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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很多机会和永康市的农村医生打交道。而我又喜欢摄影，就结合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拍摄了不少农村医疗卫生题材的照片，有些还得了全国影赛大奖。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群老乡村医师，他们都是从赤脚医生过来的；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从1960年代后期到整个的1970年代，赤脚医生曾是我国农村医疗的重要力量，现在则成为即将离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群体。我想，再过二、三十年，这些人，连同他们曾经是赤脚医生的身份，就会慢慢消失，赤脚医生这事儿，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从2009年开始，我利用休息时间，几乎走遍了永康市的242个村卫生室，拍摄了148名赤脚医生的环境肖像。与他们的交谈，对相关资料的阅读，让我重温了赤脚医生时代。
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出现于1960年代后期；赤脚医生工作在最基层，风雨无阻地奔波于乡村山寨，但用当时的话说，一根红线让他们的心贴着最高层，连着中南海。
把农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是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因为南方农村都是水田，既然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医生。新中国成立之初，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医药极度匮乏。1965年1月，卫生部开始组织城市巡回医疗队下农村下基层，当时一些知名专家如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等纷纷响应，积极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然而，这对于当时的5亿多农民来说，仍然无异于杯水车薪。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样一组数字让毛泽东很生气，那天的谈话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因为是在6月26日，又简称“6·26指示”。毛泽东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出，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最后老人家一锤定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6·26“指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视。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在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这个称谓代表着他们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和热乎乎的感情。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因而留得住。“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那个时候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他们的药箱里药品没有几样，“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成了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但他们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乡亲乡土的感情、对传统医学的钻研和朴素的献身精神。当时条件下，赤脚医生对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重要作用，并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970年代末，全国赤脚医生人数最多时达到500多万人，其中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万。
1970年代末，随着知青返城和高考恢复，赤脚医生队伍开始分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赤脚医生体制依赖的“工分计酬”制度瓦解。到1980年代初，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1985年，卫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继续行医。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结束。
永康市赤脚医生的历程大致与全国同步。1966年永康县第一个医疗站建立时，全县只有赤脚医生100人，1970年达到1230人，其中男818人，女412人，活跃在全县653个大队合作医疗站，担负防病治病工作。他们多数经过赤脚医生复训班的学习，有一定的医疗技术，能治一般的常见病，能做预防工作。多数不完全脱产，有的半天在医疗站，半天在生产队劳动。他们中还出现过一些先进工作者，长城公社长城大队赤脚医生林寿谦曾在1969年8月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现在永康市仍然在岗的老赤脚医生不到130人，基本上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出现于1960年代后期；赤脚医生工作在最基层，风雨无阻地奔波于乡村山寨，但用当时的话说，一根红线让他们的心贴着最高层，连着中南海。
把农村医生叫做“赤脚医生”，是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因为南方农村都是水田，既然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医生。新中国成立之初，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医药极度匮乏。1965年1月，卫生部开始组织城市巡回医疗队下农村下基层，当时一些知名专家如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等纷纷响应，积极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然而，这对于当时的5亿多农民来说，仍然无异于杯水车薪。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样一组数字让毛泽东很生气，那天的谈话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因为是在6月26日，又简称“6·26指示”。毛泽东批评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出，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最后老人家一锤定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6·26“指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视。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在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这个称谓代表着他们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和热乎乎的感情。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因而留得住。“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那个时候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他们的药箱里药品没有几样，“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成了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但他们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乡亲乡土的感情、对传统医学的钻研和朴素的献身精神。当时条件下，赤脚医生对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重要作用，并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970年代末，全国赤脚医生人数最多时达到500多万人，其中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万。
1970年代末，随着知青返城和高考恢复，赤脚医生队伍开始分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赤脚医生体制依赖的“工分计酬”制度瓦解。到1980年代初，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1985年，卫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继续行医。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结束。
永康市赤脚医生的历程大致与全国同步。1966年永康县第一个医疗站建立时，全县只有赤脚医生100人，1970年达到1230人，其中男818人，女412人，活跃在全县653个大队合作医疗站，担负防病治病工作。他们多数经过赤脚医生复训班的学习，有一定的医疗技术，能治一般的常见病，能做预防工作。多数不完全脱产，有的半天在医疗站，半天在生产队劳动。他们中还出现过一些先进工作者，长城公社长城大队赤脚医生林寿谦曾在1969年8月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现在永康市仍然在岗的老赤脚医生不到130人，基本上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