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李敖先生的代表作《独白下的传统》，在谈到中国妇女何时才有自己的名字时说：“汉朝才开始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这里所说的“女人私人的名字”，就是姓名学中妇女的大名，不是字，也不是小名，更不是称谓。
　　那么，中国妇女何时才有自己的大名呢？李敖所云是否正确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得先了解先秦时期妇女的称谓。刘德汉先生在《东周妇女生活》一书中曾这样论述过东周妇女无名无爵的情形：“由于重男轻女的习俗，当时的妇女，一律没有名和爵，虽然未嫁以前的少女，在家中有父母亲友称呼的小名或乳名，可是嫁人之后，就不再沿用，而只称道她的姓和字（如姬、姜、戎、妫是姓，伯、仲、叔、季是字）。把姓、字和夫的身份或其他因素配合起来，便是妇女的称谓。兹从《左传》的资料中，归纳为如下几项：一以字配姓的：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等。二以姓系夫氏的：如宋孔姬、晋赵姬等。三以姓系夫国的：如楚息妫、鲁秦姬、齐棠姜等。四以姓系夫谥的：如宋共姬、晋怀嬴、鲁定姜、郑文芈、卫宣姜等。五以姓系子氏的：如陈夏姬。六自谥僭妄的：如齐共姬、晋辰嬴、卫戴妫……到了战国时代，渐渐有了改变，便有了钟离春求见齐宣王的记叙。又如鼎鼎大名的巴蜀寡妇清，曾受到秦始皇的筑台礼待，‘清’字应系巴寡妇的名了。”
　　刘德汉的结论是：战国时期钟离春名春，与秦始皇时的巴蜀寡妇名清，就是中国妇女载入史册的最早的名了。
　　然而，大陆学者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惠公元妃孟子”注文中说：“周代，即在春秋，女子生三月，命以名，如襄二十六年传载宋平公嬖妾名弃，昭二十七年传载齐景公夫人名重，《礼记·檀弓下》载孔丘之母名徵在。至许嫁而笄（参见胡培《仪礼·士昏礼·正义》及《礼记·内则·注疏》），则不称名，惟介绍婚姻时用名，由《礼记·曲礼上》‘男女非有行媒而不相知名’知之。”
　　杨伯峻的考证，似乎把中国妇女何时有名的时代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中国妇女于春秋时代已经有“名”，但是，这个“名”是大名还是小名却较难断定。从宋平公嬖妾命名来由看：早年，宋大夫芮司徒生了个女儿，因为全身长满了红毛，就把她丢在河堤下面，宋共姬的侍妾又把她捡回来养在宫中，并且给她取名叫弃。这个名，是小名的可能性仍很大。
　　我的结论是：从现有史料看，中国妇女至春秋时代已经有名，即大名。孔丘之母颜徵在的“徵在”，特别引人注意，是其大名已确定无疑。这从她的称谓中完全可以证实。因为春秋时代，女子称姓而男子称氏。钱穆《孔子传》云：颜氏乃姬姓；可现在偏偏称氏：颜。这是前所未有的，且同男子称谓完全一样。或许，“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顾炎武《日知录》）。颜徵在的称谓，同我们今天男男女女的称谓已没有什么两样！这“徵在”不是大名还会是什么呢？
　　但是，问题并未完。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已汇集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人名，竟达5282条之多，其金文人名的时代，有许多是属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目前已有的4600个甲骨文字中，已认识的才1000来个，这些殷墟文字中就有许多人名！
　　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妇好墓，仅殉葬者就有16人，其陪葬品总数多达1928件。墓中青铜器均有铭文，其称谓有：妇好（或好）、后母辛、后母。李学勤先生认为：妇好、后辛、后母辛、后母实为一人，也就是商代周祭祀谱中武丁之妃妣辛；同时还指出妇好之“好”为名，（巧）母是妇好的字，后辛、后母辛、妣辛中的“辛”就是妇好死后卜选的日名（《论“妇好”墓年代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11期）。这恰与郭沫若在1937年《殷契粹编》第1226片考释“妇好乃武丁之妻”的结论相吻合。
　　从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得知，在武丁统治集团中，妇好是个地位显赫、权力极大的王后，曾一次率领13000人的军队征伐方国。武丁另一位地位十分显赫的后妃是妇，在甲骨文中又称妇井、妇、妣戊，她是一位亲自率领众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后妃。
　　妇好和妇，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商代妇女中最早的大名。
　　尚未破译的甲骨文字，仍有3600个之多，其中大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只要有新的破译，中国妇女的大名之最就会有新的发现—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再顺便看看中国妇女最早的称谓。
　　据《史记》等古籍记载，商先王示壬之前的上甲、报乙、报丙、报丁都是直系先王。他们的配偶理应在商代周祭中被祭祀，但未见于周祭卜辞，这很可能是由于她们的庙号已无可考的缘故。于省吾在《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中曾说，商代先王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示壬的配偶叫妣庚，此乃其死后的称谓，其生前姓何名甚，尚不可知。就是“妣庚”这一称谓，据今已约有3700年之久！
　　(作者单位：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