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难以置信，我的亲人中没几个知道我写诗，更鲜有谁读过我的作品。当然，他们更不知道，在一个喧嚣的“身体”内居然藏着一颗沉寂的心。特别是当我在地下铁码着所谓的诗句时，整个隆隆的时代似乎对这个沉默不语的人选择了甩站。
　　这样一句话很容易将我与颓废或垮掉勾连起来。但恰恰相反，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我热爱花草，热爱阳光，热爱将雨水收集起来全部输往向日葵的土壤。不过，对自然的崇敬甚至皈依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疑问，我究竟是时间的私生子还是王，因为我常常陷入一种惶惑之中，时间辛辛苦苦生育了我们为什么一一抛弃，我们为何只是匆匆过客而非永久性居民。阿多尼斯曾经写到：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套用他的言辞，时间也是我的国度。某种意义上，我的作品中唯一且一直重复的主题确实就是时间及其引发的宿命。当然，我把时间视为一个统摄性概念，时间是自由、民主和权利。尽管米沃什指出，作者本人不是诗歌最好的解释者，但我不得不扮演起这个角色、肩负起这个责任，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生存、经历和死亡，包括我的欣戚，绝对是独一无二而非群体主义的，怎么可以指望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承担起你的悲欢离愁和不可逆转的败亡消失？在故事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中，我以“时间面前，人不是动物，而是植物”作为结束语。我是想说，动物的劫磨和植物的高贵都是脆弱的，你不得不接受命运给出的判决，那些滴着露珠的木槿花也是罪人，不然时间不会让它一岁一枯。如此也就罢了，当我们和植物一起化为尘埃，谁又会进入/在乎彼此的身体？
　　这样说来，时间就是岸。它承担着批判和救赎，而我们这些尘世的过客，若干年后将会以异体人的形式出现。由是，诗歌是我寻找答案的唯一方式，尽管答案是非实体的、具象的，且体现在过程之中。我隐约记得，里尔克曾说：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
　　诗人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生存。诗人借助语言展示自己的生存，构筑自己的灵魂，但生活体验和语言意志并不是诗人/诗歌的统治者，我想再重复一次，宰制诗人的就是时间。因为时间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超我的又是小我的，既是實践的又是体验的，诗人必须借助时间建造个人的生活，而时间的秘境非走向自己的内心不能获得——诗歌是一种自为和自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的神性。这个逻辑上，时间就是“元诗”。哈罗德·布鲁姆：“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诗歌是时间和人之间的媒介、桥梁：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时间在人体内的自然流淌。一双睁开又闭上的眼睛，一定比世界上所有“制造”的诗歌更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