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其中的利益生态图。对于已经操持了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管理层来说，利用操控权将权利变现——也就是所谓的内幕关联交易显得太慢太没有效率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加快速高效的变现通道——上市。
　　在上市过程中，内部职工股的配股基本完全操纵在管理层手中，这种操纵比对于公司厂房、人事、机械、生产的操纵要来的直接得多和有力得多。而且也比厂房等固定资产容易变现得多，要知道，股票在公司管理中属于“速动资产”——流动资产中的流动资产。
　　正因为这里有着惊人的权力变现空间，才使得公司高管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上市。同时也令相关权力部门的权力变现，受损失的有谁呢？首先就是职工股被窃取的职工，但是他们仅仅是受害人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在于广大股民。既然上市不是为了项目，而是为了上市本身，那么资产的优质程度也就无关紧要，这直接导致中国股民掏钱购买了一堆准废铜烂铁。这种情况在ST黄河这个居然产生过-2.28每股净资产的股票中显得尤为突出。
　　
　　庄家的阴谋
　　
　　上篇文章里我只是描述了这场公开抢劫的各种伎俩中最原始最低级的一种，而且针对的仍然主要是一级市场。那么资金进入二级市场之后呢？自然有一只大鳄在等待着他们，那就是庄家。
　　我们用经典案例中科创业来解释一下这种庄家高科技抢劫的运作步骤。
　　吕梁在1999年全面介入康达尔。他在康达尔崩盘后以K先生化名爆料，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事实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实际已落入投资圈套。康达尔非但远非该企业原董事长（现已藏匿澳洲）所称的业绩良好，成长性惊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揭开这些虚假财务报表的黑幕，真实的康达尔其实早已烂掉：传统待业亏损严重；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业绩导致企业财务虚数黑洞巨大；不仅根本没有土地资源，实际还卷入了海关走私、土地炒卖系列等中纪委重点关注的经济犯罪大案。
　　请大家注意，这只不过是吕梁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康达尔当时的财政状况，只要非常简单的一点分析就可以窥其真伪。声称在这么一堆“垃圾”上面花费了差不多7亿才发现自己上当，吕梁不是在贬低股民的智商，就是在贬低自己的智商。
　　果然，就这么一支垃圾股，在经过吕大师一系列包装之后，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美丽无比的财务报表，股价甚至在2000年2月冲上了60.85元，甚至还达到过80元高位。按照吕梁事后供认他从朱焕良处收购流通股的价格不过11-17元。从这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吕梁一开始就知道康达尔的真实情况，他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康达尔本身，而是看中了康达尔已经高度集中的流通盘--当时朱焕良通过成千个个人账户控制了康达尔90%的流通股份。并且要坐一把庄。而如果真的能实现，吕梁的利润将数以亿计或者更多。
　　这就是股市中庄家的常用伎俩，首先寻找一个筹码比较集中的流通盘，低价吸筹，然后逐渐推高股价，在高价中抛出重组，注资等利好消息，暗中撤出让中小投资者接盘，至于以后的股价大跳水，股民损失惨重就和他们无关了。这正是股市中到处可见的庄股的伎俩，绝对不是一个两个，我只要随便一举就能举出一长串。中国股票二级市场上的重组，大部分是庄家炒作的幌子，每一次就会有数以十亿计的财富易手。这种情形之普遍，以至于中国所有的证券股评都不得不去研究“主力”，分析“主力”（庄家的委婉称呼）。一个庄家不要紧，可怕的是到处是庄家，这才是真的可怕。
　　
　　如果说事情只到现在，那么这没有什么值得真正恐惧的。中科创业事件不过给我们揭开了这巨大冰山的一角。下面的东西才令人更加担忧和恐惧。
　　事后清查，吕梁在炒作“中科”中动用的资金高达54亿元，其中大部分都是私募资金，所谓私募资金，基本就是短期拆借和私下委托理财。据不完全估计每个上市公司平均有3亿闲置资金，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被公司主管“委托”理财委托给庄家了。这种“委托理财”的风险之大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为什么还有人真的跳进去呢？原因很简单，委托的财，是上市公司的财，是国有企业的财，总之不是自己的财。从《德隆内幕》中所记载的那样，一笔金额1亿元的委托理财，回扣就高达4-9%，换句话说，国有企业老总只要把钱借出去三个月，获利就是几百万！而且如果真的能按照委托理财的承诺回报的话，它的公司账上也会增加几百万“营业外利润”，这还只是一桩桩委托理财案中浮出水面的极小的一部分。
　　正像《德隆内幕》中，作者引用别人的一句话：“我不敢说他们在其中都受了好处，但是这些合同是什么东西，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厉害的手，他的攫取之手已经从股市内伸到股市外，直接从国有企业那里吸取资金卷入股市。并且演变成一场国民财富的负和博弈，做庄成功，中小投资者几十亿血本无归，做庄失败，一举套死几十亿国有资金。并且直接演变成呆坏账。而他们就在这场国民财富的对冲中，坐而自肥，一夜暴富。
　　这个资金的规模有多大呢？按照夏斌先生主持的《中国私募基金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7000亿。而投资客户以企业为主的公司占69.3%。所谓“企业客户”显然是公共资产的一种更加好听的说法。如果算上以某些委托给机构投资者“委托理财”的资金，加起来大概有1万亿元之巨，这就是我们中小投资者所要面对的巨大的鳄鱼！这笔巨额资金不是到处吞噬中小投资者，就是在股市中被吞噬，然后再在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造成一笔一笔的神秘失踪，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曾经有上市公司披露公司账面上有1亿元神秘失踪，所谓失踪，一点也不神秘，只不过是在股市中消失了罢了。
　　如果说到现在，这一连串数字只不过是令人惊讶的话，后面发生的事情，恐怕要令人惊恐。中科崩盘后，吕梁跳出来大爆所谓内幕，不少自诩为聪明的人都断定，吕梁不是最大的老板，跳出来大爆内幕，正是担心自己被暗算，还不如到监狱里面去更安全，他们猜中了前头，却没有猜中结局。
　　就在吕梁在前台大力表演，混淆公众视听的时候，中科的股份出现巨量换手，换手率超过100%，显然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在操纵全局，并且有条不紊地组织撤退。吕梁不过是在前台放烟幕弹。事实证实了这种猜测，事后调查，炒作中科系的资金来自分布于全国20多家证券公司120余家营业部，但是却受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分工明确，组织得当。而吕梁在卖力的表演了两个月之后，在警方监管的住所神秘失踪，而后康达尔董事长在一次有预谋的伏击中被砍致残，整桩案件在吕梁和朱焕良两大关键人物缺席情况下草草收场，这充满了港式黑道片味道的情节正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上演。这个组织实力之强，组织之严密，技巧之高超，活动能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不寒而栗。
　　如果说到现在你觉得就到高潮了的话，我不得不告诉你，这只是集团军发起冲锋的前奏。
　　
　　集团军的圈钱战略
　　
　　我不是沈阳人，但是我父亲，爷爷都是沈阳人，父亲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方来的，因此我对沈阳的消息还是很热心。慕马案以后其实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去了解，但是这了解足以使我感到冷气从背后升起来。
　　环保股份1997年5月深交所上市，流通盘3300万股。随后三年里，进行了多次大比例的送、转股，ST环保总股本达到56598万股，流通股19392万股。
　　按理说，这是一个大牛股的典型标志，事实上按照公开的资料，1998年，环保股份的主营收入为2.55亿元，进入1999年，一飞冲天达到6.9亿元，2001年回落至2亿元，到2002年则只有0.18亿。
　　而对于公司曾有如此高的收入，公司的老员工表示不清楚，根据这些老员工的回忆，环保总厂的特种环保器材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他们的记忆中，有时一周只上三天班。工资从来就很少有超过500元的时候，公司如此高的收入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一个是造假，一个就是和某些权力部门贪官相勾结。造假的问题，我不深入论述了，因为这和康达尔的手段如出一辙，我已经讲过了。重点在于和权力的勾结。支撑环保股份利润源源不断的一项收入是财政补贴。1997年上市时，环保股份与沈阳市政府和市建委、市财政局签署一份协议，市财政每年向环保股份补贴6000万元，以加强沈阳环保工作力度。
　　另外一个就是为沈阳市承建的污水处理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当年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提到，公司所承建的南部污水处理示范厂工程总造价为2.4亿元，虽然已投入使用，但实际发生成本仅有6571万元，并且未办理竣工决算。工程决算成本与已发生的成本存在差异高达73%。
　　换句话说，原辽宁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大笔一挥，按照2.4亿支付了实际成本只有6571万元的工程款项，每年还特意财政补贴6000万元。拿纳税人的钱慷慨到了豪气干云的地步，一年送了环保股份2亿4！那么代价是什么呢？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收受100万股环保股份的法人股；马向东，收受10万股内部职工股！很简单，拿公共财政填肥环保股份，自己有份，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何乐而不为？
　　环保股份在不到3年时间，股价累计涨幅6.12倍。此中获益匪浅的当数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安顺、基金安信和基金安久。
　　1998年，基金安信首度进入环保股份，年末以持仓1.08亿元列其股票投资组合第三位，占其基金净值的5.1%；至1999年底，基金安信以持仓4.67亿的市值列其投资组合的首位，占其基金净值的14.94%，基金安顺1999年底涉足环保股份，投资市值约1.59亿元，占其基金净值的5.13%。
　　加上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司的管理人员、金融投机者、权力部门的腐败官员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手段、分工明确，进退有度的劫掠集团。它的具体运作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由公司管理层对权力部门进行贿赂，将空壳公司抬上市，公司管理层自己把持“职工内部股”、法人股等。
　　然后投机基金介入低位建仓，公司管理层利用增发、配股等方式，提高筹码集中度，为炒作创造条件。基金逐节炒高，公司管理层再勾结权力部门，利用重组、补贴、无偿划拨等方式，从公共财产填入上市公司，同时进行财务造假，推动股票上涨，在高位让中小投资者接盘。
　　一般情况下，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司管理层和权力部门贪官勾结，再把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公司报亏，股价跳水。这时候一些地方再以“地方形象”“扶植地方产业为名”，进一步用公共财政吹胖公司的壳，进行新一轮圈钱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