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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绿地作为开放空间，公众可以共享自然环境及社会资源。而当下公共绿地中不同群体的参与度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年轻群体参与度低。笔者以上海浦东新区部分公共绿地中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为研究对象，从年轻群体的低参与度、活动意愿及管理者角度等方面，分析了年轻群体低参与度的原因，认为原因主要是年轻群体缺乏业余时间、绿地可达距离较远、活动内容缺乏等。在调查基础上，从活动载体、信息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主张公共绿地管理者转变服务理念、开拓有益活动、建立信息平台、优化空间资源，以提高社会服务效能。
关键词 年轻群体；公共绿地；活动参与度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6）12-220-03
公共绿地为公众提供了活动体验空间，而其中的活动参与度是绿地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出于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立地环境等差异，国内外绿地中活动表现差异较大：国内公共绿地空间中活动群体以中老年群体居多，活动的项目主要为散步、打牌及聊天等内容[1]；国外而言，纽约中央公园是城市公共绿地的典范，不同年龄、阶层的市民都可以在园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场所。纽约中央公园带给纽约市民的影响体现在：鼓励市民的户外游戏行为，鼓励行为的多样性，鼓励市民相互交往。公园中可以组织垂钓、攀岩、跑步和球类等各项活动[2]。
公共绿地既承载着降污减噪、减灾避害等自然功能，也承担了社会交往、公共服务等社会功能。而不容忽视的是，公共绿地的活动群体呈现两级分化，老幼群体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则难觅踪影。为此，有必要研究影响年轻群体参与度的因素，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为提升公共绿地服务效能提供可靠依据。笔者试图通过对公共绿地中年轻群体活动情况的现场调查，获取与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有关的因素，并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为公园管理者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及有效途径，以提高年轻群体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公共绿地的社会效应。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主要是年轻群体的参与度，以分析与参与度有关的因素为切入点，通过对年轻群体参与度的研究及有关因素的相关性研究，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为提高参与度提供有效的依据。
1.2 研究方法 查阅资料、现场调查、分析数据、查找规律，通过比较辨析，确认要素的影响程度。①文献资料查阅。针对选题所涉及的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等领域，检索阅读相关文献，了解一些基本理论，便于理解影响活动参与度的因素，打开研究思路。②问卷调查。设计问卷，拟定选项，采取现场问卷勾选的方式。调查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年龄的随机群体，另一类是公共绿地管理者。通过调查，了解各类群体在公共绿地中活动参与度情况。③归纳分析法。查找、搜集和鉴别后，整理其中的一些要素，解析影响参与度的因素。
2 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首先，以45岁作为年龄界限，对上海浦东新区的金杨绿地、蔓趣公园、济阳公园、长青公园、上南公园、高桥公园6个开放绿地（公园）的两个年龄群体团队数量进行观察与统计。通过对比确定年轻群体参与度。
其次，以年龄在20～45岁的年轻群体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在金桥公园、泾南公园、蔓趣公园、济阳公园、长青公园、高桥公园、上南公园、塘桥公园、梅园、古钟园、豆香园、金杨绿地12个公共绿地（公园）内，调查群体的活动频次、活动距离、活动项目、活动意愿等。
再次，以公共绿地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在上南公园、临沂公园、长青公园、泾南公园、蔓趣公园、济阳公园6个公园内，调查年轻群体活动情况、活动意愿低的因素等。以年轻群体及管理者的调查表进行对照，探讨年轻群体的参与度是否存在差异。
选择较多绿地（公园）作为调查地点，主要考虑群体分布的随机性，确保所获数据具有代表性，以便从中选取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2.1 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调查 以45岁为界，在早、中、晚3个时间段，分别对金杨绿地、蔓趣公园等6个开放绿地（公园）的群体活动进行观察与统计，调查内容涵盖团队数量、活动内容、团队人数等要素，获得相关数据，确认公共绿地中年轻群体活动情况（表1）。
选取其中部分有效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虽然两年龄段活动群体活动高峰都在上午，但45岁以下群体的活动团队数远低于45岁以上群体，也印证了人们一般的感观认识——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较低。
2.2 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低的原因分析 针对年轻群体参与度低的原 因，在金桥公园、泾南公园等12个绿地（公园）开展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750分，在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后，选取20～40岁的群体作为分析重点，获得表2及表3。
调查得知，年轻群里活动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距离公园太远，平时工作太忙，对参与公共绿地缺乏兴趣，或是因为没人陪伴而不愿前往。从表2结果来看，距离太远和工作太忙是主要原因，其中30～40岁年龄段的群体觉得太忙是难以参与活动的最大原因，这与该年龄段群体在家庭抚养及社会工作中处于中坚力量有很大关联。
2.3 年轻群体活动意愿的分析 现实情况中的活动低参与度未必代表活动的低意愿。由表3可知，不同年龄段的活动意愿较为集中于健身、亲子活动及关注“跳蚤市场”。这种分布形态体现了年轻群体的特点，如精力旺盛，承担家庭责任等现实状况，并希望参与运动量较大的项目，或与抚养未成年孩子以及生活交流有关的活动等。这些活动都有益于年轻群体增加情感交流、社交信息交换、社会凝聚等作用。
2.4 公共绿地管理者对年轻群体低参与度的认识 公园管理人员长期的一线工作使其对于公园中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有较为真切的认识与看法，所以在上南公园、临沂公园等6个公园内对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发放100份，回收90份，选取有效数据，经整理获得表4。从公园管理者角度来看，对于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较低有普遍认识，但对于年轻群体的低参与度主要归因于无资金和超职责，也就是作为公园管理者仅留意于日常管理工作。这体现了当下公园绿地管理的现状，既没提供相应的服务以满足年轻群体活动需求，也没有从运作机制和工作意识上做好相关的服务转变。 3 讨论与结论
公共绿地具有物质、生态和社会等多功能属性，作为开放空间，公众都应能公平享用社会资源，无论其年龄、性别、身份等因素。从上述调查及分析来看，在提高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特别是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方。
3.1 提供贴切的活动内容 年轻群体精力旺盛，但需要承担家庭抚养和社会工作，日常事务占用了较多时间和消耗了较多精力。如果公共绿地仅仅作为一个空间，空间中无任何与生活需求、工作需要或兴趣爱好有关的活动，很难提升年轻群体的活动参与度。表3中清晰表示了年轻群体的需求倾向。事实上，不少公园绿地已根据自身条件开展各类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市民的生活。比如，上海植物园从2013年起，结合自身科研、资源优势，根据家庭、社会需 求开展各类活动，如“暗访夜精灵”、“自然课堂”等科普活动[3-4]，使人们体验到环境中的形态、景物、质感等自然信息，深受社会好评。无论处于什么场所环境中，人总是在既定的环境中自由选择个人行为。这种为自我做出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兴趣行为[2]。社交活动的本质是人交换社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活动的内容应该满足一般的社会心理需求，贴近生活。
3.2 应用网络的虚拟通道 目前，开放绿地活动的举办主体一般为基层社区组织，信息渠道也是通过社区管理架构进行传播，这样的架构有较大社会依托和广泛的资源。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对于原有的组织模式和信息渠道有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将会产生深刻的变革。艾瑞网2015年10月发表观点“26～45岁是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主要构成”[5]，表明了网民的增长已由PC网民增长完全转移到移动网民的增长，人们能随时随地获取互联网信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正在影响人们的、生活价值观、认知方式、社会关系等，从而也会影响公共绿地中的活动内容、组织方式、社会影响等。通过互联网将制作的虚拟漫游场景进行网页发布，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让更多人了解公园虚拟旅游漫游系统，体现漫游系统的价值[6]。尝试利用移动互联网虚拟技术以提高年轻群体的体验，并拓展移动互联网的社交渠道，满足年轻人创新技术、探究自然和融入社会等好奇心理，是提高年轻群体参与度的途径与方法。
3.3 优化空间的资源配置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曾提到：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3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活动[7]。这些原理应用在公共绿地中则表现为3个层面：必要性活动即交通组织，行走穿越等；自发性活动即公众自发的拳操、群舞、游憩等；社会活动即社交层面的交流，各类展览、户外探索、联谊活动等需要人们共同参与的活动[8]。绿地空间是一个社会资源结合体，3个层面的活动能够在有限的空间中协调平衡开展，取决于有限的社会资源在公共空间中的各个不同主体之间合理、有效地平等配置。故在绿地空间中，应有适当的空间布局、功能分配及设施配置，既要保证活动参与过程的安全性，也要能引导与诱发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发生，提高社会参与度，充分发挥绿地的社会功能。
3.4 树立积极的服务意识 在当下城市环境中，公共绿地社会效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管理者，应该加快思路转变，适应社会发展，从一个设施维护和公园秩序管理者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工作者，将工作重心从公园设施维护逐渐转移至提供各类社会服务需求，在需求上做到平衡与协调，与社区形成联系与互动，让更多的年轻群体参与到绿地空间中，提高自然环境的体验度，自觉参与社会活动和服务，发挥公共绿地更大的社会效应[9-11]。
4 结语
公共绿地是满足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需求的载体。作为公共绿地管理者，要适时调整公共绿地的工作目标和管理手段，由设施管理承担者转变成公共绿地的服务者，不断提升年轻群体的参与程度，拓展参与广度，为年轻群体参与提供便利。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开放，绿地空间的活动者将真正成为主体，公共绿地的空间开发、技术标准、管养模式、服务职能等都会随之变化，最终获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将是今后新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谭少华，赵万民.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功能研究[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29（5）：7-8.
[2] 尹小丰.城市公共绿地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07：3，40.
[3] 2015季“暗访夜精灵”2.5H传统场完美收官[EB/OL].（2015-08-11）[2016-03-19].http：//www.shbg.org/sites/zhiwuyuan/InfoContent.aspx？ctgId=22ea9dc1-52f2-47fa-9c81-bf65eb9d313a&infoId=8d1575d0-3582-4095-b481-3b6e145f0c90.
[4] 戴菊.[2015上海（国际）花展]春暖花开观鸟正当时：自然课堂观鸟导赏活动顺利举办[EB/OL].（2015-04-17） [2016-03-19].http：//www.shbg.org/sites/zhiwuyuan/InfoContent.aspx？CtgId=737e03a1-a4d0-4e86-8f8c-e1fbffb005ae&&infoId=9d7e800f-e5f8-41f9-ba82-2e42fc3d1b41.
[5] 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年度研究报告[EB/OL].（2014-04-24）[2016-03-03].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2146.html#chart.
[6] 宋永鹏.公园虚拟旅游系统研究与应用[D].南京：河南大学，2012.
[7]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8] 蒋玮璇.基于社交城市导向的体育公园景观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4.
[9] 吴近桃.人的行为模式与室内空间设计[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18（1）：61-63.
[10] 王华.城市公园中参与体验性活动初探[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0.
[11] 徐银芳.城市湿地公园参与性景观设计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
关键词 年轻群体；公共绿地；活动参与度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6）12-220-03
公共绿地为公众提供了活动体验空间，而其中的活动参与度是绿地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出于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立地环境等差异，国内外绿地中活动表现差异较大：国内公共绿地空间中活动群体以中老年群体居多，活动的项目主要为散步、打牌及聊天等内容[1]；国外而言，纽约中央公园是城市公共绿地的典范，不同年龄、阶层的市民都可以在园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场所。纽约中央公园带给纽约市民的影响体现在：鼓励市民的户外游戏行为，鼓励行为的多样性，鼓励市民相互交往。公园中可以组织垂钓、攀岩、跑步和球类等各项活动[2]。
公共绿地既承载着降污减噪、减灾避害等自然功能，也承担了社会交往、公共服务等社会功能。而不容忽视的是，公共绿地的活动群体呈现两级分化，老幼群体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则难觅踪影。为此，有必要研究影响年轻群体参与度的因素，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为提升公共绿地服务效能提供可靠依据。笔者试图通过对公共绿地中年轻群体活动情况的现场调查，获取与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有关的因素，并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为公园管理者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及有效途径，以提高年轻群体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公共绿地的社会效应。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主要是年轻群体的参与度，以分析与参与度有关的因素为切入点，通过对年轻群体参与度的研究及有关因素的相关性研究，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为提高参与度提供有效的依据。
1.2 研究方法 查阅资料、现场调查、分析数据、查找规律，通过比较辨析，确认要素的影响程度。①文献资料查阅。针对选题所涉及的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等领域，检索阅读相关文献，了解一些基本理论，便于理解影响活动参与度的因素，打开研究思路。②问卷调查。设计问卷，拟定选项，采取现场问卷勾选的方式。调查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年龄的随机群体，另一类是公共绿地管理者。通过调查，了解各类群体在公共绿地中活动参与度情况。③归纳分析法。查找、搜集和鉴别后，整理其中的一些要素，解析影响参与度的因素。
2 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首先，以45岁作为年龄界限，对上海浦东新区的金杨绿地、蔓趣公园、济阳公园、长青公园、上南公园、高桥公园6个开放绿地（公园）的两个年龄群体团队数量进行观察与统计。通过对比确定年轻群体参与度。
其次，以年龄在20～45岁的年轻群体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在金桥公园、泾南公园、蔓趣公园、济阳公园、长青公园、高桥公园、上南公园、塘桥公园、梅园、古钟园、豆香园、金杨绿地12个公共绿地（公园）内，调查群体的活动频次、活动距离、活动项目、活动意愿等。
再次，以公共绿地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在上南公园、临沂公园、长青公园、泾南公园、蔓趣公园、济阳公园6个公园内，调查年轻群体活动情况、活动意愿低的因素等。以年轻群体及管理者的调查表进行对照，探讨年轻群体的参与度是否存在差异。
选择较多绿地（公园）作为调查地点，主要考虑群体分布的随机性，确保所获数据具有代表性，以便从中选取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2.1 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调查 以45岁为界，在早、中、晚3个时间段，分别对金杨绿地、蔓趣公园等6个开放绿地（公园）的群体活动进行观察与统计，调查内容涵盖团队数量、活动内容、团队人数等要素，获得相关数据，确认公共绿地中年轻群体活动情况（表1）。
选取其中部分有效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虽然两年龄段活动群体活动高峰都在上午，但45岁以下群体的活动团队数远低于45岁以上群体，也印证了人们一般的感观认识——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较低。
2.2 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低的原因分析 针对年轻群体参与度低的原 因，在金桥公园、泾南公园等12个绿地（公园）开展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750分，在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后，选取20～40岁的群体作为分析重点，获得表2及表3。
调查得知，年轻群里活动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距离公园太远，平时工作太忙，对参与公共绿地缺乏兴趣，或是因为没人陪伴而不愿前往。从表2结果来看，距离太远和工作太忙是主要原因，其中30～40岁年龄段的群体觉得太忙是难以参与活动的最大原因，这与该年龄段群体在家庭抚养及社会工作中处于中坚力量有很大关联。
2.3 年轻群体活动意愿的分析 现实情况中的活动低参与度未必代表活动的低意愿。由表3可知，不同年龄段的活动意愿较为集中于健身、亲子活动及关注“跳蚤市场”。这种分布形态体现了年轻群体的特点，如精力旺盛，承担家庭责任等现实状况，并希望参与运动量较大的项目，或与抚养未成年孩子以及生活交流有关的活动等。这些活动都有益于年轻群体增加情感交流、社交信息交换、社会凝聚等作用。
2.4 公共绿地管理者对年轻群体低参与度的认识 公园管理人员长期的一线工作使其对于公园中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有较为真切的认识与看法，所以在上南公园、临沂公园等6个公园内对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发放100份，回收90份，选取有效数据，经整理获得表4。从公园管理者角度来看，对于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较低有普遍认识，但对于年轻群体的低参与度主要归因于无资金和超职责，也就是作为公园管理者仅留意于日常管理工作。这体现了当下公园绿地管理的现状，既没提供相应的服务以满足年轻群体活动需求，也没有从运作机制和工作意识上做好相关的服务转变。 3 讨论与结论
公共绿地具有物质、生态和社会等多功能属性，作为开放空间，公众都应能公平享用社会资源，无论其年龄、性别、身份等因素。从上述调查及分析来看，在提高年轻群体活动参与度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特别是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方。
3.1 提供贴切的活动内容 年轻群体精力旺盛，但需要承担家庭抚养和社会工作，日常事务占用了较多时间和消耗了较多精力。如果公共绿地仅仅作为一个空间，空间中无任何与生活需求、工作需要或兴趣爱好有关的活动，很难提升年轻群体的活动参与度。表3中清晰表示了年轻群体的需求倾向。事实上，不少公园绿地已根据自身条件开展各类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市民的生活。比如，上海植物园从2013年起，结合自身科研、资源优势，根据家庭、社会需 求开展各类活动，如“暗访夜精灵”、“自然课堂”等科普活动[3-4]，使人们体验到环境中的形态、景物、质感等自然信息，深受社会好评。无论处于什么场所环境中，人总是在既定的环境中自由选择个人行为。这种为自我做出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兴趣行为[2]。社交活动的本质是人交换社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活动的内容应该满足一般的社会心理需求，贴近生活。
3.2 应用网络的虚拟通道 目前，开放绿地活动的举办主体一般为基层社区组织，信息渠道也是通过社区管理架构进行传播，这样的架构有较大社会依托和广泛的资源。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对于原有的组织模式和信息渠道有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将会产生深刻的变革。艾瑞网2015年10月发表观点“26～45岁是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主要构成”[5]，表明了网民的增长已由PC网民增长完全转移到移动网民的增长，人们能随时随地获取互联网信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正在影响人们的、生活价值观、认知方式、社会关系等，从而也会影响公共绿地中的活动内容、组织方式、社会影响等。通过互联网将制作的虚拟漫游场景进行网页发布，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让更多人了解公园虚拟旅游漫游系统，体现漫游系统的价值[6]。尝试利用移动互联网虚拟技术以提高年轻群体的体验，并拓展移动互联网的社交渠道，满足年轻人创新技术、探究自然和融入社会等好奇心理，是提高年轻群体参与度的途径与方法。
3.3 优化空间的资源配置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曾提到：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3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活动[7]。这些原理应用在公共绿地中则表现为3个层面：必要性活动即交通组织，行走穿越等；自发性活动即公众自发的拳操、群舞、游憩等；社会活动即社交层面的交流，各类展览、户外探索、联谊活动等需要人们共同参与的活动[8]。绿地空间是一个社会资源结合体，3个层面的活动能够在有限的空间中协调平衡开展，取决于有限的社会资源在公共空间中的各个不同主体之间合理、有效地平等配置。故在绿地空间中，应有适当的空间布局、功能分配及设施配置，既要保证活动参与过程的安全性，也要能引导与诱发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发生，提高社会参与度，充分发挥绿地的社会功能。
3.4 树立积极的服务意识 在当下城市环境中，公共绿地社会效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管理者，应该加快思路转变，适应社会发展，从一个设施维护和公园秩序管理者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工作者，将工作重心从公园设施维护逐渐转移至提供各类社会服务需求，在需求上做到平衡与协调，与社区形成联系与互动，让更多的年轻群体参与到绿地空间中，提高自然环境的体验度，自觉参与社会活动和服务，发挥公共绿地更大的社会效应[9-11]。
4 结语
公共绿地是满足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需求的载体。作为公共绿地管理者，要适时调整公共绿地的工作目标和管理手段，由设施管理承担者转变成公共绿地的服务者，不断提升年轻群体的参与程度，拓展参与广度，为年轻群体参与提供便利。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开放，绿地空间的活动者将真正成为主体，公共绿地的空间开发、技术标准、管养模式、服务职能等都会随之变化，最终获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将是今后新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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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少华，赵万民.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功能研究[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29（5）：7-8.
[2] 尹小丰.城市公共绿地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07：3，40.
[3] 2015季“暗访夜精灵”2.5H传统场完美收官[EB/OL].（2015-08-11）[2016-03-19].http：//www.shbg.org/sites/zhiwuyuan/InfoContent.aspx？ctgId=22ea9dc1-52f2-47fa-9c81-bf65eb9d313a&infoId=8d1575d0-3582-4095-b481-3b6e145f0c90.
[4] 戴菊.[2015上海（国际）花展]春暖花开观鸟正当时：自然课堂观鸟导赏活动顺利举办[EB/OL].（2015-04-17） [2016-03-19].http：//www.shbg.org/sites/zhiwuyuan/InfoContent.aspx？CtgId=737e03a1-a4d0-4e86-8f8c-e1fbffb005ae&&infoId=9d7e800f-e5f8-41f9-ba82-2e42fc3d1b41.
[5] 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年度研究报告[EB/OL].（2014-04-24）[2016-03-03].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2146.html#chart.
[6] 宋永鹏.公园虚拟旅游系统研究与应用[D].南京：河南大学，2012.
[7]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8] 蒋玮璇.基于社交城市导向的体育公园景观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4.
[9] 吴近桃.人的行为模式与室内空间设计[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18（1）：61-63.
[10] 王华.城市公园中参与体验性活动初探[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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