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沉沉，寒风呼啸。关上窗户，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书厚过砖头，600多页，二十五章。昨夜一气看到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今晚接着行云流水地往下读，争取在明夜啃掉这块沉甸甸的砖头。速读的习惯和能力由来已久，是我上初中时被父亲单位的“大笔杆子”逼出来的。也是他，把我引上的阅读之路。
　　我上的中学就在我的出生地。它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农耕小镇，也是公社“首府”所在地。那段时期，“教育闹革命”，数理化被取消，史地课听说过没上过。主课变成了学习并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写学习心得和大批判文章、出宣传墙报、刻钢板油印宣传小报，此外就是到校办农场劳动。
　　渴望找书来看。可家里除了一箱我小学时看烂了的连环画，再也找不出任何称得上是书的读物。那三五个玩得来的同学家也是如此。我从上小学起就不喜热闹，不好扎堆，更不会花样地玩儿，找不到对胃口的书看，自然觉着百无聊赖。
　　我的阅读引路人，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
　　他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同事，一大家人租住在我家正对面的一栋老宅子里。由于隔街相望，加上又同单位，他妻子和我母亲以姐妹相称，两家的孩子们也往来密织。只有他，从未来我家串过门。我倒是不觉得奇怪，因为平日里就罕见他出来闲坐闲聊。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一点耳闻：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前中学毕业，在单位专事写材料，回家后还通宵达旦地写，人称“大笔杆子”。
　　对他的印象也仅限于偶尔一瞥：戴一顶藏青色的旧软呢帽，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衣服的左上口袋里总插着两支钢笔；烟不离手，面色苍白，少言寡语，严肃多过笑容，喉结大而凸显，一口浓重的湖南普通話。我是一直默默地仰视着他的，因为他是街上惟一的笔杆子。
　　他和我的零距离接触是我读初二的一个三九天。晚饭过后我站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莫名地发呆，他突然出现在我跟前，又突然凑近我的耳边，突然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没有。我顿时慌了神，回应得吭吭哧哧：读了啊，背毛主席语录100条和“老三篇”。他听罢长“喔”了一声，然后不声不响地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已消失在暗淡的屋子里，我却还一头雾水。
　　两天后的傍晚时分，他又来到我家门口，朝我招手。夹在他手里的烟，火星闪闪烁烁。我出门跟着他，进到他家。他点亮餐桌上的煤油灯，却把我带到离灯一丈来远的天井边。
　　星空透过天井投下一方暮光，朦朦胧胧。
　　天井边放了一张木条凳。他侧身坐下后，示意我坐在他身边。第一次这样近的挨着他坐，仿佛坐的不是一条木凳，而是一根电线，浑身上下极不自在。
　　见我一副紧张样，他露出和蔼笑颜，轻声说：“我妻子和大女儿经常说起你，说你很喜欢看书，作文也写得不错。”
　　我点了点头。
　　“你这个年龄是最该多看书的时候了。”
　　我又点了点头。
　　“读过《古文观止》吧？”
　　我晃了晃脑袋。心想，什么书？听都没听说过。
　　“唐诗宋词呢？”
　　我又晃了晃脑袋，感觉脸上有些发热。
　　一阵沉默。
　　他接连吸了几口烟，望着那边的煤油灯，喉结缩动了几下，紧抿的嘴把脸上的肌肉拉成了几条山脉。
　　“想不想看长篇小说？”他转向我问。
　　“想！”
　　他起身进到一间房里，过了会才拿来一件破旧的衣服，先朝大门口看了一眼，然后从衣服里摸出一本用牛皮纸包住的书，递给我，说：“这是我找别人借的，你赶紧先看，三天以后务必还给我。”
　　我即刻把书翻到扉页，朝向煤油灯那边，看清了书名。
　　“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听说很好看！”我惊喜地把书贴在胸口。
　　哪知他忽地从我手里把书拿了过去，面带微笑，却用严肃的口气说：“这部小说你只能在家看，不可带到学校去，也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做得到吗？”
　　他盯着我，目光如炬。
　　“做得到！”
　　“还有，”他顿了下，把头朝向大门，声音小得近乎无力，“如果万一被人揭发检举了，你不可说是我借给你的。你保证做得到不？”
　　“我保证说是我自己的书，是路上捡的！”他话音刚落，我便急切而干脆地回答，生怕他变卦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保尔在战火中成长的命运及陌生的苏联风情，使我大开眼界。我用两个半夜晚读完了它，感觉像是从一条小舟登上了一艘巨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自此，长篇小说犹如磁铁，将我紧紧地吸附其上。按时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给他后，我又从他那里借了好些大部头：有《牛虻》《红岩》《苦斗》《子夜》《复活》《死魂灵》《三家巷》《红旗谱》《激流三部曲》）《静静的顿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几十部。这些小说都被贴上“毒草”的标签，无论是阅读还是收藏它们，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以，每借来一本书，我都只在夜晚躲进房里阅读，如同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始终没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包括我的父母和姐姐妹妹。
　　每到晚上7点多，小镇沉睡了，我就回到我一个人住的后屋房间，把煤油灯灯芯捻小，房门闩牢，再拿一根木条堵住房门底下的缝隙。觉得万无一失的安全了，才从床板底下取出裹着“造反有理”宣传画的大部头，坐到条桌边，一页页默读，冷得不行时，就一边搓手，一边往手上哈气。常常是煤油灯下读半夜，再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看半夜，一目十行地扫荡，至多三个夜晚，一部长篇就看到了封底。小说是看完了，但进入我记忆里的，顶多就是大概的故事情节、几个主要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待到看《红楼梦》，一目十行就失效了，“阅读期限”把我阻挡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关隘外，我难受至极。 　　《红楼梦》是他借给我的最后一部长篇，也最难读。通篇的半文言文还勉强读得下去，难倒我的是生僻字、诗词对联。生僻字多如牛毛，我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大观园完全就是个制造诗词对联的大工厂，诗词对联动辄脱口即出，美得云雾缭绕，可其中的生字，尤其是典故，把我看得云里雾里。当第三个黑夜被晨曦驱逐后，书才看了不到一半。我不得不踩着点把书还给他。
　　早上去他家还书时，我一直低着头，生怕他看見我羞愧的脸。
　　他还是把我带到天井边，像往常那样收起书，先拿回到那间房，再空手出来坐下，接着便是往常同样的问号从他嘴里缓缓而出：“这部小说怎么样啊？”我以前的回答每次都很快，“好看”“过瘾”“很有意思”……这次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好半天才憋出三个低音字：“没看完。”头仍然低着，不敢看他，也不敢想象他的表情。“没事，以后有机会再看。”我听见的是他温和的声音。
　　一只手落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接着又是他的声音，缓慢、温和而有力：“《红楼梦》值得反复读，还有你看过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外国名著，以后也可以再看。至于其他的长篇，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就行了，甚至不看也没什么遗憾。”
　　我这才抬起头。天井上空现出一方蔚蓝。朝阳穿过天井飘逸而下，在他的身体右侧镶出一道橙边，映红他疲惫的脸，照得那两支钢笔的笔帽熠熠生辉。
　　“为什么？”我盯着钢笔帽，怯怯地问。
　　他吸了一大口烟，那烟头，灿得耀眼。“经典作品是被漫长的时间筛淘出来的，不是谁指定的，所以叫传世之作。读传世之作，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他看着我说：“以后你要多读书，特别是要读经典。我总觉得，现在不让看的书，迟早有一天是可以自由地看的。”
　　他的这番话，我从未听老师和其他人说过，感觉新鲜又豁亮，似乎明白了以后该怎样看书，同时，心里也生出了对那个“可以自由看书”的日子的渴盼。
　　自那个凛冬保尔和冬妮娅给我启蒙后，我的世界里便只有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两年的高中期间，我从几个要好的文学迷同学手上又借阅了不少书，读过的有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和冰心，还看过《林海雪原》《青春万岁》《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借阅的方式是从看过的地下工作者电影里学来的，即“单线联系”（我只知借书给我的人，从不打听书的主人），回家夜读，绝不传阅。毕业多年后聊起同窗往事，我才从他们嘴里知道，那些“毒草”除了有各自家族的长辈藏下来的，竟然还有一些是在外地当红卫兵或造反派的亲戚送的。一个老同学说，他的沈从文和老舍的书是他表哥送的。表哥当时在县城一家工厂上班，加入了造反派组织，也是个文学迷。送书给他时说，这几本书是他们在县一中一个语文老师家抄来的，因为太喜欢，他就悄悄地藏下了。
　　当插队知青后，我更是四处找人借书看。我所在的生产队地处公社边缘，特别偏僻，十来户人家竟有一大半与我同姓，他们视我为族人，家里只要藏着书的，大多愿意借给我看。我一人住在田野中央的一间废弃的仓库，又有书看，自然是乐不思家。那一本本大部头，如朋友和伴侣，陪伴着我；像空气和粮食，滋养着我。我的单调而狭小的空间，被书接力开凿成一个无限辽阔且精彩的世界，其间风光迷离，蜃楼叠现，令我陶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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