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唱戏的。我的工龄正巧与共和国同龄,60年。今年过中秋我就68岁了,我9岁登台,那时叫九龄童。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是中华民国。四川解放比较迟,到我们小地方内江,差不多已经1950年了。新政权建立的一刻,我们戏子饱含热泪。
　　我把我的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我的坎坷岁月,时代的坎坷造就了个人的坎坷,我和共和国同甘共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作我的人生分界线,自此我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做了些想做的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魏明伦。
　　后30年,是我的辉煌岁月,虽然我与共和国几近同龄,但真正的生命在后30年。
　　而关于以后40年,我能看到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总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进一步扩大民主和法制,更多遵照《宪法》来施政。如果《宪法》精神不得到充分执行,那么民主也有限。原来我们以为民主是手段,其实是不对的,民主是目的,要在《宪法》的框架内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实现了一部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对我们的未来比较悲观。如果单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仍要看到,世界巨变以后,形成了一种“高科技低人文”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我总结的是“高经济低道德”。
　　我们从“文革”一步跨入市场经济,这其中有巨大的落差。1980年代是我最喜欢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可是1990年代以后,是物欲、人欲横流的时代。
　　如果1980年代还是个有点儿文化的时代,现在则是个娱乐的时代。就像我们从剧场时代进入电视时代又进入到电脑时代,这是时代病。如今对于高科技的普遍追求,是前所未有的,而带来的问题却从不被人关注。
　　我最近写了一篇《岳阳楼新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要继承。但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忧虑的要比范仲淹更多,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范那个时代没有遇到的。那时所指的天下仅仅是九州,而如今天下是全人类。现在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劫难,环境改变,生态污染,能源枯竭。这已经不是中国所特有,是全世界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一会儿“甲流”,一会儿海啸,自然环境在受到破坏,我们既在高科技的光环下建设这个世界,又在不断地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对此负责,有时候我真不敢想象2049年我们周围的环境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尤其是我们民族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的文化面临危机,或者说不能与其地位相称。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飙升,它独特的文化也应该被凸显,而如今我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在凋零。比如我们的文字,历经几千年,不应该完全被电脑代替。现在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人连字都不会写,无法想象。
　　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文化是绝对不能一体化的。如何保持自己国家文化的特色,这是后40年最让我担心的问题。
　　我做了半辈子戏,眼睁睁看着国粹——中国戏剧,不断被边缘。为此我们找了很多原因,也做了许多改进,仍然是台上冷清,台下冷清,最终才发现这是个综合原因。因为受众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与我们的传统割裂了。比如戏曲和词赋,已经没有年轻人喜欢了。而他们对于港台和西方来的流行音乐却有了天然的亲近。
　　这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代人可以改变的,我希望今后40年可以逐渐调整到合理的状态。以前政治挂帅时把很多东西丢掉了,现在进入娱乐化时代,却以娱乐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我前30年反对政治挂帅,现在更反对娱乐挂帅。
　　我希望以后这40年,我们能够回归到最起码的审美。
　　再过40年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我寄语后一代,希望他们能在天地之间,天人合一,和谐、自然地与环境生存。
　　魏明伦 1941年出生,四川内江人,当代著名戏剧家。
　　1950年,魏明伦参加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从此再未离开戏剧道路。这个自幼失学的作家创作的《易胆大》与《潘金莲》破了先例,竟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人称“连中三元”。一系列的成就,也让魏明伦有了“巴蜀鬼才”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