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庄众始于知青战友，终成一生伴侣。而今，梦相随，泪相思，“十年生死”，天各一方。今年元月16日，恰是他离世整整11年，追忆我们的知青岁月，为天堂里的亲人寄一缕心香。
　　1971年元月，我和庄众上山下乡到郑州郊区花园口五七青年农场。他在16连，是郑州1中高中生，我在1连，是省直中学初中生，相距几十公里。
　　下乡之初，虽然我们离家很近，但却比下到河南其他地市的知青劳动得更苦更累，时间也更久。我们开荒、种地、打井，进城拉砖盖房，养牛养猪养鸭，就连盖茅厕也是就地取土，脱坯垒墙，一应的吃喝拉撒，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那年，我16岁，庄众21岁。对于城市青年学生，下乡第一关的磨练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农村生活环境。
　　庄众幼时患骨结核落下残疾，走路跛脚，按政策可以留城，但他却义无反顾地下到农场，并且担任了16连的团支部书记。后来曾担任政治处处长、花园口农场副场长。当年16连的同学曾经戏谑庄众的残肢：“站着金鸡独立，躺下长短不齐。”作为学生干部，他什么农活都抢着学，从来不服输。犁地、耙地、摇耧、扬场，这都是庄稼人的技术活，他无所不能。他爱读书，好思考，善争辩，思想独立，个性鲜明，不怕吃苦，更不甘人后。下乡不久，曾被选树为郑州郊区青年农场的典型，他“身残志坚、立志务农”的先进事迹在知青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为了加强对所辖28个知青连队的管理，花园口农场先后选调了一批优秀学生干部，到场部工作。庄众1972年调到场部政治处，主要负责组织管理，宣传报道，并创建了《新农民》小报。我第一次见他，是下乡初期在农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远远望见他在主席台上忙前忙后的，走路跛得厉害，说话高腔大嗓。后来庄众告诉我，之后，他曾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做了下肢矫正手术，腿上两处尺把长的刀口。虽然跛得没原来那么严重，但下肢髋关节强直，劳动生活中仍有诸多不便。
　　1974年，场部拟选调几个编印小报的知青，由他亲自下到各连队挑选。我和19连的池峻、20连的李蓬一同调到场部。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交集。
　　调到场部，我和池峻、李蓬都分在政治处，庄众是头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编印《新农民》小报，但依然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年，我们四个身处陋室，一腔热情，非常珍惜这個能够学知识长才干的岗位，工作很努力，很认真，很投入。无论是采编、写稿、校对，还是一笔一划地刻钢板，一张一张地滚油墨。每个人都是全套的把式，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我们编印的《新农民》小报，曾在各农场中享有盛名。至今，我还保存着1975年编辑的《广阔天地颂》油印本诗集。诗集颇具政治色彩，充满了那个年代青年人以苦为乐、昂扬向上的精神，然而诗集却没有作者的署名。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做，但是那时候的人们，确实把名啊利啊看得很轻很淡。
　　许多年以后，李蓬先后出任过《城市早报》《河南商报》总编，我们愉快地谈起这些往事，称他是从花园口农场办《新农民》小报发轫的“资深”的专家型领导。
　　记得有一年冬天，场部派我去8连蹲点一个多星期，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夜晚趴在桌子上写材料，天太冷，冻僵的手捏不住笔。时任团支部书记陈晓荣笑眯眯地给我端来了大半茶缸红葡萄酒，让我御寒。那是我第一次把葡萄酒当水喝，8连当年是郑州葡萄酒厂接管的，所以才会有这等款待。靠着酒精的热量，我一直写到天微微放亮。当年，刊登在《新农民》小报上的文章，不少都是这样采写的。
　　寒冷的冬天，冻得伸不出手。庄众和李蓬的寝室有一个大煤炉，我们常常去那里刻蜡板，印小报。记忆最深的，是我们在煤炉上烤馍，烤出一层焦黄焦黄的皮，揭下来放入口中，面香溢满全屋。每再考焦一层，几个人争着笑着，抢着嚷着。青春的朝气，冲散了所有的苦和累，忧和愁。在那个吃饱饭就是最幸福的年代，凡是和吃有关的记忆都会特别深刻。
　　1975年元月，郑州市召开首届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会。参加和筹备会议的同学和领导头天坐着拖拉机进城了，留下我和庄众殿后。第二天一早醒来，漫天皆白，一尺多厚的大雪覆盖了沟沟坎坎的道路，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我俩徒步，深一脚浅一脚，边走边聊，不时地惊叹着大雪中一丛丛美丽的树挂。有的地方雪太厚，我就在前边先踩出一个深坑儿，再让庄众沿着脚印蹚过去，稍减他那条残腿的疲劳。那天，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祭城公社，才拦截了一辆卡车，站在车箱上，呼呼的寒风刮透了浸满汗水的棉袄。在那片银白世界的跋涉中，萌动着爱的暖流，驱散了冰天雪地的严寒。
　　在场部，我们有幸遇见影响了我们一生政治成长的好领导，花园口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农场党总支书记李树兹。初次与李书记相识，他那一米八多的身板，笔挺笔挺的，宽额浓眉大眼，五官十分端正，一副不苟言笑、不语自威的器宇轩昂，给人以睿智的北方汉子那种震慑力和感染力。多年以后，才知道他竟然是广东人，典型的南人北相。据说，这种面相的人多有大智慧。
　　我是1974年底被选调到场部的。在我的记忆中，场部的理论学习空气十分浓厚，每次学习，书记都要求轮着念报纸文章，每人一段，谁也不能偷懒。他说，这样能提高阅读能力，最重要的是提高在众人面前的口头表达能力。记得那时候，我们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看过政治经济学，学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毛主席著作，谁偶尔有本文学作品，便如获至宝，争相传阅。
　　三夏大忙，李书记和我们一同下大田劳动，锄玉米，割稻子，养鱼撒粪，样样都是好把式儿。冬天农闲，他让政治处的同学下到连队搞调研，把毛主席最推崇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传授给大家，或总结经验，或采写典型。寒冬腊月，他带着大家跳到冰凌茬子里挖河清淤，和每个知青一样，腰里扎一根麻绳御寒，夜晚倒在帐篷的麦秸堆里睡眠。记得那时李书记让场部专门挖鱼塘养鱼，便于改善我们的生活，为了让鱼儿长得更快，我们专门到茅厕里捞蛆给鱼喂食，现在想着都会浑身不舒坦，可当年大家都是抢着去干这些最脏最苦的活儿。常常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信念激励自己，鼓舞知青。 　　李书记特别重视我们的思想修养和政治成长，在郊区农场中率先发展知青党员，欣然做我们的入党介绍人。
　　1976年6月，农场安排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到郑州郊区须水党校学习。内容好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培训。培训中的一天傍晚，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连夜赶回场部。谁都不曾料到，当晚，我和庄众等同学，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激动地一夜未眠。1976年7月1日，我们12个人一同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从那一刻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了我和庄众毕生的政治追求。
　　当年，我们都是在李书记的教育和熏陶下，提出入党申请。但是，由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舅舅是五七年反右时没有带帽的右派分子，下放老家劳动改造，我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在上山下乡中，我竭尽全力地去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自觉改造世界观，除了生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根本没有想到农场党组织会第一批接纳像我这样家庭有政治问题的青年。
　　如果说在一连的四年时间里，我的收益是劳动体能的锻炼及生产技能的提高，那么后来在场部的三年，更多的则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与提升，是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和历练。那是一种灵魂的净化，是一种境界的升华。我们视李书记为偶像，他不仅是基层政权的一名良将，更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恩师。
　　在场部，我与庄众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一起劳动，有时还一起下乡。记得场部给我们下乡的同学配备有28加重自行车，碰到雨天，车轮上沾满了黏土，骑一段，就要停下来刮一刮，有时路泥泞得实在骑不动，还要人抗着车。看着同行的庄众肩抗着自行车，一步一趔趄，却依然幽默诙谐、朝气蓬勃的样子，你会感觉他比那些健康人更富有活力，更具有感染力。他的乐观开朗，他的傲气倔强，他的口才文采，越来越感动着我，更吸引着我，在他身上，蕴含着一种超乎寻常年轻人的品质。
　　记得是1978年春节，我已经参加了77年的高考，但是还沒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坚决反对我们恋爱。母亲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父亲特意把远在新疆边陲的大姐叫回家，给我做思想工作。大年初一晚上，大姐和我谈了整整一个通宵，希望能用亲情感化我。我流着眼泪，执意挑战世俗观念，不愿放弃这份精神至上的纯洁感情。初二一早，我带着满身疲倦，冒着大雪，乘坐10路公共汽车，径直去了花园口公社李书记家。一进门见到李书记和孙姨，把满腹的委屈、痛苦、酸楚和迷茫一股脑儿地倾诉给他们。
　　后来，我于1978年春季考上大学，庄众于1978年秋季考上大学。我们相继离开了花园口农场，离开了我们倾心倾力倾情奋斗了8年青春岁月的那片土地。
　　从1974年我们在花园口农场相遇，至1982年大学毕业后结婚成家。在漫长而坎坷的感情抉择中，最终也割舍不下这段刻骨铭心的知青情缘。1991年，庄众突然罹患鼻咽癌，他与病魔博弈了15年，于2006年与世长辞。
　　我们共同走过了28年的人生旅途。
　　在庄众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那几年，他常常去早已退休的李书记家。他们在一起聊得最多，聊得最深，聊得最惬意。在庄众的告别仪式那天，漫天大雪，李书记和孙姨，还有花园口农场的许多老知青赶去和他作最后的告别。
　　时至今日，我们花园口场部的老知青，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我们的老书记。每次和李书记交谈，他那睿智的思考、坚定的信仰、不变的为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依然在净化着我们的心灵。每当此时，我都会在心底默默地呼喊着庄众。这是一群把最美好的青春记忆镌刻在生命里的知青朋友，时至今日，庄众依然活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
　　有人说，人的一生有三大快乐的源泉：有爱，有为，有希望。回眸46年，自从走进黄河母亲滋养的那片黄土地，打开一张张青春岁月里的黑白照片，回望着成长道路上的泥泞足迹，无论在人生的青年时代，中年岁月，及至晚年，庄众都是一个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创造快乐的人，我亦然。
　　我常常想，那是因为我们在最青春的岁月里拥有了彼此，因为我们在最难忘的时光里并肩而行，我俩的心里，始终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