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尾将至，尽管就政治而言，巴黎遭遇了恐怖袭击、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战机以及大量难民持续涌入欧洲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级，但经济局势似乎较为明朗。从纽约9·11事件到巴黎袭击，反恐战争不断扩大，欧洲消费者信心很可能受到打击，进一步抑制了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
　　2015年11月早些时候，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在旧金山发表“转型中的新兴亚洲”的讲话。他的观点异常乐观，逻辑清晰。他指出，亚洲经济增速虽然放慢，但仍相当惊人。亚洲的增长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高速增长后减速至中等水平，等经济逐渐成熟，又进入缓慢增长或滞胀阶段，就像日本一样。
　　费希尔指出了两个主要因素：贸易和人口。亚洲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是出口驱动的制造业崛起，这打造出了亚洲的全球供应链。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进口减少，不过中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抵消了部分影响。
　　中国这一轮投资拉动的增长一结束，商品价格就迅速回落;如今，不仅发达经济体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下降，这意味着全球总需求不足，制造业和商品生产产能过剩。虽然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但全球经济增速仍然缓慢，有陷入长期滞胀的危险。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即便在全球出口普遍起飞的情况下，东亚也依然凭借其大量年轻劳动力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但东亚的发达经济体与欧洲一样，正慢慢步入老龄化。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显示，这一趋势非常惊人。
　　日本和德国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47岁和46岁，到2030年，近1/3人口将超过65岁，届时，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也将有1/4人口在65岁以上。中国和美国的人口构成类似，年龄中位数为37岁和38岁，但到2030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1%，中国为17%。
　　另一方面，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仍有发展潜力，年龄中位数不超过29岁;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也不到10%。如果有恰当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这些人口大国的年经济增速将有可能超过5%，特别是印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5%。
　　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新兴人口大国的增长潜力。印度和中国人口数量接近，但GDP总量目前是2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5。当菲律宾和越南（人口分别为1亿和9100万）人均收入接近马来西亚时，两国经济体量将超过1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新加坡或香港的3倍。同样，印尼经济总量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国。
　　影响市场的因素之一是利率。利率目前仍处于历史低点。美联储或许想要将利率调整到正常水平，但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仍倾向于量化宽松。新兴市场的利率和企业借贷利率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上涨，这在短期内将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人口大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很多领域开展改革，包括投资基础设施、为劳动人口提供培训、解决结构性缺陷等。即便更多的贸易机会不断出现，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也得通过外部压力来推动改革，如加入TPP。
　　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小。每个国家都存在各自的障碍，比如劳动法和土地法过时，比如腐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少必要基础设施等。很多国家做生意的成本仍然太高，很难进行有效竞争。有些国家，国内大企业拒绝外来跨国公司的竞争，即使后者能带来新的技术知识和新市场。同时，一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抗拒新的机器人技术以及劳动力和资源集约型技术。
　　所有这些风险因素会催生全球长期滞胀陷阱，就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那时没有哪个政府能单枪匹马拯救世界。
　　今天的美国也无法带领大家走出泥淖。虽然美国经济在复苏，但硬件进口减少，国内服务业消费增加。因此，即使新兴市场降低汇率保护了自己的贸易优势，但美元汇率上升可能在未来产生麻烦，因为美国贸易赤字不能无限扩大。
　　亚洲国家要如何摆脱长期滞胀？
　　答案是改革的意愿：改变目前对进口、借贷和制造业或资源掠夺的过度依赖。只有破釜沉舟才能摆脱现在的L型滞胀，实现J型经济复苏。
　　领导人知道，影响各种既得利益的改革是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一种选择。评论家纷纷指责缺乏改革领导力。
　　这种过渡时期，领导力意味着勇气和意愿。唯一的问题在于，改革往往拿别人开刀，而且需要改革者做好终结自身政治生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