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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法兰西七月王朝国力蒸蒸日上，但社会安定和谐的外表下潜流涌动。众议员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29日在议会中的发言忧心如焚，“你们没有以本能的直觉感到欧洲大地又在颤动吗？你们没有感觉到……一股革命风暴正在欧洲刮起吗？这股风暴不知起于何处，刮往何方，也不知它会将谁刮走。”
托克维尔的危言受到了嘲笑。这嘲笑不无道理。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七月王朝自1830年建立以来，已使法国重获大国地位，掌权者惑于纸醉金迷的社会外表，难免自得。虽然他们偶尔也听到因过高的财产门槛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产阶级发出抗议，却相信经济的发展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时任首相基佐——托克维尔曾就读于其门下——对抗议者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那时你会成为选民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复辟王朝时期勇敢的斗士，此时已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他殚精竭虑地操心法国政治，压制自由派反对政府的言行，一如早年压制他的诸位复辟王朝大臣所为。
在托克维尔发言后不到一个月的2月22日，革命爆发，仅用三天时间，七月王朝落幕。
孤独思想者
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相反，他相信法国已从浑浑噩噩中猛醒，将再造伟大。
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民议会议员，热情参与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然而2月的革命只是摧垮了一个王朝，并未解决法国深重的社会问题。6月法国再次发生革命，旋即被镇压，嗣后上台担任总统者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托克维尔痛苦地看到专制的力量在回潮，大势所趋让他倍感无力。
虽然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外交部长，但素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托克维尔并无欣喜。1851年底，拿破仑三世意图称帝，作为反对派的托克维尔遭到扣押。
这很可能意味着托克维尔政治生命的结束，但他却如释重负，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自己从未像被扣押时那般满意。也许是托克维尔终于在多年的“立功”还是“立言”纠结中解脱出来，对于时代、对于政治的彻底失望，反倒使他可以笑对一切。
获释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潜心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此时，因革命而仓惶下台的基佐，也正隐居乡间研究英国革命史。这对殊途同归的师生，都要在对历史的沉思中发出比议会讲坛上更为响亮的声音。
不过，托克维尔的孤单感亦由此更深。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际，他无奈地对妻子预言该书的命运，“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只是其人数屈指可数。”
果然，书出版后短暂热销了一段，随即遭受冷落。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近年成为显学。人们重又开始惊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引领下思考贵族与民主、自由与平等间的关系。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年限：革命的进程总是在动荡和反复中背离目标。
在孚雷看来，直到1876年至1877年，共和主义者战胜王党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使得法国有了适合于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体，既确保了公民平等，又确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终结。
在孚雷所划定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容易体会到，眼睁睁看着时代大势向自己所预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呐喊却不为世人所解的托克维尔，面对着一个时而动荡、时而压抑的法国，会是何种孤独的心境。托克维尔的孤独，在于他身处喧嚣贪婪的时代，仍持守对自由的深爱。这种深爱源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德性，源于对独立、崇高与尊严的执著。
他看到民主制度是人类必不可免的未来，但无法容忍这种未来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他渴盼参与一种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却总被一只无所不在的巨手抛弄，身不由己。最终他只得退到一个能够任由自己驰骋的世界，将他对自由的理解、对这只巨手的批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世知音。
贵族精神
要说清楚托克维尔的呐喊与批判，我们就不得不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仔细解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实在是因为我们对那段看似熟悉的历史太过陌生。
说到法国大革命，不少国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场“推翻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亦即“旧制度”；而“大革命”则推翻了国王，建立了新制度。
“封建专制”是个有误导性的概念。实际上，封建的就必然不是专制的，它是对专制的一种制衡；专制的就一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对封建的一种压制。所谓封建，是指名为君主属下，实则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贵族，他们自行其是，甚至时不时地反抗君主的统一之努力的一种制度。大贵族向下也会分封自己的封臣，但一方面次级封臣和大贵族之间也可能存在虚与委蛇的态度；另一方面次级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领主的义务，而无效忠国王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要专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离破碎。所谓的专制——严格说来应该叫做绝对君主制——则是国王想方设法削平独立贵族，令其俯首贴耳，由直属于国王的一整套行政官僚体系取代有极强独立性的贵族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地位，依照国王所颁布的法令，治理整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是革命能够发动的前提。
可见，所谓封建制，意味着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教士、贵族（君主是第一贵族）、平民这样一种差序等级制度，固化了人的差别，这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但在经济发展缓滞的封建时代，却成为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和力量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大地产主的贵族，便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人。如果没有等级差异，所有人都要求平等所有的话，穷人将失去一切，无法得到任何保护。贵族制度内蕴着一种对所谓骑士风度的要求，该种伦理指引他们慷慨大方、急公好义、反抗暴政，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贵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鱼肉乡里的工具。 这样一种超拔豪迈和对普遍公义的追求，除非是天赋超群者，否则一般以该人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为前提；若有那种焦虑，则他本能地便会从个别利益出发而忘却总体，难以处理“大政治”。贵族由于其血统确保了高贵地位，没有生存焦虑感。于是，贵族阶层便天然地成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与社会公义的宰制者，成为反抗专制者的领袖。不可否认，贵族当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这种庸鄙为所有人所不齿。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末尾处，描写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情愿主动返回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堡，救下三个孩子，哪怕自己因此注定会被革命军抓获也在所不惜，便是这种贵族精神的精彩写照。
一只巨手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对贵族伦理有着细致的感受，其对“品德”“心灵”的强调，正是贵族制的精髓。若无伟大的心灵，便难称贵族；若无贵族，则社会的精神也会堕落。对托克维尔来说，心灵的伟大与独立，正是他所珍视的“自由”最为根本之动力。
然而，时代变迁却侵蚀着贵族的心灵与精神。随着地理大发现，源于贸易与掠夺的海外财富不断涌入欧洲。它们脱离了土地的限制，横向带来财富在欧洲不同地区间的重新分配，纵向带来财富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封建时代缓滞的经济与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冲破，传统的贵族阶层也因此陷入困境，受到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走向末路。下面的冲击来自平民阶层当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出身于第三等级的一种新型“贵族”。这些人无法容忍血统贵族所人为刻意强加的身份差异，力图取得平等地位。上面的冲击来自一直试图打击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国王。
过去，财富只来源于土地，国王的直属领地并不比贵族大多少，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如今，财富来源多样化，国王相较于贵族可以更容易地从金融家那里借贷以装备起大规模军队，国王还可以建起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动员社会资源。于是法国的贵族们终于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朝代被击败。
原本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贵族现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拢到凡尔赛宫，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发明了各种虚衔加于贵族头上以示宠爱，贵族们则想方设法在国王跟前露上一面以获垂青。高傲的灵魂被虚妄的追求所腐蚀，挖空心思取悦国王的贵族不再有兴趣照顾乡梓。
国王的官吏都是服从一套中央集权体系的精明能干的事务性人才，不需要独立思考，只需有执行的效率。官吏取代了贵族在传统时代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贵族被彻底架空，与社会不再存在有机联系，不再有资格作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这个由旧制度的君主建立起来，又为革命所发展的庞大而无所不在的中央集权官僚机制，就是托克维尔要批判的那只巨手。传统贵族所秉有的那种骄傲的驯服和庄严的服从的独立精神，尽管在历史上已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损耗严重。
自由的传统贵族承担地方治理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能成为抗衡专制君主向地方无尽需索的力量，也会在君主遭逢危险之际成为勤王之师。健康的贵族制使法国具有多个中心，中央集权制则将巴黎变成法国过大的、也是唯一的头颅。一旦巴黎遭到倾覆，则其他地方再无能够救助君主的力量。
还是有力量可救助君主，如雨果所描写的旺代贵族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何来此种勇气？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旺代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制未能有效渗透的地方，桀骜不驯的旺代贵族在其对头君主遭难之际，伸出了援手。
民主的帽子
旺代贵族的努力毕竟悖于时代大势，托克维尔有着极佳的现实敏感性，他对朗德纳克侯爵之辈可能多有赞叹，但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变革不可抗拒。
还在1835年，刚入而立的托克维尔，就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写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阻挠，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在民主大势面前，贵族的乡愁情绪只不过会化作一种自私自利的复辟冲动，这是托克维尔所不喜的；他思考的是如何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仍然保证那种出于独立心灵的自由的存续，因为这是维持一个社会之伟大的前提。他想要的绝不是复古，而是如何有效地开新。
法国大革命带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毅然与旧制度相决裂，要开创一个幸福的新天地。但托克维尔却发现许多大革命的思想和习惯实则源于旧制度。
革命法国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化、精密运作的官僚体系，为整个欧洲所钦羡。这套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渗透几乎无所不至，试图依照理性来对社会进行完整的改造，来剔除叠床架屋的传统与习惯，来为个体公民提供安全与保障。
但这些努力并不在革命后才出现，实为旧制度的产物，只不过革命法国有更大的力度来实行它而已。托克维尔质疑，何以在旧制度下，这套体系名为“专制”，在新制度下，便名为“自由”呢？
他在对革命前文人的轻浮逻辑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旧制度末期是启蒙学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影响甚大，甚至国王也乐于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托克维尔辛辣地批评这些人，他们以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他们鼓吹着激进的变革，但“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
深受启蒙学者影响的革命者怀抱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简洁明了的热爱，却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为恢复秩序，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他们又自然地倾向接过旧制度留下的官僚体系，为其扣上一顶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会强化公民个体的依附性，对真实的自由、对民主社会极为有害，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更看到，文人与革命者昧于真实的政治社会这一可悲状况，正是旧制度下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运作的逻辑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统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却由于只能作为行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欠缺一种普遍性视野，他们都对于治国这门科学一窍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那么，在一个已然困顿的社会中，未来重建自由政治制度的基础何在？托克维尔在多处都曾提到过的结社自由、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制度前提。但若欲使这些制度拥有持久生命，还需要一种精神要素，那就是人们对于自由的热爱。“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
这样一种热爱自由、崇尚独立的品德，是古典贵族精神外化为法兰西民族性格的结果。它在革命后时代抛却了贵族精神的外观，承载起其实质。托克维尔很清楚，血统贵族已成明日黄花，精神贵族才是未来的希望。这样一种精神结构，结合于那些制度前提，才能使自由不寄托于抽象观念当中，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本身，使人们享有“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
托克维尔的危言受到了嘲笑。这嘲笑不无道理。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七月王朝自1830年建立以来，已使法国重获大国地位，掌权者惑于纸醉金迷的社会外表，难免自得。虽然他们偶尔也听到因过高的财产门槛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产阶级发出抗议，却相信经济的发展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时任首相基佐——托克维尔曾就读于其门下——对抗议者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那时你会成为选民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复辟王朝时期勇敢的斗士，此时已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他殚精竭虑地操心法国政治，压制自由派反对政府的言行，一如早年压制他的诸位复辟王朝大臣所为。
在托克维尔发言后不到一个月的2月22日，革命爆发，仅用三天时间，七月王朝落幕。
孤独思想者
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相反，他相信法国已从浑浑噩噩中猛醒，将再造伟大。
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民议会议员，热情参与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然而2月的革命只是摧垮了一个王朝，并未解决法国深重的社会问题。6月法国再次发生革命，旋即被镇压，嗣后上台担任总统者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托克维尔痛苦地看到专制的力量在回潮，大势所趋让他倍感无力。
虽然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外交部长，但素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托克维尔并无欣喜。1851年底，拿破仑三世意图称帝，作为反对派的托克维尔遭到扣押。
这很可能意味着托克维尔政治生命的结束，但他却如释重负，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自己从未像被扣押时那般满意。也许是托克维尔终于在多年的“立功”还是“立言”纠结中解脱出来，对于时代、对于政治的彻底失望，反倒使他可以笑对一切。
获释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潜心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此时，因革命而仓惶下台的基佐，也正隐居乡间研究英国革命史。这对殊途同归的师生，都要在对历史的沉思中发出比议会讲坛上更为响亮的声音。
不过，托克维尔的孤单感亦由此更深。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际，他无奈地对妻子预言该书的命运，“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只是其人数屈指可数。”
果然，书出版后短暂热销了一段，随即遭受冷落。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近年成为显学。人们重又开始惊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引领下思考贵族与民主、自由与平等间的关系。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年限：革命的进程总是在动荡和反复中背离目标。
在孚雷看来，直到1876年至1877年，共和主义者战胜王党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使得法国有了适合于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体，既确保了公民平等，又确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终结。
在孚雷所划定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容易体会到，眼睁睁看着时代大势向自己所预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呐喊却不为世人所解的托克维尔，面对着一个时而动荡、时而压抑的法国，会是何种孤独的心境。托克维尔的孤独，在于他身处喧嚣贪婪的时代，仍持守对自由的深爱。这种深爱源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德性，源于对独立、崇高与尊严的执著。
他看到民主制度是人类必不可免的未来，但无法容忍这种未来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他渴盼参与一种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却总被一只无所不在的巨手抛弄，身不由己。最终他只得退到一个能够任由自己驰骋的世界，将他对自由的理解、对这只巨手的批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世知音。
贵族精神
要说清楚托克维尔的呐喊与批判，我们就不得不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仔细解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实在是因为我们对那段看似熟悉的历史太过陌生。
说到法国大革命，不少国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场“推翻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亦即“旧制度”；而“大革命”则推翻了国王，建立了新制度。
“封建专制”是个有误导性的概念。实际上，封建的就必然不是专制的，它是对专制的一种制衡；专制的就一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对封建的一种压制。所谓封建，是指名为君主属下，实则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贵族，他们自行其是，甚至时不时地反抗君主的统一之努力的一种制度。大贵族向下也会分封自己的封臣，但一方面次级封臣和大贵族之间也可能存在虚与委蛇的态度；另一方面次级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领主的义务，而无效忠国王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要专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离破碎。所谓的专制——严格说来应该叫做绝对君主制——则是国王想方设法削平独立贵族，令其俯首贴耳，由直属于国王的一整套行政官僚体系取代有极强独立性的贵族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地位，依照国王所颁布的法令，治理整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是革命能够发动的前提。
可见，所谓封建制，意味着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教士、贵族（君主是第一贵族）、平民这样一种差序等级制度，固化了人的差别，这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但在经济发展缓滞的封建时代，却成为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和力量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大地产主的贵族，便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人。如果没有等级差异，所有人都要求平等所有的话，穷人将失去一切，无法得到任何保护。贵族制度内蕴着一种对所谓骑士风度的要求，该种伦理指引他们慷慨大方、急公好义、反抗暴政，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贵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鱼肉乡里的工具。 这样一种超拔豪迈和对普遍公义的追求，除非是天赋超群者，否则一般以该人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为前提；若有那种焦虑，则他本能地便会从个别利益出发而忘却总体，难以处理“大政治”。贵族由于其血统确保了高贵地位，没有生存焦虑感。于是，贵族阶层便天然地成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与社会公义的宰制者，成为反抗专制者的领袖。不可否认，贵族当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这种庸鄙为所有人所不齿。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末尾处，描写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情愿主动返回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堡，救下三个孩子，哪怕自己因此注定会被革命军抓获也在所不惜，便是这种贵族精神的精彩写照。
一只巨手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对贵族伦理有着细致的感受，其对“品德”“心灵”的强调，正是贵族制的精髓。若无伟大的心灵，便难称贵族；若无贵族，则社会的精神也会堕落。对托克维尔来说，心灵的伟大与独立，正是他所珍视的“自由”最为根本之动力。
然而，时代变迁却侵蚀着贵族的心灵与精神。随着地理大发现，源于贸易与掠夺的海外财富不断涌入欧洲。它们脱离了土地的限制，横向带来财富在欧洲不同地区间的重新分配，纵向带来财富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封建时代缓滞的经济与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冲破，传统的贵族阶层也因此陷入困境，受到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走向末路。下面的冲击来自平民阶层当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出身于第三等级的一种新型“贵族”。这些人无法容忍血统贵族所人为刻意强加的身份差异，力图取得平等地位。上面的冲击来自一直试图打击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国王。
过去，财富只来源于土地，国王的直属领地并不比贵族大多少，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如今，财富来源多样化，国王相较于贵族可以更容易地从金融家那里借贷以装备起大规模军队，国王还可以建起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动员社会资源。于是法国的贵族们终于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朝代被击败。
原本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贵族现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拢到凡尔赛宫，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发明了各种虚衔加于贵族头上以示宠爱，贵族们则想方设法在国王跟前露上一面以获垂青。高傲的灵魂被虚妄的追求所腐蚀，挖空心思取悦国王的贵族不再有兴趣照顾乡梓。
国王的官吏都是服从一套中央集权体系的精明能干的事务性人才，不需要独立思考，只需有执行的效率。官吏取代了贵族在传统时代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贵族被彻底架空，与社会不再存在有机联系，不再有资格作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这个由旧制度的君主建立起来，又为革命所发展的庞大而无所不在的中央集权官僚机制，就是托克维尔要批判的那只巨手。传统贵族所秉有的那种骄傲的驯服和庄严的服从的独立精神，尽管在历史上已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损耗严重。
自由的传统贵族承担地方治理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能成为抗衡专制君主向地方无尽需索的力量，也会在君主遭逢危险之际成为勤王之师。健康的贵族制使法国具有多个中心，中央集权制则将巴黎变成法国过大的、也是唯一的头颅。一旦巴黎遭到倾覆，则其他地方再无能够救助君主的力量。
还是有力量可救助君主，如雨果所描写的旺代贵族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何来此种勇气？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旺代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制未能有效渗透的地方，桀骜不驯的旺代贵族在其对头君主遭难之际，伸出了援手。
民主的帽子
旺代贵族的努力毕竟悖于时代大势，托克维尔有着极佳的现实敏感性，他对朗德纳克侯爵之辈可能多有赞叹，但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变革不可抗拒。
还在1835年，刚入而立的托克维尔，就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写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阻挠，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在民主大势面前，贵族的乡愁情绪只不过会化作一种自私自利的复辟冲动，这是托克维尔所不喜的；他思考的是如何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仍然保证那种出于独立心灵的自由的存续，因为这是维持一个社会之伟大的前提。他想要的绝不是复古，而是如何有效地开新。
法国大革命带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毅然与旧制度相决裂，要开创一个幸福的新天地。但托克维尔却发现许多大革命的思想和习惯实则源于旧制度。
革命法国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化、精密运作的官僚体系，为整个欧洲所钦羡。这套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渗透几乎无所不至，试图依照理性来对社会进行完整的改造，来剔除叠床架屋的传统与习惯，来为个体公民提供安全与保障。
但这些努力并不在革命后才出现，实为旧制度的产物，只不过革命法国有更大的力度来实行它而已。托克维尔质疑，何以在旧制度下，这套体系名为“专制”，在新制度下，便名为“自由”呢？
他在对革命前文人的轻浮逻辑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旧制度末期是启蒙学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影响甚大，甚至国王也乐于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托克维尔辛辣地批评这些人，他们以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他们鼓吹着激进的变革，但“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
深受启蒙学者影响的革命者怀抱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简洁明了的热爱，却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为恢复秩序，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他们又自然地倾向接过旧制度留下的官僚体系，为其扣上一顶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会强化公民个体的依附性，对真实的自由、对民主社会极为有害，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更看到，文人与革命者昧于真实的政治社会这一可悲状况，正是旧制度下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运作的逻辑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统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却由于只能作为行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欠缺一种普遍性视野，他们都对于治国这门科学一窍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那么，在一个已然困顿的社会中，未来重建自由政治制度的基础何在？托克维尔在多处都曾提到过的结社自由、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制度前提。但若欲使这些制度拥有持久生命，还需要一种精神要素，那就是人们对于自由的热爱。“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
这样一种热爱自由、崇尚独立的品德，是古典贵族精神外化为法兰西民族性格的结果。它在革命后时代抛却了贵族精神的外观，承载起其实质。托克维尔很清楚，血统贵族已成明日黄花，精神贵族才是未来的希望。这样一种精神结构，结合于那些制度前提，才能使自由不寄托于抽象观念当中，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本身，使人们享有“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