义和团本身具有的浓重、神秘的封建迷信色彩,煽动无知的群众,让他们纷纷加入其中。其实,这些劳苦大众对义和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只是利用它来躲避洋人的欺压和饥荒。但是不论怎么说,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4]。
二、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是一场反帝性质的运动,重要的证据来源就是义和团参加了反帝斗争,对当时列强的入侵进行了英勇抵抗。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表现在教科书中也被大书特书,一种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义和团“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战歌”[5]。但是很多资料里对义和团的记载与教科书大相径庭。事实上,义和团的确杀了很多人,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义和团将他们镇压的对象分为“十毛”,大毛子是货真价实的洋人,对这种人杀无赦;二毛子是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人,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之类的中国人。而且有许多资料记载义和团在杀自己的同胞时心狠手辣,杀死无辜百姓众多。以杀传教士这个问题而言,“义和团的大屠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教徒……”[6]“大量狂暴的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7]义和团在北京烧杀抢掠的能力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在北京逢“洋”必烧,据《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记载,义和团放火焚烧“老德记”西药房时火势失控,将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商铺焚毁,烈火三日不绝。京师24家铸银炉厂也全部被焚毁,北京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整个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8]。类似这种烧杀抢掠的事情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的行为实质是接义和团的班[9]。而当义和团在面对真正的洋人时则是另一番表现,北京的义和团拳民在攻打西什库教堂时,高呼杀敌口号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枪,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爬的爬,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10]。在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义和团和清军竟打了近两个月而一无所获,反而死伤千余人。义和团这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表现让人瞠目结舌,反帝的性质还有多少呢?
三、结语
日本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是“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制的内容”[11]。我认为如果把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完全表述为反帝爱国运动,显然是不全面的。不可否认,列强在中国为非作歹,利用不平等条约欺压乡里,横行霸道,甚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这些行为不仅引起黎民百姓恐慌,甚至政府官员都对其敢怒不敢言。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辱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12]。义和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惩治洋人,迅速得到部分政府官员和百姓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义和团目的比较单纯,具有反帝的性质。但是随着义和团发展壮大,清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由剿转抚,义和团逐步合法化。这一时期怀着各种目的的人员混入其中,导致义和团迅速膨胀,内部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再加上清政府的利用使其逐渐失去本意,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开始盲目排外,灭洋扩大化,最终不仅没能“扶清”,反而将本已腐朽的清王朝推向了深渊。
参考文献:
[1]刘天路,苏位智.50年来义和团研究评述[J].文史哲,2003(6).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2.
[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1.
[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2.
[5]侯宜杰.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弱[J].炎黄春秋,2012(2).
[6][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52.
[7]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5.
[8]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6.
[9]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7.
[10]侯宜杰.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弱[J].炎黄春秋,2012(2).
[11][日]宫崎市定.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300.
[1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05.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义和团 性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高中不同版本教材里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在现今通用的三个教材版本中,以人民版教材对这段历史叙述得最为详细,岳麓版次之,人教版最为简洁。尽管三个版本叙述内容详细不一,但是都明确指出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将其视为一场“拳匪作乱”。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否如教科书所言是反帝爱国运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用史实说话。
一、义和团的起源
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很多的争论,其中很多人认为义和团是反清秘密教派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这主要是受了清人劳乃宣的影响,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指出义和团“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1]。我比较赞同劳乃宣的观点,首先,劳乃宣是当时的直隶吴桥知县,他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支。其次,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正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在时间上和历史的真相最为接近,能够直接接触到真实可信的史料。所以他对义和团源流问题的看法更容易让人接受,让人相信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教派。
从义和团的起源来看,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它的出现直接危害社会稳定,甚至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在一份上谕中对义和团有这样的描述“山东、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以义和拳和八卦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带剑流氓,他们在集市上搭起帐篷赌博,欺骗本地人”[2]。从这份上谕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由一帮地痞无赖组成的坑蒙拐骗的组织。这就是义和团最初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教派很难让人将它和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但是后来义和团的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穷苦百姓加入,使义和团的人数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洋教教会对当地百姓的欺压,这些洋教会仗着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到处为虎作伥,欺压乡里。传教士们可以随便拆掉当地群众信仰的宗教庙宇,用来修建自己的基督教堂。教会成员犯法后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享有治外法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第二个原因就是自然灾害。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一场大旱接踵而至,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士大夫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外国人宣传异端邪教和禁止崇拜孔子、菩萨与祖先触犯了神灵[3]。正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再加上义和团本身具有的浓重、神秘的封建迷信色彩,煽动无知的群众,让他们纷纷加入其中。其实,这些劳苦大众对义和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只是利用它来躲避洋人的欺压和饥荒。但是不论怎么说,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4]。
二、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是一场反帝性质的运动,重要的证据来源就是义和团参加了反帝斗争,对当时列强的入侵进行了英勇抵抗。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表现在教科书中也被大书特书,一种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义和团“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战歌”[5]。但是很多资料里对义和团的记载与教科书大相径庭。事实上,义和团的确杀了很多人,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义和团将他们镇压的对象分为“十毛”,大毛子是货真价实的洋人,对这种人杀无赦;二毛子是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人,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之类的中国人。而且有许多资料记载义和团在杀自己的同胞时心狠手辣,杀死无辜百姓众多。以杀传教士这个问题而言,“义和团的大屠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教徒……”[6]“大量狂暴的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7]义和团在北京烧杀抢掠的能力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在北京逢“洋”必烧,据《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记载,义和团放火焚烧“老德记”西药房时火势失控,将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商铺焚毁,烈火三日不绝。京师24家铸银炉厂也全部被焚毁,北京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整个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8]。类似这种烧杀抢掠的事情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的行为实质是接义和团的班[9]。而当义和团在面对真正的洋人时则是另一番表现,北京的义和团拳民在攻打西什库教堂时,高呼杀敌口号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枪,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爬的爬,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10]。在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义和团和清军竟打了近两个月而一无所获,反而死伤千余人。义和团这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表现让人瞠目结舌,反帝的性质还有多少呢?
三、结语
日本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是“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制的内容”[11]。我认为如果把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完全表述为反帝爱国运动,显然是不全面的。不可否认,列强在中国为非作歹,利用不平等条约欺压乡里,横行霸道,甚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这些行为不仅引起黎民百姓恐慌,甚至政府官员都对其敢怒不敢言。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辱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12]。义和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惩治洋人,迅速得到部分政府官员和百姓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义和团目的比较单纯,具有反帝的性质。但是随着义和团发展壮大,清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由剿转抚,义和团逐步合法化。这一时期怀着各种目的的人员混入其中,导致义和团迅速膨胀,内部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再加上清政府的利用使其逐渐失去本意,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开始盲目排外,灭洋扩大化,最终不仅没能“扶清”,反而将本已腐朽的清王朝推向了深渊。
参考文献:
[1]刘天路,苏位智.50年来义和团研究评述[J].文史哲,2003(6).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2.
[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1.
[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2.
[5]侯宜杰.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弱[J].炎黄春秋,2012(2).
[6][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52.
[7]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395.
[8]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6.
[9]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47.
[10]侯宜杰.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弱[J].炎黄春秋,2012(2).
[11][日]宫崎市定.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300.
[1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