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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广州恒大在抵达韩国首尔后就开始遭到对手的各种刁难，不仅提供给恒大的训练场地质量堪忧，居然还匪夷所思的拒绝恒大使用灯光设备，导致恒大没有可以进行晚间训练的照明条件，在恒大亚足联官员协调未果后，恒大不得不取消当晚训练计划。
主客场的比赛，意味着是球迷、球队和媒体三方面的主客场。亚冠决赛首回合前，从首尔发回的消息似乎全面包含了这三要素：据说恒大没有获得应有的训练条件，客队球队在包厢和座位上未获得约定折扣，还有无视中国媒体的要求将赛前发布会定在了25日11时……本来四海之内皆韩国人，但想不到被招呼得如此周到，于是只好向亚足联上诉，引出这段总决赛前的故事。
2004年某次笔者去亚足联总部采访维拉潘，等到了晚上八点，才看到他点头哈腰、一脸殷勤送出几位人士，似乎还送了些小礼物。那是几名朝鲜足协的官员。“去他们那里打比赛总是有各种签证麻烦，我希望他们能转告其国内掌事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世界杯20强赛朝韩比赛移师上海证明，不要说亚足联了，国际足联也惹不起朝鲜足协——后来在南非，好不容易安排了一次朝鲜队发布会，一位记者提问说到“NORTH KOREA”，金正勋勃然大怒，甩出一句“这个世界上只有DPR KOREA”拂袖而去。
笔者的意思是说，原先你以为半岛北边的足球你惹不起，现在南边的亚足联也未必能搞定。这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赢球。恒大俱乐部完全没有必要动怒，主客场的比赛，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就好了。除非首尔在广州现在已经包好了训练球场、酒店，四周筑墙，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如果做到这一点，广州人应该承认对方很牛。现在搞得如此油爆，无非是首尔俱乐部感到了压力。世界上做什么都有压力，过去汉城中文化的压力很大，改为首尔。这就是应对压力的一种办法。好比“科学”改名叫“赛先生”，“水泥”改名“西门汀”（cement）。万种压力，一换了之。如果换位考虑到首尔的压力，恒大甚至还会感到温馨的。
球票的价格据说比预先定下的贵，但在韩国看球，安全是没有问题的。2002年6月，同行肖忻的亲戚好不容易购到了意大利队在大田对阵韩国的球票。这位大哥从韩国人手里高价买到的，后者显然没有想到他是一名意大利球迷。等到了现场，万红丛中一点蓝。据说他在比赛期间还不断用湖北话骂裁判，那几万人欢呼时他在怒吼，潮落时他又在潮起，完全不避汤镬，视死如归。
当然，你会说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是安贞焕进球。但要是放在我邦，这场架哪有等到加时赛的道理。广州主场的时候，笔者对天河体育场黄牛其实很有信心，到时候可能首尔球迷投诉到发改委都来不及了。买不到票，管不住思密达口音，在天河立交下吃点烧烤都可能被收炳胜的钱。
在这场纠纷中，媒体的抗议最无法引起共鸣（笔者想媒体自知，只是要为这场抗议画一个完美的圈圈，凑齐N大罪状）。以笔者过去的从业经验，刁难几乎无处不在。有时候这种刁难来自本国，比如2001年十强赛在五里河球场附近高楼观看封闭训练，结果被警察以“危害国家安全（当场的一位警哥自豪地这样解释）”的名义“围剿”；有时候来自莫名其妙的第三方，如2011年去加拉法球场观看乌兹别克斯坦赛前训练，对方前半小时不封训，但现场卡塔尔安保不放行。闹到最后，只能大吵大闹，最终在为亚足联工作的刘玲玲和一位沙特摄影师调解下进场。
应对这些刁难的过程，甚至成为了职业独特的回忆。比如2002年潜入汉城南塔的一家体育场附近的大楼顶部，看到了哥斯达黎加封闭训练中的角球战术——就是那个接到角球，假装回敲但却转身传中的安排。可能当年笔者效力的报社影响力不够，所以这些报道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几天后中国队在光州所丢之第二球，就丢在了这一伎俩上。25日11点就11点嘛，说不定人家还要留午饭呢。真要没有午饭，次回合发布会到时就安排在长沙，就用黑色奔驰商务车来接韩国记者，好不好？（04）
主客场的比赛，意味着是球迷、球队和媒体三方面的主客场。亚冠决赛首回合前，从首尔发回的消息似乎全面包含了这三要素：据说恒大没有获得应有的训练条件，客队球队在包厢和座位上未获得约定折扣，还有无视中国媒体的要求将赛前发布会定在了25日11时……本来四海之内皆韩国人，但想不到被招呼得如此周到，于是只好向亚足联上诉，引出这段总决赛前的故事。
2004年某次笔者去亚足联总部采访维拉潘，等到了晚上八点，才看到他点头哈腰、一脸殷勤送出几位人士，似乎还送了些小礼物。那是几名朝鲜足协的官员。“去他们那里打比赛总是有各种签证麻烦，我希望他们能转告其国内掌事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世界杯20强赛朝韩比赛移师上海证明，不要说亚足联了，国际足联也惹不起朝鲜足协——后来在南非，好不容易安排了一次朝鲜队发布会，一位记者提问说到“NORTH KOREA”，金正勋勃然大怒，甩出一句“这个世界上只有DPR KOREA”拂袖而去。
笔者的意思是说，原先你以为半岛北边的足球你惹不起，现在南边的亚足联也未必能搞定。这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赢球。恒大俱乐部完全没有必要动怒，主客场的比赛，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就好了。除非首尔在广州现在已经包好了训练球场、酒店，四周筑墙，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如果做到这一点，广州人应该承认对方很牛。现在搞得如此油爆，无非是首尔俱乐部感到了压力。世界上做什么都有压力，过去汉城中文化的压力很大，改为首尔。这就是应对压力的一种办法。好比“科学”改名叫“赛先生”，“水泥”改名“西门汀”（cement）。万种压力，一换了之。如果换位考虑到首尔的压力，恒大甚至还会感到温馨的。
球票的价格据说比预先定下的贵，但在韩国看球，安全是没有问题的。2002年6月，同行肖忻的亲戚好不容易购到了意大利队在大田对阵韩国的球票。这位大哥从韩国人手里高价买到的，后者显然没有想到他是一名意大利球迷。等到了现场，万红丛中一点蓝。据说他在比赛期间还不断用湖北话骂裁判，那几万人欢呼时他在怒吼，潮落时他又在潮起，完全不避汤镬，视死如归。
当然，你会说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是安贞焕进球。但要是放在我邦，这场架哪有等到加时赛的道理。广州主场的时候，笔者对天河体育场黄牛其实很有信心，到时候可能首尔球迷投诉到发改委都来不及了。买不到票，管不住思密达口音，在天河立交下吃点烧烤都可能被收炳胜的钱。
在这场纠纷中，媒体的抗议最无法引起共鸣（笔者想媒体自知，只是要为这场抗议画一个完美的圈圈，凑齐N大罪状）。以笔者过去的从业经验，刁难几乎无处不在。有时候这种刁难来自本国，比如2001年十强赛在五里河球场附近高楼观看封闭训练，结果被警察以“危害国家安全（当场的一位警哥自豪地这样解释）”的名义“围剿”；有时候来自莫名其妙的第三方，如2011年去加拉法球场观看乌兹别克斯坦赛前训练，对方前半小时不封训，但现场卡塔尔安保不放行。闹到最后，只能大吵大闹，最终在为亚足联工作的刘玲玲和一位沙特摄影师调解下进场。
应对这些刁难的过程，甚至成为了职业独特的回忆。比如2002年潜入汉城南塔的一家体育场附近的大楼顶部，看到了哥斯达黎加封闭训练中的角球战术——就是那个接到角球，假装回敲但却转身传中的安排。可能当年笔者效力的报社影响力不够，所以这些报道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几天后中国队在光州所丢之第二球，就丢在了这一伎俩上。25日11点就11点嘛，说不定人家还要留午饭呢。真要没有午饭，次回合发布会到时就安排在长沙，就用黑色奔驰商务车来接韩国记者，好不好？（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