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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纪录片《幼童》，绘声绘色地叙述了130多年前一批“幼童”赴美求学及其后续人生的故事；坊间又出了其姐妹篇《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费留学生》一书。我的父亲丁崇吉也是当年“幼童”中的一个。我想，我有必要把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点滴情况写出来，以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赴美留学
父亲丁崇吉生于1860年4月26日，籍贯浙江定海。其父丁长绶生于1813年8月26日，1900年义和团起义那年去世，享年87岁（恰好他的名字谐音意在长寿）。其母陈氏，1866年亡故。丁崇吉从小兄弟姐妹多至九人。全家靠做豆腐为生。孩子们长年以稀饭果腹，佐以盐巴。床铺不够，就睡在做豆腐用大缸的缸盖上。丁氏家族尽管家境清寒，却有重教育的传统。父亲9岁就上了私塾。至于官费留学，当时社会上许多人不知外国为何样，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即便有幸被选中，也要签字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丁长绶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拮据，加上大儿子和二儿子被其弟带去上海学生意，搞外贸，对外面的世界多少有所知晓，因此当他得知要在宁波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出洋学习的消息后，认为六子丁崇吉和七子丁崇立符合条件，就决意送他们去上海出洋局学习。老七因不愿意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说：“为什么非要到外国去学了当官？在中国不也一样可以当官？！”后来他果然中了举人，放官云南，当了12年县官。
《留美幼童》一书中提到：因“幼童”们是代表大清帝国出洋，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更换。父亲字“艗仙”，就是老师给取的。“艗艏”者，船首也。舟山是海岛，自是离不开船和海。再把“艗仙”两个字拆开来，则是“益舟山人”，谐音“一”舟山人，加上“丁”字，意为“一个有益于舟山的丁姓人”。可能这个名字也代表了父亲的某种志向，在他日后的生涯中，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字”而不是“名”。
“留美幼童”共120人，分四批逐年去美，每批30人。轮到父亲的是1873年夏天的第二批，时年他13岁。不意登上西海岸后在横跨美国途中遇上了劫火车大盗Jesse James。两节车厢出轨倾覆。所幸“幼童”们所在的最后一节车厢没有倒下，尽管是一场虚惊，却在“幼童”们心里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一部以Jesse James为主人公的美国影片，他指出当年正是这人抢劫了他们的火车。片名我忘了，好像是Tyrone Power 主演的，内容少不了英雄美人、侠义柔肠这一套，最后主人公决意改邪归正，却在边哼小调边装扮新房准备同爱人过平静幸福生活时被人从背后开了一枪而命归西天。父亲的惊险经历加上影片的渲染，自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达目的地麻省春田（Springfield）后，他同镇海籍同学王良登随即赶去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入住在N. L .迪克曼（Dickerman）夫人家。他学英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纳入美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开始的。这也是我从小在日常生活中跟他学英语的主要途径。在这位可敬女士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教育下，他得以于1876年秋进入霍利约克中学，一天课也没有缺，学完了应修的四年课程，毕业时列全班第三名。
“幼童”中的多数中学毕业后进了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学习工科，而他仰慕以学术风气开明自由著称的哈佛大学，便和王良登选择并考取了后者。在哈佛学习期间，为了不忘对母语的进修，他还特地选修了由中国学者戈鲲化开设的中文课程。当时规定每班招收学生一般不超过四人，最多的一班收了五名学生，而父亲又是唯一来自母语是汉语国家的学生。感谢《幼童》的作者们，是他们在哈佛找到了他的入学登记卡，还发现了1909年编的1884级校友纪念册，其中有他的小传和当年寄去的照片，有幸让我从中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信息。那次校友活动他未能远涉重洋赶去参加。然而母校并没有忘记这名来自中国的早期官派留学生，于1936年建校300周年时，给他寄来了12套咖啡饮具，以志纪念。
在美学习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父亲晚年非常喜欢益生哥哥的大女儿丁秀瑞，给她取的英文名就是Sussie；同时“秀瑞”这个中文名也是父亲给取的（孙女辈以“珠”字排行，而她却习惯被称作“秀瑞”），既是Sussie的音译，又包含了对女性外貌和品格的某种赞颂。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眷恋之深。
学习操纵鱼雷，随兄从商和记者生涯
由于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那一派的阻挠和反对，父亲在哈佛大学才读了一年就被统一召回国内，于1881年10月1日返抵上海，过后不久即被派往天津。先是同其他约五十名留学生一起参加了一场考试，结果得了第一。随后他被分配在大沽鱼雷局，于1882至1883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生满宜士（Mannix）上校教授下学习操纵鱼雷。操纵鱼雷在当时算得上是尖端技术，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奏折中还提到：拟将丁崇吉等34人提拔为把总。父亲讲他当过“百人官”，手下统领一百个人。是不是就是奏折中提到的“把总”，我就不懂了。记得他还谈到参加过中法战争，但他本人没有进入遭遇战。鉴于他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他被清政府授予“军士长”（从sergeant-major译出，不知清制称呼为何）军衔。
有感于清政府对他使用不当，父亲于1884年冬获准请假回到上海。那时他的一位哥哥已成了上海有地位的商人，他就随同哥哥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到1885年上半年，他受聘英文《上海信使晚报》，改任该报记者。采访工作很辛苦，因当时人们大多不欢迎记者采访，吃闭门羹是常事。当然，这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他说起来最高兴的是一次采访时见到孙中山在向群众作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一些人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他却大不以为然。
服务海关卅七载
1885年9月，经E.B.杜德维（Drew）先生推荐，父亲的名字引起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注意。世界真大也真小，巧合的是：这位杜德维先生系父亲的校友——哈佛1865届毕业生，曾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工作，先后任福州、宁波海关税务司，是个中国通。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曾找赫德帮忙物色一名中国学者到哈佛讲课。赫德就通过杜德维找到了戈鲲化（戈曾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教过杜中文）。而戈恰恰又是父亲在哈佛的老师。（见南大教授张宏生所作《戈鲲化：传薪美利坚》一文）正由于此，父亲于1885年10月21日，作为编外人员被总税务司署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录用为办事员（clerk）。此后，他长期在造册处工作（造册处由原印书房和表报处合并而成，地点设在上海，但归总税务司署管辖。该处设文案一人，由税务司级官员担任）。1908年1月父亲被任命为造册处代理副文案（acting assistant statistical secretary），署（即代理）副税务司，后一职务（职级）此前在总税务司署服务的华人中还不曾有人担任过。父亲生前有一只小箱子，里面保存有赫德任命他任署副税务司的一封信，惜已无从找到。不久前，我终于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找到了这封信的抄件译文，其中提到：“居鲁先生是最早向我提及你的人，因此，我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情况。现在我很高兴予你一个‘代理’的机会，希望以后你能真除（代理副税务司）。你和统计处有很久的关系，你对工作细节及人事职责早已熟稔，希望你能在新职上更展所长。”“我深望这项调动于私于公均会有所裨益。”据对“留美幼童”素有研究的旅美学者高宗鲁先生介绍：一向对下属要求十分严格的赫德，曾对我父亲的工作表现赞誉有加，而赫德是“从不轻易称赞人的”。父亲当年的敬业精神，可见一般。从晚清到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关的主权和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洋人手里。1906年，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不禁哀叹“我的运气到了尽头”。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札，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而且第一次任命华员张福廷（玉堂）为偏远的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帮办十人。但在赫德1908年病假回国，1911年死后，他的英籍继任者安格联，趁着中国局势长期混乱，长期未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副税务司。（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以上就是父亲被破例提升为署副税务司的大背景。
在海关任职期间，父亲多次为华员争取平等待遇，曾上书赫德的后任安格联称：“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四十二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闻所未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一千九百零八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少，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为进一步说明华员和洋员生活待遇悬殊的不合理性，他还详尽地列举在医药之设备、房租之津贴、病假、长假、旅费之津贴、告退津贴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以资证明。（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3至55页）此外，父亲还在给安格联的一封信中，提到华员曾提出要求依次递升，或取代主管职务。可是，总税务司宁可“维持主要口岸洋员的足够人数，而让那些征税次要口岸暂时缺少人手”，华员仍然不得担任要职。（见《历史研究》杂志1980年5月陈诗启文）
可以看出，父亲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运用他负责统计工作等有利条件，才写就了这样有说服力的“为民请命书”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坚持着做。
晚年生活
父亲退休时获得一次性养老金合60万两银子。之前他已在上海新闸路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附近建有一套含三幢小楼的花园洋房，供他和三个儿子家居住。还有一辆小轿车，由一名保镖兼司机驾驶。后来我的一位哥哥遭人绑架，为了赎人，就把房子和车子卖了，连续两次搬家，租房居住。出行由原司机改拉黄包车。加之受连年战乱影响，逃难回乡等等，家境大不如前。但生活尚属宽余。总体来说，他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平和而又充实的。
他喜欢同昔日的“幼童”好友们来往。“幼童”中定居在上海的比较多，来往也比较勤。外地如有“幼童”如曾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等来沪，大家就会在某个酒楼欢聚，拍照留念。特别是住处离我家较近的容尚谦和邝炳光伯伯，更是我家的常客。三位老人碰在一起开怀畅饮兑有冷开水的白兰地酒，不是猜拳自娱，就是用英语聊天叙旧（因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不通）。高兴之余，就引吭高歌，唱的就是《幼童》电视片片首那首“Long Long Ago”以及《名歌一百零一首》中的其他歌曲。容伯伯还不时把我抱在膝上，教我逗我跟着他们一起唱。
他喜欢同自家的孩子在一起。凡遇上家族里的小孩，不认识或记不起名字的，他都会亲切地问：你是哪一房的啊？是什么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等等。回到家乡，他喜欢到本族办的儿童私塾里去看看，除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外，还必恭必敬地坐在后排听老师讲课。一次，他带着幼小的丁秀瑞上舟山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转悠，临时突发奇想，索性带着孙女一起坐船到家乡定海去了，害得家里人四处查找，亏得定海的亲戚主动打来电报，才使全家其他人放了心。还有一个晚上，父亲在二哥家喝酒过量，回家时躺在草坪上不肯起来，像个老顽童，后来是小孙女丁秀瑞拉着他的手，对他说“wo-wo（即要他乖乖地去睡觉)！”这才起身由人搀扶着回家上了床。我出生的那年父亲66岁，人称我为“老来子”，父亲也格外喜欢我。从小时起，我就同他睡在一张床上，一旦醒来摸不到他的胡子就会哭出声来。平时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我带在身边，教我学讲英语，还把字体较大的《千字文》、《三字经》贴在卡片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剪下来，随意挑了让我认。他还不时带我出去吃简单的西餐。父亲对人作风民主，平等相待，即便对孩子也是这样。我小学毕业后，选择报考哪所中学，以后又两次转学，他都尊重我的意见。我要学小提琴、买自行车，他也都照准。生活中他从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只是有一次我放学后踢球回家迟了，进房间时发现碎玻璃屑和酒液撒满一地，父亲一副生气的样子，半句话也不说。我知道这是等我等得心烦，怕我在外面出什么问题，这才拿酒杯出了气。平时，父亲还不时带上我去看望住在外面的孙辈。有这样一张照片，是他晚年和我大哥的孙子丁方堃的合影，如今他当年怀抱的曾孙自己也有了孙子。就在当时，父亲在“幼童”中就以“子孙满堂”著称。事实也正是这样：据2007年底经不完全统计，父亲共有子孙114人，目前在世的91人。
他空余时间特别喜欢学习。除了长期订阅China Press 等英文报纸外，他身边常备的书有这样几本（套）：一是1899年出版的一套八部头的百科全书式的Educator（自学教程），二是一大厚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三是英国汉学家H. A. Giles编的七大本1912年版《汉英词典》。由于他天天必读英文报，我从小也随手拿来翻阅，尽管是从漫画、连环画和照片、图片的说明看起，但也逐步培养了我阅读报刊的习惯。虽然他年岁越来越大，手有些抖，但练写中文字，仍是他的一门日常功课。
鉴于对留学生涯的亲身体验，父亲尤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我的哥哥丁金生是他送去由“留美幼童”梁诚和周寿臣热心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惜不幸早亡。另一位哥哥丁联生送去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事业刚开了个头，也英年早逝。联生的一个儿子丁得忠（汉保）交大毕业后，又去美国Cornell 大学深造，父亲不但支持，而且作了资助。就以联生家的子孙为例，由于受家风影响，已知任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的就有七人。有关女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由于家庭中一些成员多少受封建思想影响，丁秀瑞上到初中毕业，就不让再读下去了。父亲坚持要她继续读书，而且提出学费由他来支付，于是丁秀瑞一直读到大学。由于我是父亲步入晚年后生的儿子，在给子女分割遗产时，他还增列一万两银子作为我日后的教育费用。
父亲热爱祖国，也爱从小在那儿受过教育的美国和她的人民；他对日本侵略者十分仇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一次，他给我看一本画报里的几张照片，那是“一二九”运动中一群学生在游行，做讲演，发传单，有的还爬到有轨电车尾部高处，向群众做宣传。他问我：“你要是在场去不去？”我回答：“我去！”他翘起大拇指说：“好！”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消息传来，丁秀瑞恰好在他身边，听他十分气愤地说了一句：“小日本！要打美国啊？！”说着头一偏斜，一下子得了中风。他素有清晨跑步锻炼的习惯。一次他慢跑去买油条途中跌了一跤，自此病情加重，以至卧床不起，于1942年在上海逝
世，终年82岁。（作者为苏州市科协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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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崇吉字艗仙。年五十七岁。生于浙江定海。永久通讯处。上海赫德路三十四号。已婚。子五。女二。初学于上海出洋局。同治十二年。以官费留美。入麻省某高等学校。习文科。光绪六年。入哈佛大学。光绪七年回国。研究水雷战术于大沽口。凡四年。光绪十一年。充上海各报英文访员。任海关办事员。光绪三十四年。署理海关监督。兼任统计科副文案。现任办事科长。现时通信处。上海新闸路一千零八十八号。
——录自北京清华学校1917年编《游美同学录》第一页
赴美留学
父亲丁崇吉生于1860年4月26日，籍贯浙江定海。其父丁长绶生于1813年8月26日，1900年义和团起义那年去世，享年87岁（恰好他的名字谐音意在长寿）。其母陈氏，1866年亡故。丁崇吉从小兄弟姐妹多至九人。全家靠做豆腐为生。孩子们长年以稀饭果腹，佐以盐巴。床铺不够，就睡在做豆腐用大缸的缸盖上。丁氏家族尽管家境清寒，却有重教育的传统。父亲9岁就上了私塾。至于官费留学，当时社会上许多人不知外国为何样，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即便有幸被选中，也要签字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丁长绶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拮据，加上大儿子和二儿子被其弟带去上海学生意，搞外贸，对外面的世界多少有所知晓，因此当他得知要在宁波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出洋学习的消息后，认为六子丁崇吉和七子丁崇立符合条件，就决意送他们去上海出洋局学习。老七因不愿意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说：“为什么非要到外国去学了当官？在中国不也一样可以当官？！”后来他果然中了举人，放官云南，当了12年县官。
《留美幼童》一书中提到：因“幼童”们是代表大清帝国出洋，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更换。父亲字“艗仙”，就是老师给取的。“艗艏”者，船首也。舟山是海岛，自是离不开船和海。再把“艗仙”两个字拆开来，则是“益舟山人”，谐音“一”舟山人，加上“丁”字，意为“一个有益于舟山的丁姓人”。可能这个名字也代表了父亲的某种志向，在他日后的生涯中，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字”而不是“名”。
“留美幼童”共120人，分四批逐年去美，每批30人。轮到父亲的是1873年夏天的第二批，时年他13岁。不意登上西海岸后在横跨美国途中遇上了劫火车大盗Jesse James。两节车厢出轨倾覆。所幸“幼童”们所在的最后一节车厢没有倒下，尽管是一场虚惊，却在“幼童”们心里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一部以Jesse James为主人公的美国影片，他指出当年正是这人抢劫了他们的火车。片名我忘了，好像是Tyrone Power 主演的，内容少不了英雄美人、侠义柔肠这一套，最后主人公决意改邪归正，却在边哼小调边装扮新房准备同爱人过平静幸福生活时被人从背后开了一枪而命归西天。父亲的惊险经历加上影片的渲染，自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达目的地麻省春田（Springfield）后，他同镇海籍同学王良登随即赶去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入住在N. L .迪克曼（Dickerman）夫人家。他学英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纳入美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开始的。这也是我从小在日常生活中跟他学英语的主要途径。在这位可敬女士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教育下，他得以于1876年秋进入霍利约克中学，一天课也没有缺，学完了应修的四年课程，毕业时列全班第三名。
“幼童”中的多数中学毕业后进了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学习工科，而他仰慕以学术风气开明自由著称的哈佛大学，便和王良登选择并考取了后者。在哈佛学习期间，为了不忘对母语的进修，他还特地选修了由中国学者戈鲲化开设的中文课程。当时规定每班招收学生一般不超过四人，最多的一班收了五名学生，而父亲又是唯一来自母语是汉语国家的学生。感谢《幼童》的作者们，是他们在哈佛找到了他的入学登记卡，还发现了1909年编的1884级校友纪念册，其中有他的小传和当年寄去的照片，有幸让我从中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信息。那次校友活动他未能远涉重洋赶去参加。然而母校并没有忘记这名来自中国的早期官派留学生，于1936年建校300周年时，给他寄来了12套咖啡饮具，以志纪念。
在美学习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父亲晚年非常喜欢益生哥哥的大女儿丁秀瑞，给她取的英文名就是Sussie；同时“秀瑞”这个中文名也是父亲给取的（孙女辈以“珠”字排行，而她却习惯被称作“秀瑞”），既是Sussie的音译，又包含了对女性外貌和品格的某种赞颂。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眷恋之深。
学习操纵鱼雷，随兄从商和记者生涯
由于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那一派的阻挠和反对，父亲在哈佛大学才读了一年就被统一召回国内，于1881年10月1日返抵上海，过后不久即被派往天津。先是同其他约五十名留学生一起参加了一场考试，结果得了第一。随后他被分配在大沽鱼雷局，于1882至1883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生满宜士（Mannix）上校教授下学习操纵鱼雷。操纵鱼雷在当时算得上是尖端技术，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奏折中还提到：拟将丁崇吉等34人提拔为把总。父亲讲他当过“百人官”，手下统领一百个人。是不是就是奏折中提到的“把总”，我就不懂了。记得他还谈到参加过中法战争，但他本人没有进入遭遇战。鉴于他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他被清政府授予“军士长”（从sergeant-major译出，不知清制称呼为何）军衔。
有感于清政府对他使用不当，父亲于1884年冬获准请假回到上海。那时他的一位哥哥已成了上海有地位的商人，他就随同哥哥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到1885年上半年，他受聘英文《上海信使晚报》，改任该报记者。采访工作很辛苦，因当时人们大多不欢迎记者采访，吃闭门羹是常事。当然，这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他说起来最高兴的是一次采访时见到孙中山在向群众作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一些人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他却大不以为然。
服务海关卅七载
1885年9月，经E.B.杜德维（Drew）先生推荐，父亲的名字引起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注意。世界真大也真小，巧合的是：这位杜德维先生系父亲的校友——哈佛1865届毕业生，曾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工作，先后任福州、宁波海关税务司，是个中国通。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曾找赫德帮忙物色一名中国学者到哈佛讲课。赫德就通过杜德维找到了戈鲲化（戈曾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教过杜中文）。而戈恰恰又是父亲在哈佛的老师。（见南大教授张宏生所作《戈鲲化：传薪美利坚》一文）正由于此，父亲于1885年10月21日，作为编外人员被总税务司署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录用为办事员（clerk）。此后，他长期在造册处工作（造册处由原印书房和表报处合并而成，地点设在上海，但归总税务司署管辖。该处设文案一人，由税务司级官员担任）。1908年1月父亲被任命为造册处代理副文案（acting assistant statistical secretary），署（即代理）副税务司，后一职务（职级）此前在总税务司署服务的华人中还不曾有人担任过。父亲生前有一只小箱子，里面保存有赫德任命他任署副税务司的一封信，惜已无从找到。不久前，我终于从《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找到了这封信的抄件译文，其中提到：“居鲁先生是最早向我提及你的人，因此，我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情况。现在我很高兴予你一个‘代理’的机会，希望以后你能真除（代理副税务司）。你和统计处有很久的关系，你对工作细节及人事职责早已熟稔，希望你能在新职上更展所长。”“我深望这项调动于私于公均会有所裨益。”据对“留美幼童”素有研究的旅美学者高宗鲁先生介绍：一向对下属要求十分严格的赫德，曾对我父亲的工作表现赞誉有加，而赫德是“从不轻易称赞人的”。父亲当年的敬业精神，可见一般。从晚清到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关的主权和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洋人手里。1906年，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不禁哀叹“我的运气到了尽头”。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札，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而且第一次任命华员张福廷（玉堂）为偏远的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帮办十人。但在赫德1908年病假回国，1911年死后，他的英籍继任者安格联，趁着中国局势长期混乱，长期未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副税务司。（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以上就是父亲被破例提升为署副税务司的大背景。
在海关任职期间，父亲多次为华员争取平等待遇，曾上书赫德的后任安格联称：“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四十二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闻所未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一千九百零八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少，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为进一步说明华员和洋员生活待遇悬殊的不合理性，他还详尽地列举在医药之设备、房租之津贴、病假、长假、旅费之津贴、告退津贴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以资证明。（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3至55页）此外，父亲还在给安格联的一封信中，提到华员曾提出要求依次递升，或取代主管职务。可是，总税务司宁可“维持主要口岸洋员的足够人数，而让那些征税次要口岸暂时缺少人手”，华员仍然不得担任要职。（见《历史研究》杂志1980年5月陈诗启文）
可以看出，父亲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运用他负责统计工作等有利条件，才写就了这样有说服力的“为民请命书”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坚持着做。
晚年生活
父亲退休时获得一次性养老金合60万两银子。之前他已在上海新闸路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附近建有一套含三幢小楼的花园洋房，供他和三个儿子家居住。还有一辆小轿车，由一名保镖兼司机驾驶。后来我的一位哥哥遭人绑架，为了赎人，就把房子和车子卖了，连续两次搬家，租房居住。出行由原司机改拉黄包车。加之受连年战乱影响，逃难回乡等等，家境大不如前。但生活尚属宽余。总体来说，他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平和而又充实的。
他喜欢同昔日的“幼童”好友们来往。“幼童”中定居在上海的比较多，来往也比较勤。外地如有“幼童”如曾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等来沪，大家就会在某个酒楼欢聚，拍照留念。特别是住处离我家较近的容尚谦和邝炳光伯伯，更是我家的常客。三位老人碰在一起开怀畅饮兑有冷开水的白兰地酒，不是猜拳自娱，就是用英语聊天叙旧（因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不通）。高兴之余，就引吭高歌，唱的就是《幼童》电视片片首那首“Long Long Ago”以及《名歌一百零一首》中的其他歌曲。容伯伯还不时把我抱在膝上，教我逗我跟着他们一起唱。
他喜欢同自家的孩子在一起。凡遇上家族里的小孩，不认识或记不起名字的，他都会亲切地问：你是哪一房的啊？是什么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等等。回到家乡，他喜欢到本族办的儿童私塾里去看看，除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外，还必恭必敬地坐在后排听老师讲课。一次，他带着幼小的丁秀瑞上舟山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转悠，临时突发奇想，索性带着孙女一起坐船到家乡定海去了，害得家里人四处查找，亏得定海的亲戚主动打来电报，才使全家其他人放了心。还有一个晚上，父亲在二哥家喝酒过量，回家时躺在草坪上不肯起来，像个老顽童，后来是小孙女丁秀瑞拉着他的手，对他说“wo-wo（即要他乖乖地去睡觉)！”这才起身由人搀扶着回家上了床。我出生的那年父亲66岁，人称我为“老来子”，父亲也格外喜欢我。从小时起，我就同他睡在一张床上，一旦醒来摸不到他的胡子就会哭出声来。平时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我带在身边，教我学讲英语，还把字体较大的《千字文》、《三字经》贴在卡片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剪下来，随意挑了让我认。他还不时带我出去吃简单的西餐。父亲对人作风民主，平等相待，即便对孩子也是这样。我小学毕业后，选择报考哪所中学，以后又两次转学，他都尊重我的意见。我要学小提琴、买自行车，他也都照准。生活中他从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只是有一次我放学后踢球回家迟了，进房间时发现碎玻璃屑和酒液撒满一地，父亲一副生气的样子，半句话也不说。我知道这是等我等得心烦，怕我在外面出什么问题，这才拿酒杯出了气。平时，父亲还不时带上我去看望住在外面的孙辈。有这样一张照片，是他晚年和我大哥的孙子丁方堃的合影，如今他当年怀抱的曾孙自己也有了孙子。就在当时，父亲在“幼童”中就以“子孙满堂”著称。事实也正是这样：据2007年底经不完全统计，父亲共有子孙114人，目前在世的91人。
他空余时间特别喜欢学习。除了长期订阅China Press 等英文报纸外，他身边常备的书有这样几本（套）：一是1899年出版的一套八部头的百科全书式的Educator（自学教程），二是一大厚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三是英国汉学家H. A. Giles编的七大本1912年版《汉英词典》。由于他天天必读英文报，我从小也随手拿来翻阅，尽管是从漫画、连环画和照片、图片的说明看起，但也逐步培养了我阅读报刊的习惯。虽然他年岁越来越大，手有些抖，但练写中文字，仍是他的一门日常功课。
鉴于对留学生涯的亲身体验，父亲尤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我的哥哥丁金生是他送去由“留美幼童”梁诚和周寿臣热心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惜不幸早亡。另一位哥哥丁联生送去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事业刚开了个头，也英年早逝。联生的一个儿子丁得忠（汉保）交大毕业后，又去美国Cornell 大学深造，父亲不但支持，而且作了资助。就以联生家的子孙为例，由于受家风影响，已知任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的就有七人。有关女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由于家庭中一些成员多少受封建思想影响，丁秀瑞上到初中毕业，就不让再读下去了。父亲坚持要她继续读书，而且提出学费由他来支付，于是丁秀瑞一直读到大学。由于我是父亲步入晚年后生的儿子，在给子女分割遗产时，他还增列一万两银子作为我日后的教育费用。
父亲热爱祖国，也爱从小在那儿受过教育的美国和她的人民；他对日本侵略者十分仇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一次，他给我看一本画报里的几张照片，那是“一二九”运动中一群学生在游行，做讲演，发传单，有的还爬到有轨电车尾部高处，向群众做宣传。他问我：“你要是在场去不去？”我回答：“我去！”他翘起大拇指说：“好！”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消息传来，丁秀瑞恰好在他身边，听他十分气愤地说了一句：“小日本！要打美国啊？！”说着头一偏斜，一下子得了中风。他素有清晨跑步锻炼的习惯。一次他慢跑去买油条途中跌了一跤，自此病情加重，以至卧床不起，于1942年在上海逝
世，终年82岁。（作者为苏州市科协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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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崇吉字艗仙。年五十七岁。生于浙江定海。永久通讯处。上海赫德路三十四号。已婚。子五。女二。初学于上海出洋局。同治十二年。以官费留美。入麻省某高等学校。习文科。光绪六年。入哈佛大学。光绪七年回国。研究水雷战术于大沽口。凡四年。光绪十一年。充上海各报英文访员。任海关办事员。光绪三十四年。署理海关监督。兼任统计科副文案。现任办事科长。现时通信处。上海新闸路一千零八十八号。
——录自北京清华学校1917年编《游美同学录》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