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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日显重要。世界各地许多冲突和战争，都因民族问题而引起。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当敏感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五大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少数民族区域辽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64％，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构成了各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因此，民族问题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特别对待。
我对民族报道的关注，始于在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香港)三年工作期间。当时，看到海外媒体有关中国民族的报道，总是正面的少，负面的多；歪曲的多，客观的少。不多的一些正面报道，往往还是新华社的稿件。海外不少媒体集中刊登的有关中国民族的报道，不是人权、民主、宗教自由等问题，就是东突、藏独等事件，有的以讹传讹，有的夸大其辞，带有明显的偏见。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致使舆论一边倒，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很不利。我觉得纳闷，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发出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弱?
回来后，我翻看了国内一段时间的民族报道，一个突出感觉是：工作性、成就性、零碎性稿件多，新闻性、可读性、针对性稿件少。民族报道不但数量少，而且有分量的稿件也不多，有重大影响力的稿件更是寥寥无几。在报道思路和报道手法上，显得有点陈旧。
原因何在?我心中逐渐产生两个疑问。
疑问一：我们的民族报道从思路到手法，是否满足当代受众，特别是海外受众的需求?
我在海外三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对外报道与对内报道有三个明显不同。
一是媒体需求不同。在海外，你能体会到“读者是上帝”的真正含义。海外媒体基本上是以市场为法则，以读者为取向。读者的兴趣与关注点，就是媒体的兴趣与关注点，也是媒体报道与选稿的着力点。虽然内地读者与海外读者对不少新闻的需求是有交叉的，但更多的是不同。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读者，造就了不同的市场与不同的媒体。这一规律可简单概括为：时效为先，新闻为重，兴趣为上。只有争时效，抢新闻，抓兴趣，我们的民族报道才能在海外发挥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一争高低。
二是报道方针不同。对内报道，只要按照中央的宣传方针和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搞好报道，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对外报道如果如此照搬就行不通。因为对内的报道重点，海外读者未必感兴趣，有的是根本不感兴趣。过去对外报道有一句口号是“宣传中国”，这句话应该不错，但要看你宣传的事情是不是海外读者关心的，如果不是关心的事情，趁早别“宣传”，否则不会有好的效果，还会把读者吓跑。因此，比较准确的对外报道口号应该是“报道中国”。只要把海外读者关心和感兴趣的新闻报道好就行了，只有被媒体采用、受众接受的报道，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只有实施可行的、有效的对外报道方针和口径，我们的对外民族报道才不会徒劳无功。
三是报道方式不同。对外报道更讲究新闻规律，更要求以客观事实为主，突出新闻性，不能有宣传腔和工作性的稿件。报道方式以消息体裁为主，少用通讯、综述等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媒体不喜欢用，除非是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事件。要多写短新闻，少发长稿件。对外报道，不但要客观，而且要策略。哪些事多报，哪些事少报，哪些事选择日期报，都很微妙。有些事只能对内报，不能对外报，因为海外媒体与读者对涉及法律与自由的事情特别敏感。可能有些做法在内地是合法的，在海外就是不可思议的，报道就要特别注意。
这显示出当代国际媒体在传播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向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这种传播模式要求，传播内容要做到按需生产，使传播效果最佳化、传播效益最大化。现在已进入“争夺眼球”的注意力经济时代，一篇稿件的标题和内容，如果不能在几十秒之内吸引受众，受众就会跳过去。
同理，如果我们的民族报道思路和手法，还是过去的老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策划不到位，内容不新鲜，标题不突出，怎么要求媒体去采用我们的稿件呢?我们的民族新闻报道，没有与时代同步，没有及时把握住媒体市场的变化，没有深入了解当今受众对民族新闻需求的变化，这是造成海外受众不爱看民族报道的重要原因。
疑问二：我们的民族报道从结构到内容，是否切合当今世界有关民族问题的热点?
我觉得，民族问题不光是西部问题，和东部也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光是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民族问题不光是政治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民族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和世界问题紧密相联。因此，我们报道民族问题，不能仅从本地区、本民族的角度出发，而要从区域的角度、中国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去审视民族问题，寻找国内关心、国际关注的热点切入，从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寻找值得报道的新闻。
从国内角度而言，全国读者关心的民族问题包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如何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本地特色产业中，寻找各自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定位?西部大开发给当地经济和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西部大开发和中、东部有何关系?如何尽快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富裕起来?各地传统民族文化是如何保护和传承的?民族地区是如何重视和发展教育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是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发展特色经济的?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些问题出发，跳出就工作谈工作、就成就报成就的旧思路，带着联系的观点和历史纵深的思路，以小见大、还原感性的手法，去挖掘新闻、采写新闻，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从国际角度而言，外国的媒体和受众，关注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民族地区自治权力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问题，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问题，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民族文化保存问题，民族地区环境和宗教设施保护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等。如果我们的对外报道，从这些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事实与典型，以新闻的形式、讲故事的手法进行报道，可能采用就会好一些。
如何搞好对外民族报道呢?据我们的体会，做好民族报道，尤其是对外民族报道，需要两个创新。
一是观念创新：要敢于接触敏感题材，积极介入、正确引导民族热点问题，主动掌握话语权。
按照传播学的理论，新闻传播要讲究心理效应，包括先入为主效应。民族地区报道，特别是突发事件、热点新闻，要先声夺人，占领舆论制高点。
对外民族报道要讲究宣传策略，充分考虑海外人士的接受心理。对外民族报道要达到好的宣传效果，话语方式必须和国际接轨，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
二是内容创新：我们要从当代民族工作的特点组织报道；从媒体和受众的兴趣点上组织报道；从社会广泛关注的民族热点上组织报道。
根据我们的实践，有三类民族新闻社会影响较好：
第一，民族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
在第一时间揭示事件真相，可以发挥先声夺人的首发效应，起到戳穿谣言、以正视听的作用。
第二，抓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做文章，找准新闻性与独特性的最佳结合点。
融新闻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把冷新闻做热；使原本较冷僻的题材踩在热点上，吸引海外受众的关注。
第三，寻找和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弘扬中国民族团结的主题。
总之，只有在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上全面创新，才能使主流媒体的民族报道富有吸引力，扩大影响力。
我对民族报道的关注，始于在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香港)三年工作期间。当时，看到海外媒体有关中国民族的报道，总是正面的少，负面的多；歪曲的多，客观的少。不多的一些正面报道，往往还是新华社的稿件。海外不少媒体集中刊登的有关中国民族的报道，不是人权、民主、宗教自由等问题，就是东突、藏独等事件，有的以讹传讹，有的夸大其辞，带有明显的偏见。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致使舆论一边倒，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很不利。我觉得纳闷，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发出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弱?
回来后，我翻看了国内一段时间的民族报道，一个突出感觉是：工作性、成就性、零碎性稿件多，新闻性、可读性、针对性稿件少。民族报道不但数量少，而且有分量的稿件也不多，有重大影响力的稿件更是寥寥无几。在报道思路和报道手法上，显得有点陈旧。
原因何在?我心中逐渐产生两个疑问。
疑问一：我们的民族报道从思路到手法，是否满足当代受众，特别是海外受众的需求?
我在海外三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对外报道与对内报道有三个明显不同。
一是媒体需求不同。在海外，你能体会到“读者是上帝”的真正含义。海外媒体基本上是以市场为法则，以读者为取向。读者的兴趣与关注点，就是媒体的兴趣与关注点，也是媒体报道与选稿的着力点。虽然内地读者与海外读者对不少新闻的需求是有交叉的，但更多的是不同。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读者，造就了不同的市场与不同的媒体。这一规律可简单概括为：时效为先，新闻为重，兴趣为上。只有争时效，抢新闻，抓兴趣，我们的民族报道才能在海外发挥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一争高低。
二是报道方针不同。对内报道，只要按照中央的宣传方针和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搞好报道，基本上就可以了。但对外报道如果如此照搬就行不通。因为对内的报道重点，海外读者未必感兴趣，有的是根本不感兴趣。过去对外报道有一句口号是“宣传中国”，这句话应该不错，但要看你宣传的事情是不是海外读者关心的，如果不是关心的事情，趁早别“宣传”，否则不会有好的效果，还会把读者吓跑。因此，比较准确的对外报道口号应该是“报道中国”。只要把海外读者关心和感兴趣的新闻报道好就行了，只有被媒体采用、受众接受的报道，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只有实施可行的、有效的对外报道方针和口径，我们的对外民族报道才不会徒劳无功。
三是报道方式不同。对外报道更讲究新闻规律，更要求以客观事实为主，突出新闻性，不能有宣传腔和工作性的稿件。报道方式以消息体裁为主，少用通讯、综述等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媒体不喜欢用，除非是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事件。要多写短新闻，少发长稿件。对外报道，不但要客观，而且要策略。哪些事多报，哪些事少报，哪些事选择日期报，都很微妙。有些事只能对内报，不能对外报，因为海外媒体与读者对涉及法律与自由的事情特别敏感。可能有些做法在内地是合法的，在海外就是不可思议的，报道就要特别注意。
这显示出当代国际媒体在传播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向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这种传播模式要求，传播内容要做到按需生产，使传播效果最佳化、传播效益最大化。现在已进入“争夺眼球”的注意力经济时代，一篇稿件的标题和内容，如果不能在几十秒之内吸引受众，受众就会跳过去。
同理，如果我们的民族报道思路和手法，还是过去的老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策划不到位，内容不新鲜，标题不突出，怎么要求媒体去采用我们的稿件呢?我们的民族新闻报道，没有与时代同步，没有及时把握住媒体市场的变化，没有深入了解当今受众对民族新闻需求的变化，这是造成海外受众不爱看民族报道的重要原因。
疑问二：我们的民族报道从结构到内容，是否切合当今世界有关民族问题的热点?
我觉得，民族问题不光是西部问题，和东部也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光是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民族问题不光是政治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民族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和世界问题紧密相联。因此，我们报道民族问题，不能仅从本地区、本民族的角度出发，而要从区域的角度、中国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去审视民族问题，寻找国内关心、国际关注的热点切入，从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寻找值得报道的新闻。
从国内角度而言，全国读者关心的民族问题包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如何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本地特色产业中，寻找各自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定位?西部大开发给当地经济和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西部大开发和中、东部有何关系?如何尽快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富裕起来?各地传统民族文化是如何保护和传承的?民族地区是如何重视和发展教育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是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发展特色经济的?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些问题出发，跳出就工作谈工作、就成就报成就的旧思路，带着联系的观点和历史纵深的思路，以小见大、还原感性的手法，去挖掘新闻、采写新闻，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从国际角度而言，外国的媒体和受众，关注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民族地区自治权力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问题，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问题，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民族文化保存问题，民族地区环境和宗教设施保护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等。如果我们的对外报道，从这些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事实与典型，以新闻的形式、讲故事的手法进行报道，可能采用就会好一些。
如何搞好对外民族报道呢?据我们的体会，做好民族报道，尤其是对外民族报道，需要两个创新。
一是观念创新：要敢于接触敏感题材，积极介入、正确引导民族热点问题，主动掌握话语权。
按照传播学的理论，新闻传播要讲究心理效应，包括先入为主效应。民族地区报道，特别是突发事件、热点新闻，要先声夺人，占领舆论制高点。
对外民族报道要讲究宣传策略，充分考虑海外人士的接受心理。对外民族报道要达到好的宣传效果，话语方式必须和国际接轨，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
二是内容创新：我们要从当代民族工作的特点组织报道；从媒体和受众的兴趣点上组织报道；从社会广泛关注的民族热点上组织报道。
根据我们的实践，有三类民族新闻社会影响较好：
第一，民族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
在第一时间揭示事件真相，可以发挥先声夺人的首发效应，起到戳穿谣言、以正视听的作用。
第二，抓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做文章，找准新闻性与独特性的最佳结合点。
融新闻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把冷新闻做热；使原本较冷僻的题材踩在热点上，吸引海外受众的关注。
第三，寻找和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弘扬中国民族团结的主题。
总之，只有在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上全面创新，才能使主流媒体的民族报道富有吸引力，扩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