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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介绍：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被聘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汉学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中国学术史》、《中国家庭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历史》、《佛学与隋唐社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探索的经验的积淀。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不仅因为地大物博，还因为有着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经典就没有传统，没有传统我们就无法走到今天。
《资治通鉴》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定位
一部300万字的大书，怎么汲取其中的精华？如何从今天的角度来体会其中的思想智慧？如果做个定位，《资治通鉴》是本什么样的书？在学术体系里，《资治通鉴》居于什么位置？
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这些分类都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我们古人是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主流意识形态；子是诸子百家；集，是指文集，唐诗宋词等；史，可就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对应的历史，每个生命都有历史，所以史很多。国学被称为经史之学。在经史之学里面，曾国藩是这么说，“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是做人的，做人要读经典；经济，经邦济世，经济天下，要读史。现实的情况千变万化，你必须要有案例，才知道怎么去操作，操作就要懂历史，否则你就是纸上谈兵。
经史之学，史比经来说更贴近现实。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他认为，经邦济世之书没有能超过《资治通鉴》的。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
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体系里面，《资治通鉴》居于什么位置？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关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类知识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南亚、西亚、北非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除去印度和以色列，南亚、西亚、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个地方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中华文明关注的是什么呢？最关注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希腊科学传到中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中国专门关注现实人生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你看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人类的三个不同类型文明，像有分工一样，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过去肯定西方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对中国治国安邦方面的经验研究嗤之以鼻，这是不公平的。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占1500年以上，动不动就两三百年，试想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轻易做得到？这是机制、机理上的原因，是需要我们探索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对《资治通鉴》的评价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就对这部书做点校，195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书上“资治通鉴”这四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都用这个版本。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天才的史学家，当过宰相，他花费毕生精力去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这部书先贤怎么看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是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你想治都不知道怎么治，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该怎么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是适合所有人看的书。
其实把《资治通鉴》讲得清楚、读得深入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都能打仗。曾国藩给一个姓罗的年轻人写信，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注意这两句话，是说一部书光讲道理固然好，如果还讲权变就更了不得了。正如“一国两制”，“一国”讲的是道理，“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这本书不止有道理，还有权变，它就高级在这儿了。经典是讲道理，做人的道理，做事儿就要懂权变。你如果懂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我们读《资治通鉴》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第二个可以与人分享，诲人；第三个可以知道而乐。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各种讲座的目的与境界。我想我们学习，不光学《通鉴》，学别的也应该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领导者看的。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我们先讲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仁。《资治通鉴》是这么解释这句话的，修心之要是仁，“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修政治，我们经常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举个例子，《通鉴》记载，刘备在有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他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呢？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但是见了面以后你要干什么？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他的理由是光复汉室，那个时候天下姓刘，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目标、愿景，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人都是灵和肉的混合体，你必须满足他灵的这一面。还要有“养育”，养育是什么？育好，养好，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
第二是明，“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是说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
第三是武，“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是指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跟袁绍打官渡之战之前，许攸跟郭嘉从十个方面分析双方的优缺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袁绍好谋少决，曹操呢，得策致行，得到一个好计策，马上就实施。这就是领导的素质。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记录了22个王朝的兴衰。涉及了《二十四史》里面的17部正史，涉及了三分之二的《二十四史》。举个汉代和唐代的例子。
1.楚汉之争
平民天子刘邦48岁闹革命，两年灭了秦朝，再过五年当上了皇帝，总共就七年，过去只是个村干部，亭长，所以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凯撒大帝。
我们看看刘邦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他问大家我怎么赢了？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很多，刘邦笑了，说我不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所以我能取天下。项羽有个范增他不知道用，所以他败在我手里。
我们先看看刘邦的领导意识，第一他说我不行（三不如），有自知之明，领导首先要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再看谁行我用谁。因为领导不是一个自然人，而要给方方面面做决策。在这个岗位上，你权力越大，盲点就越多，所以必须集思广益。这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起点，只有你谦卑，别人才敢谏言，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全面的判断。领导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知道我不行，如果一个领导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这个领导离完蛋就不远了，平常他可能是刚愎自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众叛亲离。
第二还要有知人之智，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看萧何治国、韩信打仗、张良战略筹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刘邦能够很好地协调他们，这就是知人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看问题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能跟少数人商量，所以必须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让他帮助你判断就可以了，这就是刘邦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讲一个领导的本事不在他有多大的本事，手下人死心塌地为你做事，这才是你的本事。我们读《资治通鉴》，就知道，像刘邦这样的领导才是高人，像项羽这样的不是高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这不是本事，这是匹夫之勇。
当然，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你得有能耐，你没有能耐，别人不听你的。所以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基层干部要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比如某医院外科主任未必是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他能够与院长沟通。如果第一把刀情商足够，他也可以当外科主任。如果第一把刀觉得自己业务高超，看不起别人，他就当不了中层干部。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这一点唐太宗有经验，他知道不靠大家不能成功。《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当领导的，一把手不能太忙，越忙越糟糕，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累得贼死，事情还做不好，因为你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那么应该管什么呢，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他都会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他管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不同的领导层干部有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要求。
（本文依据作者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上的演讲稿整理。）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被聘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汉学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中国学术史》、《中国家庭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历史》、《佛学与隋唐社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探索的经验的积淀。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不仅因为地大物博，还因为有着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经典就没有传统，没有传统我们就无法走到今天。
《资治通鉴》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定位
一部300万字的大书，怎么汲取其中的精华？如何从今天的角度来体会其中的思想智慧？如果做个定位，《资治通鉴》是本什么样的书？在学术体系里，《资治通鉴》居于什么位置？
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这些分类都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我们古人是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主流意识形态；子是诸子百家；集，是指文集，唐诗宋词等；史，可就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对应的历史，每个生命都有历史，所以史很多。国学被称为经史之学。在经史之学里面，曾国藩是这么说，“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是做人的，做人要读经典；经济，经邦济世，经济天下，要读史。现实的情况千变万化，你必须要有案例，才知道怎么去操作，操作就要懂历史，否则你就是纸上谈兵。
经史之学，史比经来说更贴近现实。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他认为，经邦济世之书没有能超过《资治通鉴》的。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
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体系里面，《资治通鉴》居于什么位置？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关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类知识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南亚、西亚、北非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除去印度和以色列，南亚、西亚、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个地方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中华文明关注的是什么呢？最关注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希腊科学传到中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中国专门关注现实人生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你看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人类的三个不同类型文明，像有分工一样，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过去肯定西方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对中国治国安邦方面的经验研究嗤之以鼻，这是不公平的。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占1500年以上，动不动就两三百年，试想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轻易做得到？这是机制、机理上的原因，是需要我们探索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对《资治通鉴》的评价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就对这部书做点校，195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书上“资治通鉴”这四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都用这个版本。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天才的史学家，当过宰相，他花费毕生精力去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这部书先贤怎么看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是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你想治都不知道怎么治，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该怎么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是适合所有人看的书。
其实把《资治通鉴》讲得清楚、读得深入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都能打仗。曾国藩给一个姓罗的年轻人写信，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注意这两句话，是说一部书光讲道理固然好，如果还讲权变就更了不得了。正如“一国两制”，“一国”讲的是道理，“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这本书不止有道理，还有权变，它就高级在这儿了。经典是讲道理，做人的道理，做事儿就要懂权变。你如果懂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我们读《资治通鉴》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第二个可以与人分享，诲人；第三个可以知道而乐。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各种讲座的目的与境界。我想我们学习，不光学《通鉴》，学别的也应该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领导者看的。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我们先讲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仁。《资治通鉴》是这么解释这句话的，修心之要是仁，“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修政治，我们经常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举个例子，《通鉴》记载，刘备在有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他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呢？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但是见了面以后你要干什么？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他的理由是光复汉室，那个时候天下姓刘，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目标、愿景，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人都是灵和肉的混合体，你必须满足他灵的这一面。还要有“养育”，养育是什么？育好，养好，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
第二是明，“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是说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
第三是武，“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是指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跟袁绍打官渡之战之前，许攸跟郭嘉从十个方面分析双方的优缺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袁绍好谋少决，曹操呢，得策致行，得到一个好计策，马上就实施。这就是领导的素质。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记录了22个王朝的兴衰。涉及了《二十四史》里面的17部正史，涉及了三分之二的《二十四史》。举个汉代和唐代的例子。
1.楚汉之争
平民天子刘邦48岁闹革命，两年灭了秦朝，再过五年当上了皇帝，总共就七年，过去只是个村干部，亭长，所以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凯撒大帝。
我们看看刘邦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他问大家我怎么赢了？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很多，刘邦笑了，说我不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所以我能取天下。项羽有个范增他不知道用，所以他败在我手里。
我们先看看刘邦的领导意识，第一他说我不行（三不如），有自知之明，领导首先要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再看谁行我用谁。因为领导不是一个自然人，而要给方方面面做决策。在这个岗位上，你权力越大，盲点就越多，所以必须集思广益。这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起点，只有你谦卑，别人才敢谏言，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全面的判断。领导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知道我不行，如果一个领导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这个领导离完蛋就不远了，平常他可能是刚愎自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众叛亲离。
第二还要有知人之智，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看萧何治国、韩信打仗、张良战略筹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刘邦能够很好地协调他们，这就是知人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看问题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能跟少数人商量，所以必须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让他帮助你判断就可以了，这就是刘邦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讲一个领导的本事不在他有多大的本事，手下人死心塌地为你做事，这才是你的本事。我们读《资治通鉴》，就知道，像刘邦这样的领导才是高人，像项羽这样的不是高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这不是本事，这是匹夫之勇。
当然，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你得有能耐，你没有能耐，别人不听你的。所以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基层干部要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比如某医院外科主任未必是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他能够与院长沟通。如果第一把刀情商足够，他也可以当外科主任。如果第一把刀觉得自己业务高超，看不起别人，他就当不了中层干部。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这一点唐太宗有经验，他知道不靠大家不能成功。《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当领导的，一把手不能太忙，越忙越糟糕，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累得贼死，事情还做不好，因为你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那么应该管什么呢，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他都会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他管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不同的领导层干部有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要求。
（本文依据作者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上的演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