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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化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人类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社会化媒体相关的研究也在传播学领域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本研究选取10個具有代表性的SSCI传播学期刊，对其中于2011—2016年间发表的、与社会化媒体相关的研究性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对基本信息、主题视角、使用的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要素进行编码，得出分析结论，力图就当下研究的趋势和未来研究的方向为研究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 社会化媒体 新媒体 内容分析 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3-0055-10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11 to 2016
Zhao Luolin Bai Xiaolin
（School of New Media，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rends and patterns of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11 to 2016.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10 select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ommunication journals were cod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primary theme/topic，application of theories，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is aiming at increasing latest knowledge about social media research and providing scholars with new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Social media New media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trend
1 引 言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作为一类新兴媒体形态，在人们的人际交流、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也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一项热门话题。在应用方面，层出不穷的社会化媒体网站、工具、应用与服务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在微观上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的行为认知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宏观上，则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方式、信息与数据组织和传递的方式，乃至在更大意义上使整体的媒体、文化和社会生态也发生变化。
“社会化媒体”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和扩张的过程。早先研究往往把社会化媒体视为一系列互联网应用[1]，与“社交媒体服务（SNS，Social Network Sites/ Social Network Services）”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还处于模糊状态[2]，后者被界定为“让用户能够在其中建立、维持、展示个人社交网络的网络服务” [3]，强调的是社交媒体对于个体社交关系的效用，而伴随着网络应用不断迭代，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些新兴媒体在社交关系之外对社会生活具有的其他深层次影响，这也使“社会化媒体”的概念与“社交媒体”逐渐剥离，内涵得到延展。“社会化媒体”一词由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在其书《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中作了总览性的阐释。作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包括SNS、微博、博客、论坛、网络内容社区等应用类型，具有参与性、开放性、互动性、社区性、连接性的特性。这一阐释虽然未给出清晰的定义，但指出了社会化媒体的一项核心特征，即“赋予用户参与、传播和创造内容的能力”[4]。社会化媒体之所以是“社会化”的，其根本原因来自其对于“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激励[5]。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化媒体平台所蕴含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社交和人际联系，拓展到信息生产、流动和组织的维度。
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概念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社交化”到“社会化”、由一种“应用”和“服务”到一种新的“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和“网络社会组织形态”的过程。从“社交媒体”到“社会化媒体”，这事实上体现了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已经由一种媒体力量进阶为一类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研究者对它们的关注重心，也需要从“人际的”“社交的”主题逐渐转向“信息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议题，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初衷：当前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如何？
而已有文献中对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检视和评估，较多将社会化媒体放置在特定使用或效果语境当中进行回顾，如社会化媒体在旅游业中的研究回顾[6]、社会化媒体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研究回顾[7]、企业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回顾[8]、社会化媒体在医学教育中的使用研究回顾[9]等。但是，作为网络社会中的重要要素和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新兴媒介，社会化媒体正是通过对人类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变革，继而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传播学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也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考量。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研究问题。
RQ1：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如何？
RQ2：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主题和具体议题？
RQ3：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最常运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哪些？ RQ4：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地区和群体？
2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将2011—2016年間国际范围内针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学学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于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SSCI学术期刊中的研究性论文进行总览和分析讨论。
2.1 研究对象
综合2011—2016年SSCI传播学类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10]，以及过往研究对于期刊范围的选择[11]，本研究决定选取8个SSCI传播学类目中具有前沿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同行评阅期刊作为样本文献的来源，这8个期刊既包括专注传播学相关研究的综合类刊物，也包括关注新兴媒体技术与应用以及它们的社会影响的刊物，它们分别为：《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计算机中介传媒》（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媒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同时，考虑到亚洲互联网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亚洲的社会化媒体无论是从用户规模、产业发展还是媒体关注度上均凸显出可观的发展态势，基于比较视角，本研究提出了又一研究问题：
RQ5：亚洲与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所研究的主题、议题，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所关注的人群、地区方面，有无明显差异？
为了呈现亚洲对于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关注趋势，以及为了与欧美等其他地区的研究进行对比，本研究也选取了专注亚洲、中国与华语世界传播研究的SSCI期刊《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此，最终共计10个样本期刊，作为本研究进行文献检索的范围。
本研究以“social media”（社会媒体）、“SNS”（社会化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会网络服务）以及“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优兔）、“Weibo”（微博）、“Wechat”（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应用名称作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SSCI目录下进行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11—2016，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文章）。截至2017年9月5日，共检索出417个结果，剔除主题与社会化媒体无关的文章和非研究性论文之后，最终获得379篇（N=379）研究性论文（见表1），作为本研究进行分析的样本。
2.2 编码方案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在具体实施上，根据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编码员将所有的样本文献依照以下类目进行编码。
2.2.1 主 题
根据罗杰·维姆（Roger D. Wimmer）与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所总结的大众媒介研究的四个层次[12]，传播学领域关于媒介的研究总体而言围绕这四个层次的主题展开：一是媒介自身（The medium itself），二是媒介的用户及使用行为（Uses and users of the medium），三是媒介的效果（Effects of the medium），四是媒介的改善（How the medium can be improved）。将研究对象聚焦为“社会化媒体”后，具体主题的编码依照以下标准进行。论文的主题若聚焦在社会化媒体自身的概念涵义、历史与发展、功能与服务、运行机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其主题被编码为“媒体自身”。研究聚焦在社会化媒体用户的感知、态度与行为，主题为用户画像、媒介素养、数字鸿沟。用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参与及使用，以及聚焦媒体的扩散与接受的文章，其主题被编码为“用户及使用”。主题关乎社会化媒体的影响的，无论是对于社区组织、文化教育、社会国家等的宏观影响，还是对于人际关系、行为态度的微观影响，都被编码为“媒介效果”。主题为研究新的应用和场景、技术发展，提出了理论与模型创新的、批判性的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发展、改善、管理与治理的研究，则被编码为“媒介的改善”。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2.2.2 研究问题
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具体涉及的研究问题与其主题是不同的编码维度，前者更加强调相关文献所致力于解决的实际性的研究问题，编码也需要相应地更加具体化。参考过往文献[13]，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研究问题被划分为如下若干类，并在实际内容分析和编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丰富。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个人实践——个人化、场景化的使用、感知、影响、关系、扩散与接受等问题。
管理治理——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与治理，条款、政策与法规等问题。
社会文化——包括有关青少年群体、特定性别群体、LGBT群体，以及与不同种族、跨文化群体等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政治与民主——与社会化媒体相关的政治传播、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等问题。
媒介与技术——媒介本身的技术与机制问题。
历史与哲学——有关社会化媒体的历史的、哲学的、理论性的、批判性的论述性问题。
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有关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的问题。
数字鸿沟、信息不平等——有关知识鸿沟、参与鸿沟、年龄数字鸿沟等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平等的问题。 学术研究本身——有关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理论模型的提出、检验和创新问题。
其他问题——以上类目中所不包含的研究问题，例如旧媒体转型与媒体融合、环境、隐私、犯罪、慈善等问题。
2.2.3 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媒体类型”和“样本类型”两个要素被予以关注。“媒体类型”指文献中所研究的具体的社会化媒体的类型或名称，如脸书、优兔等，如果研究了多个媒体或平台的，则分别予以编码。“样本类型”则用以区分文献中研究对象样本的来源，分为“人”“数据”和“文献”，对样本来源的国家地区也做了编码。针对样本为“人”的文献，本研究对样本人群的具体类型/特征予以编码。
2.2.4 理论框架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研究首先关注相关文献是否运用或检验了某一理论或模型，如果有，再对其具体运用或检验的理论模型予以编码，如果有多个理论或模型被使用，则分别予以记录编码。
2.2.5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将文献是否使用研究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有，则再对其具体运用的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文献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并未提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其他有关方法的词汇，则被编码为“无明确方法”。在编码程序上，方法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两类。具体而言，定量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二手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荟萃分析、其他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包括访谈（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民族志（也包括网络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话语与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其他定性方法。此外，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方法，被编码为“大数据等新方法”，用以显示近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对于新方法的应用程度。
2.2.6 基础信息
文献标题、发表年份、发表的期刊、第一作者的姓名，以及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均被作为基础信息进行记录和编码。
2.3 信度检验
两名作者作为编码员为所选取379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编码前，两名编码员进行编码培训，并随机选取20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员间的信度检验。信度检验系数Cohen’s Kappa值在0.771至1之间。
3 研究发现
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来看（见表1），在2011—2016年间，相关文献的数量在整体上逐年增多，10个样本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同样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下面针对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对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问题、理论及方法等方面梳理研究的主要发现。
3.1 研究主题
如表2所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主题是社会化媒體的用户及其使用行为（n=215，45.6%），其次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效果（n=126，33.1%）。有关媒介自身及其改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从时间维度看（见图1），在2011—2016年，用户及使用、媒介效果作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的两大热门主题，始终保持其受到关注的态势。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与使用、媒介效果、媒介本身主题的研究数量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而有关社会化媒体改善的主题则并未获得较高重视，发展趋势也较为低平。
3.2 研究问题
就具体的研究问题而言，如表3所示，个人层面上的实践问题（如态度、感知、行为、影响等）受到最多文献的关注（n=190；37.5%），其次是政治与民主相关的研究问题（n=127；25.1%）和社会与文化问题（n=56；11.1%）。关注“其他”问题的文献数量同样较多，排在第四位（n=41；8.1%），它们主要涉及传统新闻传媒业转型问题[14]、隐私问题[15]、知识共享问题[16]、环境问题[17]等议题。与社会化媒体研究本身相关的研究性论文（n=38；7.5%），主要包含针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分析、评估和批判的研究[18]、对社会化媒体相关现象进行理论化阐释或理论构建的研究[19]，以及对现有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或创新的研究[20]。而在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中，基于媒介机制与技术、健康传播、数字鸿沟、管理治理、市场营销、历史哲学等研究问题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各自所占比例均不超过4%。
从2011—2016年间文献数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如图2所示，关注个人实践层面的研究、社会文化视角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健康传播研究这几个研究问题的文献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研究个人实践相关问题的文献数量在这6年间保持居于第一位。相对而言，政治与民主问题相关的研究则呈现出最明显的增长幅度，自2013年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3.3 理论使用
在本研究所选取的379篇文献中，有超过一半（N=198；52.2%）使用了明确的理论框架。
在使用了理论框架的文献中，与“自我”相关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n=42；21.2%），包括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等，主要与个人感知、个人心理、个人行为相关；居于其次的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理论（n=22；11.1%），包括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社会存在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或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成为被应用的热点理论框架之一（n=16；8.1%）。除此之外，媒介相关理论、舆论相关理论，扩散/接受相关理论、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也是在文献中较多被应用的理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理论或模型框架的样本文献中，使用把关人（Gatekeeping）、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等传播学经典理论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n=59； 29.8%）。传播学范畴的理论中，样本文献中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媒介相关的理论（Media-related theories），包括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媒介同步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等。在传播学理论以外，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样本文献中具有较多的应用。由此可见，近年的社会化媒体研究的理论取向呈现更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3.4 研究方法选择
在选取的379篇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中，有14.8%的文章（n=56）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在明确使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N=416），有62.4%的文献（n=259）使用定量研究方法，29.4%使用定性研究方法（n=122），仅有6.3%（n=24）的文章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见表4）。
在定量研究方法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问卷调查（n=88）和内容分析（n=83），各占比21.2%和20%；其次是实验法（n=37；8.9%）、其他定量方法（n= 24；5.8%）和二手数据分析（n=15；3.6%）。在定性研究方法中，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最为常用（n=51；12.3%）；其次是文本/话语分析（n=23；5.5%）、个案研究（n=19；4.6%）和民族志/数字民族志（n=13；3.1%）。
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6年，一共有34篇文章采用了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例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其中94%的文章（32篇）出现在2014—2016年。这些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在研究应用中往往与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在34篇文章中，有19篇文章（55.9%）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21]，4篇文章（11.8%）与定性研究结合[22]，还有5篇（14.7%）文章同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23]。
3.5 研究对象
3.5.1 社交媒体类型
在被选取的总计379篇研究文献中，64.9%的文献选择了具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其研究对象。
脸书、推特和优兔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分别有101、79和23篇文章关注这三个平台上的用户、使用及效果（占比分别为37.8%、29.6%、8.6%；N=267）。微博的关注度位居第四（n=12；4.5%），相关研究集中出现在2014年及以后，其中9篇（75%）发表在关注亚洲传播问题的《亚洲传播学刊》和《中华传播学刊》上，其余3篇分别发表在SSCI传播学类目中累计影响因子最高的3个期刊上。
3.5.2 样本类型
本研究将样本类型分为人、数据、文献三类。在所有使用样本的文献中（N=339）：人是使用最多的样本类型，57%的文章以人为样本；其次是数据，占比為29%。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以数据为研究样本的文章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x2=16.154；df=3；p=.095<.01），这可以被解释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多种形式的数据获取方法与研究方法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的日渐普及。
3.5.3 研究的人群
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N=299），一般用户、普通公众和年轻人（包括大学生）是最受关注的人群，占比分别达到44.1%、16.4%和12.4%。相较之下，关注某些特定人群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较少，占比均不超过5%，具体而言，LGBT群体占比3.3%，海外移民（包括国际学生）占比2.7%，身心残障人群占比1.7%。从时间发展来看，社会化媒体研究对这三类人群的关注呈现显著增长态势（x2=66.450；df=40；p<.01）。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进行编码的所有文献中，2011—2016年没有任何研究关注老年人和儿童这两类人群。
3.5.4 研究的国家地区
本研究将文献的样本人群和样本数据来源的地理区域编码为该文献所研究的国家地区。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地区中（N=188），北美、欧洲和中国（包括港澳台）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占比29.3%、27.1%和20.2%。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10个具有代表性的SSCI传播学期刊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本研究系统考量了2011—2016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总体趋势。研究发现，近6年来，社会化媒体作为研究焦点，与其相关的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社会化媒体在传播学领域中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而这也正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多元化、愈加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趋势相吻合。
4.1 组织性使用研究、管理研究亟需重视
从以往研究[24]可以得知，在1997—2010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多聚焦于用户与使用，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主题的文献较少，而媒介效果研究总体呈现出增多的趋势。本研究数据展示出（见表2、图1），在2011—2016年间，尽管用户与使用仍然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但就其占总体比例而言则逐渐下滑，媒介效果研究则保持了增长的态势，成为这6年间受关注度上升最多的主题；同时，针对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的研究也较2011年之前的比例有了增长。这反映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用户与使用已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其他三个主题（尤其是媒介效果）则体现出更多的研究可能性。
在研究问题方面，本研究发现，个人化的实践作为一个一贯以来的热门议题被讨论得相当充分热烈，而有关组织性的使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仅仅在政治传播领域有所涉及，关注企业、教育、医疗、非盈利性机构等组织的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研究较少。而就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在各类组织机构的普及程度而言，这些视角的研究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与管理治理相关的文献数量也不多，考虑到当下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空间、网络应用的治理实践的发展，以及用户对网络空间中不法现象的担忧和对版权保护、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社会化媒体管理治理的相关议题也需要为研究者所重视。
4.2 旧理论、新方法
在理论方面，研究显示，使用理论模型的文献比例较过往而言[25]有所上升，且总体而言，出现在文献中的理论类目众多，并涉及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一现象体现出当下社会化媒体研究的跨学科、多元化的现状态势，也鼓励未来的研究者以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仍然多沿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利用其进行阐释、搭建模型或对其进行验证，而在理论上进行延伸、丰富和创新的研究较少。 在方法选择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了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语义识别、机器学习等，在近三年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与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在学术领域的普及相关，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具备采用这些方法技术进行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也更加重视对于新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传播学的顶级刊物对于采用前沿研究方法的倡导和鼓励。
4.3 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议题和人群更为多元
本研究在对主题视角、理论与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之外，还对亚洲及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对比，一方面对比了关注亚洲传播学议题的2个期刊和其余8个期刊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比了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的研究[26]。对比发现，不同类型期刊的文献所关注的主题以及使用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然而，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与来自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主题及问题、关注的人群和国家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
虽然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及使用和社会化媒体的效果与影响是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但相比之下，亚洲地区学者更为关注媒介使用及媒介效果，对社会化媒体个人层次上的实践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在政治活动及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关注（占比分别达到42.6%和35.3%）。相反，亚洲地区学者对于媒介自身、媒介改善的关注较少，且尚未发现亚洲地区学者在传播学顶级期刊上发表关于社会化媒体改善问题的文章。而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亚洲地区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于社会化媒体的管理、改善、相关政策问题相当关注，在中国的期刊数据库中有大量针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刊物上此类文献较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语言，另一方面可能在于研究问题的普适性，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均与非亚洲国家有着较大差异。
非亚洲地区学者对社会化媒体本身的关注及其改善问题则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对社会化媒体的社会文化议题、健康传播议题（其他）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分别为12.1%、8.7%和8%）等研究问题均有所关注。具体如表5所示。
此外，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人群也存在显著差异（x2=18.533；df=8；p=.018<.05）。亚洲地区学者主要关注普通用户和政治人物，对具有其他特征的人群關注较少；而非亚洲学者对多元人群的研究均有涉及，如青少年、身心残障人士、LGBT人群和跨国移民群体（如表6所示）。
亚洲地区学者与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7所示（x2=80.391；df=4；p<.01）。亚洲地区学者更倾向于研究亚洲国家的社交媒体使用；非亚洲地区的学者视野则相对更广，北美地区和欧洲国家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国家，他们也十分关注亚洲国家和中东地区的社交媒体发展与使用。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总结，亚洲地区学者在问题视角、研究的人群和地域方面，相较非亚洲地区学者还不够扩展和多元。在未来研究中，相信有更多的议题视角、来自更多人群和区域的问题等待研究者们去发掘。
4.4 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论文摘要及关键词的质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章摘要和关键词，这些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很可能并不能完全或准确反映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因此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虽然我们在编码过程中也会对部分摘要模糊的论文进行全文阅读、编码，但依然可能遗漏部分样本文章的相关内容。
样本期刊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在期刊选择上，本文所选取的10个期刊虽然综合考虑了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以及以往研究的样本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样本期刊仍然主要以综合性的传播学期刊为主，选取关注细分领域的期刊（如《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学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等）较少，仅有《媒介心理学》以及《广告学刊》。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勾勒出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政治传播、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细分领域中的发展现状。此外，会议论文这类重要的文献来源也被我们排除在外。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在社会化媒体研究上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可以成为接下来值得进行研究的话题。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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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此處的“亚洲学者”和“非亚洲学者”并非指文献作者的国籍，而是由文献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地区所划分。
（收稿日期：2018-02-02）
[关键词] 社会化媒体 新媒体 内容分析 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3-0055-10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11 to 2016
Zhao Luolin Bai Xiaolin
（School of New Media，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rends and patterns of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11 to 2016.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10 select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ommunication journals were cod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primary theme/topic，application of theories，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is aiming at increasing latest knowledge about social media research and providing scholars with new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Social media New media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trend
1 引 言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作为一类新兴媒体形态，在人们的人际交流、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也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一项热门话题。在应用方面，层出不穷的社会化媒体网站、工具、应用与服务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在微观上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的行为认知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宏观上，则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方式、信息与数据组织和传递的方式，乃至在更大意义上使整体的媒体、文化和社会生态也发生变化。
“社会化媒体”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和扩张的过程。早先研究往往把社会化媒体视为一系列互联网应用[1]，与“社交媒体服务（SNS，Social Network Sites/ Social Network Services）”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还处于模糊状态[2]，后者被界定为“让用户能够在其中建立、维持、展示个人社交网络的网络服务” [3]，强调的是社交媒体对于个体社交关系的效用，而伴随着网络应用不断迭代，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些新兴媒体在社交关系之外对社会生活具有的其他深层次影响，这也使“社会化媒体”的概念与“社交媒体”逐渐剥离，内涵得到延展。“社会化媒体”一词由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在其书《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中作了总览性的阐释。作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包括SNS、微博、博客、论坛、网络内容社区等应用类型，具有参与性、开放性、互动性、社区性、连接性的特性。这一阐释虽然未给出清晰的定义，但指出了社会化媒体的一项核心特征，即“赋予用户参与、传播和创造内容的能力”[4]。社会化媒体之所以是“社会化”的，其根本原因来自其对于“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激励[5]。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化媒体平台所蕴含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社交和人际联系，拓展到信息生产、流动和组织的维度。
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概念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社交化”到“社会化”、由一种“应用”和“服务”到一种新的“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和“网络社会组织形态”的过程。从“社交媒体”到“社会化媒体”，这事实上体现了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已经由一种媒体力量进阶为一类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研究者对它们的关注重心，也需要从“人际的”“社交的”主题逐渐转向“信息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议题，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初衷：当前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如何？
而已有文献中对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检视和评估，较多将社会化媒体放置在特定使用或效果语境当中进行回顾，如社会化媒体在旅游业中的研究回顾[6]、社会化媒体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研究回顾[7]、企业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回顾[8]、社会化媒体在医学教育中的使用研究回顾[9]等。但是，作为网络社会中的重要要素和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新兴媒介，社会化媒体正是通过对人类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变革，继而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传播学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也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考量。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研究问题。
RQ1：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如何？
RQ2：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主题和具体议题？
RQ3：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最常运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哪些？ RQ4：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地区和群体？
2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将2011—2016年間国际范围内针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学学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于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SSCI学术期刊中的研究性论文进行总览和分析讨论。
2.1 研究对象
综合2011—2016年SSCI传播学类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10]，以及过往研究对于期刊范围的选择[11]，本研究决定选取8个SSCI传播学类目中具有前沿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同行评阅期刊作为样本文献的来源，这8个期刊既包括专注传播学相关研究的综合类刊物，也包括关注新兴媒体技术与应用以及它们的社会影响的刊物，它们分别为：《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计算机中介传媒》（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媒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同时，考虑到亚洲互联网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亚洲的社会化媒体无论是从用户规模、产业发展还是媒体关注度上均凸显出可观的发展态势，基于比较视角，本研究提出了又一研究问题：
RQ5：亚洲与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所研究的主题、议题，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所关注的人群、地区方面，有无明显差异？
为了呈现亚洲对于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关注趋势，以及为了与欧美等其他地区的研究进行对比，本研究也选取了专注亚洲、中国与华语世界传播研究的SSCI期刊《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此，最终共计10个样本期刊，作为本研究进行文献检索的范围。
本研究以“social media”（社会媒体）、“SNS”（社会化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会网络服务）以及“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优兔）、“Weibo”（微博）、“Wechat”（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应用名称作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SSCI目录下进行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11—2016，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文章）。截至2017年9月5日，共检索出417个结果，剔除主题与社会化媒体无关的文章和非研究性论文之后，最终获得379篇（N=379）研究性论文（见表1），作为本研究进行分析的样本。
2.2 编码方案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在具体实施上，根据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编码员将所有的样本文献依照以下类目进行编码。
2.2.1 主 题
根据罗杰·维姆（Roger D. Wimmer）与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所总结的大众媒介研究的四个层次[12]，传播学领域关于媒介的研究总体而言围绕这四个层次的主题展开：一是媒介自身（The medium itself），二是媒介的用户及使用行为（Uses and users of the medium），三是媒介的效果（Effects of the medium），四是媒介的改善（How the medium can be improved）。将研究对象聚焦为“社会化媒体”后，具体主题的编码依照以下标准进行。论文的主题若聚焦在社会化媒体自身的概念涵义、历史与发展、功能与服务、运行机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其主题被编码为“媒体自身”。研究聚焦在社会化媒体用户的感知、态度与行为，主题为用户画像、媒介素养、数字鸿沟。用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参与及使用，以及聚焦媒体的扩散与接受的文章，其主题被编码为“用户及使用”。主题关乎社会化媒体的影响的，无论是对于社区组织、文化教育、社会国家等的宏观影响，还是对于人际关系、行为态度的微观影响，都被编码为“媒介效果”。主题为研究新的应用和场景、技术发展，提出了理论与模型创新的、批判性的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发展、改善、管理与治理的研究，则被编码为“媒介的改善”。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2.2.2 研究问题
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具体涉及的研究问题与其主题是不同的编码维度，前者更加强调相关文献所致力于解决的实际性的研究问题，编码也需要相应地更加具体化。参考过往文献[13]，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研究问题被划分为如下若干类，并在实际内容分析和编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丰富。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个人实践——个人化、场景化的使用、感知、影响、关系、扩散与接受等问题。
管理治理——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与治理，条款、政策与法规等问题。
社会文化——包括有关青少年群体、特定性别群体、LGBT群体，以及与不同种族、跨文化群体等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政治与民主——与社会化媒体相关的政治传播、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等问题。
媒介与技术——媒介本身的技术与机制问题。
历史与哲学——有关社会化媒体的历史的、哲学的、理论性的、批判性的论述性问题。
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有关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的问题。
数字鸿沟、信息不平等——有关知识鸿沟、参与鸿沟、年龄数字鸿沟等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平等的问题。 学术研究本身——有关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理论模型的提出、检验和创新问题。
其他问题——以上类目中所不包含的研究问题，例如旧媒体转型与媒体融合、环境、隐私、犯罪、慈善等问题。
2.2.3 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媒体类型”和“样本类型”两个要素被予以关注。“媒体类型”指文献中所研究的具体的社会化媒体的类型或名称，如脸书、优兔等，如果研究了多个媒体或平台的，则分别予以编码。“样本类型”则用以区分文献中研究对象样本的来源，分为“人”“数据”和“文献”，对样本来源的国家地区也做了编码。针对样本为“人”的文献，本研究对样本人群的具体类型/特征予以编码。
2.2.4 理论框架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研究首先关注相关文献是否运用或检验了某一理论或模型，如果有，再对其具体运用或检验的理论模型予以编码，如果有多个理论或模型被使用，则分别予以记录编码。
2.2.5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将文献是否使用研究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有，则再对其具体运用的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文献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并未提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其他有关方法的词汇，则被编码为“无明确方法”。在编码程序上，方法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两类。具体而言，定量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二手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荟萃分析、其他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包括访谈（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民族志（也包括网络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话语与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其他定性方法。此外，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方法，被编码为“大数据等新方法”，用以显示近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对于新方法的应用程度。
2.2.6 基础信息
文献标题、发表年份、发表的期刊、第一作者的姓名，以及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均被作为基础信息进行记录和编码。
2.3 信度检验
两名作者作为编码员为所选取379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编码前，两名编码员进行编码培训，并随机选取20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员间的信度检验。信度检验系数Cohen’s Kappa值在0.771至1之间。
3 研究发现
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来看（见表1），在2011—2016年间，相关文献的数量在整体上逐年增多，10个样本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同样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下面针对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对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问题、理论及方法等方面梳理研究的主要发现。
3.1 研究主题
如表2所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主题是社会化媒體的用户及其使用行为（n=215，45.6%），其次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效果（n=126，33.1%）。有关媒介自身及其改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从时间维度看（见图1），在2011—2016年，用户及使用、媒介效果作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的两大热门主题，始终保持其受到关注的态势。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与使用、媒介效果、媒介本身主题的研究数量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而有关社会化媒体改善的主题则并未获得较高重视，发展趋势也较为低平。
3.2 研究问题
就具体的研究问题而言，如表3所示，个人层面上的实践问题（如态度、感知、行为、影响等）受到最多文献的关注（n=190；37.5%），其次是政治与民主相关的研究问题（n=127；25.1%）和社会与文化问题（n=56；11.1%）。关注“其他”问题的文献数量同样较多，排在第四位（n=41；8.1%），它们主要涉及传统新闻传媒业转型问题[14]、隐私问题[15]、知识共享问题[16]、环境问题[17]等议题。与社会化媒体研究本身相关的研究性论文（n=38；7.5%），主要包含针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分析、评估和批判的研究[18]、对社会化媒体相关现象进行理论化阐释或理论构建的研究[19]，以及对现有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或创新的研究[20]。而在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中，基于媒介机制与技术、健康传播、数字鸿沟、管理治理、市场营销、历史哲学等研究问题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各自所占比例均不超过4%。
从2011—2016年间文献数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如图2所示，关注个人实践层面的研究、社会文化视角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健康传播研究这几个研究问题的文献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研究个人实践相关问题的文献数量在这6年间保持居于第一位。相对而言，政治与民主问题相关的研究则呈现出最明显的增长幅度，自2013年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3.3 理论使用
在本研究所选取的379篇文献中，有超过一半（N=198；52.2%）使用了明确的理论框架。
在使用了理论框架的文献中，与“自我”相关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n=42；21.2%），包括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等，主要与个人感知、个人心理、个人行为相关；居于其次的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理论（n=22；11.1%），包括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社会存在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或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成为被应用的热点理论框架之一（n=16；8.1%）。除此之外，媒介相关理论、舆论相关理论，扩散/接受相关理论、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也是在文献中较多被应用的理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理论或模型框架的样本文献中，使用把关人（Gatekeeping）、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等传播学经典理论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n=59； 29.8%）。传播学范畴的理论中，样本文献中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媒介相关的理论（Media-related theories），包括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媒介同步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等。在传播学理论以外，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样本文献中具有较多的应用。由此可见，近年的社会化媒体研究的理论取向呈现更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3.4 研究方法选择
在选取的379篇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中，有14.8%的文章（n=56）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在明确使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N=416），有62.4%的文献（n=259）使用定量研究方法，29.4%使用定性研究方法（n=122），仅有6.3%（n=24）的文章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见表4）。
在定量研究方法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问卷调查（n=88）和内容分析（n=83），各占比21.2%和20%；其次是实验法（n=37；8.9%）、其他定量方法（n= 24；5.8%）和二手数据分析（n=15；3.6%）。在定性研究方法中，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最为常用（n=51；12.3%）；其次是文本/话语分析（n=23；5.5%）、个案研究（n=19；4.6%）和民族志/数字民族志（n=13；3.1%）。
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6年，一共有34篇文章采用了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例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其中94%的文章（32篇）出现在2014—2016年。这些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在研究应用中往往与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在34篇文章中，有19篇文章（55.9%）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21]，4篇文章（11.8%）与定性研究结合[22]，还有5篇（14.7%）文章同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23]。
3.5 研究对象
3.5.1 社交媒体类型
在被选取的总计379篇研究文献中，64.9%的文献选择了具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其研究对象。
脸书、推特和优兔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分别有101、79和23篇文章关注这三个平台上的用户、使用及效果（占比分别为37.8%、29.6%、8.6%；N=267）。微博的关注度位居第四（n=12；4.5%），相关研究集中出现在2014年及以后，其中9篇（75%）发表在关注亚洲传播问题的《亚洲传播学刊》和《中华传播学刊》上，其余3篇分别发表在SSCI传播学类目中累计影响因子最高的3个期刊上。
3.5.2 样本类型
本研究将样本类型分为人、数据、文献三类。在所有使用样本的文献中（N=339）：人是使用最多的样本类型，57%的文章以人为样本；其次是数据，占比為29%。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以数据为研究样本的文章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x2=16.154；df=3；p=.095<.01），这可以被解释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多种形式的数据获取方法与研究方法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的日渐普及。
3.5.3 研究的人群
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N=299），一般用户、普通公众和年轻人（包括大学生）是最受关注的人群，占比分别达到44.1%、16.4%和12.4%。相较之下，关注某些特定人群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较少，占比均不超过5%，具体而言，LGBT群体占比3.3%，海外移民（包括国际学生）占比2.7%，身心残障人群占比1.7%。从时间发展来看，社会化媒体研究对这三类人群的关注呈现显著增长态势（x2=66.450；df=40；p<.01）。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进行编码的所有文献中，2011—2016年没有任何研究关注老年人和儿童这两类人群。
3.5.4 研究的国家地区
本研究将文献的样本人群和样本数据来源的地理区域编码为该文献所研究的国家地区。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地区中（N=188），北美、欧洲和中国（包括港澳台）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占比29.3%、27.1%和20.2%。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10个具有代表性的SSCI传播学期刊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本研究系统考量了2011—2016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总体趋势。研究发现，近6年来，社会化媒体作为研究焦点，与其相关的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社会化媒体在传播学领域中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而这也正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多元化、愈加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趋势相吻合。
4.1 组织性使用研究、管理研究亟需重视
从以往研究[24]可以得知，在1997—2010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多聚焦于用户与使用，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主题的文献较少，而媒介效果研究总体呈现出增多的趋势。本研究数据展示出（见表2、图1），在2011—2016年间，尽管用户与使用仍然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但就其占总体比例而言则逐渐下滑，媒介效果研究则保持了增长的态势，成为这6年间受关注度上升最多的主题；同时，针对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的研究也较2011年之前的比例有了增长。这反映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用户与使用已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其他三个主题（尤其是媒介效果）则体现出更多的研究可能性。
在研究问题方面，本研究发现，个人化的实践作为一个一贯以来的热门议题被讨论得相当充分热烈，而有关组织性的使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仅仅在政治传播领域有所涉及，关注企业、教育、医疗、非盈利性机构等组织的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研究较少。而就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在各类组织机构的普及程度而言，这些视角的研究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与管理治理相关的文献数量也不多，考虑到当下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空间、网络应用的治理实践的发展，以及用户对网络空间中不法现象的担忧和对版权保护、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社会化媒体管理治理的相关议题也需要为研究者所重视。
4.2 旧理论、新方法
在理论方面，研究显示，使用理论模型的文献比例较过往而言[25]有所上升，且总体而言，出现在文献中的理论类目众多，并涉及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一现象体现出当下社会化媒体研究的跨学科、多元化的现状态势，也鼓励未来的研究者以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仍然多沿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利用其进行阐释、搭建模型或对其进行验证，而在理论上进行延伸、丰富和创新的研究较少。 在方法选择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了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语义识别、机器学习等，在近三年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与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在学术领域的普及相关，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具备采用这些方法技术进行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也更加重视对于新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传播学的顶级刊物对于采用前沿研究方法的倡导和鼓励。
4.3 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议题和人群更为多元
本研究在对主题视角、理论与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之外，还对亚洲及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对比，一方面对比了关注亚洲传播学议题的2个期刊和其余8个期刊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比了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的研究[26]。对比发现，不同类型期刊的文献所关注的主题以及使用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然而，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与来自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主题及问题、关注的人群和国家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
虽然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及使用和社会化媒体的效果与影响是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但相比之下，亚洲地区学者更为关注媒介使用及媒介效果，对社会化媒体个人层次上的实践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在政治活动及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关注（占比分别达到42.6%和35.3%）。相反，亚洲地区学者对于媒介自身、媒介改善的关注较少，且尚未发现亚洲地区学者在传播学顶级期刊上发表关于社会化媒体改善问题的文章。而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亚洲地区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于社会化媒体的管理、改善、相关政策问题相当关注，在中国的期刊数据库中有大量针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刊物上此类文献较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语言，另一方面可能在于研究问题的普适性，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均与非亚洲国家有着较大差异。
非亚洲地区学者对社会化媒体本身的关注及其改善问题则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对社会化媒体的社会文化议题、健康传播议题（其他）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分别为12.1%、8.7%和8%）等研究问题均有所关注。具体如表5所示。
此外，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人群也存在显著差异（x2=18.533；df=8；p=.018<.05）。亚洲地区学者主要关注普通用户和政治人物，对具有其他特征的人群關注较少；而非亚洲学者对多元人群的研究均有涉及，如青少年、身心残障人士、LGBT人群和跨国移民群体（如表6所示）。
亚洲地区学者与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7所示（x2=80.391；df=4；p<.01）。亚洲地区学者更倾向于研究亚洲国家的社交媒体使用；非亚洲地区的学者视野则相对更广，北美地区和欧洲国家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国家，他们也十分关注亚洲国家和中东地区的社交媒体发展与使用。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总结，亚洲地区学者在问题视角、研究的人群和地域方面，相较非亚洲地区学者还不够扩展和多元。在未来研究中，相信有更多的议题视角、来自更多人群和区域的问题等待研究者们去发掘。
4.4 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论文摘要及关键词的质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章摘要和关键词，这些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很可能并不能完全或准确反映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因此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虽然我们在编码过程中也会对部分摘要模糊的论文进行全文阅读、编码，但依然可能遗漏部分样本文章的相关内容。
样本期刊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在期刊选择上，本文所选取的10个期刊虽然综合考虑了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以及以往研究的样本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样本期刊仍然主要以综合性的传播学期刊为主，选取关注细分领域的期刊（如《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学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等）较少，仅有《媒介心理学》以及《广告学刊》。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勾勒出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政治传播、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细分领域中的发展现状。此外，会议论文这类重要的文献来源也被我们排除在外。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在社会化媒体研究上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可以成为接下来值得进行研究的话题。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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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此處的“亚洲学者”和“非亚洲学者”并非指文献作者的国籍，而是由文献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地区所划分。
（收稿日期：2018-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