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发生过一个偷油的故事。那是在1941年，江西省泰和县公路运输站有两个司机，一个叫李贱根，一个叫易经江，12月13日下午，他俩开着运输站的一辆卡车出门，中途在人烟稀少处停下，从油箱里偷出5加仑汽油。然后把这些汽油寄存到一家染布店里，准备过些日子偷偷卖掉，与染布店老板一起分赃。不巧的是，他们寄存汽油时粗心大意，被江西省警察总队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的一个巡逻警察发现了。当场抓捕，人赃俱获，立即送往警局收押。因为证据确凿，所以两人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作案经过。警局把案子移交当地法院，当地法院又向上峰请示，上峰批示道：“李贱根等身为公务人员，竟敢盗卖汽油，殊属不法，决遵照国防最高委员会最近核定公务人员盗卖军用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款，严办！”批示里提到的条例，具体内容是什么呢？1940年12月，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修订《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如下：“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克扣军饷者，二、建筑军工或购办军用品从中舞弊者，三、盗卖军用品者。”
　　由此推断，李贱根和易经江会被法院按照“盗卖军用品”的罪过，重则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轻则判处十年以上徒刑。我的天！仅仅是从单位卡车里偷了5加仑汽油而已。5加仑是多少？还不到20升（民国后期通行美制加仑），这么点儿汽油，按照现在的汽油价格，一百多块钱而已嘛，连立案标准都够不着，怎么能判徒刑甚至死刑呢？退一步讲，即使民国时代立法甚严，盗卖军用品应该重判，可那李贱根和易经江都属于江西省泰和县公路运输站的司机，他们并非军人，偷盗的也并非军用品啊！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一下历史背景。首先说明，汽油在民国时代是很贵的，比现在贵得多。1925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吴虞回成都老家，买了两桶洋油，每桶28斤，售价8块大洋。这里的“洋油”，指的是煤油，在电灯尚未普及的年代，老百姓用它点灯。吴虞在买煤油的时候，又问了问汽油的价格。店主告诉他，汽油比煤油贵三成。我们算算这笔账：煤油每桶28斤，卖8块大洋，说明每斤售价大约是大洋3角；汽油比煤油贵三成，说明汽油每斤售价大约是大洋4角。当时吴虞在北大教书，月薪260块大洋，一个月工资可以购买600多斤汽油，假如他开车，还是加得起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民国前期的大学教授简直是豪富阶层，他们的收入可比平民百姓高多了。吴虞家两个保姆，每月工钱只有两块大洋。鲁迅在北京居住时也雇过几个保姆，每月工钱也是两块大洋。骆驼祥子在北京拉人力车，最勤奋时一年才能积攒60块大洋。郁达夫1923年写《春风沉醉的晚上》，文中提到一个在上海卷烟厂工作的女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月薪只有9块大洋。这些劳工阶层一天的收入，无论如何都不够加一斤汽油。
　　汽油为何这么贵呢？因为那时候中国不产油。煤油也好，汽油也罢，都要从国外进口。从北京到上海，从天津到广州，所有城市售卖的汽油，都是外国牌子，用铅皮桶分装，论斤或者论加仑出售。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军车要用汽油，战机要用汽油，运送士兵和军用物资的卡车要用汽油（民国卡车以汽油车居多，柴油车比较少见），汽油非常紧缺，所以更加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呢？1948年2月的《运输周刊》如此描述上海市面上的汽油价格：“在玻璃柜里，一小瓶眼药水瓶大的玻璃瓶里的汽油，作灌入打火机用的，原本是一万元，现今是三万元。……昨日每加仑的汽油是售价六十万元。”此时中国通行法币，法币是越到后来越贬值，但是再贬值的钱也是钱。1948年2月9日，上海米价在100万元一石上下浮动。民国后期的“石”是标准容量单位，一石大米标重80公斤。80公斤大米卖100万元，一加仑汽油卖60万元，说明要用大约50公斤大米才能换一加仑汽油。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使你特别有钱，再贵的汽油都不嫌贵，也未必加得到，因为汽油稀缺到了极点。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产油了，甘肃玉门、陕北延长、四川自流井，都有了油田。但产量太低，1932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只有42000加仑，1946年增加到505万加仑。而据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估算，1941年仅军用汽油就需要3900万加仑，即使把那点儿国产石油全部炼化成汽油，也不能满足军需的零头。汽油不够怎么办？只能进口。可是，中国最缺油的时期恰恰是全世界都缺油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消耗巨量汽油，战后的经济建设要消耗巨量汽油。从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会儿起，原本向中国出口汽油的美国就扎紧了口袋，除了偶尔援助一点儿汽油，再也不卖汽油了。故此，在不能开源的艰难环境下，中国必须拼了命地节流。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提出一个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这个口号前半句是号召青年参军抗日，后半句是号召国民节约汽油。同一时期，共产党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通过“关税”来管控汽油。据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制定的政策：“凡是我们所必需且刚刚可以自给自足的东西”，包括汽油，“绝对禁止出境。”“凡是我们急需的物品”，包括汽油，“可以免稅入境。”可见，不管是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共产党根据地，汽油都是至关重要的宝贝疙瘩。
　　1931年，沈从文写《记胡也频》一文，回忆他在北京与丁玲和胡也频的租房生活，提到用“汽油炉子”做饭。那是抗战前的事情，假如在抗战期间或者在抗战后，就算有汽油炉子，也不会有汽油。1937年10月，时为抗战后方重镇的重庆出台了《汽油统制办法》，与美孚、德士古、亚细亚、光华等汽油产销企业签订合约，将所有汽油交给“中央信托局”统一采购，严禁私自售卖。任何人与任何单位想加汽油，必须向政府申请，经审查确系军用，或系公用事业急用，才能领到一张写有加油指标的“购油许可证”，到指定地点购买汽油。这张许可证每月换发一次，如果无证买油，或者买油超标，一律按盗卖军用品论罪。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汽油的管控更是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以上海为例，原有百余处加油站，砍削到52处，并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由“中国石油公司油料分配委员会”供油。甲等加油站每天供油900加仑，乙等加油站每天供油700加仑，丙等加油站每天供油200加仑。市民与民营企业加油，需要申领“配给卡”，而卡上标注的每月加油指标通常在20加仑以下。20加仑是什么概念？现在开一辆大排量轿车绕着广州城转两圈，这点儿油就用完了。用完如果再加，对不起，等下个月再去申领新的配给卡。
　　1948年7月5日，上海市政府在全市张贴布告：“凡第一次加油量超过规定数额者，于下次换发购油证时照数扣除。”“如第二次查得再有超过数额时，由公用局视其情节轻重，予以一至三个月扣发购油证之处分。”“如第三次查得仍有超过规定数额者，永远扣发其购油证。”“凡加油站人员售给汽车用油，如有超过购油证上规定数额，或对于无证车主通融售油者，由汽油分配委员会令饬公用局严加惩处。”这些条例主要是针对货运公司、客运公司等民营企业制定的，与私家车主无关。倒不是说私家车主可以网开一面，而是说此时私家车已经完全没有了申领配给卡的资格——公用事业用油如此紧张，私家车就只好停驶了。《新民报》主笔张慧剑在抗战胜利后著有《辰子说林》一书，其中有“马拖汽车”条目：“上海油竭，汽车坐废者以数万计，最近乃有人试行马拖汽车，拆去前部引擎，或更去蓬顶，减车重，以马曳之，疾行于光滑之沥青路上，速度约为每六分钟一公里。”公用汽车倒是具备加油资格，不过加油站的汽油存量太少，大家不得不长期排队。《新民报》记者万一峰采访上海四川北路的一个乙等加油站，站长指着200多米长的卡车队伍说：“这还是昨天来排队的，要明天才能有油轮到他们呢！”
　　所以在1948年9月，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等五个省市的39家长途汽车公司集体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呼吁提高汽油配额，降低汽油价格。但是官方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难处之外，没有丝毫解决办法，无论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不可能迅速增加汽油供应。说到这里，相信读者诸君都已明白，为什么抗战时那两个司机仅仅偷了5加仑的汽油，就会被判处重刑了。
　　正是由于汽油十分紧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都在不断研制替代汽油的燃料，以及研制替代汽油车的“新能源”汽车。如今翻看民国报纸，常能读到某某机构或某某工程师发明煤炭车、木炭车、酒精车、桐油车、豆油车、沼气车的消息。现代人推广新能源，是为了环保；那时候发明“新能源”，是因为缺油。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仍是不折不扣的贫油国，汽油仍然十分紧缺，驮着煤气包、拖着木炭发生炉、冒着滚滚黑烟的木炭卡车和煤气公交车，仍然在城市街头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