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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京赋》是乾隆皇帝于1743年创作的一部全面描绘清代沈阳城的辞赋，它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沈阳在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1770年，《盛京赋》法译本在巴黎出版，无论是作为历史资料还是作为早期的诗文翻译，它在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构建中国形象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盛京赋》；沈阳；文化交流
盛京是沈阳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从公元1634年到1906年），即从清太宗正式为都城命名，到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4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穆克敦”，满文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从此，沈阳被称为“盛京”。顺治元年（即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第二年，定盛京为陪都。
1.乾隆《盛京赋》
《盛京赋》是乾隆皇帝第一次東巡（1743年）祭祖谒陵时所创作的一篇大赋，包括序、正文、颂三个部分，约5000字，是仿于两汉大赋之两都赋和二京赋所作。其中序言部分叙述了作者踵武皇祖，东巡盛京祭祖，周览龙兴故都。正文开篇描述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铺排地域之广大，物产之丰饶，陆地之禽兽，山林之嘉木，江海之鱼类，苍龙赤螭，极逞想象。接着叙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扩建盛京，经始楼阙。继而追怀清代开国时期的文武功臣。又用较多笔墨描绘了狩猎场面，意在显示军威。最后是颂，作为全篇的概括和总结。《盛京赋》虽是以两汉大赋为楷模，但又有所创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地域的特点。
《盛京赋》是历史上全面描写沈阳城的辞赋，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盛京的无比眷恋和崇敬，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2.《盛京赋》的价值
首先，美学价值。《盛京赋》是以陪都盛京为题材的一篇大赋，它具备了“赋”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如独特新颖、富于变幻的用韵和节奏鲜明、音韵谐调的对仗，使《盛京赋》既体现了“赋”的鲜明特征，又极富个性的美感。“对偶带来视觉之美，叶韵带来听觉之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其美学价值可见一斑。
其次，历史价值。《盛京赋》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中的杰作，其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其丰富华美的内容是今天我们研究沈阳这座城市历史轨迹、城市文化、物产资源、中外交流、民族融合等内容的重要史料来源。同时也是研究清前史、陪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东北边疆史等问题的重要资料来源。对文字、书法、篆刻、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次，文学价值。《盛京赋》有满汉两种文字。满文之《盛京赋》为满族文学增添了异彩，可谓是乾隆帝为中国民族文学史留下的一笔巨大财富。汉文之《盛京赋》则气大声宏，别有一番意境。无处不在的散发着优美精炼，极富艺术感染力。《盛京赋》也是沈阳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沈阳地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最后，艺术价值。汉满三十二体篆书的《御制盛京赋》“既是汉满文字的再整理与新创造，也是汉满篆书艺术的创作与展现，在汉满文字、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满文三十二体篆书《御制盛京赋》也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不可小视。
3.《盛京赋》的域外文化交流
1751年，法国耶稣会会士钱德明（1718--1793）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居住了42年，直到去世。在华期间，他把《御制盛京赋》翻译成了法文，并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在留住北京的日子里，钱德明热情地学习中国语言，钻研满汉文化，终于成为了声名卓著的汉学家，他致力于向欧洲介绍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成为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参与者。钱德明希望通过翻译和出版《盛京赋》，向西方展示中国的礼仪传统，传递中国乾隆皇帝的正面形象。《盛京赋》的法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作为历史资料还是作为早期的诗文翻译，它在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构建中国形象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8世纪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看了钱德明翻译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后 ，称赞乾隆“像一位作家或许比像一位皇帝更多些 ，”是“权力无边的君主 ，又是帝国最优秀的诗人”。他也曾写过一首《致中国皇帝》的诗歌，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不过乾隆皇帝最终没有看到这些作品。伏尔泰无奈之下，便在致瑞典国王的书简中写到：“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书简寄送给了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及各国贵族朋友，表现出了他对中国皇帝的无比景仰之情。此外，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格里姆也曾对《盛京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三位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都从《盛京赋》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严密的社会组织、繁荣的陪都景象，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正是由于这些启蒙思想家的阐释和点评，才造就了《盛京赋》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
近代以后，也有一些西方史学家或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或出于相关问题研究的需要，对《盛京赋》也多有研究，并因此成为了与中国交往的桥梁与纽带。2007年10月，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里泽先生应邀来到沈阳大学，他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长期从事《盛京赋》和圆明园等问题的研究。他为沈阳大学师生做了“乾隆《御制盛京赋》在法国”的学术报告，就乾隆《御制盛京赋》的创作背景、文化内涵、法文翻译和出版情况等问题做了精彩讲述。他认为《盛京赋》不仅是一首长诗，更是一部历史巨著。言谈中感受到布里泽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并将这种感情转化到严谨、求实、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中。他的研究也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民族间相互促进、互为补益、共求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美好诉求。
作者简介：
杨 帆（1994—），女，满族，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沈阳大学，硕士研究生。
杨小梅（1968--），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沈阳大学，教授，硕士。
关键词：《盛京赋》；沈阳；文化交流
盛京是沈阳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从公元1634年到1906年），即从清太宗正式为都城命名，到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4年，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穆克敦”，满文意为“兴盛”，汉文写作“天眷盛京”，从此，沈阳被称为“盛京”。顺治元年（即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第二年，定盛京为陪都。
1.乾隆《盛京赋》
《盛京赋》是乾隆皇帝第一次東巡（1743年）祭祖谒陵时所创作的一篇大赋，包括序、正文、颂三个部分，约5000字，是仿于两汉大赋之两都赋和二京赋所作。其中序言部分叙述了作者踵武皇祖，东巡盛京祭祖，周览龙兴故都。正文开篇描述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铺排地域之广大，物产之丰饶，陆地之禽兽，山林之嘉木，江海之鱼类，苍龙赤螭，极逞想象。接着叙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扩建盛京，经始楼阙。继而追怀清代开国时期的文武功臣。又用较多笔墨描绘了狩猎场面，意在显示军威。最后是颂，作为全篇的概括和总结。《盛京赋》虽是以两汉大赋为楷模，但又有所创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地域的特点。
《盛京赋》是历史上全面描写沈阳城的辞赋，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盛京的无比眷恋和崇敬，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2.《盛京赋》的价值
首先，美学价值。《盛京赋》是以陪都盛京为题材的一篇大赋，它具备了“赋”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如独特新颖、富于变幻的用韵和节奏鲜明、音韵谐调的对仗，使《盛京赋》既体现了“赋”的鲜明特征，又极富个性的美感。“对偶带来视觉之美，叶韵带来听觉之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其美学价值可见一斑。
其次，历史价值。《盛京赋》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中的杰作，其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其丰富华美的内容是今天我们研究沈阳这座城市历史轨迹、城市文化、物产资源、中外交流、民族融合等内容的重要史料来源。同时也是研究清前史、陪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东北边疆史等问题的重要资料来源。对文字、书法、篆刻、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次，文学价值。《盛京赋》有满汉两种文字。满文之《盛京赋》为满族文学增添了异彩，可谓是乾隆帝为中国民族文学史留下的一笔巨大财富。汉文之《盛京赋》则气大声宏，别有一番意境。无处不在的散发着优美精炼，极富艺术感染力。《盛京赋》也是沈阳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沈阳地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最后，艺术价值。汉满三十二体篆书的《御制盛京赋》“既是汉满文字的再整理与新创造，也是汉满篆书艺术的创作与展现，在汉满文字、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满文三十二体篆书《御制盛京赋》也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不可小视。
3.《盛京赋》的域外文化交流
1751年，法国耶稣会会士钱德明（1718--1793）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居住了42年，直到去世。在华期间，他把《御制盛京赋》翻译成了法文，并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在留住北京的日子里，钱德明热情地学习中国语言，钻研满汉文化，终于成为了声名卓著的汉学家，他致力于向欧洲介绍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成为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参与者。钱德明希望通过翻译和出版《盛京赋》，向西方展示中国的礼仪传统，传递中国乾隆皇帝的正面形象。《盛京赋》的法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作为历史资料还是作为早期的诗文翻译，它在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构建中国形象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8世纪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看了钱德明翻译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后 ，称赞乾隆“像一位作家或许比像一位皇帝更多些 ，”是“权力无边的君主 ，又是帝国最优秀的诗人”。他也曾写过一首《致中国皇帝》的诗歌，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不过乾隆皇帝最终没有看到这些作品。伏尔泰无奈之下，便在致瑞典国王的书简中写到：“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书简寄送给了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及各国贵族朋友，表现出了他对中国皇帝的无比景仰之情。此外，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格里姆也曾对《盛京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三位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都从《盛京赋》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严密的社会组织、繁荣的陪都景象，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正是由于这些启蒙思想家的阐释和点评，才造就了《盛京赋》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
近代以后，也有一些西方史学家或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或出于相关问题研究的需要，对《盛京赋》也多有研究，并因此成为了与中国交往的桥梁与纽带。2007年10月，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里泽先生应邀来到沈阳大学，他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长期从事《盛京赋》和圆明园等问题的研究。他为沈阳大学师生做了“乾隆《御制盛京赋》在法国”的学术报告，就乾隆《御制盛京赋》的创作背景、文化内涵、法文翻译和出版情况等问题做了精彩讲述。他认为《盛京赋》不仅是一首长诗，更是一部历史巨著。言谈中感受到布里泽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并将这种感情转化到严谨、求实、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中。他的研究也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民族间相互促进、互为补益、共求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美好诉求。
作者简介：
杨 帆（1994—），女，满族，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沈阳大学，硕士研究生。
杨小梅（1968--），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沈阳大学，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