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云南省的彝良和绿春两个县，宣布脱贫摘帽的日期是2020年5月，宣布后不久，绿春县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董铁勇满怀希望，踏上前往上海的旅途。
　　他的目的地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他将在那里进修半年。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看到复旦儿科医院的援滇医疗队员们在当地挽救了一个个小生命，也亲身体验到了他们带来的规范医疗操作流程、公共卫生意识，为他们敬畏生命的精神所感染。
　　分别位于云南一北一南的两个县，位居深山、条件艰苦，自2016年以来，因为有了复旦儿科医院10批援滇医疗队的支援，那里的孩子们多了生命的希望、健康的可能。

为了一对生命边缘的小姐妹

　　2017年1月，复旦儿科医院第二批援滇医疗队成员、普外科护士长吴颖和黄志恒医生抵达彝良县人民医院。当年春节刚过，棘手的情况发生了：一对胎龄仅27周的双胞胎早产儿病情危重，两姐妹的体重仅1.1公斤与1.2公斤，加起来都不及一个正常的足月儿的体重。这对双胞胎要存活，必须经历保暖、呼吸、循环、黄疸、营养、贫血、感染、脑损伤等重重关口。

　　“孩子在操作台上躺了48个小时，只能靠我们人工‘捏皮球’维持她的呼吸，真的太不容易了。”孩子在操作台上躺了多久，吴颖就陪护了多久。

　　但是，当时的彝良县人民医院没有新生儿病房，更没有重症新生儿病房。更令人揪心的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医院里没有空调，有时甚至还会停水。早产儿的生命体征本就不稳定，医疗硬件条件的欠缺无疑是雪上加霜。
　　吴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有一个选择是将孩子转运到彝良县所属的昭通市城区的医院，但转运需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会错过救治的黄金时间。为了让孩子有更大的存活机会，他们顶着压力，在当地开展救治。
　　65天的救治，两姐妹被下达了多次病危通知。在孩子一次呼吸暂停时，医院没有呼吸机，吴颖就采用最基本的面罩复苏的办法。“孩子在操作台上躺了48个小时，只能靠我们人工‘捏皮球’维持她的呼吸，真的太不容易了。”孩子在操作台上躺了多久，吴颖就陪护了多久。
　　“黄医生是消化科医生，我是普外科护士，在新生儿救治方面，复旦儿科医院的同事们在后方给了我们强力支持。”吴颖说。前方援滇团队始终与后方的新生儿科专家保持联系，经常开展远程会诊。“他们虽远在上海，但理解我们在前方遇到很多麻烦，无论什么时间都及时给我们帮助反馈。”
　　救治第三周，孩子身上已经没有可以扎针的地方了，但因为缺乏营养，孩子需要采取PICC（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来维持用药。前方不仅没有会这项操作的医生，也沒有器材。得知情况后，复旦儿科医院立即派出有操作资质的专家带着器材星夜出发，24小时内赶到彝良。和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当地缺少的药物、设备以及母乳添加剂等物资。
　　2017年5月2日，两个孩子的体重长到2.2公斤和2.4公斤，达到了健康的标准，终于出院。直到现在，吴颖依然保留着她们出院时的照片，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她也笑得很开心。
　　援滇的半年里，吴颖观察到：当地许多年轻的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带着孩子下山看病，往往导致孩子到了医院时病情已经加重，加上当地条件有限，误诊漏诊的情况时有发生，病情严重的孩子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救治。组团式援滇队伍的到来，不仅为当地带来“家长学校”式的科普宣教，也为开展及时有效的救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复旦儿科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松在彝良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所在的第四批援滇队伍于2018年5月到达彝良。当时，有一个出生仅4天的孩子，肚子胀得很大，还出现了胆汁反流的情况。孙松根据孩子的症状表现，认为他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症，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治疗。当地麻醉师从未做过这么小的儿童的麻醉，交通闭塞，转运条件很差，不具备转运到上级医院的条件，如果不马上做手术，这个孩子几乎没有存活的希望。孙松与当地的麻醉医生沟通后，由重症医学科医生、内外科医护团队，影像科医生搭档组成的援滇队员一起进入手术室为手术保驾护航。
　　手术最终在午夜时分开始。“孩子肚子胀得很大，我打开他的肚子的时候，他的肠子直接喷出来了，是巨结肠症里最严重的一种。”
　　对孙松而言，之前在上海稀松平常的巨结肠手术，那一次在彝良的手术室却是手术服都被汗浸湿。
　　“宝宝遇见你们是他的幸运。”不少孩子的家长都对复旦儿科医院的援滇队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挽救一个又一个小生命，复旦儿科医院也积极为当地医院提供资源。2018年5月，复旦儿科医院帮扶彝良县人民医院建成新生儿室并投入使用，配备了对危重病症新生儿的各种生命支持设备，包括呼吸机和监护仪等。孙松回忆说：“记得我们当时和复旦儿科医院提出需求，没过多久，血气分析仪等一些常规检查的仪器就都到了，之后援滇的队员的操作条件改善了很多。”

拯救先心病“重灾区”

　　在彝良和绿春，早婚早育的现象严重，留守儿童也很多，但儿童保健的意识比较薄弱，一部分家庭还在沿用陈规陋习给孩子治病。
　　2019年，复旦儿科医院的对口帮扶对象调整为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人民医院。绿春县的交通比起彝良而言更为闭塞。援助绿春的复旦儿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赵趣鸣发现，一些孩子的腹部都有“烙印”，这是当地一些父母给孩子“治疗”肚子痛的偏方——用烙铁烫肚子。
　　更让赵趣鸣惊讶的是，他在绿春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很多肺炎患儿实际合并了不同程度的心脏疾病，但都没有被及时诊断，而过去10年的病案系统里也鲜有心脏病儿童的就诊记录。为此，他计划在当地开展中小学生心脏病筛查工作。 　　2020年4月，正值当地雨季，赵趣鸣搭着绿春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的车在泥泞的山路间颠簸，耗时两个月走遍了5个镇的中小学开展心脏超声检测。工作量是超负荷的，赵趣鸣每天最少要做500例检测，最多的一天检测了1500例。
　　“我两只手‘左右开弓’轮番操作，左手累了就换右手，除了吃饭时间几乎一刻不停，从早上一直检测到天黑。”为了完成这些检测，他主动申请延长一个月的援滇工作期。最终，他完成了对21861名孩子的检测筛查。
　　结果让人震惊：接受筛查的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患病率基本上都是12‰，有200多个孩子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赵趣鸣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数据显示，我国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平均患病率为8‰，学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患病率应该在2‰-6‰。而检测数据证明：当地中小学生先天性心脏病患病率远高于此。除此之外，被称为“穷病”甚至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儿童中已经罕见的风湿性心脏病患病率在当地也极高。
　　“我也曾担心检测出这么多患有心脏病的孩子该怎么办？要知道平均每个人的全部住院费用在5万元以上，这是当地许多家庭难以负担的。”赵趣鸣说。事情的解决方案是：复旦儿科医院争取社会慈善力量支持，分批把孩子们接到上海，免费为他们进行手术。
　　11岁的小文就是今年被赵趣鸣检查出来的患儿。之前小文一直被诊断为“高血压”，但经过赵趣鸣的检查，小文被确诊为心脏重度主动脉缩窄。
　　2020年11月17日，爸爸带着小文从绿春出发，前往上海的复旦儿科医院。路上小文想了很多，他对手术非常恐惧。
　　事实上，很多绿春县到复旦儿科医院做心脏手术的孩子都有害怕的心理。医院特别配备了游戏辅导师，并且邀请社工，以游戏或讲座的形式科普心脏结构等知识，通过一些游戏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
　　11月30日，小文的手术顺利进行。往后，小文就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迄今，绿春县已有87个孩子在复旦儿科医院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儿科医院的医疗扶贫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做得更多更好，还要主动地去做更多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

把信念和规范留在帮扶地

　　援滇期间，孙松发现当地医生对一个儿童“扳机指”（过劳或受冷引起的无菌性炎症）的病例误诊了，这让他意识到了开展规范教学的重要性。
　　“首先，要教会他们认识病症，而不是单纯帮他们操刀手术。如果他们对病症完全没有概念的话，很容易误诊误治。”从制作PPT、教学、例会等多方面，孙松对当地医生进行了规范化的指导，定期召开例会，学习权威医学文章，要求医生们跟上业界发展的步伐。复旦儿科医院还组织当地医护人员到上海进修学习，目前已经接收10人次。
　　在没有上海援滇医生队伍时，綠春县人民医院很多医生救治体重较轻早产儿的能力比较弱。
　　复旦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蒋思远及团队到达绿春之后，成功救治了一个体重仅1.1 公斤的早产的“掌心宝宝”。她向当地的医生讲解临床操作，半年时间里，她们一同救治了8个1.5公斤以下的新生儿。这对当地儿科医生来说，不仅增加了对早产儿的救治经验，还增加了信心、责任心。
　　蒋思远观察到，绿春新生儿最主要的致死原因是窒息，当地医院在窒息复苏方面非常薄弱。她立即组织开展培训，每个星期用两个晚上的时间，一个人一个人地教，一个人一个人考试，要求每个人都要掌握救治技能。培训完成后的半年里，绿春县人民医院因新生儿窒息造成的死亡率为零。

　　当地的儿科医生都十分年轻，平均年龄都只有20-30岁。他们没有接受过新生儿科方面系统的训练，很多人甚至在犹豫是不是要继续做儿科医生。蒋思远鼓励当地的儿科医生：“儿科是有意义的，绿春20万人口中小朋友的健康，就掌握在你们这几位医生的手上。”
　　蒋思远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地医生很愿意学习，也很想实践。我觉得我们援滇医疗队留下知识或技术是有限的;能把他们心里的职业热情激发出来，能让年轻的医生们更有信心，才是最大的意义。”
　　目前正在复旦儿科医院进修的绿春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董铁勇说：“蒋老师等援滇老师教了我们许多知识，她们非常用心，有时候我们都下班回家了，她们办公室的灯还是亮着的。”
　　有些信念，不用言说也能深刻传达。“她们拼尽全力救治孩子时坚定的眼神，面对救治失败孩子时失落的样子，这些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很大。我感到这是对生命的敬畏。我之前遇到很小的孩子没有救活的情况，会觉得是因为硬件条件不好。但现在，我会想我是不是还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2020年12月，董铁勇为期半年进修期就要结束。虽有不舍、还想再多学习，但他也非常期待回去，因为“绿春的孩子需要我去救治，绿春的儿科医生等着我去分享”。
　　帮扶对象虽从彝良换到了绿春，且两县均已摘掉“贫困”的帽子，但“摘帽不摘帮扶”，复旦儿科医院对两地的医疗援助从未停止，将来也不会停止。黄国英表示：“我们希望辐射和带动全国各地的兄弟单位，形成一大批区域性医疗高地，带领全国儿科共同进步。这是复旦儿科医院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