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当天适逢上海入梅。高安路上里的老房子光影弥散，上世纪90年代的房屋结构、地板与窗棂被完好地保留。空气里的水气尚未消散，但大片天光已经透过整簇梧桐照进来。
　　窗外的城市承载着马伯骞记事之后的整个童年。“那时候的家在浦东，就在世纪大道旁边，上学在金桥，父亲的事务所在新乐路上。”他准确地回忆起儿时每一个地名。并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用“父亲”来称呼他的爸爸，建筑师马清运。
　　疫情期间是马伯骞13岁离开之后，停留最久的一次。他还记得小学时。周末会和同伴们去浦西新乐路、长乐路上的服装店买滑板服，或是去父亲的工作室玩儿。在那个上世纪60年代托儿所改造而成的、马达思班建筑事务所最初的办公室里，他看到同样富有年代感的建筑构造。和翻新后的内部空间产生的微妙对撞。显然，他对“建筑”、“设计”的感知比同龄人来得更早，也更直观。“原来那些建筑模型都是拿泡沫做的，”他说，“用一根热的钢丝切开泡沫，去做模型，我们就拿来玩儿。”再回来，那些模型有些已经建成，记忆里的商店也拆得零零落落。城市发展很快，“能留下来就留了，不能留下来就没留下来了”。
　　他在vlog里将这段生活视为一次“重启”，心理和现实层面都是。原定回美国继续学业的计划，因为疫情被搁置，滞留在上海。“很巧”，他说，“我4年前回国，第一個落点也是在上海。这次又是上海。”于他而言，这座城市像是一个重启键，在他自小开启“漂泊”模式中成为某种特殊的象征。内心里，他把将满未满的25岁视作从男孩儿到男人的一个“开关”。“如果你去年这个时候见过我，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他用重复四次“非常，非常不同”，来形容这种变化。
　　去年这个时候，马伯骞恰好在原定要返回的洛杉矶的家。这个天外来客一样的建筑在vlog发布当天迅速登上热搜，网友们热烈地讨论他的建筑师父亲，和比肩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但对马伯骞而言，这里不过是他和弟弟马仲骞成长、生活的地方，记录了进入大众视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蜕变成艺人马伯骞之前的样子。大众关注的那些艺术品和限量版家具他不在意，空间大小也无所谓，“每个角落、每一个平方米都得有它存在的意义。”是他对好空间的唯一标准，简而言之，中看之前，必须得中用。
　　这种来自于直观感受的辨别力。让他反而具备了某种跨越领域的通感。他能够敏锐地接收到南北通透的空间里，穿堂风带来的流动气场，至于是叫它“flow of air”也好，风水也罢，并不重要。如同空间的基本要义是能够让里面的人舒服地生活，一件好的衣服应当让人享受它落在皮肤上的感觉，“机能、实用性和功能性”是他买衣服首先考虑的标准。做音乐的时候，在旋律、节奏之前，他会先考虑这首歌能否输出一个有用的观点，或者能否给粉丝某种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实诚劲儿落在他歌词的字里行间，也在他自认为“说的不好但特爱说”的“陕普”里，即将发行的新专辑还会有专门回故乡西安采样的老腔元素。而他内心对故乡的认定，是从“父亲的宅”开始。
　　那是一个用附近河里捡来的石头堆砌的宅子。石头浸过水后自然变色，于是宅子也是五颜六色的，仿佛村子有多久，它就存在了多久。在与马清运共同参与的综艺里，马伯骞回忆10岁时父亲教给他的道理：人离开故乡，去看世界，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地方，就是故乡。
　　这种内心的认同感对于从小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马伯骞，也许更具意义。频繁地更换居住地让他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10年，而10年在心理学上被认定为一个情感归属地的节点。他没有发小儿，按理说也不会对一个地方产生留恋。“但蓝田就不一样，那种莫名的连接，很奇妙。”（蓝田县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是马清运的出生地。）每次回西安对他来说都是“回血”的过程，除了执着于自己的陕普口音，对于陕西方言里很多特定说法也有种偏爱。比如“美得很”、“就这？”和写在歌里的“能不能行？”。在这里，他找了自己性格中的直接、实在，在白羊座属性之外，最重要的出处。
　　出道后，一家四口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工作成为常态，马伯骞也逐渐习惯了艺人匆忙而漂泊的生活，并自嘲地将这归于母亲满族血统里的游牧习性。他开始学着从一个什么都跟父母讲的小孩，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没有试图借助某种气味、物件在陌生地制造归属感。家，不再限于某一个物理上的空间。“人说到底都是孤独的”，即将25岁的马伯骞觉得自己已经看开了，看得开也就对什么都无所谓。但柔软的一面尚未剥离，vlog里，他独自坐在西安的湖边，看着身旁陌生的一家人，孩子在闹，大人在笑，会突然想到自己成为父亲的模样。也还是会为了这种复杂的情感落汩。他知道生活仍旧会在一次次离开与抵达之间周而复始地重启，至于最终的落点会在哪里，“要看以后在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人都在哪儿呢吧。”他说。
　　“还是看人对吗？”
　　“对，感情是最重要的。因为情感才是让地域也好，空间也好，变得丰富、有灵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