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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人类社会伊始，便出现分工。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毋庸置疑应当归功于分工。分工的原始含义在于每个人以自己之力为他所在的群体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这个群体不因个人做工的数量与种类而有高低贵贱的评价。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分工也被重新定义。不同工种的人们逐渐被标签化，最后甚至演进为阶层结构的固化。每一个工种之间，慢慢出现社会地位分化的沟壑。在当下，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是国人的共同期许，遏制社会结构固化的趋势成为题中之意。
关键词 社会分工 生产力增进 阶级分化 结构固化 二代现象
作者简介：马琳，江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62-02
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促进、正向相关的。一方面，自人类社会出现至今，生产力的进步给予了社会分工的温床，使得社会分工有了出现的可能。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分工的出现使得人们在劳动时更为方便，技巧娴熟、判断老练，社会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分工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附带产品。从事相对具有强势体力（或是脑力）行业的人们在工作之余，逐渐感受到自身工作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存在优越于他人之处。其他行业的期许以及自身的肯定性评价使得行业内部衍生出一种难以除去且愈演愈烈的群体“荣耀”。他们开始把分工带来的利益部分留存，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并且连同职位传递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久而久之，阶级便应运而生。在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固化的趋势依旧不容忽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改革提上议程，全面改革能否以壮士割腕的气魄深入社会肌理、触及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我们拭目以待。
一、分工的智慧性
“凡能采取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个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的好处。”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如此写到。在他的笔下，分工成了劳动生产力进步的首要且最为主要的因素。而分工能够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促进劳动生产力，相同数量的劳动者基于分工完成比过去多数倍的工作量，主要是基于如下三点：首先，劳动者在分工后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有精力用于钻研劳动技巧；其次，单一种类的工作使得人们减少了工作转换所浪费的时间；最后，劳动技巧的改善及劳动机械的发明，使得较少劳力的情况下完成大量工作成为可能。
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使得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也有了可能。所有的劳动者，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都会有大量剩余的产物可以用于交换。基于整个分工的大环境下每个劳动者术业有专攻，而长久的生存需要各种物质的补给，这也使得个体之间的交换具有了现实需求。亚当斯密曾言，每个劳动者都能换取到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物。别人需要的产品，他也能够轻而易举的满足其需求。良性循环之下，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出现普遍富裕的境况。
总之，如果考察一切物品并考虑到投在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可以发现，没有成千上万单体之间的分工，“单枪匹马”者连自身的最原始的生存需求也不一定能够满足。
二、分工的野蛮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提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私有财产出现，人们将财产连同工作一起传给自己的后代，久而久之，行业延伸成为阶级，行业之间陡然生出阶级对立的壁垒。结合上文已做论述的分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力，不难得出阶级起源于分工的观点。
自人类社会伊始，便出现分工。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毋庸置疑应当归功于分工。分工的原始含义在于每个人以自己之力为他所在的群体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这个群体不因其做工多少和种类而进行高低贵贱的评价。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分工也被重新定义。不同工种的人们逐渐被标签化，最后甚至演进为阶层结构的固化。每一个工种圈子之间，也慢慢出现社会地位分化的沟壑。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出生决定论”充斥着整个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并且，这样的身份是相当难以改变的。一个平民阶级的人若想完成身份与阶层之间的转换，大抵只有隋唐以来才大力推行的科举之制。南风系列作家李北方在《分工的野蛮一面》中提出，社会回报体系包含着分工这一个要素，那些所谓的“身处高位者”毫无向社会索取更多的正当性筹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柏拉图式的社会构建理念。
个人的分工乃是由于其本身秉性与特质有不同，依据个人特质完成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的分工本身具有正当性，但被分工的人群完全没有理由接受“高低贵贱”的标签。然而，即便理论上已经进行了林林总总的铺垫，现实却常常会偏行己路。作为社会回报体系一部分的分工暴露了其野蛮的一面，导致了社会阶级的出现。
盛行南亚各国的种姓制度，最为典型地体现着分工所导致的野蛮。种姓制度实质上是以宗教为中介的分工制度，而在印度，这种制度是世袭的。到现在，它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更确切的说，它指的是——在整个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严格的区分、划界。
原始种姓制度中的“隔离”与“不平等”被放大与强调。种姓制度萌芽于早期的吠陀时代。雅利安人自诩为含有“高贵品质”之意的“雅利安尔那”，当地居民则被称为“达萨瓦尔那”，（“达萨”含有“雄者”“男人”之意）。“高贵”的雅利安人与“低下”的当地居民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敌对。与此同时，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平民和氏族便是从雅利安人内部分割开来的两个阶层，“吠舍”（指氏族成员）成为平民阶级的代号，象征显贵的“罗闍尼亚”成为人们军事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首领。而长期垄断供奉神灵、祭拜祖先等事务的氏族贵族则成为“婆罗门”（意思是梵天所生），他们掌舵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雅利安人的平民与氏族之间划出一道分水岭，贵族内部的军事领域及祭祀领域各自安营扎寨，四个瓦尔那的雏形自此形成。 种姓制度是印度历史上留下的最黑暗的一道鞭影。即便印度独立之初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恶名昭彰的种姓制度，但直到今天，它依旧残存着巨大的影响。行走在印度一些保守的农村，你仍然会看到这样一些景象：有些人走路会始终走在最边缘，他们唯恐使得自己的影子落到别人的身上，这在当地居民看来是不洁净与不能容忍的。在政治层面，婆罗门是种姓制度最高的一个层级，他们的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比例甚至不及4%，但是他们却拥有接近50%的国会席位，和高达七成的司法权、立法权。在本不应区分群体类别的天灾人祸面前，被认定为“卑微、鄙贱”的平民也会因其生而有之的阶级烙印受到最为缓慢、力度最小的救济。
经济层面的分工裹挟着对于道德的品评，人们品德的高尚与否、灵魂是否洁净完全取决于他们从事的工作，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祭祀神灵祖先者与供职军队者自然优越，体力劳动者全然卑微。分工所附带的道德品评以及社会分工标签化、固定化也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打破固化的局面、创造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成为人们共同的呼求。
三、社会结构日趋固化的中国当代
2011年，曾有两篇文章一度走红网络。其中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文章指出因为出生阶层的不同，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往往需要多于常人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方能过上与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文章得到了许多人的回应，但同时也有众多评论称，这样的路径仅适合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随后，该文章出现了姊妹篇——《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不同于上一篇文章的回应市场，此文在八零后中得到了激烈的反响。
社会结构的日趋固化，人们越来越难以打破出身带来的禁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现今日益严重的“二代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们甚至开始发出“阶级流动渠道的堵死”，言论不无过激之处。但流露的绝望与挣扎却无需再有过多的阐明。有时候，贫富差距大一点并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由于种种历史遗留及现实积累的原因，我国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在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今天，社会结构仍驻足于工业化初期。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改革方向，让二代现象阶级挤压下的人们看到尚可期待的曙光，但前路究竟剑指何方仍迷雾重重。
参考文献：
[1]刘明宇.分工抑制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李北方.打破“公民社会”的话语霸权.http：//www.snzg.cn/article/2012/0830/article _29 703.html.
[3]李克.关于分工、专业化和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发展评论.2002（6）.
[4]“二代现象”背后存在社会结构固化风险.南京日报.2010（7）.
[5]孙立平.社会结构固化，贫困代际效应增强.新快网.
[6]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
关键词 社会分工 生产力增进 阶级分化 结构固化 二代现象
作者简介：马琳，江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62-02
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促进、正向相关的。一方面，自人类社会出现至今，生产力的进步给予了社会分工的温床，使得社会分工有了出现的可能。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分工的出现使得人们在劳动时更为方便，技巧娴熟、判断老练，社会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分工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附带产品。从事相对具有强势体力（或是脑力）行业的人们在工作之余，逐渐感受到自身工作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存在优越于他人之处。其他行业的期许以及自身的肯定性评价使得行业内部衍生出一种难以除去且愈演愈烈的群体“荣耀”。他们开始把分工带来的利益部分留存，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并且连同职位传递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久而久之，阶级便应运而生。在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固化的趋势依旧不容忽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改革提上议程，全面改革能否以壮士割腕的气魄深入社会肌理、触及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我们拭目以待。
一、分工的智慧性
“凡能采取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个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的好处。”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如此写到。在他的笔下，分工成了劳动生产力进步的首要且最为主要的因素。而分工能够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促进劳动生产力，相同数量的劳动者基于分工完成比过去多数倍的工作量，主要是基于如下三点：首先，劳动者在分工后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有精力用于钻研劳动技巧；其次，单一种类的工作使得人们减少了工作转换所浪费的时间；最后，劳动技巧的改善及劳动机械的发明，使得较少劳力的情况下完成大量工作成为可能。
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使得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也有了可能。所有的劳动者，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都会有大量剩余的产物可以用于交换。基于整个分工的大环境下每个劳动者术业有专攻，而长久的生存需要各种物质的补给，这也使得个体之间的交换具有了现实需求。亚当斯密曾言，每个劳动者都能换取到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物。别人需要的产品，他也能够轻而易举的满足其需求。良性循环之下，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出现普遍富裕的境况。
总之，如果考察一切物品并考虑到投在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可以发现，没有成千上万单体之间的分工，“单枪匹马”者连自身的最原始的生存需求也不一定能够满足。
二、分工的野蛮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提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私有财产出现，人们将财产连同工作一起传给自己的后代，久而久之，行业延伸成为阶级，行业之间陡然生出阶级对立的壁垒。结合上文已做论述的分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力，不难得出阶级起源于分工的观点。
自人类社会伊始，便出现分工。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毋庸置疑应当归功于分工。分工的原始含义在于每个人以自己之力为他所在的群体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这个群体不因其做工多少和种类而进行高低贵贱的评价。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分工也被重新定义。不同工种的人们逐渐被标签化，最后甚至演进为阶层结构的固化。每一个工种圈子之间，也慢慢出现社会地位分化的沟壑。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出生决定论”充斥着整个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并且，这样的身份是相当难以改变的。一个平民阶级的人若想完成身份与阶层之间的转换，大抵只有隋唐以来才大力推行的科举之制。南风系列作家李北方在《分工的野蛮一面》中提出，社会回报体系包含着分工这一个要素，那些所谓的“身处高位者”毫无向社会索取更多的正当性筹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柏拉图式的社会构建理念。
个人的分工乃是由于其本身秉性与特质有不同，依据个人特质完成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的分工本身具有正当性，但被分工的人群完全没有理由接受“高低贵贱”的标签。然而，即便理论上已经进行了林林总总的铺垫，现实却常常会偏行己路。作为社会回报体系一部分的分工暴露了其野蛮的一面，导致了社会阶级的出现。
盛行南亚各国的种姓制度，最为典型地体现着分工所导致的野蛮。种姓制度实质上是以宗教为中介的分工制度，而在印度，这种制度是世袭的。到现在，它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更确切的说，它指的是——在整个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严格的区分、划界。
原始种姓制度中的“隔离”与“不平等”被放大与强调。种姓制度萌芽于早期的吠陀时代。雅利安人自诩为含有“高贵品质”之意的“雅利安尔那”，当地居民则被称为“达萨瓦尔那”，（“达萨”含有“雄者”“男人”之意）。“高贵”的雅利安人与“低下”的当地居民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敌对。与此同时，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平民和氏族便是从雅利安人内部分割开来的两个阶层，“吠舍”（指氏族成员）成为平民阶级的代号，象征显贵的“罗闍尼亚”成为人们军事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首领。而长期垄断供奉神灵、祭拜祖先等事务的氏族贵族则成为“婆罗门”（意思是梵天所生），他们掌舵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雅利安人的平民与氏族之间划出一道分水岭，贵族内部的军事领域及祭祀领域各自安营扎寨，四个瓦尔那的雏形自此形成。 种姓制度是印度历史上留下的最黑暗的一道鞭影。即便印度独立之初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恶名昭彰的种姓制度，但直到今天，它依旧残存着巨大的影响。行走在印度一些保守的农村，你仍然会看到这样一些景象：有些人走路会始终走在最边缘，他们唯恐使得自己的影子落到别人的身上，这在当地居民看来是不洁净与不能容忍的。在政治层面，婆罗门是种姓制度最高的一个层级，他们的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比例甚至不及4%，但是他们却拥有接近50%的国会席位，和高达七成的司法权、立法权。在本不应区分群体类别的天灾人祸面前，被认定为“卑微、鄙贱”的平民也会因其生而有之的阶级烙印受到最为缓慢、力度最小的救济。
经济层面的分工裹挟着对于道德的品评，人们品德的高尚与否、灵魂是否洁净完全取决于他们从事的工作，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祭祀神灵祖先者与供职军队者自然优越，体力劳动者全然卑微。分工所附带的道德品评以及社会分工标签化、固定化也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打破固化的局面、创造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成为人们共同的呼求。
三、社会结构日趋固化的中国当代
2011年，曾有两篇文章一度走红网络。其中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文章指出因为出生阶层的不同，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往往需要多于常人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方能过上与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文章得到了许多人的回应，但同时也有众多评论称，这样的路径仅适合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随后，该文章出现了姊妹篇——《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不同于上一篇文章的回应市场，此文在八零后中得到了激烈的反响。
社会结构的日趋固化，人们越来越难以打破出身带来的禁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现今日益严重的“二代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们甚至开始发出“阶级流动渠道的堵死”，言论不无过激之处。但流露的绝望与挣扎却无需再有过多的阐明。有时候，贫富差距大一点并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由于种种历史遗留及现实积累的原因，我国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在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今天，社会结构仍驻足于工业化初期。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改革方向，让二代现象阶级挤压下的人们看到尚可期待的曙光，但前路究竟剑指何方仍迷雾重重。
参考文献：
[1]刘明宇.分工抑制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李北方.打破“公民社会”的话语霸权.http：//www.snzg.cn/article/2012/0830/article _29 703.html.
[3]李克.关于分工、专业化和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发展评论.2002（6）.
[4]“二代现象”背后存在社会结构固化风险.南京日报.2010（7）.
[5]孙立平.社会结构固化，贫困代际效应增强.新快网.
[6]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