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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在北京见到了何亮亮。他与电视上没太大的差别，两鬓略显斑白，时而端肃，时而微笑，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其实原来我不太爱说话，也不很爱交际。做了电视评论员之后，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善。”身为资深时政评论员的他笑称，“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滔滔不绝讲上3个小时。”
在房间里，俯瞰着初冬午后的滚滚车流，他果然和记者聊了近3个小时。话题天马行空，从他的人生经历，到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当然也少不了他新近出版的《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在反腐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本书在内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学习是一种本能的渴求
1951年，何亮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作家，母亲曾师从俄国声乐教授，当过专业的歌唱演员。因为他出生时天刚亮，奶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亮亮”。不久之后，他就随父母到福建定居，母亲也转行成了图书馆管理员。童年时代，他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度过的。
小学五年级时，何亮亮做了一件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事：摘抄报纸上的新闻，自己写评论，出了一份手写的“报纸”。但“文革”的爆发中止了他的新闻梦，读到初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来到闽北山区。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走上十几里山路，到镇里去看《参考消息》。被调入工厂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便开始自学英语。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管到了山村还是工厂，都会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继续读书、学习，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大概这就是一种本能的渴求。”他说。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收音机里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广播。何亮亮跑到外文书店买到了盗版的教材，跟着一起学起来。“8小时工作之外，都拿来学习。学完这本书，我听英文的广播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1980年，何亮亮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直接攻读硕士学位。3年间，他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授课，包括王佐良讲授英美文学，周振甫讲解《文心雕龙》以及董乐山主讲翻译课。“老师们经过10年动荡，终于有了讲课的机会，讲得都很尽心尽力。”毕业后，他回到福建，在福建省社科院东亚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
1987年，何亮亮为了和4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妻女团聚，移民到香港，进入《文汇报》。香港媒体极为发达，仅日报就有近20家，竞争激烈。在《文汇报》，他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内地新闻的采访、撰写社论、做编辑。1991年，他在江泽民首次出访苏联时进行跟踪采访。90年代，各界对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不断，他和同事通宵达旦地编稿子。“可以说，我是在那里学会怎么做媒体的。”他回忆道。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办，何亮亮与曹景行、阮次山3个人共同组成了“评论部”，“从此之后就开始靠说话为生”。
身为媒体人，何亮亮最喜爱的记者是著名作家、战地记者萧乾和传奇女记者杨刚。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身兼记者、作家双重身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何亮亮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过《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著作。有趣的是，今年他还出版了小说《1950：香港谍战》，“一个是积累了一些史料，有很多精彩的素材；二是这段历史精彩而少禁区；再有就是我父亲的作家基因，多少还是遗传到我身上了。”
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自幼在内地接受教育，又在香港工作20余年，何亮亮眼中的内地与香港，有着各自独特的社会生态。以一名资深评论员的眼光，他对两地差异有着更加敏锐和直观的感触。
“香港新闻媒体的话语空间很大”，他说，平时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就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比较严肃的评论，也有肆意调侃、嬉笑怒骂，甚至是恶搞。对此，香港民众习以为常，政府也习以为常。
近两年，两地之间多次发生龃龉，以致港人对内地“向心力”急剧下降。对此，何亮亮也颇感忧心，但他依然对两地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因为“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有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刚到香港的时候，您对香港哪些方面印象最深刻？
何亮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香港，政府或者说“官场”的影响力比较小，不像内地公权力无处不在。你和香港政府机构打交道，主要是它来提供服务，服务效率也比较高。香港人有句话叫“怕老婆不怕政府”，因为老婆比政府可怕多了（笑）。相反香港民间的力量很强大，商业财团、市民社团、宗教教会……当然还有黑社会。有人质疑香港是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我想从官方力量小、民间力量大这点上来看，香港应该是个公民社会。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在一个西方人建立的行政、司法框架下，香港人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来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氛围？
何亮亮：香港这种氛围是长时间形成的。从1842年成为殖民地，除了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二战中的日占时期和1967年的反英暴动，香港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动荡。从一开始，香港基本上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从海关、金融到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整个一套都是英式的，这就跟内地完全不同：香港虽然是个中国人的社会，但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人情不讲法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一段时间来，内地人和香港人群体之间发生了几次大的龃龉，您觉得为什么会爆发这些矛盾？
何亮亮：香港回归15年，特别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让人惊骇的例子，比如有人举起“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牌子，尽管只有一次，但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最近还有这样的民调，持“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观点的港人比例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以我的观察，这是缘于部分香港人的焦虑。 这种焦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香港的生活水平、城市管理水平都比内地高，香港人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是香港经济转型一直没有成功，对内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依赖性越强，就会越来越同质化，造就优越感的土壤就不存在了。
另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香港有如此活跃的民间社会，必然是各种声音并举。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事情很敏感，一旦内地发生了不好的事，他们的反应就是“庆幸生活在香港”。
再有就是香港这十来年，工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物价特别是楼价涨得厉害，生活压力一下子就重了。其中一些比较躁动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历史，误以为港英时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变成对过去的留恋，又转变成对内地的不满，而反对派又利用了这种观念。
但以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观察下来，我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还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拿金牌，虽然香港媒体也会有批评声，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中国“官场”是最强大的政治传统
近期，何亮亮的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出版。这部聚焦于香港反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内地读者的兴趣。
廉政公署这个词，香港影视剧迷不会陌生。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机构堪称香港反贪腐的一把利剑。香港一度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灾区，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短短数年内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一语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关键：“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兴趣。《零容忍》出版后，他也常被问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内地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他的回答却是“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香港的廉洁是主要归功于廉政公署，还是社会民众的觉醒？
何亮亮：当然是两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带动了机制的建立，同时也带动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贪污受贿永远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行贿的人会觉得我花钱买方便，是一个投资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后，香港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就拿媒体来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动，香港的公关公司都会告诉他们，不能给记者发红包，因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还要去告发你。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众比较高的信任，它是怎样走上这种良性发展轨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并不是纯粹应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发生了反英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不管参与者有多少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不满情绪。所以港英当局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多管齐下，从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复制，在内地也不例外。这个判断不带感情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可复制？
何亮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其他社会都很难复制。就算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过成功的复制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门，回归之前澳门殖民政府的腐败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洁，后来澳门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门近年来挖出的最大的贪腐案，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区文龙贪污案，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台湾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受贿案，但这个案子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并不是廉政公署发现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执法机构，但不属于政府，经费由立法院直接拨给，对特首负责。另外，英美法系对廉政公署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确实是相对更独立的法治，有这样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很宽，官员们可能会不喜欢廉政公署，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当然不太舒服。但从社会的角度，有人监督肯定是好事。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说，它有个尚方宝剑？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强的制约。一方面，它得听命于特首；另一方面，检察官、法官对它有制约，舆论也对它有制约。当初设计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方面考虑，廉政公署权力很大，但它没有权力直接起诉，要由律政司来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律政司这第一关就过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于行政，那么我们也成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的机构，不可行吗？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力量太大，这跟现在的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政治传统。甚至连“官场”这个词都很难翻译，因为英文中没有和它对应的词。它的特点是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
在房间里，俯瞰着初冬午后的滚滚车流，他果然和记者聊了近3个小时。话题天马行空，从他的人生经历，到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当然也少不了他新近出版的《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在反腐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本书在内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学习是一种本能的渴求
1951年，何亮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作家，母亲曾师从俄国声乐教授，当过专业的歌唱演员。因为他出生时天刚亮，奶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亮亮”。不久之后，他就随父母到福建定居，母亲也转行成了图书馆管理员。童年时代，他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度过的。
小学五年级时，何亮亮做了一件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事：摘抄报纸上的新闻，自己写评论，出了一份手写的“报纸”。但“文革”的爆发中止了他的新闻梦，读到初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来到闽北山区。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走上十几里山路，到镇里去看《参考消息》。被调入工厂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便开始自学英语。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管到了山村还是工厂，都会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继续读书、学习，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大概这就是一种本能的渴求。”他说。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收音机里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广播。何亮亮跑到外文书店买到了盗版的教材，跟着一起学起来。“8小时工作之外，都拿来学习。学完这本书，我听英文的广播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1980年，何亮亮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直接攻读硕士学位。3年间，他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授课，包括王佐良讲授英美文学，周振甫讲解《文心雕龙》以及董乐山主讲翻译课。“老师们经过10年动荡，终于有了讲课的机会，讲得都很尽心尽力。”毕业后，他回到福建，在福建省社科院东亚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
1987年，何亮亮为了和4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妻女团聚，移民到香港，进入《文汇报》。香港媒体极为发达，仅日报就有近20家，竞争激烈。在《文汇报》，他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内地新闻的采访、撰写社论、做编辑。1991年，他在江泽民首次出访苏联时进行跟踪采访。90年代，各界对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不断，他和同事通宵达旦地编稿子。“可以说，我是在那里学会怎么做媒体的。”他回忆道。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办，何亮亮与曹景行、阮次山3个人共同组成了“评论部”，“从此之后就开始靠说话为生”。
身为媒体人，何亮亮最喜爱的记者是著名作家、战地记者萧乾和传奇女记者杨刚。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身兼记者、作家双重身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何亮亮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过《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著作。有趣的是，今年他还出版了小说《1950：香港谍战》，“一个是积累了一些史料，有很多精彩的素材；二是这段历史精彩而少禁区；再有就是我父亲的作家基因，多少还是遗传到我身上了。”
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自幼在内地接受教育，又在香港工作20余年，何亮亮眼中的内地与香港，有着各自独特的社会生态。以一名资深评论员的眼光，他对两地差异有着更加敏锐和直观的感触。
“香港新闻媒体的话语空间很大”，他说，平时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就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比较严肃的评论，也有肆意调侃、嬉笑怒骂，甚至是恶搞。对此，香港民众习以为常，政府也习以为常。
近两年，两地之间多次发生龃龉，以致港人对内地“向心力”急剧下降。对此，何亮亮也颇感忧心，但他依然对两地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因为“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有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刚到香港的时候，您对香港哪些方面印象最深刻？
何亮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香港，政府或者说“官场”的影响力比较小，不像内地公权力无处不在。你和香港政府机构打交道，主要是它来提供服务，服务效率也比较高。香港人有句话叫“怕老婆不怕政府”，因为老婆比政府可怕多了（笑）。相反香港民间的力量很强大，商业财团、市民社团、宗教教会……当然还有黑社会。有人质疑香港是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我想从官方力量小、民间力量大这点上来看，香港应该是个公民社会。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在一个西方人建立的行政、司法框架下，香港人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来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氛围？
何亮亮：香港这种氛围是长时间形成的。从1842年成为殖民地，除了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二战中的日占时期和1967年的反英暴动，香港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动荡。从一开始，香港基本上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从海关、金融到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整个一套都是英式的，这就跟内地完全不同：香港虽然是个中国人的社会，但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人情不讲法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一段时间来，内地人和香港人群体之间发生了几次大的龃龉，您觉得为什么会爆发这些矛盾？
何亮亮：香港回归15年，特别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让人惊骇的例子，比如有人举起“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牌子，尽管只有一次，但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最近还有这样的民调，持“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观点的港人比例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以我的观察，这是缘于部分香港人的焦虑。 这种焦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香港的生活水平、城市管理水平都比内地高，香港人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是香港经济转型一直没有成功，对内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依赖性越强，就会越来越同质化，造就优越感的土壤就不存在了。
另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香港有如此活跃的民间社会，必然是各种声音并举。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事情很敏感，一旦内地发生了不好的事，他们的反应就是“庆幸生活在香港”。
再有就是香港这十来年，工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物价特别是楼价涨得厉害，生活压力一下子就重了。其中一些比较躁动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历史，误以为港英时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变成对过去的留恋，又转变成对内地的不满，而反对派又利用了这种观念。
但以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观察下来，我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还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拿金牌，虽然香港媒体也会有批评声，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中国“官场”是最强大的政治传统
近期，何亮亮的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出版。这部聚焦于香港反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内地读者的兴趣。
廉政公署这个词，香港影视剧迷不会陌生。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机构堪称香港反贪腐的一把利剑。香港一度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灾区，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短短数年内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一语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关键：“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兴趣。《零容忍》出版后，他也常被问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内地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他的回答却是“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香港的廉洁是主要归功于廉政公署，还是社会民众的觉醒？
何亮亮：当然是两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带动了机制的建立，同时也带动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贪污受贿永远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行贿的人会觉得我花钱买方便，是一个投资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后，香港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就拿媒体来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动，香港的公关公司都会告诉他们，不能给记者发红包，因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还要去告发你。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众比较高的信任，它是怎样走上这种良性发展轨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并不是纯粹应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发生了反英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不管参与者有多少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不满情绪。所以港英当局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多管齐下，从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复制，在内地也不例外。这个判断不带感情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可复制？
何亮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其他社会都很难复制。就算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过成功的复制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门，回归之前澳门殖民政府的腐败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洁，后来澳门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门近年来挖出的最大的贪腐案，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区文龙贪污案，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台湾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受贿案，但这个案子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并不是廉政公署发现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执法机构，但不属于政府，经费由立法院直接拨给，对特首负责。另外，英美法系对廉政公署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确实是相对更独立的法治，有这样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很宽，官员们可能会不喜欢廉政公署，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当然不太舒服。但从社会的角度，有人监督肯定是好事。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说，它有个尚方宝剑？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强的制约。一方面，它得听命于特首；另一方面，检察官、法官对它有制约，舆论也对它有制约。当初设计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方面考虑，廉政公署权力很大，但它没有权力直接起诉，要由律政司来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律政司这第一关就过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于行政，那么我们也成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的机构，不可行吗？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力量太大，这跟现在的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政治传统。甚至连“官场”这个词都很难翻译，因为英文中没有和它对应的词。它的特点是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