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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叶适;《诗》;《序》;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1-0144-06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同时也是浙东史学之一家。叶适治《诗》与时人不同，他认为“经亦史”，“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①，故治《诗》当兼顾经史，以免“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②。叶适以史解《诗》主要表现为运用史料、史论观点和史学思维分析探讨《诗》《序》文本、《诗》的编纂等相关问题。目前学界论及叶适对《诗》的解读，多注重他从经学或文学视角的阐发，故本文选择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容、原因与意义。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误
叶适认为《序》和周史是解《诗》的重要依据。他对小《序》附会历史解《诗》以构建《诗》教体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态度。但南宋废《序》之论汹汹，学者或视《诗》为单纯歌诗而不察其义，或废《序》以义解《诗》。此二者叶适均不赞同，他认为前者过于浅薄，“读是诗者，徒乐其词而不察其事，则于治道失之远矣”③;后者则太褊狭，小序虽有不足，在更多情况下又足为解《诗》之助：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④
因此，叶适主张结合历史与《诗》文本，对《序》中不实之言进行辨疑与纠误，以完善《序》的解《诗》之功用。
在叶适看来，《序》之不妥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经师识史不精，论《诗》所涉历史有误。如《郑风·叔于田》和《太叔于田》两篇，《序》均称“刺庄公也”⑤，讽刺庄公不知约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叶适引《春秋》认为郑伯实属有意纵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祸患将至，“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⑥。后世史学家也多与叶适观点一致，叶适所论不谬。
再如论《秦风》，序者认为秦人粗蛮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泽。
信如序《诗》之言，治国之道，仁义者美成，
暴强者恶熟，积习渐靡，民之好尚久而犹存，后人虽欲转移，未易为力。⑦
叶适举唐尧之事予以反驳：“按序《诗》，晋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⑧晋能续唐尧之风，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叶适分析历史后认为真实情况是：
以《诗传》考之，周东诸侯之国，尚为王化所流，德声仁泽见于歌咏，蔼然不绝，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为秦未数十年，而勇鸷劲强，轻斗喜杀，乃不复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欤？盖民心无常，惟上所命，从古而然，圣贤所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未尝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泽为可恃也。经师相传之论，出于想象，失其实矣。⑨
秦虽承宗周故地，但没有继承宗周教化以润泽民人，故民人必然会退回尚武好斗的状态。叶适这一观点，在论《左传》时也曾抒发：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迁，周之礼教不行，而辛有归过于野人，盖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晋乃迁戎焉，是周人终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弃其地而不能治也。载事者反记辛有之言以为验，然则所谓见微知著者固若是欤？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贯彻教化之事。叶适反驳《序》的依据，基于个人严谨的史学考察结论，所言不虚。
第二，序者不知《诗》义，比附历史有偏差。
序者非诗人，难免有解《诗》不准造成偏差的情况。如序者称《雨无正》与《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叶适以为非是：“《雨无正》、《四月》二篇，西周既灭、东周未迁以前诗也。师传不考其时，使与他刺同义，误矣。”因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过来影响对诗人所刺之事和讽刺意图的准确把握。
再如《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叶适以为序者误读诗义：
《序》：“《雄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不恤国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匏有苦叶》，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史家具之矣。然历考诸诗，凡刺怨旷，刺淫乱，必直指事实，未有泛为微词以示其意者也。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继之者必曰淫乱，是徒以宣公之事实之尔，非是诗之本然也。二篇风寄深远，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乱没之也。
叶适总结称《诗》表达怨刺，都会直言其事。《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中未提及卫宣公之事，序者强为附会历史之举确属阐释失当。
叶适虽然不赞同序者的某些解释，但他的辨误仍以尊《序》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还原更为精准的圣教之说，以作为今人汲取治国经验的正确基础。
二、《诗》本事考补
叶适称：“经，理也;史，事也。”《诗》录周事，所谓“必于时事有所激发”。“时事”被《诗》记录下来，成了周史，也即《诗》本事。《诗》、史、事三者密切相关，具有一体三面的联系。故欲解《诗》必先明事，“古人因诗度乐，后世因乐为诗，盖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尔”，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叶适看来，虽有《序》示义和师传讲习，也未必能尽揭《诗》事。所以想要准确理解《诗》中的美刺之旨、兴衰之示，考补《诗》本事是最佳方法。 《诗》中文题俱全者305篇，另“笙诗”6篇仅存诗题。叶适认为305篇均有《序》载其事，6篇“笙诗”仅有数言，当考详其实，并称“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相对容易考证。
按《常棣》《采薇》《出车》《杕杜》《鱼丽》《湛露》《彤弓》，皆详载事本，余则缺焉，得无因乐为诗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者：“《南陔》孝子相戒以养”，“《白华》孝子之洁白”，指言孝子，当有其人与其事。“《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当有丰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实顺生长之理，实无夭阏之患，实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虽其词亡，而系诗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没也。
其实《南陔》《白华》《华黍》由于缺文，已很难考证至具体何人何事，但叶适仍肯定地指出“当有”其事，以示对本事的笃信。《由庚》《崇丘》《由仪》三篇，叶适通过强调系诗者的“得”字，力证整诗绝非臆想的空言，并再次呼吁不要因缺文忽略对这些诗本事的关注。
“笙诗”之外，叶适认为《小雅》中有多篇本事不明的情况。例如《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四牡》《皇皇者华》《伐木》《天保》《蓼萧》等篇，有论曰：
其义虽未明，而以诸诗参比，则《鹿鸣》当是得此贤人与之燕乐;《四牡》《皇皇者华》当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来王所;《伐木》当是感鸟声之求友，故于粲洒扫八簋肥羜以速亲戚;《天保》当是人臣实有为此诗以祝其君者;《蓼萧》当是天子巡狩远方，诸侯群臣喜于得见：皆其时实有此事，诗实有此词，故因被之乐歌也。
这几首诗在小《序》中已有较详细的注解，叶适称“其义未明”，看似矛盾，实因侧重点不同。《序》意在诗教道德，叶适专为补充诗中未讲明之细节。如《伐木》篇，《序》释为对和睦友善之德风的推扬。叶适则依字面指出诗中描写的是主人感鸟鸣而宴请亲戚之事。由于不能再进一步考证“燕朋友故旧”是何人何事，叶适遗憾地感叹：“此必于时事有所激发，今不可得而见也。”叶适计较于本事细节，并非是对《诗》意的简单化处理。恰恰相反，叶适希望通过史事的考补来明晰诗义，为《序》中所言之教找到切实的支撑，突显《诗》的历史价值和教化意义。
对《鹿鸣》《常棣》两首，叶适直接认定是周文王、召穆公事。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师尚父之时乎？何其相与之懿也！（《鹿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然皆编户齐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见。（《常棣》）
叶适用周史、《左传》考索诗句内容，不乏“以史证诗”的意味，既延伸了读者的思考广度，又增强了《诗》教的权威性。此外为了增强本事论的可信度和论证严密性，叶适解释了《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菁菁者莪》三篇本事无考的情况：“虽未有是事，亦可以逆为是诗，上可具文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虚美以祈之而非谄也。今师传以是义故，并归一比，随文解释，使成周实美掩郁不章，非所以开后人也。”他认为这类诗的意义在于祈福和颂赞，虽阙本事不害其义，但不希望后人仿效。
叶适考证《诗》本事，并以有无本事为标准评判《诗》之高下：“若未必有是事而逆有是诗，出于上则为具文，出于下则为虚美，既非其实，岂能责治？”因为《诗》的纂集兼具记录周代兴衰过往、诗教治政之职，是关乎诗教及治政的大事。叶适依据史实考证本事，补充《诗序》记载模糊或遗漏的部分，最终目的还是帮助人主正确解读先贤治国理念，以资当今治政之用。
三、质疑孔子删诗说
因上古书籍佚多存少，所以《诗》的纂集问题仍有诸多不清之处。孔子有无删诗之举，是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叶适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观点者皆有，叶适的观点并无新奇之处，所可论者在他提出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从文本内容入手，围绕逸诗数量、季札观乐时的风诗次序、《论语》称“诗三百”等具体问题展开。对这些争讨焦点，叶适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个宏观、广阔的历史平台，依据现存史料、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首先，从孔子生平考察，叶适认为孔子不具备删诗资格。“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诗》关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员，并没有接触《诗》的资格与机会。“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又当作何解释呢？叶适从孔子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认为孔子以保存文献为目的，对散乱的《诗》进行过重新编定，后世或因此讹传为删诗。
孔子之时，上距东迁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诸侯益横，吴楚肆暴，天下遂为战国。鲁卫旧家往往变坏，文物残缺，而师挚鼗鼓之官沦溃散亡，《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孔子整理《诗》《书》，以复其旧貌为目的，与删诗的行为有根本的不同。删诗说显然属于历史流传演绎中的讹误。
其次，在上古文献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诗》迁延百余年皆散乱无序，仅凭孔子一己之力，也绝不可能完成再次编定之事，更不要说从头删选结集。因此，叶适深信以《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编纂之初已经圣人删选定篇。“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诗》才能在历经国事动荡之后，依然以一种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来。而且叶适认为《诗》由史官保存，意味着《诗》在周衰前是有严格传承规矩的。“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恢复《诗》的原貌，但与删诗是毫不相关的。 叶适联系史实讨论删诗的可能性，从人情常理和历史发展规律推论事物发展走向。虽然文本支撑较少，也可自圆其说。在讨论中还可以看到，叶适重视历史，在做学问中也形成了言之有据、敢于立论的风格。叶适一生尊崇孔子，奉孔氏学问为致道成德之要，但仍对“删诗”说保留了客观的态度，显示了他忠于文献、尊重历史事实的学术态度。叶适自称此论决非标新立异：
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
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
他很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真正目的是想纠正后世学者的一种误解，即“后世之学自孔氏始”。这种观点掩盖了孔氏“述而不作“的真相，造成了学术沿革的断层和偏误。孔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就此忽略孔氏先人的作用，不但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泥古信古的错误导向。
四、以史解《诗》的思想基础
首先，叶适以史解《诗》与个人的史学素养密切相关。叶适好史又邃于史，他虽然没有恢弘完整的史论见诸笔端，但在治史中形成的史学思想与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个人的学术研究。“经亦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叶适以史解《诗》的理论支撑。叶适的史学思想并非凭空自现，它与浙东地区史学发展的影响密不可分。自金华吕祖谦、永嘉陈傅良起，“六经皆史”或“经亦史”的理论就已露雏形。如陈傅良为徐得之《春秋左氏国记》作序曰：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已。
称上古之事、言皆有史官记录，《书》《诗》《礼》《帝系》等书就是不同类别的专门史，可谓“经亦史”说的雏形。吕祖谦亦曰：“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昔无今有者，皆夫子所笔也，昔有今无者，皆夫子所削也。”且直言《诗》即是史：“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在前贤影响下，叶适所论更加接近后世的“六经皆史”说，“古者《世系》《训》《典》《故志》《春秋》《诗》《礼》《乐》各自为书也，皆史官职之，举以教人，则各为设官，盖皆可以惩劝也。”“《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在吕、陈所论基础上涵盖了《易经》之外的“五经”。以今人眼光来看，相比于北宋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南宋程、朱“荣经陋史”“先经后史”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其次，受叶适个人学术方法的影响。南宋之前解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汉人的章句训诂法，一为宋人的义理解经法。叶适认为二者各有不足，原因都与缺乏历史意识有关。汉学不察统纪之事只专于章句训诂，导致学问散碎缺乏重点。“学者之患，在于不明统纪，玩此忘彼，守粗遗实，或荒陋不知，忽略不讲，既已失之;其细碎太甚者，又以为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义，错陈午割，必中法程。”宋人以义理矫汉人之失，却同样因不重历史，学问多成空言。叶适曰：
以万章所问舜、象、禹、益、伊尹、百里奚事考之，知昔人固多汩于所闻而不订之理义。岂惟昔人，而后人亦莫不然。然后人之谬妄，则不如昔之甚者，以后之史详而昔之史略也。然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
只有重视联系历史，义理才会言之不虚。因此叶适治《诗》，不采汉人训诂之法，在以义理解先王之道的同时，强调与历史结合不使义理沦为空言。这一点也与叶适求实学、弃虚言的观点一致，“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其尽言而无所用”。
再次，与师承吕祖谦密不可分。叶适向吕祖谦问学较晚，时年已二十六岁，但吕氏殁后，叶适一度被陈亮、潘景愈提议为吕氏学问传人，其受教之深可见一斑。《诗》学亦是如此，在南宋学者纷纷趋向义理解《诗》的背景下，吕祖谦仍联系大小序及历史解《诗》。如：
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或问《诗》如何学。曰：“只于《大序》中求。”又曰：“国史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
《吕氏家塾读诗记》中通过称引二程、王安石、欧阳修尊序之语表达了对大小《序》价值的认可。吕祖谦对司马迁的删诗说同样予以否认：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显然，作为南宋为数不多的守序派，吕、叶二人有明确的承袭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叶适只是在核心观点与方法上学习吕祖谦，二人的具体论述与解诗意图是有很大不同的。
五、以史解《诗》的意义
在宋人疑经、改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代《诗经》研究怀疑《序》说、指斥毛郑，轻训诂而重义理。进入南宋以后，诗经宋学代替汉学成为主流。叶适反对汉学训诂的细碎，但与其师吕祖谦一样，也反对郑樵、朱熹等人的废《序》解经模式。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序言》中论汉学与宋学治经之不同，所指流弊与叶适的观点相似，足见叶适论断的前瞻性与合理性。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叶适进一步指出，重视与史结合可以弥补汉、宋两学不足。以今人眼光来看，叶适采纳史论解《诗》，确实有助于深化《诗》义，纠正理学家妄自附会义理的毛病。叶适所采之史论，也都很有见地。如论《叔于田》中郑伯事，与吕祖谦《东莱博议》中观点一致。论秦史与孔子删诗，则依据个人治史所得，皆是深思熟虑后的论述。 笔者以为，叶适论《诗》还有更深层的学术追求：探究治道之本源，构建永嘉学术体系。叶适论《诗》著作主要收在制科《进卷》和《习学记言序目》中。《进卷》是拟应试之作，《习学记言序目》是论证儒家精神并构建事功体系的学术札记。故叶适以史论《诗》是以稽核义理和经世致用为依归的。他称《诗》为周史，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经典不可凑泊的距离感，将《诗》变成了可供治国参考的历史。“与其后世尝更涂炭之民忧伤悲怨，思蒙其道而不可复得者，皆见于歌咏而极其形容。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他对小《序》进行辨疑与纠误，考补《诗》本事，是为《诗》教张本，并未动摇或更改《诗》的美刺政教意义。他否认孔子删诗，实质上想以有序的沿革和出自圣贤之手来提升《诗》的地位，借圣贤之语阐发永嘉学理。同时，叶适强调治经要义理与历史兼顾，所言才不会空泛，也是针对性理之学而发，为的是与朱陆之学抗衡，以彰永嘉学术。
综上可知，南宋诗经学由汉入宋虽是大势，但叶适清醒地认识到汉宋不足，与北宋欧阳修、王安石、南宋吕祖谦一样，不盲目弃《序》解经。同时亦不空谈义理，论《诗》以图经世致用并构建永嘉学术体系，言而有据、多有创获。不过叶适所论在诗经学上影响有限，笔者以为原因有二：第一，叶适身处南宋，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之后的元代至明代中期皆是如此。而晚明至清代，大致上是一个由推崇宋学到反思宋学，最终汉宋兼采的过程。史学从来不是主流方法，多被学者作为引证之资料。如南宋郑樵引史料讨论问题，但他实质上反对小《序》附会历史的方法。清代史学家崔述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历史为出发点，然而他侧重论证历史真实，与叶适又不同。第二，叶适虽欲以史学弥补汉宋解《诗》之弊，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只是不采训诂之法，并修正了《序》中谬误与不详之处。而且因过于尊《诗》，某些评论显得不够客观，论《鲁颂·駉》就是一例：
以诗传考之，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使其可信，则以天子之命列于颂也。虽不敢尽信，此语必有所自来，不然，则不得为颂矣。
叶适屈于“《诗》言淫乱，必指其人与事”的先入之见，即便有所怀疑也自我否定了之。所以欠缺一定的说服力。从目的上看，叶适论《诗》所图在《诗》外，在诗经学史上从者不多也是自然。
总之，叶适在解《诗》中所运用的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方法，也是贯穿其整体治学的重要方法。叶适正是以此道治经明理，确立了永嘉学派“通世变、见事功”的核心思想，使永嘉学术大放异彩，“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叶适对《诗》《书》《礼》《乐》《春秋》史书本质的认定，则对后世“六经皆史”观念的最终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永嘉学术中经史兼顾、经世致用的理论也在明清之后再次发扬光大，明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以及晚清孙衣言等人，无一不是从叶适著作中学习经世致用之道，进而推动了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与变革。
注释
①②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699、221、221、720、720、632、699页。③④⑥⑦⑧⑨⑩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74、61、67、69、69、69、133、75、65、73、72、72、72、73、73、73、72、72、61、80、80、80、80、62、80、296、91、205、79、69页。⑤毛氏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刊《十三经注疏》本，大化书局，1982年，第337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91页。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7、729页。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14、10页。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3页。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责任编辑：行健
Discussing on Ye s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Historical Angle
Liu Yuanyuan
Abstract：Ye Shi thought that the Book of Songs belonged to Confucian Classics， but it was a history book in essenc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 corrected some mistakes about Xiao Xu combining with history， attempted to restore poem teaching′s original appearance. He investigated and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the Book of Songs by using the Book of Songs， Xu， and Zhou period， intended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ization of ancient sages and achieve the lessons about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 Ye Shi opposed the remark of Confucius′s Deleting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indicated his respect of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Songs. Ye Shi′s proving poems by historic literature corrected Han Leaning and Song Leaning. And， it reflected his research methods： consider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as well as pay equal attention on meaning and utilitarianism. The view of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y and practical principle of Yongjia School becam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social reform thoughts in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 words：Ye Shi; Book of Songs; Xu; history
关键词：叶适;《诗》;《序》;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1-0144-06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同时也是浙东史学之一家。叶适治《诗》与时人不同，他认为“经亦史”，“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①，故治《诗》当兼顾经史，以免“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②。叶适以史解《诗》主要表现为运用史料、史论观点和史学思维分析探讨《诗》《序》文本、《诗》的编纂等相关问题。目前学界论及叶适对《诗》的解读，多注重他从经学或文学视角的阐发，故本文选择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容、原因与意义。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误
叶适认为《序》和周史是解《诗》的重要依据。他对小《序》附会历史解《诗》以构建《诗》教体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态度。但南宋废《序》之论汹汹，学者或视《诗》为单纯歌诗而不察其义，或废《序》以义解《诗》。此二者叶适均不赞同，他认为前者过于浅薄，“读是诗者，徒乐其词而不察其事，则于治道失之远矣”③;后者则太褊狭，小序虽有不足，在更多情况下又足为解《诗》之助：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④
因此，叶适主张结合历史与《诗》文本，对《序》中不实之言进行辨疑与纠误，以完善《序》的解《诗》之功用。
在叶适看来，《序》之不妥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经师识史不精，论《诗》所涉历史有误。如《郑风·叔于田》和《太叔于田》两篇，《序》均称“刺庄公也”⑤，讽刺庄公不知约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叶适引《春秋》认为郑伯实属有意纵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祸患将至，“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⑥。后世史学家也多与叶适观点一致，叶适所论不谬。
再如论《秦风》，序者认为秦人粗蛮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泽。
信如序《诗》之言，治国之道，仁义者美成，
暴强者恶熟，积习渐靡，民之好尚久而犹存，后人虽欲转移，未易为力。⑦
叶适举唐尧之事予以反驳：“按序《诗》，晋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⑧晋能续唐尧之风，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叶适分析历史后认为真实情况是：
以《诗传》考之，周东诸侯之国，尚为王化所流，德声仁泽见于歌咏，蔼然不绝，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为秦未数十年，而勇鸷劲强，轻斗喜杀，乃不复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欤？盖民心无常，惟上所命，从古而然，圣贤所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未尝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泽为可恃也。经师相传之论，出于想象，失其实矣。⑨
秦虽承宗周故地，但没有继承宗周教化以润泽民人，故民人必然会退回尚武好斗的状态。叶适这一观点，在论《左传》时也曾抒发：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迁，周之礼教不行，而辛有归过于野人，盖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晋乃迁戎焉，是周人终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弃其地而不能治也。载事者反记辛有之言以为验，然则所谓见微知著者固若是欤？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贯彻教化之事。叶适反驳《序》的依据，基于个人严谨的史学考察结论，所言不虚。
第二，序者不知《诗》义，比附历史有偏差。
序者非诗人，难免有解《诗》不准造成偏差的情况。如序者称《雨无正》与《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叶适以为非是：“《雨无正》、《四月》二篇，西周既灭、东周未迁以前诗也。师传不考其时，使与他刺同义，误矣。”因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过来影响对诗人所刺之事和讽刺意图的准确把握。
再如《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叶适以为序者误读诗义：
《序》：“《雄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不恤国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匏有苦叶》，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史家具之矣。然历考诸诗，凡刺怨旷，刺淫乱，必直指事实，未有泛为微词以示其意者也。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继之者必曰淫乱，是徒以宣公之事实之尔，非是诗之本然也。二篇风寄深远，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乱没之也。
叶适总结称《诗》表达怨刺，都会直言其事。《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中未提及卫宣公之事，序者强为附会历史之举确属阐释失当。
叶适虽然不赞同序者的某些解释，但他的辨误仍以尊《序》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还原更为精准的圣教之说，以作为今人汲取治国经验的正确基础。
二、《诗》本事考补
叶适称：“经，理也;史，事也。”《诗》录周事，所谓“必于时事有所激发”。“时事”被《诗》记录下来，成了周史，也即《诗》本事。《诗》、史、事三者密切相关，具有一体三面的联系。故欲解《诗》必先明事，“古人因诗度乐，后世因乐为诗，盖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尔”，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叶适看来，虽有《序》示义和师传讲习，也未必能尽揭《诗》事。所以想要准确理解《诗》中的美刺之旨、兴衰之示，考补《诗》本事是最佳方法。 《诗》中文题俱全者305篇，另“笙诗”6篇仅存诗题。叶适认为305篇均有《序》载其事，6篇“笙诗”仅有数言，当考详其实，并称“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相对容易考证。
按《常棣》《采薇》《出车》《杕杜》《鱼丽》《湛露》《彤弓》，皆详载事本，余则缺焉，得无因乐为诗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者：“《南陔》孝子相戒以养”，“《白华》孝子之洁白”，指言孝子，当有其人与其事。“《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当有丰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实顺生长之理，实无夭阏之患，实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虽其词亡，而系诗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没也。
其实《南陔》《白华》《华黍》由于缺文，已很难考证至具体何人何事，但叶适仍肯定地指出“当有”其事，以示对本事的笃信。《由庚》《崇丘》《由仪》三篇，叶适通过强调系诗者的“得”字，力证整诗绝非臆想的空言，并再次呼吁不要因缺文忽略对这些诗本事的关注。
“笙诗”之外，叶适认为《小雅》中有多篇本事不明的情况。例如《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四牡》《皇皇者华》《伐木》《天保》《蓼萧》等篇，有论曰：
其义虽未明，而以诸诗参比，则《鹿鸣》当是得此贤人与之燕乐;《四牡》《皇皇者华》当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来王所;《伐木》当是感鸟声之求友，故于粲洒扫八簋肥羜以速亲戚;《天保》当是人臣实有为此诗以祝其君者;《蓼萧》当是天子巡狩远方，诸侯群臣喜于得见：皆其时实有此事，诗实有此词，故因被之乐歌也。
这几首诗在小《序》中已有较详细的注解，叶适称“其义未明”，看似矛盾，实因侧重点不同。《序》意在诗教道德，叶适专为补充诗中未讲明之细节。如《伐木》篇，《序》释为对和睦友善之德风的推扬。叶适则依字面指出诗中描写的是主人感鸟鸣而宴请亲戚之事。由于不能再进一步考证“燕朋友故旧”是何人何事，叶适遗憾地感叹：“此必于时事有所激发，今不可得而见也。”叶适计较于本事细节，并非是对《诗》意的简单化处理。恰恰相反，叶适希望通过史事的考补来明晰诗义，为《序》中所言之教找到切实的支撑，突显《诗》的历史价值和教化意义。
对《鹿鸣》《常棣》两首，叶适直接认定是周文王、召穆公事。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师尚父之时乎？何其相与之懿也！（《鹿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然皆编户齐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见。（《常棣》）
叶适用周史、《左传》考索诗句内容，不乏“以史证诗”的意味，既延伸了读者的思考广度，又增强了《诗》教的权威性。此外为了增强本事论的可信度和论证严密性，叶适解释了《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菁菁者莪》三篇本事无考的情况：“虽未有是事，亦可以逆为是诗，上可具文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虚美以祈之而非谄也。今师传以是义故，并归一比，随文解释，使成周实美掩郁不章，非所以开后人也。”他认为这类诗的意义在于祈福和颂赞，虽阙本事不害其义，但不希望后人仿效。
叶适考证《诗》本事，并以有无本事为标准评判《诗》之高下：“若未必有是事而逆有是诗，出于上则为具文，出于下则为虚美，既非其实，岂能责治？”因为《诗》的纂集兼具记录周代兴衰过往、诗教治政之职，是关乎诗教及治政的大事。叶适依据史实考证本事，补充《诗序》记载模糊或遗漏的部分，最终目的还是帮助人主正确解读先贤治国理念，以资当今治政之用。
三、质疑孔子删诗说
因上古书籍佚多存少，所以《诗》的纂集问题仍有诸多不清之处。孔子有无删诗之举，是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叶适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观点者皆有，叶适的观点并无新奇之处，所可论者在他提出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从文本内容入手，围绕逸诗数量、季札观乐时的风诗次序、《论语》称“诗三百”等具体问题展开。对这些争讨焦点，叶适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个宏观、广阔的历史平台，依据现存史料、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首先，从孔子生平考察，叶适认为孔子不具备删诗资格。“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诗》关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员，并没有接触《诗》的资格与机会。“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又当作何解释呢？叶适从孔子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认为孔子以保存文献为目的，对散乱的《诗》进行过重新编定，后世或因此讹传为删诗。
孔子之时，上距东迁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诸侯益横，吴楚肆暴，天下遂为战国。鲁卫旧家往往变坏，文物残缺，而师挚鼗鼓之官沦溃散亡，《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孔子整理《诗》《书》，以复其旧貌为目的，与删诗的行为有根本的不同。删诗说显然属于历史流传演绎中的讹误。
其次，在上古文献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诗》迁延百余年皆散乱无序，仅凭孔子一己之力，也绝不可能完成再次编定之事，更不要说从头删选结集。因此，叶适深信以《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编纂之初已经圣人删选定篇。“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诗》才能在历经国事动荡之后，依然以一种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来。而且叶适认为《诗》由史官保存，意味着《诗》在周衰前是有严格传承规矩的。“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恢复《诗》的原貌，但与删诗是毫不相关的。 叶适联系史实讨论删诗的可能性，从人情常理和历史发展规律推论事物发展走向。虽然文本支撑较少，也可自圆其说。在讨论中还可以看到，叶适重视历史，在做学问中也形成了言之有据、敢于立论的风格。叶适一生尊崇孔子，奉孔氏学问为致道成德之要，但仍对“删诗”说保留了客观的态度，显示了他忠于文献、尊重历史事实的学术态度。叶适自称此论决非标新立异：
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
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
他很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真正目的是想纠正后世学者的一种误解，即“后世之学自孔氏始”。这种观点掩盖了孔氏“述而不作“的真相，造成了学术沿革的断层和偏误。孔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就此忽略孔氏先人的作用，不但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泥古信古的错误导向。
四、以史解《诗》的思想基础
首先，叶适以史解《诗》与个人的史学素养密切相关。叶适好史又邃于史，他虽然没有恢弘完整的史论见诸笔端，但在治史中形成的史学思想与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个人的学术研究。“经亦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叶适以史解《诗》的理论支撑。叶适的史学思想并非凭空自现，它与浙东地区史学发展的影响密不可分。自金华吕祖谦、永嘉陈傅良起，“六经皆史”或“经亦史”的理论就已露雏形。如陈傅良为徐得之《春秋左氏国记》作序曰：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已。
称上古之事、言皆有史官记录，《书》《诗》《礼》《帝系》等书就是不同类别的专门史，可谓“经亦史”说的雏形。吕祖谦亦曰：“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昔无今有者，皆夫子所笔也，昔有今无者，皆夫子所削也。”且直言《诗》即是史：“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在前贤影响下，叶适所论更加接近后世的“六经皆史”说，“古者《世系》《训》《典》《故志》《春秋》《诗》《礼》《乐》各自为书也，皆史官职之，举以教人，则各为设官，盖皆可以惩劝也。”“《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在吕、陈所论基础上涵盖了《易经》之外的“五经”。以今人眼光来看，相比于北宋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南宋程、朱“荣经陋史”“先经后史”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其次，受叶适个人学术方法的影响。南宋之前解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汉人的章句训诂法，一为宋人的义理解经法。叶适认为二者各有不足，原因都与缺乏历史意识有关。汉学不察统纪之事只专于章句训诂，导致学问散碎缺乏重点。“学者之患，在于不明统纪，玩此忘彼，守粗遗实，或荒陋不知，忽略不讲，既已失之;其细碎太甚者，又以为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义，错陈午割，必中法程。”宋人以义理矫汉人之失，却同样因不重历史，学问多成空言。叶适曰：
以万章所问舜、象、禹、益、伊尹、百里奚事考之，知昔人固多汩于所闻而不订之理义。岂惟昔人，而后人亦莫不然。然后人之谬妄，则不如昔之甚者，以后之史详而昔之史略也。然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
只有重视联系历史，义理才会言之不虚。因此叶适治《诗》，不采汉人训诂之法，在以义理解先王之道的同时，强调与历史结合不使义理沦为空言。这一点也与叶适求实学、弃虚言的观点一致，“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其尽言而无所用”。
再次，与师承吕祖谦密不可分。叶适向吕祖谦问学较晚，时年已二十六岁，但吕氏殁后，叶适一度被陈亮、潘景愈提议为吕氏学问传人，其受教之深可见一斑。《诗》学亦是如此，在南宋学者纷纷趋向义理解《诗》的背景下，吕祖谦仍联系大小序及历史解《诗》。如：
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或问《诗》如何学。曰：“只于《大序》中求。”又曰：“国史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
《吕氏家塾读诗记》中通过称引二程、王安石、欧阳修尊序之语表达了对大小《序》价值的认可。吕祖谦对司马迁的删诗说同样予以否认：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显然，作为南宋为数不多的守序派，吕、叶二人有明确的承袭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叶适只是在核心观点与方法上学习吕祖谦，二人的具体论述与解诗意图是有很大不同的。
五、以史解《诗》的意义
在宋人疑经、改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代《诗经》研究怀疑《序》说、指斥毛郑，轻训诂而重义理。进入南宋以后，诗经宋学代替汉学成为主流。叶适反对汉学训诂的细碎，但与其师吕祖谦一样，也反对郑樵、朱熹等人的废《序》解经模式。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序言》中论汉学与宋学治经之不同，所指流弊与叶适的观点相似，足见叶适论断的前瞻性与合理性。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叶适进一步指出，重视与史结合可以弥补汉、宋两学不足。以今人眼光来看，叶适采纳史论解《诗》，确实有助于深化《诗》义，纠正理学家妄自附会义理的毛病。叶适所采之史论，也都很有见地。如论《叔于田》中郑伯事，与吕祖谦《东莱博议》中观点一致。论秦史与孔子删诗，则依据个人治史所得，皆是深思熟虑后的论述。 笔者以为，叶适论《诗》还有更深层的学术追求：探究治道之本源，构建永嘉学术体系。叶适论《诗》著作主要收在制科《进卷》和《习学记言序目》中。《进卷》是拟应试之作，《习学记言序目》是论证儒家精神并构建事功体系的学术札记。故叶适以史论《诗》是以稽核义理和经世致用为依归的。他称《诗》为周史，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经典不可凑泊的距离感，将《诗》变成了可供治国参考的历史。“与其后世尝更涂炭之民忧伤悲怨，思蒙其道而不可复得者，皆见于歌咏而极其形容。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他对小《序》进行辨疑与纠误，考补《诗》本事，是为《诗》教张本，并未动摇或更改《诗》的美刺政教意义。他否认孔子删诗，实质上想以有序的沿革和出自圣贤之手来提升《诗》的地位，借圣贤之语阐发永嘉学理。同时，叶适强调治经要义理与历史兼顾，所言才不会空泛，也是针对性理之学而发，为的是与朱陆之学抗衡，以彰永嘉学术。
综上可知，南宋诗经学由汉入宋虽是大势，但叶适清醒地认识到汉宋不足，与北宋欧阳修、王安石、南宋吕祖谦一样，不盲目弃《序》解经。同时亦不空谈义理，论《诗》以图经世致用并构建永嘉学术体系，言而有据、多有创获。不过叶适所论在诗经学上影响有限，笔者以为原因有二：第一，叶适身处南宋，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之后的元代至明代中期皆是如此。而晚明至清代，大致上是一个由推崇宋学到反思宋学，最终汉宋兼采的过程。史学从来不是主流方法，多被学者作为引证之资料。如南宋郑樵引史料讨论问题，但他实质上反对小《序》附会历史的方法。清代史学家崔述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历史为出发点，然而他侧重论证历史真实，与叶适又不同。第二，叶适虽欲以史学弥补汉宋解《诗》之弊，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只是不采训诂之法，并修正了《序》中谬误与不详之处。而且因过于尊《诗》，某些评论显得不够客观，论《鲁颂·駉》就是一例：
以诗传考之，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使其可信，则以天子之命列于颂也。虽不敢尽信，此语必有所自来，不然，则不得为颂矣。
叶适屈于“《诗》言淫乱，必指其人与事”的先入之见，即便有所怀疑也自我否定了之。所以欠缺一定的说服力。从目的上看，叶适论《诗》所图在《诗》外，在诗经学史上从者不多也是自然。
总之，叶适在解《诗》中所运用的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方法，也是贯穿其整体治学的重要方法。叶适正是以此道治经明理，确立了永嘉学派“通世变、见事功”的核心思想，使永嘉学术大放异彩，“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叶适对《诗》《书》《礼》《乐》《春秋》史书本质的认定，则对后世“六经皆史”观念的最终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永嘉学术中经史兼顾、经世致用的理论也在明清之后再次发扬光大，明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以及晚清孙衣言等人，无一不是从叶适著作中学习经世致用之道，进而推动了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与变革。
注释
①②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699、221、221、720、720、632、699页。③④⑥⑦⑧⑨⑩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74、61、67、69、69、69、133、75、65、73、72、72、72、73、73、73、72、72、61、80、80、80、80、62、80、296、91、205、79、69页。⑤毛氏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刊《十三经注疏》本，大化书局，1982年，第337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91页。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7、729页。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14、10页。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3页。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责任编辑：行健
Discussing on Ye s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Historical Angle
Liu Yuanyuan
Abstract：Ye Shi thought that the Book of Songs belonged to Confucian Classics， but it was a history book in essenc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 corrected some mistakes about Xiao Xu combining with history， attempted to restore poem teaching′s original appearance. He investigated and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the Book of Songs by using the Book of Songs， Xu， and Zhou period， intended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ization of ancient sages and achieve the lessons about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 Ye Shi opposed the remark of Confucius′s Deleting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indicated his respect of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Songs. Ye Shi′s proving poems by historic literature corrected Han Leaning and Song Leaning. And， it reflected his research methods： consider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as well as pay equal attention on meaning and utilitarianism. The view of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y and practical principle of Yongjia School becam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social reform thoughts in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 words：Ye Shi; Book of Songs; Xu; history