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书法，自九岁临池，迄今四十八年。若说有心得，首先是兴趣在此。恩师元白夫子大人尝言：读书人会写字是应该的，但写好似乎也难。人或以为我能持久，然自我的感受，不过感觉其中有大乐趣而难舍笔砚，所以也就坚持下来并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诚所谓“乐此不疲”而已，岂有他哉？其次，似应是无功利之心。我九岁学书，蒙童小子，自然不知功利为何物。稍长，知读书可以糊口养家，而于书法则纯为其艺术美感所吸引，浑然不知有功利在其中。日日临池，心追手摹，思齐先贤，神交古人，每有所悟，即颔首为乐，而人不知其所以。每每忘乎寒暑凉热，往往纸不尽力不竭即不能止。当其时也，所心仪者，古之大家名帖而已。最敬仰之时人，则莫过于恩师启功先生。从我最初接触到先生的书法作品开始，先生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这块微不足道的铁屑。因这铁屑资质太劣且距离太远，以至于历十二年才被吸附到先生身边。那已经是1992年，此后直到2005年，“铁屑”就一直被吸附在“磁石”上，岂有“功利”可言哉？心得之三，则是写字需读书。写字被称为书法，即谓“书写有法度”之意也，故“书法”本身已经有关于“法度”之学问。倘称其为“艺术”，由“技法“而进乎“道”，则人生之大哲学又尽在其中矣。前人所谓“学立道通直然贞素，圆行方止聊以从容”，做人如此，书法之道何尝不然？个中玄妙岂可尽道哉？期许此生，付之砚田，志和不敏，唯愿学焉。
　　书学史上有所谓“晋韵唐法”，实因晋人以高度自由之精神与超越古人之创新，为书法开出新生面，立下新规矩。而唐代诸家，正是看到了这种新规矩，遂将其概括为法度而表现之。唐人于法度之内而能够各具面目者，楷书不过初唐之欧、虞、褚、薛，盛、中唐时期之颜、柳数人而已。唐人行书，实无人能及二王之境界，李邕以魏碑之笔法结构作行书，格虽不鄙，以艺术境界论，仅能望二王之项背。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偶抒至情，信笔所书成一时绝唱，人称天下第二行书者，仍在王羲之之下也。僧怀仁集王羲之书为《圣教序》，蔚为奇观，足证唐代行书实无过于此者。至于草书，今所得见者，唯孙过庭、贺知章得承二王之余绪。张癫狂素以精神胜，别具一番风采。唐代书风之盛，得益于帝王倡导，又承接二王诸家，故于楷书及草书有大家卓然出世，又为后世立下规矩。因彼时印刷无术，名家书法每以碑刻流传。然碑刻之字不仅是书家之艺术，实又加进刻工之审美与刀刻技艺，后人观之如人之“剪影”，不得见其眉目神情矣。宋人学唐楷已无从下手，故而为避呆板而多作行书，苏、黄、米、蔡诸家莫不如此。至于元朝，赵松雪以宋皇室之胄不得已而仕元，天资超迈而精神无所寄托，终生以诗书画自娱，师法晋唐而有大成就，以擅长楷书和行书卓然成家，笼罩明清两代而为典范。明代书法守成而已。清代书法求变而已，远不及晋唐之书法者，时代使然也。
　　约而言之，晋代书法以二王为高标，其真迹如《兰亭禊帖》、草书《十七帖》《万岁通天帖》等流传至唐代，唐人尚能领略书圣墨迹要妙而得其法度，各自成家。唐人书法以碑版传后世，宋人已不能得楷书之笔法，唯以行书争一时之长。至于元，赵孟頫独得晋唐书法之真髓，为楷书开一新面目。明清诸家不能与之比肩矣。书法之难，于斯可见。
　　余独喜写楷书，四十一年间，大体临写过晋唐以至于明代之十二家楷帖，计有二王、智永、初唐四家、颜、柳，钟绍京，元代赵孟頫和明代文徵明。初以柳体学其法度，继以颜体练习悬肘，再以欧体悟其规矩，复次学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之洒脱、虞世南之散淡、褚遂良之灵动、赵孟頫之雍容、文徵明之精严。至于临池之法，或临小楷如大楷，或缩大楷如小楷，或临刻帖如墨迹，反反复复，无休无止。至近年，始学写王羲之小楷数种，方悟出楷书之结构与笔法皆有定则而运用之妙全在于变化。至此，诸家之所谓“体段”尽皆化去，以我手写我心，法度自在其中矣。
　　余于行书，初学恩师启功先生，迨入门执弟子礼，先生乃以至公之心，严正告余，必学古人而后方可自立门户。遂转而学《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十佘年间，费尽气力，形似亦不可得，每每为之浩叹。乃又写楷，常以为行书之难写，实在楷书之上。至去年，偶然捡出《圣教序》再临写之，窃喜稍有可观矣。又临王羲之草书帖亦稍如意。始知行草书不必专学，但能写楷，行草不为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