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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直接使用普通语言的艺术。它又更多地属于个人，很难像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那样大幅度地关注现实。所以很自然地它置身在这几年的文学大潮和新潮之外，显得冷清。
但这或许正是一件幸事。
“五四”散文是现代汉语之母，是现代汉语的原初语言。而在今天还能够原原本本使用普通汉语写作的，就只有那既不够资格窥探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堂奥，又没有能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今日的散文了。
散文是交谈与倾听的艺术。散文是自言自语，是倾诉自己内心的话语，同时也倾听自己内心的话语。关于自己经历过的和想到的觉得必须写下来“谈”一下和“听”一下的。只要当你提笔准备写下来“谈”一下和“听”一下，确实是你亲身体验到的关于生活和生命的某些或某点意义或意味，而你又确实有能力把它们如实真切地写出来，那么，无论轻、重、悲、喜、苦、乐或酸甜辛辣，就会在你笔下驻足并显现。
所以写散文靠不得任何外部的东西。聪明、机智、形式、技巧都没有用。决定散文生命的，是写作者身上两样最弄不得假的东西：文字功力和人生境界。
要写好散文，只有那些在语言上去下切实的功夫，能够本分而自如地使用语言的人。
要写好散文，只有那些确实会生活和生活过的人。
用最普通的，本分的语言，面对最普通的，原初的，却有本真意义与意味在其中的生活，其间怎可能有所障碍、有所遮蔽，而不完全敞开呢？
这只须想想“五四”散文的一些名篇。
还可以看看《人民文学》这期专号的若干篇。
宗璞的《燕园石寻》。都是些极普通的石块，寻常人难得去注意的，却被她一块块寻出来，寻出它们一个个的究竟。有些使她想起一星半点的人事，生出若许模糊朦胧的联想，有些则只是形态各具的这一块或那一块石头自身。她并不想从中“写”出什么。她只是“寻”，只是确曾留意过、寻过、端详过这些极普通、不起眼的石块，也确曾有过一些感触和联想，然后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她有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有她自己身内身外的天地，这些感触和联想中自然也有这天地。
杂缀着野花的披拂的草中，随意躺卧着大石，那惬意样儿，似乎“嵇康晏眠”也不及它。
两石相挨，似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路的另一边草丛中站着一块稍矮的石，斜身侧望，似在看着那两个伴侣。
它中等个儿，下面似有底座，仔细看，才知还是它自己。石旁一株棣棠，多年与石为伴，以前依偎着石，现在已遮蔽着石了。
这天地间一片安样，宁静，平和。间或地，似乎在诉说着人世间的什么。似乎满溢着一种人情却又似乎很不分明。因这感情中已不再有激情，甚至不再会激动。因这是“知天命”者的感情。
知天命，同时又极其地珍惜生命，珍惜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的意趣。所以才会从那湖光塔影、秀树繁花的燕园风光中，去寻出这一个个极普通、不起眼的，寻常人难得去注意的石的生命。
这当然是一种敞开。却是在一个太狭小的世界里的敞开。宗璞她没有也不可能去反省，她为什么会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个狭小的世界中去，显然那里一片安祥、宁静、平和，有许多微小却真切自然的生命，又真切地唤醒着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点点滴滴珍贵的回味。她只是把这一切囫囵地记了下来。于是她的生活和生命中这些轻、重、苦、乐、悲、喜及酸甜辛辣，生活中的全部滋味，就都囫囵地“显现”给了我们。
这期专号的每篇文章前都有作者一段关于散文的话。其中王蒙说，“散文就是渴望自由。”刘白羽则说他的散文多来自日记，说“写日记不是给人看的，只是个人的心灵自由，也就写得无拘无束了。而我认为这是写散文所最需要的……”
宗璞这篇不是日记，但它的妙处却正在于“记”。
散文是通往自由的一条道路。而“记”则是最接近自由的一种散文“写”法。
“散文专号”中还有两篇也属于“记”的散文。
李黎的《寻人》，记她多年萦绕不忘的一种心理、心境，一种不断的寻找，不断的期待、失望与期待。寻找一种脸，一种人。——广义地讲，就是“我们”，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脸。当然因为她在外面，否则何必去寻呢？但她寻的并非随便这一个或那一个中国人及其脸，而是连她自己也说不分明又总在期待的一种。她所寻的，置身庐山中的我们是否也该去寻呢？只是因为她在外面，有太多的比较，所以感觉特别敏锐罢了。
它使人心里感到疼痛，感到惊悸。
它还使我想起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些散文作品。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和回忆恩格斯，高尔基的忆列宁，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是指它们的“章法”。像天空的云一样自由。上下段甚至上下文之间，经常没有任何时间的、空间的或事由上的有形关联。把它们天然地组织在一起的，是拉法格和高尔基对那三位伟人的整个的人的了解，是爱伦堡对一大部完整的历史的把握。而在李黎这里，则是她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或者都应当有的——爱国主义，这在中国境内反而常被遗忘的爱国主义。
不知为什么，“记”下了那么出色的散文的宗璞，却说“希望散文世界中……还要有议论。／等待出色的议论文！”
像李黎这样的文字，该胜过多少关于爱国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出色的议论！
因为它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直接呈现。借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像“生物活性”一样，只有这种具体的直接呈现，才能保存它们最多的“生命活性”。这是只有散文，特别是“记”的散文，及某些散文化的小说和某些纯朴的诗，才有可能企及的。
在李黎的这些记叙里，关于中国和世界，关于中国人和异国人，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不太遥远或十分遥远的过去和现在，关于最出类拔萃或最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关于在异国他乡或在本土的中国人……无一不是具体的，个别的，实在的。
富有这种“生命活性”的另一篇是周同宾的《饭场纪事》。所记似乎平凡得不足道：一个普通农村里所谓“饭场”的几十年间的变迁。但它记的却是历史。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历史，而是由生活的流动变迁构成的历史。说得严重点，也可以说文化史，人们的生存形态衍变的历史。
记饭场，又似“祭”饭场，祭昔日饭场那“乐融融、美滋滋的气氛”，祭那逝去的人间美，生活美。它使我想起《四世同堂》里的白巡长。无论看书、看电视，《四世同堂》使我感触最多的总是这位白巡长。这次我又想起了他。
具有这种“生命活性”，自如地使用普通汉语“记”下来的散文，在这期专号中还有多篇。邵燕祥《望月》，聂华苓《怎一个情字了得》，刘白羽《海外日记二则》，冯亦代《故园情》，黄宗江《推小车的大汉崔崽》……但我却想特别提一下那篇记“吃”的散文——郭萃容的《品尝中式海鲜》。不知作者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但可以说，这是一位道地中国人，否则不可能把中国的“品”食文明表现得这么活脱，这么精微，又这么风度。
还须提到列在头条的余秋雨的《废墟》。无疑地很有思想。但或许正因为有思想，未能免去“做”的痕迹。而“做”正是散文的大忌。
须提到的还有廖亦武的《某月某日》，以及显然也出自年轻人手笔的归在“青的果”栏目下的几篇。其中向梦的《写给前夫》相当出色，出色在感情的真率和意识的新颖，而且文字也如那感情一般，一泻而下。廖亦武那篇份量更重些，却似乎在驳难我那套关于“普通语言”的理论。因他用的完全典型的新潮语码语言。
我的辩解如下：
记得萧乾《往事三瞥》开首第一句写道：“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今日和今后的散文，不可能都写的像宗璞《燕园石寻》那样，不可能不断地回到“五四”去。——其实就连宗璞那篇，以及像冯亦代的那种笔调，只是在神韵上离“五四”近些，语言仍旧是今天的。
近几年的文学大潮特别是小说和诗歌的新潮，很可能会带来继“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的又一次演变。现在似乎已有些迹象。语码化语言已进入某些人的思维。譬如像廖亦武。用这种语码进行思维和把它们写成文字，在他都是自由的，否则反到可能不自由。
但他只能“自由”地走进“遮蔽”的泥淖。就像他这篇，直接面对“存在”这个高度抽象的、终极的哲学命题，“存在”于他却仍旧混沌、遥远而生陌生。
最后应当声明，我的这些不经的看法，接近于把散文看作一种生存形态。当然它可以是。这期专号已经做了有力的证明。但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学体裁，一种文体。还可以有思想性散文、趣味性散文、知识性散文等等。列在这期专号最后的黎先耀的《白蛇非白》，就是一篇颇可读的知识性散文。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但这或许正是一件幸事。
“五四”散文是现代汉语之母，是现代汉语的原初语言。而在今天还能够原原本本使用普通汉语写作的，就只有那既不够资格窥探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堂奥，又没有能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今日的散文了。
散文是交谈与倾听的艺术。散文是自言自语，是倾诉自己内心的话语，同时也倾听自己内心的话语。关于自己经历过的和想到的觉得必须写下来“谈”一下和“听”一下的。只要当你提笔准备写下来“谈”一下和“听”一下，确实是你亲身体验到的关于生活和生命的某些或某点意义或意味，而你又确实有能力把它们如实真切地写出来，那么，无论轻、重、悲、喜、苦、乐或酸甜辛辣，就会在你笔下驻足并显现。
所以写散文靠不得任何外部的东西。聪明、机智、形式、技巧都没有用。决定散文生命的，是写作者身上两样最弄不得假的东西：文字功力和人生境界。
要写好散文，只有那些在语言上去下切实的功夫，能够本分而自如地使用语言的人。
要写好散文，只有那些确实会生活和生活过的人。
用最普通的，本分的语言，面对最普通的，原初的，却有本真意义与意味在其中的生活，其间怎可能有所障碍、有所遮蔽，而不完全敞开呢？
这只须想想“五四”散文的一些名篇。
还可以看看《人民文学》这期专号的若干篇。
宗璞的《燕园石寻》。都是些极普通的石块，寻常人难得去注意的，却被她一块块寻出来，寻出它们一个个的究竟。有些使她想起一星半点的人事，生出若许模糊朦胧的联想，有些则只是形态各具的这一块或那一块石头自身。她并不想从中“写”出什么。她只是“寻”，只是确曾留意过、寻过、端详过这些极普通、不起眼的石块，也确曾有过一些感触和联想，然后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她有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有她自己身内身外的天地，这些感触和联想中自然也有这天地。
杂缀着野花的披拂的草中，随意躺卧着大石，那惬意样儿，似乎“嵇康晏眠”也不及它。
两石相挨，似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路的另一边草丛中站着一块稍矮的石，斜身侧望，似在看着那两个伴侣。
它中等个儿，下面似有底座，仔细看，才知还是它自己。石旁一株棣棠，多年与石为伴，以前依偎着石，现在已遮蔽着石了。
这天地间一片安样，宁静，平和。间或地，似乎在诉说着人世间的什么。似乎满溢着一种人情却又似乎很不分明。因这感情中已不再有激情，甚至不再会激动。因这是“知天命”者的感情。
知天命，同时又极其地珍惜生命，珍惜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的意趣。所以才会从那湖光塔影、秀树繁花的燕园风光中，去寻出这一个个极普通、不起眼的，寻常人难得去注意的石的生命。
这当然是一种敞开。却是在一个太狭小的世界里的敞开。宗璞她没有也不可能去反省，她为什么会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个狭小的世界中去，显然那里一片安祥、宁静、平和，有许多微小却真切自然的生命，又真切地唤醒着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点点滴滴珍贵的回味。她只是把这一切囫囵地记了下来。于是她的生活和生命中这些轻、重、苦、乐、悲、喜及酸甜辛辣，生活中的全部滋味，就都囫囵地“显现”给了我们。
这期专号的每篇文章前都有作者一段关于散文的话。其中王蒙说，“散文就是渴望自由。”刘白羽则说他的散文多来自日记，说“写日记不是给人看的，只是个人的心灵自由，也就写得无拘无束了。而我认为这是写散文所最需要的……”
宗璞这篇不是日记，但它的妙处却正在于“记”。
散文是通往自由的一条道路。而“记”则是最接近自由的一种散文“写”法。
“散文专号”中还有两篇也属于“记”的散文。
李黎的《寻人》，记她多年萦绕不忘的一种心理、心境，一种不断的寻找，不断的期待、失望与期待。寻找一种脸，一种人。——广义地讲，就是“我们”，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脸。当然因为她在外面，否则何必去寻呢？但她寻的并非随便这一个或那一个中国人及其脸，而是连她自己也说不分明又总在期待的一种。她所寻的，置身庐山中的我们是否也该去寻呢？只是因为她在外面，有太多的比较，所以感觉特别敏锐罢了。
它使人心里感到疼痛，感到惊悸。
它还使我想起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些散文作品。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和回忆恩格斯，高尔基的忆列宁，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是指它们的“章法”。像天空的云一样自由。上下段甚至上下文之间，经常没有任何时间的、空间的或事由上的有形关联。把它们天然地组织在一起的，是拉法格和高尔基对那三位伟人的整个的人的了解，是爱伦堡对一大部完整的历史的把握。而在李黎这里，则是她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或者都应当有的——爱国主义，这在中国境内反而常被遗忘的爱国主义。
不知为什么，“记”下了那么出色的散文的宗璞，却说“希望散文世界中……还要有议论。／等待出色的议论文！”
像李黎这样的文字，该胜过多少关于爱国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出色的议论！
因为它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直接呈现。借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像“生物活性”一样，只有这种具体的直接呈现，才能保存它们最多的“生命活性”。这是只有散文，特别是“记”的散文，及某些散文化的小说和某些纯朴的诗，才有可能企及的。
在李黎的这些记叙里，关于中国和世界，关于中国人和异国人，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不太遥远或十分遥远的过去和现在，关于最出类拔萃或最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关于在异国他乡或在本土的中国人……无一不是具体的，个别的，实在的。
富有这种“生命活性”的另一篇是周同宾的《饭场纪事》。所记似乎平凡得不足道：一个普通农村里所谓“饭场”的几十年间的变迁。但它记的却是历史。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历史，而是由生活的流动变迁构成的历史。说得严重点，也可以说文化史，人们的生存形态衍变的历史。
记饭场，又似“祭”饭场，祭昔日饭场那“乐融融、美滋滋的气氛”，祭那逝去的人间美，生活美。它使我想起《四世同堂》里的白巡长。无论看书、看电视，《四世同堂》使我感触最多的总是这位白巡长。这次我又想起了他。
具有这种“生命活性”，自如地使用普通汉语“记”下来的散文，在这期专号中还有多篇。邵燕祥《望月》，聂华苓《怎一个情字了得》，刘白羽《海外日记二则》，冯亦代《故园情》，黄宗江《推小车的大汉崔崽》……但我却想特别提一下那篇记“吃”的散文——郭萃容的《品尝中式海鲜》。不知作者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但可以说，这是一位道地中国人，否则不可能把中国的“品”食文明表现得这么活脱，这么精微，又这么风度。
还须提到列在头条的余秋雨的《废墟》。无疑地很有思想。但或许正因为有思想，未能免去“做”的痕迹。而“做”正是散文的大忌。
须提到的还有廖亦武的《某月某日》，以及显然也出自年轻人手笔的归在“青的果”栏目下的几篇。其中向梦的《写给前夫》相当出色，出色在感情的真率和意识的新颖，而且文字也如那感情一般，一泻而下。廖亦武那篇份量更重些，却似乎在驳难我那套关于“普通语言”的理论。因他用的完全典型的新潮语码语言。
我的辩解如下：
记得萧乾《往事三瞥》开首第一句写道：“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今日和今后的散文，不可能都写的像宗璞《燕园石寻》那样，不可能不断地回到“五四”去。——其实就连宗璞那篇，以及像冯亦代的那种笔调，只是在神韵上离“五四”近些，语言仍旧是今天的。
近几年的文学大潮特别是小说和诗歌的新潮，很可能会带来继“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的又一次演变。现在似乎已有些迹象。语码化语言已进入某些人的思维。譬如像廖亦武。用这种语码进行思维和把它们写成文字，在他都是自由的，否则反到可能不自由。
但他只能“自由”地走进“遮蔽”的泥淖。就像他这篇，直接面对“存在”这个高度抽象的、终极的哲学命题，“存在”于他却仍旧混沌、遥远而生陌生。
最后应当声明，我的这些不经的看法，接近于把散文看作一种生存形态。当然它可以是。这期专号已经做了有力的证明。但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学体裁，一种文体。还可以有思想性散文、趣味性散文、知识性散文等等。列在这期专号最后的黎先耀的《白蛇非白》，就是一篇颇可读的知识性散文。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