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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在北京见到了何亮亮。他与电视上没太大的差别,两鬓略显斑白,时而端肃,时而微笑,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其实原来我不太爱说话,也不很爱交际。做了电视评论员之后,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善。”身为资深时政评论员的他笑称,“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滔滔不绝讲上3个小时。”
在房间里,俯瞰着初冬午后的滚滚车流,他果然和记者聊了近3个小时。话题天马行空,从他的人生经历,到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当然也少不了他新近出版的《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在反腐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本书在内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学习是一种本能的渴求
1951年,何亮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作家,母亲曾师从俄国声乐教授,当过专业的歌唱演员。因为他出生时天刚亮,奶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亮亮”。不久之后,他就随父母到福建定居,母亲也转行成了图书馆管理员。童年时代,他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度过的。
小学五年级时,何亮亮做了一件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事:摘抄报纸上的新闻,自己写评论,出了一份手写的“报纸”。但“文革”的爆发中止了他的新闻梦,读到初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来到闽北山区。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走上十几里山路,到镇里去看《参考消息》。被调入工厂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便开始自学英语。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管到了山村还是工厂,都会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继续读书、学习,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大概这就是一种本能的渴求。”他说。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收音机里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广播。何亮亮跑到外文书店买到了盗版的教材,跟着一起学起来。“8小时工作之外,都拿来学习。学完这本书,我听英文的广播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1980年,何亮亮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直接攻读硕士学位。3年间,他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授课,包括王佐良讲授英美文学,周振甫讲解《文心雕龙》以及董乐山主讲翻译课。“老师们经过10年动荡,终于有了讲课的机会,讲得都很尽心尽力。”毕业后,他回到福建,在福建省社科院东亚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
1987年,何亮亮为了和4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妻女团聚,移民到香港,进入《文汇报》。香港媒体极为发达,仅日报就有近20家,竞争激烈。在《文汇报》,他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内地新闻的采访、撰写社论、做编辑。1991年,他在江泽民首次出访苏联时进行跟踪采访。90年代,各界对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不断,他和同事通宵达旦地编稿子。“可以说,我是在那里学会怎么做媒体的。”他回忆道。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办,何亮亮与曹景行、阮次山3个人共同组成了“评论部”,“从此之后就开始靠说话为生”。
身为媒体人,何亮亮最喜爱的记者是著名作家、战地记者萧乾和传奇女记者杨刚。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身兼记者、作家双重身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何亮亮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过《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著作。有趣的是,今年他还出版了小说《1950:香港谍战》,“一个是积累了一些史料,有很多精彩的素材;二是这段历史精彩而少禁区;再有就是我父亲的作家基因,多少还是遗传到我身上了。”
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自幼在内地接受教育,又在香港工作20余年,何亮亮眼中的内地与香港,有着各自独特的社会生态。以一名资深评论员的眼光,他对两地差异有着更加敏锐和直观的感触。
“香港新闻媒体的话语空间很大”,他说,平时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就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比较严肃的评论,也有肆意调侃、嬉笑怒骂,甚至是恶搞。对此,香港民众习以为常,政府也习以为常。
近两年,两地之间多次发生龃龉,以致港人对内地“向心力”急剧下降。对此,何亮亮也颇感忧心,但他依然对两地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因为“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有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刚到香港的时候,您对香港哪些方面印象最深刻?
何亮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香港,政府或者说“官场”的影响力比较小,不像内地公权力无处不在。你和香港政府机构打交道,主要是它来提供服务,服务效率也比较高。香港人有句话叫“怕老婆不怕政府”,因为老婆比政府可怕多了(笑)。相反香港民间的力量很强大,商业财团、市民社团、宗教教会……当然还有黑社会。有人质疑香港是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我想从官方力量小、民间力量大这点上来看,香港应该是个公民社会。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在一个西方人建立的行政、司法框架下,香港人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来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氛围?
何亮亮:香港这种氛围是长时间形成的。从1842年成为殖民地,除了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二战中的日占时期和1967年的反英暴动,香港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动荡。从一开始,香港基本上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从海关、金融到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整个一套都是英式的,这就跟内地完全不同:香港虽然是个中国人的社会,但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人情不讲法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一段时间来,内地人和香港人群体之间发生了几次大的龃龉,您觉得为什么会爆发这些矛盾?
何亮亮:香港回归15年,特别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让人惊骇的例子,比如有人举起“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牌子,尽管只有一次,但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最近还有这样的民调,持“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观点的港人比例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以我的观察,这是缘于部分香港人的焦虑。 这种焦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香港的生活水平、城市管理水平都比内地高,香港人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是香港经济转型一直没有成功,对内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依赖性越强,就会越来越同质化,造就优越感的土壤就不存在了。
另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香港有如此活跃的民间社会,必然是各种声音并举。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事情很敏感,一旦内地发生了不好的事,他们的反应就是“庆幸生活在香港”。
再有就是香港这十来年,工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物价特别是楼价涨得厉害,生活压力一下子就重了。其中一些比较躁动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历史,误以为港英时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变成对过去的留恋,又转变成对内地的不满,而反对派又利用了这种观念。
但以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观察下来,我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还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拿金牌,虽然香港媒体也会有批评声,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中国“官场”是最强大的政治传统
近期,何亮亮的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出版。这部聚焦于香港反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内地读者的兴趣。
廉政公署这个词,香港影视剧迷不会陌生。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机构堪称香港反贪腐的一把利剑。香港一度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灾区,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短短数年内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一语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关键:“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兴趣。《零容忍》出版后,他也常被问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内地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他的回答却是“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香港的廉洁是主要归功于廉政公署,还是社会民众的觉醒?
何亮亮:当然是两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带动了机制的建立,同时也带动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贪污受贿永远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行贿的人会觉得我花钱买方便,是一个投资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后,香港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就拿媒体来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动,香港的公关公司都会告诉他们,不能给记者发红包,因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还要去告发你。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众比较高的信任,它是怎样走上这种良性发展轨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并不是纯粹应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发生了反英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不管参与者有多少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不满情绪。所以港英当局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多管齐下,从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复制,在内地也不例外。这个判断不带感情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可复制?
何亮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其他社会都很难复制。就算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过成功的复制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门,回归之前澳门殖民政府的腐败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洁,后来澳门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门近年来挖出的最大的贪腐案,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区文龙贪污案,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台湾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受贿案,但这个案子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并不是廉政公署发现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执法机构,但不属于政府,经费由立法院直接拨给,对特首负责。另外,英美法系对廉政公署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确实是相对更独立的法治,有这样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很宽,官员们可能会不喜欢廉政公署,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当然不太舒服。但从社会的角度,有人监督肯定是好事。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说,它有个尚方宝剑?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强的制约。一方面,它得听命于特首;另一方面,检察官、法官对它有制约,舆论也对它有制约。当初设计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方面考虑,廉政公署权力很大,但它没有权力直接起诉,要由律政司来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律政司这第一关就过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于行政,那么我们也成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的机构,不可行吗?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力量太大,这跟现在的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政治传统。甚至连“官场”这个词都很难翻译,因为英文中没有和它对应的词。它的特点是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
在房间里,俯瞰着初冬午后的滚滚车流,他果然和记者聊了近3个小时。话题天马行空,从他的人生经历,到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当然也少不了他新近出版的《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在反腐呼声高涨的今天,这本书在内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学习是一种本能的渴求
1951年,何亮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作家,母亲曾师从俄国声乐教授,当过专业的歌唱演员。因为他出生时天刚亮,奶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亮亮”。不久之后,他就随父母到福建定居,母亲也转行成了图书馆管理员。童年时代,他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度过的。
小学五年级时,何亮亮做了一件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事:摘抄报纸上的新闻,自己写评论,出了一份手写的“报纸”。但“文革”的爆发中止了他的新闻梦,读到初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来到闽北山区。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走上十几里山路,到镇里去看《参考消息》。被调入工厂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便开始自学英语。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管到了山村还是工厂,都会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继续读书、学习,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大概这就是一种本能的渴求。”他说。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收音机里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广播。何亮亮跑到外文书店买到了盗版的教材,跟着一起学起来。“8小时工作之外,都拿来学习。学完这本书,我听英文的广播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1980年,何亮亮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直接攻读硕士学位。3年间,他聆听了几位大师的授课,包括王佐良讲授英美文学,周振甫讲解《文心雕龙》以及董乐山主讲翻译课。“老师们经过10年动荡,终于有了讲课的机会,讲得都很尽心尽力。”毕业后,他回到福建,在福建省社科院东亚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
1987年,何亮亮为了和4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妻女团聚,移民到香港,进入《文汇报》。香港媒体极为发达,仅日报就有近20家,竞争激烈。在《文汇报》,他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内地新闻的采访、撰写社论、做编辑。1991年,他在江泽民首次出访苏联时进行跟踪采访。90年代,各界对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不断,他和同事通宵达旦地编稿子。“可以说,我是在那里学会怎么做媒体的。”他回忆道。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办,何亮亮与曹景行、阮次山3个人共同组成了“评论部”,“从此之后就开始靠说话为生”。
身为媒体人,何亮亮最喜爱的记者是著名作家、战地记者萧乾和传奇女记者杨刚。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身兼记者、作家双重身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何亮亮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过《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著作。有趣的是,今年他还出版了小说《1950:香港谍战》,“一个是积累了一些史料,有很多精彩的素材;二是这段历史精彩而少禁区;再有就是我父亲的作家基因,多少还是遗传到我身上了。”
香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
自幼在内地接受教育,又在香港工作20余年,何亮亮眼中的内地与香港,有着各自独特的社会生态。以一名资深评论员的眼光,他对两地差异有着更加敏锐和直观的感触。
“香港新闻媒体的话语空间很大”,他说,平时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就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比较严肃的评论,也有肆意调侃、嬉笑怒骂,甚至是恶搞。对此,香港民众习以为常,政府也习以为常。
近两年,两地之间多次发生龃龉,以致港人对内地“向心力”急剧下降。对此,何亮亮也颇感忧心,但他依然对两地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因为“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有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刚到香港的时候,您对香港哪些方面印象最深刻?
何亮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香港,政府或者说“官场”的影响力比较小,不像内地公权力无处不在。你和香港政府机构打交道,主要是它来提供服务,服务效率也比较高。香港人有句话叫“怕老婆不怕政府”,因为老婆比政府可怕多了(笑)。相反香港民间的力量很强大,商业财团、市民社团、宗教教会……当然还有黑社会。有人质疑香港是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我想从官方力量小、民间力量大这点上来看,香港应该是个公民社会。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在一个西方人建立的行政、司法框架下,香港人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来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氛围?
何亮亮:香港这种氛围是长时间形成的。从1842年成为殖民地,除了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二战中的日占时期和1967年的反英暴动,香港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动荡。从一开始,香港基本上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从海关、金融到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整个一套都是英式的,这就跟内地完全不同:香港虽然是个中国人的社会,但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人情不讲法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一段时间来,内地人和香港人群体之间发生了几次大的龃龉,您觉得为什么会爆发这些矛盾?
何亮亮:香港回归15年,特别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让人惊骇的例子,比如有人举起“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牌子,尽管只有一次,但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最近还有这样的民调,持“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观点的港人比例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以我的观察,这是缘于部分香港人的焦虑。 这种焦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优越感遭到了挑战。香港的生活水平、城市管理水平都比内地高,香港人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是香港经济转型一直没有成功,对内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依赖性越强,就会越来越同质化,造就优越感的土壤就不存在了。
另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香港有如此活跃的民间社会,必然是各种声音并举。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事情很敏感,一旦内地发生了不好的事,他们的反应就是“庆幸生活在香港”。
再有就是香港这十来年,工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物价特别是楼价涨得厉害,生活压力一下子就重了。其中一些比较躁动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历史,误以为港英时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变成对过去的留恋,又转变成对内地的不满,而反对派又利用了这种观念。
但以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观察下来,我对香港人的民族认同还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拿金牌,虽然香港媒体也会有批评声,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中国“官场”是最强大的政治传统
近期,何亮亮的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出版。这部聚焦于香港反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内地读者的兴趣。
廉政公署这个词,香港影视剧迷不会陌生。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机构堪称香港反贪腐的一把利剑。香港一度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灾区,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短短数年内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一语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关键:“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兴趣。《零容忍》出版后,他也常被问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内地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他的回答却是“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香港的廉洁是主要归功于廉政公署,还是社会民众的觉醒?
何亮亮:当然是两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带动了机制的建立,同时也带动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贪污受贿永远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行贿的人会觉得我花钱买方便,是一个投资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后,香港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就拿媒体来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动,香港的公关公司都会告诉他们,不能给记者发红包,因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还要去告发你。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众比较高的信任,它是怎样走上这种良性发展轨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并不是纯粹应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发生了反英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不管参与者有多少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不满情绪。所以港英当局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多管齐下,从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杂志: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复制,在内地也不例外。这个判断不带感情色彩。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可复制?
何亮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其他社会都很难复制。就算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过成功的复制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门,回归之前澳门殖民政府的腐败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洁,后来澳门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门近年来挖出的最大的贪腐案,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区文龙贪污案,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台湾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受贿案,但这个案子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并不是廉政公署发现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执法机构,但不属于政府,经费由立法院直接拨给,对特首负责。另外,英美法系对廉政公署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确实是相对更独立的法治,有这样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很宽,官员们可能会不喜欢廉政公署,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当然不太舒服。但从社会的角度,有人监督肯定是好事。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说,它有个尚方宝剑?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强的制约。一方面,它得听命于特首;另一方面,检察官、法官对它有制约,舆论也对它有制约。当初设计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方面考虑,廉政公署权力很大,但它没有权力直接起诉,要由律政司来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律政司这第一关就过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于行政,那么我们也成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的机构,不可行吗?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力量太大,这跟现在的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政治传统。甚至连“官场”这个词都很难翻译,因为英文中没有和它对应的词。它的特点是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