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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反感把县以上干部称为父母官”
“假如您能年轻20岁，组织上派您去做驻外大使，您希望去哪个国家？”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记者，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虽然我很希望你的假设是真的，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再年轻20岁。我倒是很希望你将来能够在祖国面前说出一些我想说又不敢说的真话。”
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读者交流会上，这位新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部长回答《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能够走出去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去国家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中国代表，即使不是大使，也要为祖国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想当记者，却搞了外交
谈起自己的职业生涯，李肇星反复强调：“我是糊里糊涂走上外交这条路的。”
“我小时候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用山东老家话说就是‘不叫人’，嘴不甜。”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李肇星回忆起中学时光，“有两位老师都说过我讲话不够流畅，甚至说话好像还点儿大舌头。”
自称“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绝对是个乡下人”的李肇星，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外交官。“1950年，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辆大卡车从我们村经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从此就萌发了要当一名汽车司机的梦想。”李肇星说，上中学以后，由于经常看报纸，他的梦想就变成了当记者。“我不但当过班里黑板报的副主编，还给《中国少年报》、《上海少年文艺》投过稿。”
“我高中毕业时六个志愿全都填的是北大。当时第一志愿选的是中文系，因为我觉得考上了中文系就一定能当记者。”最终，李肇星被第二志愿西方语言文学系录取，他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也是因为“学外语大概也是可以做记者的”。
“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会从事外交工作”的李肇星感慨地说：“我的成长过程真的与祖国的命运分不开。”
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周总理认为，这一轰动国际的外交事件预示着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或将在近年内得到恢复，于是他指示外交部抓紧培养一批至少会运用三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年轻干部。于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李肇星被选中进入外交部翻译班进修。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了外交道路，今年已经是第50个年头了。我记得在北大读书时，邻校清华有这样一个口号：‘大学毕业后要健康地为祖国劳动50年。’如今，再过6个月，我就可以完成了。”李肇星说。
北大教会李肇星的事
年过古稀的李肇星毫不掩饰自己对母校北京大学的热爱。
“学校本打算在1960年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英国留学，后来由于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学校取消了这次公派出国计划。尽管如此，我却一点儿都没感到难受，因为北大给我的印象太好了，我舍不得离开。”
李肇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的很多第一次都发生在北大。“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苹果、第一次见到钢琴、第一次听音乐会，这些经历全都发生在北大。”
“我刚到北大的第一个星期去学校小卖部去买练习本，发现有一个老人和学生站在一起排队。我当时向身边的同学悄悄打听他的身份，其他人告诉我这位老人是全国著名的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尽管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这位老人，但是朱光潜先生却用自己无声的行动给我上了来到北大以后的第一课。”
李肇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多年前，在他第一次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由于感觉心里没底，他曾找过季羡林先生请教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新闻发言人。
“季先生当时反问我，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毛病吗？”季羡林告诫李肇星，不要把当官、当发言人这种头衔看得太重。“季先生对我说，我不管你是主持人还是发言人，你只要记着，要做一个好人就行了！至于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一共就两条：绝不说假话，真话不能全说。没了！”
“老百姓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说起外交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李肇星一脸严肃：“当外交官绝对不是说说洋文、喝喝红酒，外交官要牢记为祖国不怕危险，甚至不怕牺牲。”
2005年1月，有8位在伊拉克打工的福建农民工被当地“伊斯兰抵抗运动努曼旅”绑架。绑架者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之内澄清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和这8名中国人在伊境内工作的目的，否则将处死他们。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需要派一位能力强、不怕死、阿拉伯语好的同志赶赴前线当总指挥。“我在开会前给已经退休的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打了个电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孙必干同志就告诉我：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可以立刻出发！”李肇星含着热泪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挂了电话后，我立刻组织召开紧急党委会，刚提出要选出一个紧急营救小组的带队人，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马上站起来表态：‘这个问题不用讨论，我去！’”
“外交不只是干杯，干杯不过是为了创造一点谈话的机会。外交官要始终牢记：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自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人民。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不怕牺牲。”李肇星告诉记者，营救小组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最终冒着生命危险，在当地朋友和使馆的帮助下，把这8个福建同胞救了出来。
“我特别反感一些人把县级以上的干部称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个国家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李肇星说。
李肇星现场趣谈
“我并不觉得外交官的形象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别。”
“三年前我开始断断续续写这些外交故事，是想分享我的信念与理想：我们只有一个祖国，离开她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人民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发表文章有稿费，开始投稿想挣点学费和伙食费。我第一次拿到10块钱稿费给了母亲。她是一名农村妇女，没上过一天学，不知道稿费是什么东西，以为我干了坏事，还让我老实交代。” “一次我在联合国大厦里准备去开会，一位三秘跑过来报告，说日本一名年轻外交官在会上胡说八道，称有的大国交会费很少，权力很大，还是常任理事国。日本交会费多，却不是。我和这位年轻同事说，这也要先报告？你要先斗争，赶快跑回去，问他是谁让他胡说八道的。联合国建立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是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对历史问题还没正确认识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来这位同事回去质问日本外交官，对方才承认无理。”
李肇星“点拔”本刊记者：
如何“感动人”
向李肇星提问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他经常会向记者反问一些知识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虽然简单，却很难准确回答，因此经常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手心冒汗。
李肇星说，他有很多记者朋友，也很喜欢记者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尖锐而有深度的问题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
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中写道：有时候，我遇到不便回答的难题，会友好地问对方：“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家报社或电视台的？来这里多久了……”这样就可以为自己争取一点思考的时间，回答起来也可能更有针对性。
虽然没有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记者，但是李肇星这辈子注定了要一直与记者打交道。
在读书交流会上，李肇星笑着告诉记者：“由于职业关系，我对记者的提问总是格外警惕。我一看见女记者，就会想起那位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我很喜欢她说的那句‘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今天我把这句话变一变送给你，‘新闻没有国界，而新闻工作者是有祖国的’。”
当记者提出希望能够获得专访他的机会时，李肇星一边点头表示感谢一边推辞说：“我还是希望你们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基层。做记者不要讲套话，要带头讲真话，讲一些实实在在，老百姓看得懂、也愿意听的话。”
“咱们都是做交流工作的，也算是同行。我认为无论是做记者也好，做外交官也好，如果你说的话自己都不感动，你不可能感动中国人，也不可能感动外国人。”说到这里，这位从事外交工作近50年的老部长双手合十，对着记者说了一句“谢谢你”。
当有学生向李肇星询问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时，李肇星向他推荐了鲁迅先生的《药》。“华老栓夫妇给儿子小栓买来人血馒头治病，故事听起来愚蠢我却至今难忘。不管你是什么职称或者当什么大官，如果脱离群众，群众照样会把你的鲜血用来蘸馒头。”
“假如您能年轻20岁，组织上派您去做驻外大使，您希望去哪个国家？”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记者，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虽然我很希望你的假设是真的，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再年轻20岁。我倒是很希望你将来能够在祖国面前说出一些我想说又不敢说的真话。”
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读者交流会上，这位新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部长回答《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能够走出去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去国家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中国代表，即使不是大使，也要为祖国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想当记者，却搞了外交
谈起自己的职业生涯，李肇星反复强调：“我是糊里糊涂走上外交这条路的。”
“我小时候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用山东老家话说就是‘不叫人’，嘴不甜。”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李肇星回忆起中学时光，“有两位老师都说过我讲话不够流畅，甚至说话好像还点儿大舌头。”
自称“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绝对是个乡下人”的李肇星，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外交官。“1950年，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辆大卡车从我们村经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从此就萌发了要当一名汽车司机的梦想。”李肇星说，上中学以后，由于经常看报纸，他的梦想就变成了当记者。“我不但当过班里黑板报的副主编，还给《中国少年报》、《上海少年文艺》投过稿。”
“我高中毕业时六个志愿全都填的是北大。当时第一志愿选的是中文系，因为我觉得考上了中文系就一定能当记者。”最终，李肇星被第二志愿西方语言文学系录取，他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也是因为“学外语大概也是可以做记者的”。
“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会从事外交工作”的李肇星感慨地说：“我的成长过程真的与祖国的命运分不开。”
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周总理认为，这一轰动国际的外交事件预示着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或将在近年内得到恢复，于是他指示外交部抓紧培养一批至少会运用三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年轻干部。于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李肇星被选中进入外交部翻译班进修。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了外交道路，今年已经是第50个年头了。我记得在北大读书时，邻校清华有这样一个口号：‘大学毕业后要健康地为祖国劳动50年。’如今，再过6个月，我就可以完成了。”李肇星说。
北大教会李肇星的事
年过古稀的李肇星毫不掩饰自己对母校北京大学的热爱。
“学校本打算在1960年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英国留学，后来由于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学校取消了这次公派出国计划。尽管如此，我却一点儿都没感到难受，因为北大给我的印象太好了，我舍不得离开。”
李肇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的很多第一次都发生在北大。“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苹果、第一次见到钢琴、第一次听音乐会，这些经历全都发生在北大。”
“我刚到北大的第一个星期去学校小卖部去买练习本，发现有一个老人和学生站在一起排队。我当时向身边的同学悄悄打听他的身份，其他人告诉我这位老人是全国著名的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尽管后来我再没有见过这位老人，但是朱光潜先生却用自己无声的行动给我上了来到北大以后的第一课。”
李肇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多年前，在他第一次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由于感觉心里没底，他曾找过季羡林先生请教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新闻发言人。
“季先生当时反问我，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毛病吗？”季羡林告诫李肇星，不要把当官、当发言人这种头衔看得太重。“季先生对我说，我不管你是主持人还是发言人，你只要记着，要做一个好人就行了！至于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一共就两条：绝不说假话，真话不能全说。没了！”
“老百姓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说起外交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李肇星一脸严肃：“当外交官绝对不是说说洋文、喝喝红酒，外交官要牢记为祖国不怕危险，甚至不怕牺牲。”
2005年1月，有8位在伊拉克打工的福建农民工被当地“伊斯兰抵抗运动努曼旅”绑架。绑架者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之内澄清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和这8名中国人在伊境内工作的目的，否则将处死他们。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需要派一位能力强、不怕死、阿拉伯语好的同志赶赴前线当总指挥。“我在开会前给已经退休的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打了个电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孙必干同志就告诉我：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可以立刻出发！”李肇星含着热泪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挂了电话后，我立刻组织召开紧急党委会，刚提出要选出一个紧急营救小组的带队人，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马上站起来表态：‘这个问题不用讨论，我去！’”
“外交不只是干杯，干杯不过是为了创造一点谈话的机会。外交官要始终牢记：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自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人民。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不怕牺牲。”李肇星告诉记者，营救小组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最终冒着生命危险，在当地朋友和使馆的帮助下，把这8个福建同胞救了出来。
“我特别反感一些人把县级以上的干部称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个国家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李肇星说。
李肇星现场趣谈
“我并不觉得外交官的形象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别。”
“三年前我开始断断续续写这些外交故事，是想分享我的信念与理想：我们只有一个祖国，离开她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人民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发表文章有稿费，开始投稿想挣点学费和伙食费。我第一次拿到10块钱稿费给了母亲。她是一名农村妇女，没上过一天学，不知道稿费是什么东西，以为我干了坏事，还让我老实交代。” “一次我在联合国大厦里准备去开会，一位三秘跑过来报告，说日本一名年轻外交官在会上胡说八道，称有的大国交会费很少，权力很大，还是常任理事国。日本交会费多，却不是。我和这位年轻同事说，这也要先报告？你要先斗争，赶快跑回去，问他是谁让他胡说八道的。联合国建立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是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对历史问题还没正确认识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来这位同事回去质问日本外交官，对方才承认无理。”
李肇星“点拔”本刊记者：
如何“感动人”
向李肇星提问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他经常会向记者反问一些知识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虽然简单，却很难准确回答，因此经常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手心冒汗。
李肇星说，他有很多记者朋友，也很喜欢记者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尖锐而有深度的问题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
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中写道：有时候，我遇到不便回答的难题，会友好地问对方：“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家报社或电视台的？来这里多久了……”这样就可以为自己争取一点思考的时间，回答起来也可能更有针对性。
虽然没有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记者，但是李肇星这辈子注定了要一直与记者打交道。
在读书交流会上，李肇星笑着告诉记者：“由于职业关系，我对记者的提问总是格外警惕。我一看见女记者，就会想起那位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我很喜欢她说的那句‘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今天我把这句话变一变送给你，‘新闻没有国界，而新闻工作者是有祖国的’。”
当记者提出希望能够获得专访他的机会时，李肇星一边点头表示感谢一边推辞说：“我还是希望你们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基层。做记者不要讲套话，要带头讲真话，讲一些实实在在，老百姓看得懂、也愿意听的话。”
“咱们都是做交流工作的，也算是同行。我认为无论是做记者也好，做外交官也好，如果你说的话自己都不感动，你不可能感动中国人，也不可能感动外国人。”说到这里，这位从事外交工作近50年的老部长双手合十，对着记者说了一句“谢谢你”。
当有学生向李肇星询问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时，李肇星向他推荐了鲁迅先生的《药》。“华老栓夫妇给儿子小栓买来人血馒头治病，故事听起来愚蠢我却至今难忘。不管你是什么职称或者当什么大官，如果脱离群众，群众照样会把你的鲜血用来蘸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