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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惟一的一次眼泪和一记耳光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我妈妈叫回了哈尔滨老家。妈妈生我时是难产,胎位不正,血压特高,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找医生,最后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母子的平安。我出世33天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尔滨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决定回北京。本来说好要把我留在哈尔滨的姥姥家,可妈妈在经历了生儿的痛楚之后,与我建立了感情,再也离不开我了,她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带我回北京。哈尔滨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为了让我幼小的身躯扛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和妈妈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枣核啊,这么小?”顿时把旅途劳顿、疲惫不堪的妈妈给逗笑了。接着爸爸急忙给妈妈蒸了一锅馒头,炖上一锅肉,就赶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来,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黑龙江嫩江的一个农场回到北京,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最后还是喊了声“叔叔好”。听妈妈说,爸爸34岁才有了我,38岁才有耳福听到儿子叫声爸爸,当多少年渴望听到的“爸爸”居然变成了“叔叔”时,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儿子不认识爸爸,是他惟一一次掉眼泪。
我上的育民小学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当时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宿舍的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没多少时间管教我们,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一个硬要,一个死也不给,两人最后打得挺厉害。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这个主谋招了出来。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了。爸爸是极要强的人,见我在学校犯了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火上加火,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不在家,平时我就很少见到他,很少接受他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这一记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进,他要求他的儿子要争气当好学生,而我却让他特别没面子。这是我长这么大挨过的惟一一记耳光,很痛,甚至给我带来了多年的恐惧症,但也使我模模糊糊地读懂了爸爸的心思。
父亲生死关头时我远在澳洲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助我出国留学,来征求爸爸的意见。封闭了那么多年,爸爸妈妈都觉得出去看看是件好事,就说行啊。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那位朋友挺当真,没多长时间就把境外的有关手续都办好了。这等于给爸爸出了道难题。看得出来他很矛盾,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亚,实在让他们放心不下。父亲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作出决定。
18岁的我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回忆他13岁时迫于生计,只身去上海当学徒的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自己闯荡。外边的世界很大,很花哨,要严于律己,别忘本分。
表面看来,父亲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我自己去跑,他还像组织关怀似地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后来听妈妈说,他们送我出国从机场回来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哭得昏天黑地,好像要将一辈子的苦水都倒出来。我爸爸没哭,但他也不劝妈妈,一直让她哭了个够。从此之后,我爸爸添了一个“毛病”,喜欢摆弄家里的那个地球仪,转到北京,转到悉尼,转来转去停不下来,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很显然,地球仪成了他思念儿子的寄托物。
后来妈妈也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亲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动安排得特别多。
可能因为劳顿、太累了的缘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配音时,突然瘫倒在机房里。幸亏弟子们都在身边,他们找了副担架就往医院跑。医生确诊爸爸是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妈妈整日守在父亲的床前,提心吊胆。熬了一个多月,爸爸才脱离危险期。
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国一次。没想到我刚离开一个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妈妈怕影响我在澳洲的学习,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原来与妈妈约定每周六通一次电话,妈妈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请我家的亲戚每周六守在我家电话旁接电话,并以各种理由告诉我她不能来接电话的原因。开始我没有任何怀疑,连续两周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亲戚不得不告诉我爸爸重病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她怕我听出她的抽泣声,才赶紧挂断电话。
爸爸希望我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个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所以出国留学我选择的专业是计算机,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却总也调动不起来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1994年我回了国,1995年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我踏入了文艺圈。当我作出第二次选择的时候,爸爸丝毫没有反对。他认为,现在的我已不是出国前的我,我长大了,成熟了,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镜一定要控制饮食,公众人物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大众。
特别是爸爸在他的书里说:“我希望儿子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当了一辈子公众人物,不愿意我再成为公众人物。但当我要出国时,他放我出去闯荡;当我要回国时,他虽然不理解,但也不反对;当我违背了他的意愿,又踏入文艺圈的时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并给了我尽可能的帮助。在其中,我在用心去读爸爸给予我的爱,又似永远也难读懂博大的父子情深。
(沈 畅摘自《家庭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