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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对中国未婚人口比例逐年攀升，虽有表面性的数据分析，但仍缺乏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对婚姻推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其既能激发企业家创造行为，又能够增加工人“血拼”式劳动和提高家庭储蓄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也可以推迟婚姻收益，从而限制收入充分提高。使用199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果显示，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将降低人均收入。
关键词：未婚人口比例；婚姻推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170-03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婚姻推迟的情况日渐增多，平均婚龄已从此前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这一趋势的加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婚姻推迟影响的研究。然而，文献缺乏对婚姻推迟现象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Becker（1973）的理论分析，婚姻通过家庭内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往往为男性）将更多时间（通过家庭内分工合作）从事市场生产，进而获得比他（她）们单身状态更高的收入（ 这种观点Becker（1973）的引申含义为收入与初婚年龄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将男女分工协作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我们可以推测，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收入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原本可以实现的收入增长因婚姻推迟而难以实现。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等因素创造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回报由于婚姻推迟而导致男女个体未能充分利用市场工作机会（比如单身工作时间少于婚后工作时间），从而使本该可以实现最大化的收入而未能达到最大化状态，即收入没有实现进一步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使用两种指标——平均婚龄和20—24岁结婚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之比度量婚姻推迟。我们可以通过图1发现，无论是哪种指标度量的婚姻推迟曲线均与人均GDP增长率曲线呈现有规律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始，经济增长同结婚人数占总人数之比为同向变化关系；2000年后，二者则呈反向变化关系。
婚姻推迟对收入变动的影响方向和机制可能比较复杂——既存在正向影响方向（通过婚姻压力激发企业家行为、血拼式劳动和提高儲蓄率促进增长），也存在负向影响方向（通过推迟婚姻收益侵蚀收入增长）。婚姻推迟对收入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影响。这也许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婚姻推迟曲线与经济增长曲线交替呈现正向和负向变动的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目标一方面探讨和分析婚姻推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估计婚姻推迟现象（未婚人口比例度量）对地区人均GDP的净影响。因而，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婚姻与经济增长的可能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建模展开变量分析与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一、婚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可能联系及其分析
经济学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初婚时间变动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Becker（1973）研究显示，收入变动一定程度上同婚姻情况有关联。婚姻导致了家庭内部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将更多时间用于从事市场劳动，从而使其收入最大化，进而使夫妻双方通过分工合作而获得的各自收益均大于各自单身收益。这表明，收入越高、个体越倾向结婚。Keeley（1979）表明，男性初婚年龄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引申含义表明，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将导致婚姻提前，另一方面初婚时间早晚对男性收入进一步增长存在影响。这说明男性婚姻推迟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收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婚姻推迟的限制。然而，Bergstrom and Bagnoli（1993）研究表明，初婚时间变动同男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指出，预期经济前景较佳的个体为获得在婚姻市场的有利地位，倾向于向潜在对象显示较佳经济前景的信息后再结婚；而预期经济前景欠佳的个体为避免以后前景欠佳的信息显现而难以结婚，因而倾向于提前结婚。故个体结婚时间与个体收入正相关。Bergstrom and Schoeni（1996）认为，30岁以下的男性，其初婚年龄同收入呈正比。Zhang（1995）的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以我国台湾数据为样本揭示初婚年龄同收入的关系。研究显示，妻子有工作的样本中，男性初婚年龄同工资增长正相关；妻子无工作样本中，男性结婚年龄则同工资增长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是个体收入仍未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反映。
总之，在婚姻推迟背景下，婚姻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却意味着个人婚姻收益的潜在损失。故婚姻推迟将对个人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地区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表明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男女）面临婚姻推迟问题。这意味着因婚姻推迟而收入下降所占区域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因婚姻推迟而未实现的收益也逐年提高，最终阻碍地区收入进一步增长。
“难以结婚”的压力可以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储蓄率。Wei and Zhang（2011b）认为，男性婚姻竞争（由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家长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和增加家庭进行“血拼”式劳动，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Wei and Zhang（2011a）研究表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上研究表明，缘于性别比上升形成的婚姻压力，有利于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增加“血拼”式工人的数量和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难以判断婚姻压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
二、变量分析、数据描述和模型设置
（一）变量分析
1.被解释变量
（当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以1993年人均GDP为基期）
2.核心解释变量
（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未婚人口/（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总人口=（男女）未婚人口比，用以度量婚姻推迟情况。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经济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同未婚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阐释。 3.控制变量
以0—4岁性别比和出生率为控制变量，限定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劳动人口比例：使用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度量。
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上年固定资产投资-1来度量社会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率，用以控制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居民储蓄率，用来控制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城乡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结论不一致。
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三项指标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反映经济结构的转变。
以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两项控制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支出占GDP之比：使用此项控制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0年及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往研究者公开发布的数据。
（三）模型设置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估計和分析婚姻推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本文将考察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模型为：
growthit=c+α*umit+γ*controlit+uit
其中，growth 表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um代表未婚人口比例或男性未婚人口比例或女性未婚人口比例，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2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为未婚人口比例）估计，结果见表1。由于Hausman test表明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1随机效应回归1-5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GDP随着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而下降，而且未婚人口比例在表1随机效应回归结果1-5中的回归系数大小基本一致，这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方向影响比较稳定。无论是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还是逐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见表1回归1-5），这一结论均比较稳健，这也说明了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负向影响。该结论意味着婚姻推迟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回归中，本文引入出生率和15—64岁人口比例等一系列控制变量，我们发现经济结构变量、人口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基本上与预期影响方向一致。然而，开放因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符合预期判断。FDI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基本不显著；进出口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因而，该回归结果也在接受范围以内。
此外，在逐步控制不同变量的条件下，本文还分别对男、女未婚人口比例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且该结论较为稳定。
结语
“难以结婚”的压力从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与强度和提高储蓄率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在婚姻推迟日益普遍的背景下，婚姻推迟可以促进收入增长吗？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定的。为什么“难以结婚”的压力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特性，却又不利于经济增长呢？这是因为婚姻是有收益的，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婚姻分工协作收益的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
本文以1995—2010年省级数据，考察未婚人口比例上升（难以结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婚姻推迟现象一直都在蚕食我国的经济增长。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婚姻推迟的经济后果，充分释放收入增长的潜力，创造有利于削弱婚姻推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根据江涛（2013）的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和性别比上升是未婚人口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因而，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和引导性别比下降，削弱婚姻推迟趋势。
参考文献：
[1] 江涛.收入差距推迟婚姻吗？[J].经济评论，2013，（3）.
[2] 江涛.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搜寻匹配与婚姻推迟[J].人文杂志，2013，（10）.
[3]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经济研究，2012，（8）.
[4] 刘瑞明，毛颖.离婚与犯罪“手牵手”：理论和经验证据[C].201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12.
[5] 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6] 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4）：13-46.
[7] 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2）：11-26.
[8] Du Qingyuan，Wei ShangJin.A Theory of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NBER Working Paper 18911，2013.
[9] Du，Qingyuan，Wei ShangJin.Sex Ratios and Entrepreneurship.working paper，Columbia University，2011.
[10] Edlund L，Li Hongbin，Yi Junjian，Zhang Junsen.Sex Ratios and Crime：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IZA Discussion
Paper no.3214，2007.
关键词：未婚人口比例；婚姻推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170-03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婚姻推迟的情况日渐增多，平均婚龄已从此前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这一趋势的加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婚姻推迟影响的研究。然而，文献缺乏对婚姻推迟现象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Becker（1973）的理论分析，婚姻通过家庭内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往往为男性）将更多时间（通过家庭内分工合作）从事市场生产，进而获得比他（她）们单身状态更高的收入（ 这种观点Becker（1973）的引申含义为收入与初婚年龄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将男女分工协作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我们可以推测，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收入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原本可以实现的收入增长因婚姻推迟而难以实现。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等因素创造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回报由于婚姻推迟而导致男女个体未能充分利用市场工作机会（比如单身工作时间少于婚后工作时间），从而使本该可以实现最大化的收入而未能达到最大化状态，即收入没有实现进一步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使用两种指标——平均婚龄和20—24岁结婚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之比度量婚姻推迟。我们可以通过图1发现，无论是哪种指标度量的婚姻推迟曲线均与人均GDP增长率曲线呈现有规律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始，经济增长同结婚人数占总人数之比为同向变化关系；2000年后，二者则呈反向变化关系。
婚姻推迟对收入变动的影响方向和机制可能比较复杂——既存在正向影响方向（通过婚姻压力激发企业家行为、血拼式劳动和提高儲蓄率促进增长），也存在负向影响方向（通过推迟婚姻收益侵蚀收入增长）。婚姻推迟对收入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影响。这也许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婚姻推迟曲线与经济增长曲线交替呈现正向和负向变动的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目标一方面探讨和分析婚姻推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估计婚姻推迟现象（未婚人口比例度量）对地区人均GDP的净影响。因而，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婚姻与经济增长的可能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建模展开变量分析与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一、婚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可能联系及其分析
经济学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初婚时间变动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Becker（1973）研究显示，收入变动一定程度上同婚姻情况有关联。婚姻导致了家庭内部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将更多时间用于从事市场劳动，从而使其收入最大化，进而使夫妻双方通过分工合作而获得的各自收益均大于各自单身收益。这表明，收入越高、个体越倾向结婚。Keeley（1979）表明，男性初婚年龄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引申含义表明，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将导致婚姻提前，另一方面初婚时间早晚对男性收入进一步增长存在影响。这说明男性婚姻推迟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收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婚姻推迟的限制。然而，Bergstrom and Bagnoli（1993）研究表明，初婚时间变动同男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指出，预期经济前景较佳的个体为获得在婚姻市场的有利地位，倾向于向潜在对象显示较佳经济前景的信息后再结婚；而预期经济前景欠佳的个体为避免以后前景欠佳的信息显现而难以结婚，因而倾向于提前结婚。故个体结婚时间与个体收入正相关。Bergstrom and Schoeni（1996）认为，30岁以下的男性，其初婚年龄同收入呈正比。Zhang（1995）的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以我国台湾数据为样本揭示初婚年龄同收入的关系。研究显示，妻子有工作的样本中，男性初婚年龄同工资增长正相关；妻子无工作样本中，男性结婚年龄则同工资增长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是个体收入仍未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反映。
总之，在婚姻推迟背景下，婚姻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却意味着个人婚姻收益的潜在损失。故婚姻推迟将对个人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地区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表明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男女）面临婚姻推迟问题。这意味着因婚姻推迟而收入下降所占区域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因婚姻推迟而未实现的收益也逐年提高，最终阻碍地区收入进一步增长。
“难以结婚”的压力可以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储蓄率。Wei and Zhang（2011b）认为，男性婚姻竞争（由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家长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和增加家庭进行“血拼”式劳动，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Wei and Zhang（2011a）研究表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上研究表明，缘于性别比上升形成的婚姻压力，有利于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增加“血拼”式工人的数量和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难以判断婚姻压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
二、变量分析、数据描述和模型设置
（一）变量分析
1.被解释变量
（当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以1993年人均GDP为基期）
2.核心解释变量
（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未婚人口/（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总人口=（男女）未婚人口比，用以度量婚姻推迟情况。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经济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同未婚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阐释。 3.控制变量
以0—4岁性别比和出生率为控制变量，限定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劳动人口比例：使用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度量。
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上年固定资产投资-1来度量社会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率，用以控制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居民储蓄率，用来控制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城乡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结论不一致。
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三项指标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反映经济结构的转变。
以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两项控制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支出占GDP之比：使用此项控制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0年及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往研究者公开发布的数据。
（三）模型设置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估計和分析婚姻推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本文将考察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模型为：
growthit=c+α*umit+γ*controlit+uit
其中，growth 表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um代表未婚人口比例或男性未婚人口比例或女性未婚人口比例，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2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为未婚人口比例）估计，结果见表1。由于Hausman test表明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1随机效应回归1-5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GDP随着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而下降，而且未婚人口比例在表1随机效应回归结果1-5中的回归系数大小基本一致，这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方向影响比较稳定。无论是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还是逐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见表1回归1-5），这一结论均比较稳健，这也说明了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负向影响。该结论意味着婚姻推迟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回归中，本文引入出生率和15—64岁人口比例等一系列控制变量，我们发现经济结构变量、人口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基本上与预期影响方向一致。然而，开放因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符合预期判断。FDI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基本不显著；进出口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因而，该回归结果也在接受范围以内。
此外，在逐步控制不同变量的条件下，本文还分别对男、女未婚人口比例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且该结论较为稳定。
结语
“难以结婚”的压力从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与强度和提高储蓄率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在婚姻推迟日益普遍的背景下，婚姻推迟可以促进收入增长吗？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定的。为什么“难以结婚”的压力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特性，却又不利于经济增长呢？这是因为婚姻是有收益的，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婚姻分工协作收益的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
本文以1995—2010年省级数据，考察未婚人口比例上升（难以结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婚姻推迟现象一直都在蚕食我国的经济增长。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婚姻推迟的经济后果，充分释放收入增长的潜力，创造有利于削弱婚姻推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根据江涛（2013）的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和性别比上升是未婚人口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因而，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和引导性别比下降，削弱婚姻推迟趋势。
参考文献：
[1] 江涛.收入差距推迟婚姻吗？[J].经济评论，2013，（3）.
[2] 江涛.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搜寻匹配与婚姻推迟[J].人文杂志，2013，（10）.
[3]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经济研究，2012，（8）.
[4] 刘瑞明，毛颖.离婚与犯罪“手牵手”：理论和经验证据[C].201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12.
[5] 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6] 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4）：13-46.
[7] 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2）：11-26.
[8] Du Qingyuan，Wei ShangJin.A Theory of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NBER Working Paper 18911，2013.
[9] Du，Qingyuan，Wei ShangJin.Sex Ratios and Entrepreneurship.working paper，Columbia University，2011.
[10] Edlund L，Li Hongbin，Yi Junjian，Zhang Junsen.Sex Ratios and Crime：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IZA Discussion
Paper no.321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