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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体的商业生态，往往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香港、大陆、海外华人商业群，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缺乏制度保障下的自我保护和投机取巧，早已根植。
早在1994年，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开始关注那些数目众多、规模中等的海外华人企业。它们销售通常在数亿美元，经营遍及世界。据估计，全球约有上千家这种华人家族企业，海外总投资额那时就在2万亿美元以上，已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总投资额。
按德鲁克分析，海外华人公司的特征是家族式管理，看起来或许与其他跨国公司并无差别，却是实质地不同。如果说日本人的成功在于把现代企业经营成一个家庭，那中国人的成功就是用现代企业方式来经营家庭。在公司内部，创始人的话是法律，但他的决策都是以家族利益为重。公司内部凝聚力不是来自于股权或合同的约束力，而是家族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
然而，德鲁克对海外华人公司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只有了解这种商业的历史背景，才会对他们今天的存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专制王朝下的生存法则
大一统中央王朝主导了中国大历史。在极权体制下，除了皇帝，其他所有人都一半主子，一半奴才。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位高权重，在主子面前都得谨小慎微，是强大体制之下的弱势者。
当制度不能给予个人保护，弱者的生存法则也就至关重要。所以，西方文化强调竞争策略，中国人却是谋略、心机、取巧、察言观色、以柔克刚、见风使舵等。清末的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而那时的他愈加小心，自行裁减湘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的数千封家书，大多在教诲家人如何低调做人。这种强烈的个人保护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是没有的。
专制之下必为等级社会。中国自称为“礼仪之邦”，然“礼”是为限定人与人问的关系，是“内外有别，上下有别”，等级森严。
历史上的欧洲政治上一直处于分散状态，也就有竞争存在，而个人也有能待价而沽的机会，也就更有对个人的尊重。所以西方人的“礼”是礼貌，是基于平等观念。这可能来自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教义强调人与人在上帝之前的平等；其次，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普及了人文精神。所以，西方社会是以人的平等为基础。
“重本抑末”的历史影子
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是以“重本抑末”为基本国策，其要义是扶植农业，打击工商业。“商鞅变法”为正式开端。由政府强化对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限制工商业发展，以农战为本，以农养战，助秦国统一中国。秦亡后，汉高祖刘邦也采取一系列抑商措施，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以困辱之”的规定。昭帝年间的《盐铁论》为官商经济正名，强调国家垄断商业经营，不仅提供国家财政收入，兼可“排富商大贾”，抑制土地兼并掠夺，以“使民务本、不营于末”，达到“建本抑末”的社会效果。从此，贱商、抑商、打击私营工商业成为主流。
甚至共和国成立后也继承了“重本抑末”传统，从“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的群众运动；从取消农民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到打击农副产品的自由贸易。无不一次次再现历史的影子。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商人可以有钱但却没社会地位，并成为政治势力的打击对象，这就激励他们去寻求社会安全感。马克思提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因为资本家赚钱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们不断地把利润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可这不是中国商人的特好，他们赚了钱要去买地。因为在重农的社会，地主是有社会地位的绅士，成为地主也就改变身份，增加了安全感。
此外，商人更积极地在体制内寻求保护伞，也就是通常所看到的官商勾结。在中国历史上，卖官古来有之，西汉的晁错就提议：“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明清年间有捐纳监生，就是捐钱而获学历，那是堂而皇之的。细想一下，要有官爵买卖，首先得有既能拿出钱且又愿意出钱的买主。可因为有中国那种抑商环境，造就了源源不断的买方需求。
华人经济特征
所以，华人的商业实体，从海外华人经济，到大陆民营企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体现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和西方的商业理念截然不同。如今，这种文化的弊端只是集中在香港企业身上发生了。
第一，不依赖制度，体制外寻找出路。
纽约唐人街开着不计其数的中餐馆，与美国同行有一重大差别：只收现金，或极不鼓励信用卡消费——因为只有现金收款才没有纪录，有利于生意上的逃税漏税。一些华人企业雇工时，也往往以现金支付工资，那也是为了逃税漏税。
西方文化强调制度化运作，所以国家、企业、学校的经营都有制度可循，其优势在于减少了风险和个人因素等不可确定性的影响。然而，制度的运用是有成本发生，也就是西方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而中国人习惯于去钻制度的空子，寻求克服制度的约束。这样减少了制度束缚力，也就减少了运用制度的成本，从而中国企业往往拥有成本优势。所以中国制造能够打败其他竞争对手，但是，制度外的运作也带有风险。
第二，财产权难延续。
西方的法制社会，是在法律体系的延续和完善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民众习惯于在体制内解决矛盾，且也有规可循。所以，财产的继承和分割都比较容易进行，在冲突出现时也有现成的法律体系去解决问题。传媒大王默多克与邓文迪结合，而与前妻安娜离婚，随着邓女儿的出生也发生了财产纠纷，但这一冲突在现有法律体系内能较容易地解决。可这样的法制体系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所以在王永庆、龚如心、霍英东之后都会爆发争产之风暴，且历日旷久，既有巨额法律费用发生，也带来负面的社会舆论影响。
第三，家族式经营，有优势难创新。
华人企业中的等级概念强烈。而且，不仅是家族企业，其他众多中国公司，往往都是任人唯亲，在职务任命和晋升时血缘和裙带关系极为重要，这种企业文化的优势是公司高管的忠诚度和内部凝聚力。相比较，西方企业更强调任人唯贤，以业绩为评估和晋级指标，这样的企业更利于吸引人才。若是要做一权衡，哪一种企业结构更有优势呢?
难有显然的结论。在那些如零售、制造等传统行业，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更为重要，那中国家族式的管理或许表现出更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在如高科技等更借重创新去竞争的行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对企业发展更为至关重要，那里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或许更有优势——我们再看中国和美国公司各自具主导地位的行业，对这样的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寻求官商勾结的途径。
数年前，小布什寻求连任，面对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其中有索罗斯，他也发了狠，说我倾家荡产，也要把布什拉下马。他是以自己的强大财力去支持布什的对手约翰·科里。但不幸的，布什又一次当选。如果是在中国那样的环境，索罗斯将会是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呢……可索罗斯是住在美国，还是好好地活着。
那我们也就明白了，制度不完善、政府官员权力不受制约，也就为官商勾结奠定了基础。那么，从商者会去寻求保护伞，而当权者也以手中权力去寻租，也就是官商勾结的温床——要以个人力量永远地去抵制利益诱惑是极度困难的。
早在1994年，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开始关注那些数目众多、规模中等的海外华人企业。它们销售通常在数亿美元，经营遍及世界。据估计，全球约有上千家这种华人家族企业，海外总投资额那时就在2万亿美元以上，已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总投资额。
按德鲁克分析，海外华人公司的特征是家族式管理，看起来或许与其他跨国公司并无差别，却是实质地不同。如果说日本人的成功在于把现代企业经营成一个家庭，那中国人的成功就是用现代企业方式来经营家庭。在公司内部，创始人的话是法律，但他的决策都是以家族利益为重。公司内部凝聚力不是来自于股权或合同的约束力，而是家族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
然而，德鲁克对海外华人公司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只有了解这种商业的历史背景，才会对他们今天的存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专制王朝下的生存法则
大一统中央王朝主导了中国大历史。在极权体制下，除了皇帝，其他所有人都一半主子，一半奴才。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位高权重，在主子面前都得谨小慎微，是强大体制之下的弱势者。
当制度不能给予个人保护，弱者的生存法则也就至关重要。所以，西方文化强调竞争策略，中国人却是谋略、心机、取巧、察言观色、以柔克刚、见风使舵等。清末的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而那时的他愈加小心，自行裁减湘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的数千封家书，大多在教诲家人如何低调做人。这种强烈的个人保护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是没有的。
专制之下必为等级社会。中国自称为“礼仪之邦”，然“礼”是为限定人与人问的关系，是“内外有别，上下有别”，等级森严。
历史上的欧洲政治上一直处于分散状态，也就有竞争存在，而个人也有能待价而沽的机会，也就更有对个人的尊重。所以西方人的“礼”是礼貌，是基于平等观念。这可能来自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教义强调人与人在上帝之前的平等；其次，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普及了人文精神。所以，西方社会是以人的平等为基础。
“重本抑末”的历史影子
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是以“重本抑末”为基本国策，其要义是扶植农业，打击工商业。“商鞅变法”为正式开端。由政府强化对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限制工商业发展，以农战为本，以农养战，助秦国统一中国。秦亡后，汉高祖刘邦也采取一系列抑商措施，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以困辱之”的规定。昭帝年间的《盐铁论》为官商经济正名，强调国家垄断商业经营，不仅提供国家财政收入，兼可“排富商大贾”，抑制土地兼并掠夺，以“使民务本、不营于末”，达到“建本抑末”的社会效果。从此，贱商、抑商、打击私营工商业成为主流。
甚至共和国成立后也继承了“重本抑末”传统，从“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的群众运动；从取消农民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到打击农副产品的自由贸易。无不一次次再现历史的影子。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商人可以有钱但却没社会地位，并成为政治势力的打击对象，这就激励他们去寻求社会安全感。马克思提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因为资本家赚钱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们不断地把利润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可这不是中国商人的特好，他们赚了钱要去买地。因为在重农的社会，地主是有社会地位的绅士，成为地主也就改变身份，增加了安全感。
此外，商人更积极地在体制内寻求保护伞，也就是通常所看到的官商勾结。在中国历史上，卖官古来有之，西汉的晁错就提议：“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明清年间有捐纳监生，就是捐钱而获学历，那是堂而皇之的。细想一下，要有官爵买卖，首先得有既能拿出钱且又愿意出钱的买主。可因为有中国那种抑商环境，造就了源源不断的买方需求。
华人经济特征
所以，华人的商业实体，从海外华人经济，到大陆民营企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体现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和西方的商业理念截然不同。如今，这种文化的弊端只是集中在香港企业身上发生了。
第一，不依赖制度，体制外寻找出路。
纽约唐人街开着不计其数的中餐馆，与美国同行有一重大差别：只收现金，或极不鼓励信用卡消费——因为只有现金收款才没有纪录，有利于生意上的逃税漏税。一些华人企业雇工时，也往往以现金支付工资，那也是为了逃税漏税。
西方文化强调制度化运作，所以国家、企业、学校的经营都有制度可循，其优势在于减少了风险和个人因素等不可确定性的影响。然而，制度的运用是有成本发生，也就是西方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而中国人习惯于去钻制度的空子，寻求克服制度的约束。这样减少了制度束缚力，也就减少了运用制度的成本，从而中国企业往往拥有成本优势。所以中国制造能够打败其他竞争对手，但是，制度外的运作也带有风险。
第二，财产权难延续。
西方的法制社会，是在法律体系的延续和完善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民众习惯于在体制内解决矛盾，且也有规可循。所以，财产的继承和分割都比较容易进行，在冲突出现时也有现成的法律体系去解决问题。传媒大王默多克与邓文迪结合，而与前妻安娜离婚，随着邓女儿的出生也发生了财产纠纷，但这一冲突在现有法律体系内能较容易地解决。可这样的法制体系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所以在王永庆、龚如心、霍英东之后都会爆发争产之风暴，且历日旷久，既有巨额法律费用发生，也带来负面的社会舆论影响。
第三，家族式经营，有优势难创新。
华人企业中的等级概念强烈。而且，不仅是家族企业，其他众多中国公司，往往都是任人唯亲，在职务任命和晋升时血缘和裙带关系极为重要，这种企业文化的优势是公司高管的忠诚度和内部凝聚力。相比较，西方企业更强调任人唯贤，以业绩为评估和晋级指标，这样的企业更利于吸引人才。若是要做一权衡，哪一种企业结构更有优势呢?
难有显然的结论。在那些如零售、制造等传统行业，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更为重要，那中国家族式的管理或许表现出更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在如高科技等更借重创新去竞争的行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对企业发展更为至关重要，那里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或许更有优势——我们再看中国和美国公司各自具主导地位的行业，对这样的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寻求官商勾结的途径。
数年前，小布什寻求连任，面对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其中有索罗斯，他也发了狠，说我倾家荡产，也要把布什拉下马。他是以自己的强大财力去支持布什的对手约翰·科里。但不幸的，布什又一次当选。如果是在中国那样的环境，索罗斯将会是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呢……可索罗斯是住在美国，还是好好地活着。
那我们也就明白了，制度不完善、政府官员权力不受制约，也就为官商勾结奠定了基础。那么，从商者会去寻求保护伞，而当权者也以手中权力去寻租，也就是官商勾结的温床——要以个人力量永远地去抵制利益诱惑是极度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