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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62届文化讲坛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举行。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韩美林，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等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共论“民族复兴的文化担当”。本文为冯骥才在这次讲坛上的演讲。
片面地关注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是不能用钱解决的
民族复兴问题应该讲什么？我觉得首先应该讲 “复兴”。
讲“复兴”就说明我们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定有过辉煌，有过很灿烂的、值得我们骄傲的、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我们讲“复兴”，实际上就是要重现历史辉煌或再现历史辉煌。
再现历史辉煌一定不是回到过去，不是回到某一个历史时空，比如汉唐，虽然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时期。那么，复兴应该重现什么样的辉煌呢？一定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社会富足、生活殷实，但是这些还不够，还需要高度的文明。
一个大腹便便、浑身流油但缺乏文明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庸俗的、暴发户式的社会。一个没有文明准则、文明底线、文明自律的社会，一定是丑态百出的。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终极的追求。
我们讲“中国梦”，最大的梦就是高度的文明，文明的享受是人类最美的享受，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如果仅仅是一个富得流油的社会，实际上它越富、越有钱，就越糟糕，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病灶。说白了，就是充满了“癌细胞”，吸收的大量的营养只能滋育那些癌细胞。所以，文明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关键。
讲到这一点，有个观念需要思辨。去年，我在一个会上提过一个观点，后来也和一些领导讲过，就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把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候提出了经济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我觉得具有创新的思想，也契合当时的实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激发了社会极大的创造力，也带来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迅速的富裕和发展。30多年来蓬勃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把原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转到了经济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到了今天，中国富裕起来了，我们有钱了——起码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有钱了，但中国该富到哪儿去，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不能不思考的。我们片面地关注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是不能用钱解决的。
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
去年，我和一位企业家有过一番争论，还是在公开场合。当时有位记者问了一句话，他说，冯先生，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说国家的价值观只能国家来说，我不能回答，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
我刚说完这句话，这位企业家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要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商人就没法活了。我们现在钱不是太多，我们钱还不够。后来我悄悄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说的是一个国家的需求，而不是追求，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追求。”
我想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的属性。经济社会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社会属性？我认为现在确实应该思考把文明社会作为我们社会的目标和追求。我们讲社会的正能量，文明就是社会真正的正能量，而且文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正的软实力。
不久前，我在英国温莎城堡碰到一件事。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非常豪华，藏有很多世界名画，包括达？芬奇的手稿。我在世界各国看过很多城堡，但像温莎城堡这么漂亮的宴会厅非常少见。
李肇星先生告诉我，1992年的时候，温莎城堡失过一次大火。火势非常大，消防员都很难进入城堡区。老百姓便自己开车去救火，怕来不及，人们不管抓到什么就往外搬。火着完以后，最后清点东西，奇迹出现了：城堡内的藏品一件也没少。我听了觉得很震撼，就说了一句话：“这才是国家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是什么？就是高度的文明。所以，文明才是我们社会终极的追求。
文明和文化是什么关系？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文明。我们所有的文化事业，终极都是为了社会。艺术家、作家改变不了社会，但他们能够影响社会，抚慰人们的心灵，补偿社会的缺失，当然这个缺失是精神的缺失。
文化不是一个对象，现在有时候把文化对象化了，实际上文化是在人身上，是人表现出来的。我上个月在牛津大学演讲，一位中国学生问我，中华文化到底怎么走出去。我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携带者，外国人通过我们来了解中华文化，就像我们也通过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了解西方文化一样。但文化的携带者最关键的是对文化是不是自觉，如果自觉了，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自觉了，责任就会产生了。
一个民族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喊出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文化应该由谁承担”。
首先是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文化自觉，那么，应该谁先自觉？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有文化先觉，先感知文化、感知文化前沿、感知这个时代的文化重点，然后作为志愿者把文化承担起来。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文化自觉。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国家应该有国家的文化自觉。
讲文化承担，还有一批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作家等，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承担者。如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但丁、薄伽丘，没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批艺术家，没有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哲学家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文艺复兴。
但是文艺复兴是多方面的，必须有它独特的思想，文艺复兴并不只是作品本身的繁荣。一个民族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喊出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灵魂的渴望，还要转化成伟大的、千古传唱的作品，这才是民族的复兴。
我们呼唤民族的复兴，我觉得文化的复兴是第一位的。我们一方面需要很多的艺术家、作家等能够站出来；我们还希望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切。文化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医疗等。多少年来，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摘自《解放日报》2013年6月28日）
片面地关注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是不能用钱解决的
民族复兴问题应该讲什么？我觉得首先应该讲 “复兴”。
讲“复兴”就说明我们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定有过辉煌，有过很灿烂的、值得我们骄傲的、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我们讲“复兴”，实际上就是要重现历史辉煌或再现历史辉煌。
再现历史辉煌一定不是回到过去，不是回到某一个历史时空，比如汉唐，虽然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时期。那么，复兴应该重现什么样的辉煌呢？一定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社会富足、生活殷实，但是这些还不够，还需要高度的文明。
一个大腹便便、浑身流油但缺乏文明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庸俗的、暴发户式的社会。一个没有文明准则、文明底线、文明自律的社会，一定是丑态百出的。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终极的追求。
我们讲“中国梦”，最大的梦就是高度的文明，文明的享受是人类最美的享受，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如果仅仅是一个富得流油的社会，实际上它越富、越有钱，就越糟糕，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病灶。说白了，就是充满了“癌细胞”，吸收的大量的营养只能滋育那些癌细胞。所以，文明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关键。
讲到这一点，有个观念需要思辨。去年，我在一个会上提过一个观点，后来也和一些领导讲过，就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把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候提出了经济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我觉得具有创新的思想，也契合当时的实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激发了社会极大的创造力，也带来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迅速的富裕和发展。30多年来蓬勃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把原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转到了经济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到了今天，中国富裕起来了，我们有钱了——起码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有钱了，但中国该富到哪儿去，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不能不思考的。我们片面地关注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是不能用钱解决的。
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
去年，我和一位企业家有过一番争论，还是在公开场合。当时有位记者问了一句话，他说，冯先生，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说国家的价值观只能国家来说，我不能回答，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里的，第一个字就是“钱”。
我刚说完这句话，这位企业家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要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商人就没法活了。我们现在钱不是太多，我们钱还不够。后来我悄悄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说的是一个国家的需求，而不是追求，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追求。”
我想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的属性。经济社会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社会属性？我认为现在确实应该思考把文明社会作为我们社会的目标和追求。我们讲社会的正能量，文明就是社会真正的正能量，而且文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正的软实力。
不久前，我在英国温莎城堡碰到一件事。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非常豪华，藏有很多世界名画，包括达？芬奇的手稿。我在世界各国看过很多城堡，但像温莎城堡这么漂亮的宴会厅非常少见。
李肇星先生告诉我，1992年的时候，温莎城堡失过一次大火。火势非常大，消防员都很难进入城堡区。老百姓便自己开车去救火，怕来不及，人们不管抓到什么就往外搬。火着完以后，最后清点东西，奇迹出现了：城堡内的藏品一件也没少。我听了觉得很震撼，就说了一句话：“这才是国家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是什么？就是高度的文明。所以，文明才是我们社会终极的追求。
文明和文化是什么关系？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文明。我们所有的文化事业，终极都是为了社会。艺术家、作家改变不了社会，但他们能够影响社会，抚慰人们的心灵，补偿社会的缺失，当然这个缺失是精神的缺失。
文化不是一个对象，现在有时候把文化对象化了，实际上文化是在人身上，是人表现出来的。我上个月在牛津大学演讲，一位中国学生问我，中华文化到底怎么走出去。我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携带者，外国人通过我们来了解中华文化，就像我们也通过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了解西方文化一样。但文化的携带者最关键的是对文化是不是自觉，如果自觉了，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自觉了，责任就会产生了。
一个民族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喊出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文化应该由谁承担”。
首先是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文化自觉，那么，应该谁先自觉？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有文化先觉，先感知文化、感知文化前沿、感知这个时代的文化重点，然后作为志愿者把文化承担起来。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文化自觉。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国家应该有国家的文化自觉。
讲文化承担，还有一批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作家等，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承担者。如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但丁、薄伽丘，没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批艺术家，没有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哲学家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文艺复兴。
但是文艺复兴是多方面的，必须有它独特的思想，文艺复兴并不只是作品本身的繁荣。一个民族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喊出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灵魂的渴望，还要转化成伟大的、千古传唱的作品，这才是民族的复兴。
我们呼唤民族的复兴，我觉得文化的复兴是第一位的。我们一方面需要很多的艺术家、作家等能够站出来；我们还希望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切。文化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医疗等。多少年来，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摘自《解放日报》2013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