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余年来悠长的岁月中，白居易的《长恨歌》获得了多少人们的喜爱，世世代代地被背诵和称赞着。这首诗里面有多少难以猜透却又值得索解的谜，不知道是否也曾引起过大家的注意。
　　《长恨歌》结尾时的那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真能唤起人们深深的同情与惋惜。一个失去了权力的衰老的帝王，独自蜷缩在秋风飒飒的寒夜里，聆听着宫殿前边一阵阵沉重的钟声，仰望着天空中颤抖的星辰，心窗里竟像被一把小刀宰割若似的疼痛不止，在难以忍受的煎熬中问，默默地呼唤着那个曾使自己心醉神迷的名字，眼前就浮荡出那张美丽、妩媚而又娇艳的脸庞——为什么竟如此匆促地生离死别，再也不能相逢和拥抱在一起了?心里埋藏着多少永远都无法消失的怨恨，沉甸甸地压住了这个日益变得脆弱的生命，到什么时候才会抵达迷茫和幽黯的尽头呢?曾有多少子民匍匐着崇拜他，曾有多少大臣虔诚地讴歌他，无限荣光和欢乐的往事，都已经崩塌和消逝了。早已度过了古稀之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心里翻滚着多少痛苦的回忆，他会想起自己最繁盛最荣耀最华靡的岁月吗?他会想起簇拥着自己巧笑谄媚的无数六宫粉黛吗?曾经跟那些数不清的女子搂抱、厮磨和欢爱在一起，却为什么就割舍不开地只怀念着这一个令人迷恋的美女?这实在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猜透的谜语。
　　《长恨歌》在描写杨玉环进宫的过程时，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她其实早已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了。怎么就鬼使神差地让李隆基与她邂逅了，刚出神地瞥了她一眼，就迷恋上这儿子的爱妃了，于是指派机灵和狡诈的宦官们去办妥了事情，先是移花接木地让她出家当了道士，然后再明目张胆地接到自己身边，满足了总在奔突和燃烧的情欲。唐玄宗已是五十余岁的老人，杨玉环却还刚满二十岁的青春年华，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儿，两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可以充当祖父与孙女的年龄差距，却这样如胶如漆地黏贴在一起。
　　从唐玄宗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方面来说，宠爱和占有国色天香般的美女，早已成为他淫荡的禀性；从杨玉环渴望着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方面来说，李珺恐怕是难以让自己很好实现这一点的，那么簇拥在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年迈的帝王身边，自然会衷心地觉得这真是何乐不为和有何不可的事情?
　　真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明眸皓齿和光彩照人的美女，跟英俊潇洒和风流倜傥的年轻男子，确实会相互地吸引起来。在几十个寒暑中充当着过来人的唐玄宗，对此自会有极端深切的体验，那么当他情欲骚动和专横恣肆地抢走杨玉环时，会牵挂自己这英俊的儿子吗?会担心他因为失去娇妻而忧伤和绝望吗?当李珺面临着这如同暴风雨般突然袭来的灾祸，他凄惶的心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这大概也永远是个无法解答之谜。不过唐玄宗立即给他另娶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补偿，多少还算得是个仁慈的父亲，比起自己听信宦官的谗言，残忍地屠杀另一个儿子李珺来，那真算得是天大的恩情了。
　　唐玄宗或许读过《诗·邺风》里的《新台》篇，那里曾猛烈地讥讽过春秋时代卫宣公的丑行，竟把儿子娶回的美丽姑娘掠夺过来，实在太可恶和可耻了。当唐玄宗偶或想起这个丑陋的掌故时，会稍稍地感到不安，会偷偷地责骂自己吗?作为一个曾经是精明能干的帝王来说，他是否熟悉自己祖父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制订的《永徽律》，是否思虑过其中可曾规定抢娶自己的儿媳，是一种应该惩罚的犯罪行为?这些偶或会在他胸膛里涌起的念头，自然也永远都成为无法解开的谜了。
　　任何一个专制王朝所颁布的法律文书，对于许许多多的统治者来说，当然都并无丝毫约束的效力，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而至高无上和万寿无疆的独裁君皇，当然更是可以荒淫无度，为所欲为，唐高宗不就是在自己的父亲唐太宗死后，把宫中的才人武则天先送去削发为尼，经过了这一番的掩人耳目之后，再召回自己的身边，堂而皇之地册封为昭仪。掌握了对于黎民百姓生杀予夺全部权力的独裁统治者，必然会不断地扩张自己藏匿在心中的无穷欲望，变得愈益的贪婪、狂热和癫疯起来，这样就必然会将自己人格中半丝善良的念头，都彻底地窒息和扼杀了，邪恶、残忍和暴虐的心肠，变成了支配他一切行为的原动力。
　　这些独裁者的行径不管有多么卑鄙与丑恶，总会有御用的文人们想出许多花言巧语来歌功颂德，将鲜艳和芬芳的花瓣点缀着他们污秽与血腥的身躯，而那些血迹斑斑和伤风败俗的劣行，却在威胁与恐吓所造成的缄默中间，被悄悄地遮盖和涂抹了，这就是所谓的“为尊者讳”。为什么跟白居易在一起撰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还明白地道出唐玄宗从他儿子的府邸中获得了杨玉环，而白居易却刻意地隐讳这一点，还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想取悦于谁呢?这似乎也是个永远都猜不透的谜了。
　　唐玄宗为了宠爱这妩媚、娇艳、聪明与狡黠的杨玉环，竟让她顽劣和无赖的堂兄杨国忠总揽朝政，于是在一派乌烟瘴气中间，贪赃枉法，上行下效，多少官吏们都打发着奢侈淫逸的日子；最倒霉的当然是哀哀无告的黎民百姓，连残羹冷炙都难以获得了，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是最为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像这样的统治肯定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于是就引起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叛乱的战火开始在北方的藩镇燃烧起来，多少无辜的子民们，于逃亡的路途中受尽了苦难。随着漫天烽火的急剧蔓延，最终连唐玄宗也只得带着杨玉环等人，在禁军的护卫底下逃离首都，半途中终于引起了祈求皇上赐死杨国忠兄妹的兵谏。杨国忠如此的祸国殃民，自然是罪不容诛，然而这柔婉而又风骚、妩媚而又泼辣、能歌而又善舞的杨玉环，只不过是迷惑了唐玄宗这颗眷恋美色的心灵。唐玄宗的罪孽无疑是远远地超过了自己宠爱的杨玉环，他如果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于禁卫军的将士们面前来一番下诏罪已的表演，应该是能够挽救杨玉环的生命的，然而在风声鹤唳和慌张逃命的危急气氛中，唐玄宗就立即舍弃了曾使自己心荡神迷的美女，往日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竟都变成了顺口胡扯和无需兑现的谎话。当死亡与灾难降落到头顶的时刻，才能够充分地考验出男女间的情爱是否可靠或忠贞。李商隐《马崽》诗中所说的“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从前后迥异的对比中揭示出唐玄宗的怯懦、自私和虚伪，犀利和深刻的眼光可以说是明显地超越了白居易。为了情欲的满足，他可以牺牲黎民百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又可以牺牲最宠爱的美女，独裁统治者必定会成为这样最自私的角色。
　　《长恨歌》结尾时所描摹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浪漫情节，根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驻跸骊山应当在冬春之际，而此时的长生殿 乃是祭祀天神的斋宫，怎么能曲叙儿女间的私情?陈寅恪以治学的极端谨严著称于世，为了确证唐玄宗并未于夏日去过骊山，肯定会查遍了浩如烟海的唐代典籍，然而一部历史中间隐瞒真相的事情不是常常发生的吗?至于说在神圣的祭坛旁边不该谈情说爱，方正的书生自然会恪守这古板的规矩，对于无法无天和为所欲为的君皇来说，则又是何足道哉的区区小事。
　　白居易刻意地描摹出唐玄宗暮年的孤独与寂寞，渲染着他对于杨玉环的无限思念，就很容易引起善良却又单纯的人们，淡忘了他残暴和荒淫的另一面，流淌出一掬同情的泪水来。无论是发生在专制帝王抑或平民百姓身上，种种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同样都会激荡着许多人的心弦。而当白居易跟陈鸿分头来描摹这宫闱中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他也不可能不想起自己生活中间出现过的一段爱情经历。当他刚度过精力充沛的而立之年时，竟爱上过一个十六岁的美女湘灵，匆匆分手之后还始终萦绕于怀，写过好几首怀念的诗篇，像其中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和“利剑斩断连理枝”，立即会使人想起《长恨歌》里相似的涛句来。用自己的心理和经历，去揣度笔下人物的内心冲突，这本来就是写诗和撰文的常情，不过有时候因为生活经历的差异过于悬殊，就难以十分贴切地写出某些生活的场景来，像用“孤灯挑尽未成眠”这句诗，来写唐玄宗暮年的孤苦伶仃，辗转反侧，应该说是颇有意境的。然而北宋学者邵博的《闻见后录》，却指出宫闱中终夜都点燃着蜡烛，庸玄宗决不会自己动手挑去燃尽的灯心，因此讥笑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如果让白居易也像他自己描摹的杨玉环那样，在海上仙山玲珑的楼阁中，读到了“临邛道士鸿都客”送去的这一册《闻见后录》，他会高昂着头辩解，抑或摇摆着手认可呢?这自然也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应验的谜了。
　　至于为什么陈鸿写作《长恨歌传》的动机，明确地表示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而一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却只是在整篇《长恨歌》中弥漫着忧伤和哀怨的气氛呢?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认为，“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如果真要让白居易来描摹唐玄宗忏悔和谴责自己的祸国殃民，他大概会变得诚惶诚恐和手足无措的，因为专制帝王早就被自己掌握的权力宠坏了，整个心灵已经被腐蚀得丧失了任何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想更贪婪地占有，只想更严酷地统治，只想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匍匐在地赞颂和崇拜他，怎么能够忏悔和谴责自己的罪行呢?对于这一点来说，白居易肯定不敢于也不善于去深入思索的罢。面临着这样的评论他是反对抑或赞同呢?这自然更是一个最值得去破译却无法破译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