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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许多波折，最早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漏洞和错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更多的翻译引入中国，人们对其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的鼓舞了我们斗争的勇气。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多的责难，一些顽固派污蔑称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于是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遂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问题与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是被一群传教士在19世纪末期传入的。最早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的漏洞和错误，他的传入也并非真正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自身，而是为了当时一些阶级自身而服务的。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的传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留日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系统的进行翻译，并在其自己创立的刊物上进行介绍，让民众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起了一个先导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俄国人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我们斗争的勇气。
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先进分子一直以西方为榜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了怀疑。由于"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这样的情况就给中国先进分子进行了解答，使他们更加感觉到中国可以像俄国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变自身的命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要素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俄国提倡和平，反对压迫，取消跟中国签定的一些列不平等条约，而西方对中国则背信弃义，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情况的产生和对比逐步使各种思潮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基础和铺垫，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学说及俄国革命的向往，但都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抱着的是一种新的迷信和盲从的态度。这种对新思潮的态度，虽然有益于开启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蒙蔽，但打破了旧迷信，却是树立的是新盲从。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有许多人对各种新思潮"不明前因"、"不明后果"，"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只会空谈好听的主义"。在这种盲从的态度表现之下，最典型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流传较广，影响最大。就当时的社会现状来看，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多达七十余种，当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还有一些人，比如胡适点名讽刺的王揖唐及"安福部"，大谈新思潮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拿"社会主义"作为的时髦字眼做招牌。他们所宣扬的主义和我们如今说谈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在当时社会的传播的确也蛊惑了不少的人。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多的责难，一些顽固派污蔑称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于是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遂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上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去实地研究中国现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更是没有用处的。就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这种偏向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极危险的，它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他批判了当时社会一种空谈口号而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现象，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还是很不稳定的，各种思想充斥在社会之中，而在这个贫困潦倒的国家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人们也难以及时的正确的解决这些问题，胡适自身肯定也是很急迫的。应运而生的是一些外国思想的传入，但是这些思想也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有的甚至就是一知半解，也就产生了你有你对此的定义，我有我对此的定义，人们对某些主义的认知度达不到统一，所以造成了一些混乱的局面。胡适提出了空谈这些主义是无用的，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和实践，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更加急切于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看到各种主义的盛行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警钟，提醒大家得更加注意解决的办法，而非空谈。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首先肯定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和"假冒牌号"的意见，明确指出"'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并以严于律己的态度表示："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作。这是读了先生那篇文章后的觉悟。"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此，李大钊认为，"空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总之，李大钊同胡适一样反对"空谈"，但不主张胡适那样片面的不谈或少谈"主义"。对于胡适提出的有人"假冒牌号"问题，李大钊则认为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谈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哪能由于阿猫、阿狗和有拿"主义"做招牌的人，就消极的少谈些"主义"。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
此次论战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提出问题本身及所提问题的是爱感。从现在的社会主流思想来看，这是一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通过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与改良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葛懋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问题与主义》，蓝志先，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
[5]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
[6] 《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
[7] 《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第37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问题与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是被一群传教士在19世纪末期传入的。最早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的漏洞和错误，他的传入也并非真正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自身，而是为了当时一些阶级自身而服务的。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的传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留日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系统的进行翻译，并在其自己创立的刊物上进行介绍，让民众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起了一个先导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俄国人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我们斗争的勇气。
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先进分子一直以西方为榜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了怀疑。由于"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这样的情况就给中国先进分子进行了解答，使他们更加感觉到中国可以像俄国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变自身的命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要素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俄国提倡和平，反对压迫，取消跟中国签定的一些列不平等条约，而西方对中国则背信弃义，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情况的产生和对比逐步使各种思潮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基础和铺垫，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学说及俄国革命的向往，但都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抱着的是一种新的迷信和盲从的态度。这种对新思潮的态度，虽然有益于开启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蒙蔽，但打破了旧迷信，却是树立的是新盲从。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有许多人对各种新思潮"不明前因"、"不明后果"，"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只会空谈好听的主义"。在这种盲从的态度表现之下，最典型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流传较广，影响最大。就当时的社会现状来看，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多达七十余种，当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还有一些人，比如胡适点名讽刺的王揖唐及"安福部"，大谈新思潮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拿"社会主义"作为的时髦字眼做招牌。他们所宣扬的主义和我们如今说谈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在当时社会的传播的确也蛊惑了不少的人。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多的责难，一些顽固派污蔑称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于是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遂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上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去实地研究中国现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更是没有用处的。就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这种偏向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极危险的，它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他批判了当时社会一种空谈口号而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现象，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还是很不稳定的，各种思想充斥在社会之中，而在这个贫困潦倒的国家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人们也难以及时的正确的解决这些问题，胡适自身肯定也是很急迫的。应运而生的是一些外国思想的传入，但是这些思想也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有的甚至就是一知半解，也就产生了你有你对此的定义，我有我对此的定义，人们对某些主义的认知度达不到统一，所以造成了一些混乱的局面。胡适提出了空谈这些主义是无用的，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和实践，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更加急切于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看到各种主义的盛行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警钟，提醒大家得更加注意解决的办法，而非空谈。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首先肯定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和"假冒牌号"的意见，明确指出"'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并以严于律己的态度表示："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作。这是读了先生那篇文章后的觉悟。"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此，李大钊认为，"空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总之，李大钊同胡适一样反对"空谈"，但不主张胡适那样片面的不谈或少谈"主义"。对于胡适提出的有人"假冒牌号"问题，李大钊则认为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谈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哪能由于阿猫、阿狗和有拿"主义"做招牌的人，就消极的少谈些"主义"。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
此次论战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提出问题本身及所提问题的是爱感。从现在的社会主流思想来看，这是一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通过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与改良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葛懋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问题与主义》，蓝志先，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
[5]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
[6] 《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
[7] 《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第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