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人类反贫困斗争的辉煌胜利。无论是纵览历史，还是横向对照，一个大国彻底告别绝对贫困，都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
　　中国政府主动反贫困，即有计划地扶贫，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42年时间里，有超过7.7亿人脱贫，贫困发生率在今天已经非常低，很快就会马上归零。其中，十八大以来，与贫困“八年抗战”，至今减贫近亿人。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国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经济快速发展，贫困发生率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下降。下降到一定幅度，再往前掘进就非常艰难，市场的淘汰机制，本身会维持一定的贫困数量。而且，中国有许多农民生活在高山深林、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市场不达的地区，市场机制与他们几乎无关，再是聪明上进，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脱贫。
　　水涨船高效应消失了，并且，政府主动作为的对象，也从连片贫困进入到贫困的散落式分布，要找到贫困家庭，诊断独特的致贫原因，再开出独特的帮扶药方，投入合适的资源扶持，就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扶贫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的社会背景。
　　反贫困战争越往后推进，对政府的依赖就越强。这个时候，政府可不可依赖，就变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也就是中国在反贫困领域与世界各国最大的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因为贫穷而无力扶贫，陷入恶性循环，在国际丛林竞争中被抛弃；要么局势动荡，百姓难以安生，人人自顾不暇，也就不可能组织起一种社会机制，来照顾最底层和最边缘的人口；要么因为政府失能，缺乏治理能力，政府行为经常表现为利益扯皮；而政治体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则政府之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何能解决问题。
　　富裕国家剩余的贫困，是市场主义制造的，是社会强势阶层进行利益收割的结果。政府的工作方向和财政等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向，都需要强势阶层的同意，美国的政治游说和国会博弈就是典型。同时，贫富分殊，在无碍于“机会平等”和不违背程序正义的情况下，本身就被意识形态解释为一种正义结果，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命苦不能怨政府。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命苦可以怨政府。这是中国整个国家体制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决定的，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理想主义政党，全能型政府，还有背后的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扶贫成就，基础是从100年前就开始打下的。
　　最远，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切切实实付诸改造社会的行动。社会主义向往一个平等团结的社会，因此要解决平等问题，就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而解決所有制问题，需要发动和领导人民起来革命，因此就必须凝聚社会，实现社会团结；社会之所以能团结，又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实现了平等。在一个互为因果的逻辑当中，螺旋向上，互相加强。由马克思主义赋予的理想，从来不是说辞，而是立身之本。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为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属性，以及它作为政党而非党派的广泛代表性，使得中国政府有意愿也能排除阻力，去进行大面积的扶贫行动。改革开放带来的巨量经济资源，则为其意愿提供了可行性。
　　理想不死，使命必达，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
　　全面小康是一场非常宏伟的战役，每一个阶段的集体努力，都呈现不同特点，可歌可泣，而其内在逻辑，便如上述。全面小康不是结束，接下来还有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对抗相对贫困等一系列艰巨任务需要去完成。一个更加平等但却又不致因为平等而丧失活力的社会，是全体中国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